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南苗语侗语对汉语语音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东南论文,语音论文,苗语侗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各民族的语言在长期的历史交往过程中必然相互产生影响。但是，过去人们较多地研究汉语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却往往忽略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方言的影响，本文拟就黔东南苗、侗语对贵州汉语方言语音的影响问题作一些探索。
贵州汉语方言属北方语系统，是川滇黔方言（即西南官话）的一部分，大体可分为川黔话、黔东话和黔南话三个片区。贵州绝大部分地区操川黔话。而黔东话与黔南话在语音上却与川黔话颇有差异，其原因固然是很复杂的，譬如历史上受邻省不同方音的影响，汉族移民的来源不同及行政区划的不同等等，但受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不能不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境内，汉语方言明显地分属两个片区：东部的黎平、从江、榕江、锦屏、天柱、镇远、岑巩、三穗、剑河、台江、施秉、黄平十二县操黔东话，西部丹寨、雷山、凯里、麻江这四县市操黔南话。从民族分布上考察，黔东南州是以苗族、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但东部以侗族居多，西部以苗族居多，由此引出一个问题：东西两部汉语方言是否因分别受到侗语、苗语的不同影响而呈现出这种区别性差异？
黔东南长期以来乃苗、侗等民族的聚居区，明以前汉族极少。行政建置较早的是镇远，元代即设“军民总管府”，有一批汉族移入其地，又当水陆交通要冲，故形成了一个较为特殊的方言点。明洪武年间，先后在黔东南地区设立五开卫（今黎平）、铜鼓卫（今锦屏）、镇远卫、清浪卫（镇远、岑巩间）、偏桥卫（今施秉）、清平卫（今凯里）、兴隆卫（今黄平），汉族移民以卫所屯军的方式成批迁入，形成了黔东南汉语方言的基础语言。继后，于永乐十一年（1913年）废思州、思南二宣慰司，以其地置八府，其中，思州（今岑巩）、镇远、黎平、新化（今锦屏县境）等四府在黔东南，自此实行流官统治，并不断从川湖及其它省区招徕游民。此后又增设麻哈州（今麻江）、黄平州、永从县（黎平、从江间）、清平县等。以上建置，与黎平、锦屏、岑巩、施秉、凯里、麻江、黄平七地今在语音上均无声母V的语音特征正相一致。
在清雍正四年（1726年）以前，黔东南中部、南部腹地及黔东南与黔南毗连地区，中央王朝的势力尚未深入，既无府州卫所设置，又无土司管辖，被称为“化外生苗之地”。雍正“改土归流”以后，在这一地区设置了“新疆六厅”，即清江厅（今剑河）、八寨厅（今丹寨）、丹江厅（今雷山）、都江厅（今三都）、古州厅（今榕江）、台拱厅（今台江）。同样以卫所屯堡的方式移入大批汉族人口。显然，这批移民与前述地区移民的入境年代不同、来源也不尽相同。况且，清代都匀府领今黔东南麻江、凯里、丹寨、雷山四县市，均为今黔南话方言区；其余各州县厅则分属思州府、镇远府和黎平府，均为今黔东话方言区。故西部麻江等四地语音同于黔南话也是必然的。政治因素无疑对语言状况有重要影响。
诚然，地理位置对语言的影响也应加以考虑。黔东南地邻湖广，语言上当然要受到湘方言、粤方言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占主导地位，黔东话、黔南话语音基本上是属于川滇黔方言音系，两地方言并不是湘方言或粤方言。明清两代移入汉族的来源地语言，固然是黔东南汉语方言形成的基础，但黔东话和黔南话的若干特殊语音，与各地汉语方言语音的语源关系并不显著，因此，有必要从当地少数民族语言中来寻找原因。
不同时期移入黔东南的汉族，长期与当地少数民族交往，在语言上双方势必要互相沟通。一方面，汉语要不断影响少数民族语言。这一点现已为大量的语言调查所证实，如少数民族很早就使用汉语，以及各少数民族语言在各个历史时期均不同程度吸收了汉语借词，而且借词的语音多采用当地汉语方音。另一方面，经常与少数民族交往的汉族，首先必然在语音上受其影响，说汉语的少数民族也必不可免地要将本民族语音渗入当地汉语方言。
