市场失灵的三大表现及其宏观调控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宏观调控论文,对策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937（2004）04-0044-03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其中“继续改善宏观调控，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论述，对更好地发挥政府职能，提高宏观调控水平，解决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市场失灵问题，指明了努力方向和工作重点，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地发展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改革的不断深化，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我们经受了国际金融危机和重大疫情等严峻考验，初步显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机与活力。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经济发展中还存在结构不合理、就业矛盾突出、分配关系尚未理顺等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市场机制不完善即市场失灵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原因。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消除生产力发展面临的诸多体制性障碍，要求我们深入研究和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健全市场机制，结合国情更好地规范和发挥政府的职能，搞好宏观调控。
一、市场机制的引入及市场失灵问题的提出
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到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经历了从排斥市场机制到引入市场机制，从市场机制高效发挥作用到市场机制失灵问题的出现，说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既有坦途，也有弯道。迈向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必须重视研究、解决市场失灵问题。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区别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又不是这两种体制的简单融合，而是我国在新中国几十年经济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逐步解放思想而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体制。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宏观调控是基于完全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了解决计划经济的低效和失灵问题，我国引入了市场经济，引入了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激励机制，政府的职能也日益从烦琐的微观事务中解放出来，市场机制为中国经济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但是，是不是引入市场机制后，就一切都依靠市场、价格来配置资源呢？是不是有了市场调节后，政府就可以无所作为了呢？市场经济也不是万能的，市场经济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即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加尔布雷斯曾把市场失灵归结为三大问题，即微观经济无效率、宏观经济不稳定性、社会不公平。萨缪尔森也把这三方面视为市场经济偏离最优状态的原因。正如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德的“非分散化定理”所言，“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就不能实现有效的市场资源配置”。斯蒂格利茨还提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不能削弱政府的作用而是要重新对它加以规定。”市场机制的引入及其作用的发挥，说明市场经济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最佳选择，而市场失灵问题的出现则说明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
二、市场失灵的三大表现及其原因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效率的。但呈现在世人面前的还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厦的初步轮廓，并不十分完善。同时，我们知道自由经济条件下每个人都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并不能保证其经济行为不影响社会整体利益；我们也知道市场经济并非尽善尽美，其运作效率是建立在一些假设条件之下的，但条件不能满足或不完善时，就会出现市场失灵问题。从我国目前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市场经济的作用仍在不断扩大，市场失灵的问题也逐步显现出来。
一是微观经济缺乏效率。市场经济中的调节机制不能促使微观经济提高效率，具体表现为：首先，市场不能满足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公共物品指一个人对某些物品或劳务的消费并不影响其他人的消费或享受利益，其特征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某个人对一种物品的消费并不妨碍其他任何人对该物品的享受。既然受益者无需花费代价就可以得到该物品，就不能以索价的方式来减少物品的使用，则这种物品永远是稀缺的。同时，对一种物品未付费的个人不能被阻止享用该物品的好处，若由市场来提供这种物品就会造成成本和收益的外部化即出现或正或负的外部性问题，表现为不能保证只有承担费用的人才能获得该物品，市场的交换制度就不起作用了。另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投资金额大、回收周期长、经济效益低，同时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如果只是通过市场来供给，同样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由于体制方面的缺陷，我国目前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很严重。其次，从外部效应问题来看。布坎南和斯塔布尔宾曾给外部效应下的定义是：只要某一个人的效应函数所包含的变量是在另一个人或厂商的控制下，则外部效应存在。设U表示个人A的效应，那么若U=F（X1，X2，X3，……Xn，Y），即有一项外部效应存在，（其中，X1，X2，……Xn为个人A所能控制的活动，Y是个人B或厂商控制的活动，Y产出的效应就是外部效应）。就是说价格体系受到的影响是外来的，存在没有经济报偿的经济交易，这种外部性对消费者和生产者都会产生影响。似乎外部性能够通过双方的讨价还价来解决，但是当交易成本存在时外部性则被视为市场失灵的根源。从我国经济运作的实际来看，这种交易成本往往是很大的。再次，是自然垄断市场的存在。当提供某种商品的固定成本超过可变成本时，生产者为了长期保证获得稳定的生产资料（如原材料、燃料等），就会与上游产业联合或干脆将其兼并入自己的企业中，也就是说在市场的运作下生产必然导致联合，从而导致自然垄断。若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只有少数企业供给商品，而如果按经济上有效率的水平来生产，其利益就会受损。若按垄断价格出售商品就会导致低效率，生产能力过剩，社会资源不能得到最优配置。
二是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在经济周期的作用下国民经济仅靠市场来调节，尤似“孤帆航海”，一旦面临投机泡沫、金融危机时，给予国民经济的打击就可能是致命的。这种不稳定性有时也表现为重复出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或消费和投资不平衡。1929—1933年资本主义的大萧条正是长期执行自由主义政策，任经济自行发展的恶果。东南亚金融危机使部分国家至今还对它心有余悸。我国经济虽然经受住了国际金融动荡的严峻考验，但是，在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的条件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一旦国内外市场上有些风吹草动，市场调节机制又可能失灵的情况，如果政府缺乏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就有可能引起国民经济发展的较大波动。目前，我国宏观经济长期呈现出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但投资的增长却非常快，作为拉动经济的“三大马车”要同时转动才能使经济健康、持续的增长。若投资单方面过度增长，在出口面临压力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生产过剩，接下来就会导致对投资收益率的悲观预期。
