诹论马克思的劳动哲学本体论（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本体论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2)06-0021-08
(5)劳动的预设性质
关于劳动，尽管有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之分，但二者之间的共同点明显可见，这就是它们的过程性质。从表面上看，这一过程由三个阶段构成，即劳动活动的准备、实际的劳动过程和劳动结果的出现。但实际上，劳动过程是由四个阶段组成，在上述三个阶段之前还有一个预设阶段，这就是对劳动的筹划。正是这种筹划行为，标示了人之所以为劳动性动物的根本性特征。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分工的日益细化，劳动的预设性质逐渐分化和独立，以至于出现了单独的部门和职业，把这一预设性质专业化。如果我们继续以建筑房子的劳动为例，这一点便可轻而易举地得到证明，如专门的建筑设计院和其中从事劳动的专业设计师。如果我们在马克思思考的基础上继续思考，便会发现，劳动的预设性质内含劳动的能动性质，即只有在劳动过程中且是为了劳动，人的创造性才能成长起来，发挥出来，这正是人类社会历史不断发展的根本性原因之一。
(6)劳动的受动性质
仅仅关注劳动的预设性质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能动性质和创造性质，极易导致它的极端化表现形式，这就是盲目的乐观主义。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吃这种乐观主义苦头的例子并不鲜见，与我们直接相关的例证是中国自1958年开始出现，后来招致灾难性后果的“大跃进”。这说明，劳动中还有其他性质未被发现或未被承认，即劳动的受动性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的论述虽然略显生涩，但已明确提出了劳动的受动性质问题：“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1](P209)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旧话重提，但论述得更为具体：“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1](P534)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生活会受到两种限制：一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限制；二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限制。马克思所强调的是这两种关系之间的限制，限制即受动或被动。其中，基础性和源头性的限制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狭隘性。诸多限制正好说明了一点：人的劳动具有受动性质。
马克思关于劳动受动性的言说只是提出了问题和部分地回答了问题，并为我们今天进一步思考和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方法论原则。之所以这样说的根据在于，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有些本该涉及的因素并未被涉及，如制度因素、文化传统因素、自然环境因素、人自身能力的有限性和突发事件(如战争、恶性疾病的流行)等，但提出问题并为回答问题提供方法论原则就是对人类劳动思想史的伟大贡献。自培根以来，人类在科学乐观主义的影响下片面地看待人的劳动能力，认为只要能预设，由预设变为现实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这种科学乐观主义情绪在马克思提出和论述劳动的受动性质问题时正处于巅峰状态，由此可见马克思的智慧及由此而来的先见之明。
2.劳动哲学本体论的分析框架
马克思对劳动范畴的界说已如上所述。需要我们作进一步思考和分析的是如下问题：马克思为什么能对劳动范畴作出如此深刻、全面、系统和高屋建瓴的界说？其背后的原因可以找出多种，如马克思常人难以比肩的广博的知识积累、对人类社会历史极富智慧的洞识及基于人类本性而来的价值立场，特别是其中的阶级立场即劳动者的立场。这些条件要发挥作用，其所依据的前提是特定的哲学分析框架，即马克思在研究劳动问题时所运用的哲学分析框架。
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观点来看，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除了哲学基本问题所内含的主观—客观及二者关系的分析框架外，还有其他哲学分析框架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吗？但实际情况是，这恰恰是问题的症结所在。马克思不仅没有运用这一分析框架，而且不止一次地对其加以批判。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举两个例子：一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一条。马克思在这里所批判的正是旧唯物主义的哲学分析框架——主观—客观及二者关系的分析框架。这里的“旧”相对于“新”而言，我们可以找出旧唯物主义之所以为“旧”的许多特征，黑格尔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但他并未指明而由马克思揭示出来的“旧”的最根本性特征便是它的哲学分析框架。二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部著作的第一章中，马克思认为，只有费尔巴哈才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对象。在后面的论述中，马克思确实认真对待费尔巴哈了，其结果便是集中、系统和深入地批判费尔巴哈的哲学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的致命性缺陷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忽略了历史；其二，没有赋予劳动以本体的地位。而导致这种结果的思维方式原因，归根结底是过分地依赖主观—客观及二者关系的哲学分析框架[1](P527-530)。