下面，我们从声母、韵母、声调配合关系及声调四个方面来进行比较分析。
一
黔东话和黔南话在声母方面与苗侗语影响有关的语音事实主要有三点表现：舌尖中浊鼻音n和边音l、唇齿浊擦音V和古假摄章组字。
1.1 在川黔话中，舌尖中浊鼻音n和边音l不作区分，古泥、来两母字合流，多数地方读n，少数地方读l。但部分黔东话与此不同，侗族聚居区的锦屏、天柱、榕江、从江、黎平五地分n、l。这些地区侗族人口比例为30%至70%。历史上其地移民主要来自两湖、两广、江西、四川等，但这些地区大部分并没有n、l的对立。川、鄂方言不分n、l，多数地方读作n。赣方言南昌话n只作韵尾，开合口只有l而无n；湘方言长沙话（新湘语）的n和l是同一音位的无条件变体，双峰话（老湘语）虽有n、l之别，但各出现在不同的韵母前，为互补性音位，也可视为同一音位的变体。粤方言广州话虽分n、l，但部分人念n为l，或发l时用力极松，听不清晰，以至与n相混，实际上往往是有n无l或有l无n。显然，赣方言与周边这几种方言大多不严格区分n、l，看来它们都不是直接影响黎平等五地严格区分n、l的语音因素。当我们再对当地的苗语、侗语进行考察时，发现它们均分n、l。尤以侗语声母n、l的拼合能力最强，能与众多韵母结合。具有确定的区别词义的语义功能，以《侗语简志》所载榕江车江侗语为例（本文侗语语音材料，均用此音点），有不少对应的同韵母词，语义判然有别，如：
黔东南榕江、黎平等五地侗族所占平均比例为48.06%，因此，可以认为其地汉语严格分n、l，主要是受侗语影响的缘故。黔东南其余地区不分n、l。
1.2 唇齿浊擦音V的有无，是黔东话黔南话与川黔话、普通话的重大区别所在。语言调查表明，与黔东南汉语方言可能有语源关系的赣、湘、粤、闽等方言和川、滇、鄂等西南官话均无V声母。据《汉语方音字汇》对全国官话区、方言区的20个音点的统计，有15个音点皆无V声母。有V声母的只有西安、太原、苏州、温州、梅县五地，这五地地理分布为我国东北部、西北部、东南部、南部，呈远距离散点分布，而黔东南的剑河、榕江、镇远、三穗、台江、天柱、从江、丹寨、雷山等九县均有V声母，形成成片的语音分布，而且九地历史上汉族移民又并非来源于一时一地，故所形成的特殊汉语方音决非上述五地中个别音点的影响所能致。
苗语和侗语的音系中，苗语有、而侗语没有此声母，苗语的V声母构成音节的能力极强。在黔东苗语（以凯里养蒿音为标准音点，下同）固有词中，V声母可以出现在各个调的音节，不象所有送气声母只能出现在单数调的音节。如此活跃的音素，在当地苗汉长期的语言交融中是完全有理由进入汉语音系中的。在有V声母的黔东南九地，除了镇远，均具有三个共同的语境：一是地处黔东南州的中部、南部腹地（不象无声母V的地区处于北部或边缘地带），远离交通要冲、远离本省或本州边界地带；二是其地明清皆晚置卫所屯堡，或清改土归流后始直接设府厅州县；三是多为苗汉为主的杂居区，而苗族比例较大。至今苗族所占平均比例仍高达50%以上。如：剑河53.1%、榕江24%、三穗16.1%、台江93.9%、天柱30.7%、从江39.8%、丹寨72.2%、雷山81.8%。由此可见苗汉语音相互影响的地理、政治、语言条件均非常充分，影响的机率颇高。
二
黔南话、黔东话韵母系统受苗侗语影响的两大表征，一是辅音韵尾的多寡和古咸山两摄舒声字韵尾的开闭，二是古止摄开口三等日母字的特异音值。
黔东话则因受侗语鼻尾韵多的影响，古咸山两摄舒声字仍读为鼻尾韵。而且，黔东话各地侗族人口比例越大，其地汉语辅音韵尾的韵母数量越多。黔东话与侗语在韵母系统上的这种对应关系也呈一致性，所以，苗、侗两种民族语言的影响，是分别形成黔南话、黔东话各自韵母系统上述特征的原因。
2.2 黔东话、黔南话均没有儿化韵，古止摄开口三等日母字如儿、而、耳、二皆读为零声母字，其读音与北方方言及汉语各地方言多有不同，如下表所示：
先看侗语与黔东话，如下表：
三
苗侗语对汉语声韵配合关系的不同影响，在声母f与韵母的拼合这一点上有所体现。
3.1侗语音系中原无f声母，故没有以之拼合的侗语固有词。声母f是为吸收汉语新借词而增加的新音位，至今侗族老年人读音中仍多无f音。新借词多依汉音而造成音译词。实际上谈不上f与韵母的拼合能力。黔东苗语则不同，有一套送气和不送气的声母fh、f，并以之构成大量的苗语固有词，能拼合我们所称的开、齐、合三呼韵母，