三是社会分配缺乏与效率相适应的公平性。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怎样把“蛋糕做大”和怎样“合理分割蛋糕”这两个涉及全局的重要问题，即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市场失灵、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不仅会引起效率低下问题，也可能引起分配不公问题。具体考察我国经济领域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存在比较严重的下岗失业问题、拖欠职工和教师工资问题、城市居民贫困问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而另一方面又存在腐败横行、侵吞国家财产、不法收入巨大、税收体制不完善导致高收入阶层没有及时足量纳税等问题。社会分配不公问题日益突出，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行业差别仍然广泛存在。人们发现，在近年经济和国民收入快速增长，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的同时，同期基尼系数却从1980年的0.33攀升至2001年的0.45。这表明我国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经拉大，虽然在整体上“蛋糕确实做大了”，但是在社会成员中“蛋糕分配”的非均等程度却在扩大。如果社会分配领域的差距越来越大，就有可能影响经济效率的提高，甚至会引起社会动荡。在市场失灵、调节机制不能很好解决分配公平问题的情况下，就需要政府更好地发挥经济职能，进行适当的宏观经济调控。
三、解决市场失灵的宏观调控对策
从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新的历史跨越。要排除生产力发展中的体制性障碍，就要求我们转变政府职能，改善宏观调控，解决好市场失灵问题。转变政府经济职能，关键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切实把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转移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来。在宏观调控时要把握两个原则：一是政府尽量不参与资源配置；二是一旦参与要以市场的手段来进行。针对市场失灵的三大表现，作为经济主体的各级政府，发挥应有的经济职能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可以采取如下对策。
第一，政府要做好提供公共物品的工作，搞好基础设施建设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有良好的“硬件条件”。政府要承担起那些投资规模大、资金回收期长而又对经济发展起重大影响作用的项目，如国防建设、教育、医疗卫生、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三峡工程等等。这样，既解决了市场不能提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问题，保证了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同时，政府在投资过程中还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也可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和生产，从而推动经济的繁荣。近些年来，我国政府连年发行国债以专门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第二，政府要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和具体的运行体制，制定各级各类中长期的发展规划，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软件条件”。制度或体制是一个国家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如缺乏良好的激励制度，个人或企业的勤奋劳作未能获得应有的报酬，就会降低其工作积极主动性，小而言之是企业的损失，若社会的大气候如此，损失的就是国家了。再如若某人被抢劫而无人问津，没有一个健全的制度能够保证其财产安全或财产所有权，这个社会就不能形成良好的经济秩序和经济安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甚至将制度的变迁视为经济增长的原因，可见制度建设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来说，当务之急是完善财产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决定》也指出，要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制定和研究，提出发展的重大战略、基本任务和产业政策，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
第三，政府需要利用利率、国债、汇率、税收、预算等经济调控手段来“熨平”经济周期，使经济导入持续稳定的发展。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使西方世界走出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梦魇；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支撑我国顺利走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岁月，而且五年来一直保持7％以上的GDP的增长率，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枝独秀”。制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以国家的宏观目标和总体要求为主要依据，发挥财政政策的功能，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结构、调节收入；同时要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保持币值稳定和货币供求总量的平衡。
第四，政府要通过收入政策、税收政策和其他相关政策，努力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异。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作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其背景就是考虑到东部、中部与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拉大引发了问题以及缩小差距所能带来的收益前景，抓住了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有目标、分阶段地推进西部地区的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近期中央再次作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决策，也是看到东北地区制度滞后、技术落后、下岗人数众多等情况，抓住重工业化时代到来的机遇而作出的正确决策。在收入分配方面，政府要进行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导向，通过政策的倾斜，对不同地区和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公平与否的评价和调整。通过转移支付、完善税收制度、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扶持弱势群体，调节公众的心理平衡，达到维护经济稳定发展的目的。
最后，政府在实现其调节职能时，要不断提高面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面对目前经济全球化、系统开放化的社会，政府的效率高低，其衡量标准就是能否在最短的时间里，付出最小的代价而得到最优的方案来解决问题，实现对宏观经济的有效调控。所以，无论对于医疗卫生问题，还是金融危机、经济安全问题，甚至国防安全问题，政府的工作效率都要不断提高。我国正处于有史以来发展的最好时机，我们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不断提高政府的调控能力和应变能力，并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以保障我国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健康、稳定、持续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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