马克思为什么不仅不运用而且批判主观—客观及二者关系的哲学分析框架？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如果运用这一哲学分析框架，就不可能得出劳动哲学本体论的结论。
第一，相对于劳动哲学本体论而言，主观—客观二者关系的哲学分析框架存在逻辑黑洞。在劳动活动中当然包括主观—客观关系的内容，但这一关系根本无法容纳劳动活动的全部内容。首先，这里没有历史的容身之地，而历史恰恰是劳动活动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其次，主观范畴无法容纳劳动活动中主体的丰富内容——劳动主体的社会历史属性、地域属性、阶级属性、文化传统属性、自身素质和价值立场等极为重要的因素在主观范畴中的什么地方能找到各自的容身之地？再者，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思路，这里的“客观”指称物质世界，具有大全和无限的性质，而劳动活动中的客体只是这个大全和无限世界的组成部分。劳动活动所要施加影响并加以改造的客体未涉及的那一部分怎么办？从认识论的角度看问题，客体之外即劳动活动未涉及的那一部分如何认识？劳动活动与认识的范围是一致的，其所能涉顾者只以客体为限。上述分析表明，相对于劳动哲学本体论而言，主观—客观及二者关系的哲学分析框架存在逻辑黑洞，根本不能满足劳动哲学本体论的需要。
第二，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主观—客观及二者关系的哲学分析框架是基本和主要的思维方式，而自然科学的根本任务是确定、分析和描述事实。在劳动哲学本体论中，确定、分析和描述劳动事实是必备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说，主观—客观及二者关系的哲学分析框架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但其用武之地只能以此为限。尤为重要者，它不能与主体—客体及二者之间辩证关系的哲学分析框架处在同一逻辑层面上，更不能代替这一哲学分析框架。劳动哲学本体论并不把确定和描述基本事实作为最终目的，其目标是事实基础上的理解和阐释。而一旦进入理解和阐释的层面，历史性因素便飘然而至，或许人们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和作用，但要真正摆脱它，如同要抓住自己的头发飞离地球一样不可理喻。诚如马克思所言：“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意识形态的观念中显露出来。”[2](P429)
第三，主观—客观及二者关系的哲学分析框架的基本职责之一是在认识结果中剔除人的主观性成分，培根的“四假象”说即为这一职责最经典的表述。但是，劳动哲学本体论是由人出发来谈论人的事情，这里的人已作为先在因素存在于被谈论的对象中，离开人的劳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主观性成分怎能被剔除？更为重要的是，人化自然是劳动的结果之一，在认识和把握这一结果时，我们能用主观—客观及二者关系的哲学分析框架剔除其中人的主观性成分吗？剔除的结果是非人化自然，即对人化自然的否定。这种否定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人化自然还在那里毫发无损地存在着。我们应记住的是，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人化自然”是人的主观意识预设的结果。
那么，马克思在提出、展开和论证劳动哲学本体论时所运用的哲学分析框架是什么？可以毫不含糊地回答这一问题：是主体—客体及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的责任是把这一哲学分析框架的具体内容揭示出来。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论述主体—客体及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一哲学分析框架时往往表现出思想发育过程中的特点：一是其用语有时不准确；二是其论述重点集中于人化自然与非人化自然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从中体悟出，马克思所要寻找、确立和展示的哲学分析框架到底是什么。“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1](P162)“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1](P193)“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1](P210)“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1](P211)“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1](P220)在马克思的意象世界中迸发出来的如上这些话，其中的要点是什么？第一，要严格区分人化自然和非人化自然，非人化自然对人而言是无，亦即不存在；第二，人化自然是人的劳动的结果；第三，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中当然包括主观—客观关系的发生及其内容，但人化自然的形成，端赖于劳动者的劳动；第四，这种主体—客体及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每一次都发生于人类社会历史环境之中。