就声母f与韵母能拼合的韵类和字数而言，黔南话多于黔东话，即苗族聚居区汉语多于侗族聚居区汉语，这正与苗语多于侗语呈对应的一致性，显而易见与苗侗语对当地汉语的影响不无关系。
四
4.1 在黔东话12县、中，除黄平、黎平外的10县的声调调类、调值完全相同，即为阴平33、阳平21、上声42、去声35；黄平调类与此相同，但调值有两处不同：阴平为55、去声为13；黎平声调则比较特殊，不仅调类不同，还比上述11县多了一个入声调24，而且阳平、上声和去声调值也迥异，分别为13、31和53。这样，黔东话声调就显得颇为丰富；共有5个调类的10个调值（其中13调在黄平是去声，在黎平是阳平）。在黔东话同区域内的主要民族语言——侗语，有一个最显著的语音特征就是调类、调值异常丰富，各地侗语一般均有15个声调，包括9个舒声调和6个促声调。黔东话调值在侗语中大多有相同者。如据古入声字为促声调，将黎平24入声调与侗语促声调相较，则发现侗语中存在相应24调值。现列表比较侗语与黔东话声调的异同：
从上表可知，黔东话与侗语在调值上大同小异。实际上，“异”的部分，还可考虑到调类方面的黔东话古入声字不论清浊已全部归入今阳平这个因素，以及调值方面的侗语32(3)调、(4)53调的解析调值31-、-53与黔东话42调值近似等因素，则上述侗语和黔东话的声调调类、调值就相当一致了，仅有微殊。
4.2 再看黔南话与苗语的声调异同情况，列如下表：
黔南话四县市中，麻、凯、雷三地声调系统一致，四个调类调值均为阴平33、阳平31、上声55、去声13。丹寨较为特殊，阳平为53、上声为44，此外还保留了入声，调值为31。根据苗语方言的比较研究，现《苗语简志》等一致推论黔东苗语因古声母的清浊不同，古四声分化为今八调：阴平33、阳平55、阴上35、阳上11、阴去44、阳去13、阴入53、阳入31。由上面表七的比较来看，黔南话具有的调类或调值，苗语中全都其备，调类的古今分化规律也较一致，显示出两者声调关系的接近。
苗语的调值不及侗语丰富，相应地黔南话调值较少，实际调值只有6个，这与苗语的影响应该是有关系的。而且丹寨的入声调值31正与苗语的阳入和三地的阳平相同，由此可推测：其与苗语入声相同，当系受苗语影响所致；其与三地阳平同，当系因三地古入声字与今丹寨入声相同或近似，故今归为三地阳平。
4.3最后，我们将黔东话、黔南话与川滇黔西南官话代表音点成都话、昆明话、贵阳话来作声调比较，并附列黔东南苗侗语声调相应的调类或调值，以资比照，如下表：
从上表来看，黔东话、黔南话声调与成、昆、贵三地存在不小的差异。首先是三地入声均已消失，仅存四个调类，而黔东话、黔南话均有部分地区保留了古入声调；其次在四声调值上也颇有差异，主要表现在黔南话的阴平和上声、黔东话的阴平和去声上。
黔南话丹寨入声调与苗语阳入调均同为31调值，与苗语阴入调值53近似；黔东话黎平入声调值与侗语促声调值相同，均为24。西南官话成都、昆明、贵阳三地则全无入声，古入声多归入阳平。阴平和上声调值，黔南话与三地差别很大，前者分别是中平调33和高平调55，后者则分别是高平调55和高降调53。黔东苗语却有与黔南话调值相同者：阴平33、阳平55。阴平和去声调值，黔东话与三地差别很大，前者分别是33调和35调，后者则分别是55（或44）调和13（或12）调，相比之下，侗语却与黔东话调值相同或相近，侗语既有舒声调33，又有舒、促两声的35调。除此之外的其它黔东话调值，在侗语中均能找到相同或近似者。
以上声调异同事实说明，黔南话、黔东话在声调上与西南官话存在一定差异，而与当地苗、侗语则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其成因极有可能是分别受到了当地主要民族语言苗侗语的影响。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探讨，可知苗语和侗语对黔东南汉语方言在语音上有一定影响，因而黔东话、黔南话与一般川滇黔方言（即西南官话）有所不同，东部方言区黔东话受侗语影响较大，西部方言区黔南话受苗语影响较大。黔东南苗语、侗语对当地汉语方言产生了深刻的语音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