就这一点而言，卢卡奇的界定或许会对我们有所启发：“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在任何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上，无论什么被认为是自然的，那么这种自然是与人相关的，人所涉及的自然无论采取什么形式，也就是说，自然的形式，自然的内容，自然的范围和客观性总是被社会所决定的。”[3](P252)这一界定略有缺憾，如果把其中的“社会”表述为“社会历史”，其内容就会更加完整。通过对马克思论述要点的提炼可见，马克思严格地把自然界限定在人化自然的范围内，即严格地限定在主体—客体及二者之间辩证关系的范围内，而对于这一范围之外的自然或物质世界，马克思则采取拒斥的态度。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其根本原因在于，哲学分析框架中的主观—客观关系只能笼统地直观自然，这样的自然大而无当；尤为重要者，在这一哲学分析框架中没有人及其劳动的容身之地，故其不能表达人类社会历史及其变迁，更不能适应劳动哲学本体论的内在逻辑需要。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中，马克思的批判目标是费尔巴哈，批判的核心内容是他的自然观。这一自然观的致命缺陷是仅仅直观自然，至于自然与人化自然之间的本质性区别，人化自然中的社会历史性内容及其变迁，这种内容及其变迁中的客观辩证法——主体—客体及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关系中的劳动者及其劳动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等等，则被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哲学分析框架——主观—客观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统统舍弃了。鉴于此，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丝毫不留情面：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他的”；“打个比方说，费尔巴哈在曼彻斯特只看见一些工厂和机器，而100年以前在那里只能看见脚踏纺车和织布机；或者，他在罗马的坎帕尼亚只发现一些牧场和沼泽，而在奥古斯都时代在那里只能发现罗马富豪的葡萄园和别墅。费尔巴哈特别谈到自然科学的直观，提到一些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的秘密，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1](P528-529)。在对费尔巴哈的批判过程中，马克思并未正面阐述自己的主张是什么，但我们从字里行间能够直接感受到，他借以批判费尔巴哈的哲学分析框架到底是什么。在这个特定的语境中，马克思所要突出和强调的思想如下：第一，人赖以存在和生活的外部世界是人化自然，而非费尔巴哈意义上的亘古不变且与人无关的自然；第二，人化自然始终处于社会历史变动之中，是人类活动的结果；第三，人化自然及其社会历史变迁的制动者是劳动者的劳动及其创造；第四，其中所内含的客观辩证法是主体—客体及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所极力主张的哲学分析框架只不过是这种客观辩证法的主观反映和表达；第五，这是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生活决定社会意识”观点的具体验证。
笔者相信，如上的引述、分析和归纳已能够使我们得出如下结论：马克思的劳动哲学本体论所需要、确实内含且已被马克思揭示和表达出来的哲学分析框架是主体—客体及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既是客观辩证法，而这也是主观辩证法，两种辩证法之间是一致性的关系。对这一点的揭示和证明，正是马克思对人类辩证法思想史的伟大贡献。
3.需要进一步辨析的几个问题
确认哲学分析框架何谓并非是马克思劳动哲学本体论揭示和展现任务的完成，还有如下三个问题需要加以说明和辨析：其一，马克思哲学本体论中的本体是实践还是劳动？其二，马克思哲学本体论中的本体是人化自然还是劳动？其三，在马克思哲学本体论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人化自然”是否有界限，这一界限是什么？
关于第一个问题。把马克思哲学本体论中的本体由物质变换为实践是一大进步，这说明实践本体论者已经意识到，马克思哲学本体论中的本体决非物质。这一范畴除自身的缺陷外，更根本的是它与马克思的思想整体没有本质和必然的联系。但是，如果把马克思哲学本体论中的本体确定为实践，还是不到位。这样说的根据在于，实践范畴的内容和特点不符合马克思哲学本体论对本体的基本要求。第一，这里的本体必须具有基础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实践确实被赋予了基础性地位，但那是相对于认识论内容而言的，若相对于哲学本体论中的本体而言，实践的基础性就会大打折扣，因为劳动更基础的性质会向实践的基础性质发出挑战。实践活动中的生产实践与劳动相通且处于同一基础层面，但其中的社会管理和科学实验，无论怎么说也不能与劳动的基础性质相比。这说明，在实践中包括了相对于劳动而言的非基础性质。第二，这里的本体必须具有历史先在性。马克思一再申明，劳动是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标志，这里的标志所指称的内容，基本和主要的是人类起源意义。反观实践，其或许具有当下意义的历史先在性质，但在人类历史起源意义上，其显然不具有历史先在性质，或者说只具有部分的历史先在性质。人折取木棍或加工石头的活动具有科学实验的潜在性趋向，但如果说这就是科学实验，肯定是过分了。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职业性的科学研究和实验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到19世纪才成为客观存在的社会历史事实。这说明，在实践中，有些活动是历史的产物，与劳动相比不具有历史先在性质。第三，这里的本体必须具有原生性质。这一性质指涉劳动与实践的关系，意在表明，劳动具有原生性质，而实践则不完全具有这种性质。具体而言，实践中的生产活动具有原生性质，但其中的社会管理(阶级斗争更不在话下)和科学实验则不具有这种性质。总之，由于实践中包括非基础性、非历史先在性和非原生性的成分，不适宜于成为马克思哲学本体论中的本体，而适合这些要求者，只有劳动。
关于第二个问题。人化自然同样不能作为马克思哲学本体论中的本体，其理由如下：第一，在历史时间和现实时间的维度上，劳动是起点，人化自然只不过是劳动的结果。第二，从整体和部分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看，作为劳动结果出现的人化自然只具有部分性质，相对于劳动这一整体而言才是它自身。第三，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说，由人化自然进而认识劳动的途径能走得通，但这要经过许多中间环节，如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过程以及这三者之间的特定关系；但若从劳动出发认识人化自然，大量的中间环节及其性质就发生了变化，而认识这些中间环节是直接认识人化自然的必备条件。第四，从各自包含的实际内容的角度来看，人化自然还是不能以本体的身份存在于马克思的哲学本体论之中。虽然人化自然内含了诸多关系性存在，但实体性存在是其根本特征。而劳动则实体性存在与关系性存在并重，这说明，其远比人化自然更适合于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内在需求。马克思建立劳动哲学本体论的目的并不在于自然科学性地说明人化自然何谓，而在于通过劳动中的关系性质说明资本主义制度践踏人性因而具有历史暂时性，进而说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据到底何在。上述理由告诉我们，马克思哲学本体论中的本体是劳动而非人化自然。
关于第三个问题。在马克思的劳动哲学本体论中，“人化自然”既是一个伟大的社会历史过程，又是影响久远的社会历史结果。这一过程和结果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得最为典型。为了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劳动哲学本体论，我们不得不提出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人化自然”的社会历史过程是否有界限，这一界限是什么？带着这样的问题细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文献，我们会惊奇地发现，马克思关于“人化自然”的界限的思想不仅极为丰富，而且相对地自成系统。
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而这种支配的手段是产业，所以“产业越进步，这一自然界限就越退缩”[2](P589)。以哲学命题形式表达出来的思想或许不好理解，但与马克思在其他地方的论述结合起来就好理解了。在这里，马克思是在强调资本主义大工业的革命性问题，这种革命性从结果上看实在是十分惊人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4](P36)
面对如此惊人的成就，人们不免要问：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化自然”过程的动力来自何方？它来自资本，或者说来自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诚如马克思所言：“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5](P388)在另一个地方，马克思把这一点解释得更加清楚，为了使资本能够达到目的，必须突破一切自然的界限，使自然人化，具体的办法是“用时间去消灭空间”：“流通时间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限制=必要劳动时间的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的减少=剩余价值的减少=资本价值自行增殖过程的障碍或限制。因此，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5](P538)马克思的论述明确告诉我们，作为结果出现的“人化自然”，其背后的动力是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欲望，而这种欲望导致了两个直接结果：一是对劳动者的剥削程度在不断提高，从而使劳动的异化性质更加严重；二是大规模的科学研究成为必需，发明成为一种职业[6](P99)。
关于作为一种职业的大规模科学研究活动的必要性，马克思有经典的论述：“于是，就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普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如原有物体作为原料等等的新的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最高点。”[5](P389)也就是说，大规模科学研究活动的进行与职业化使“人化自然”的速度加快，范围加宽，程度加大，这是资本的内在本性的必然外在表现。
上述引证和分析或许会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由资本的内在驱动力所驱动的“人化自然”过程可以突破一切限制，即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化自然”过程没有界限。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种错觉。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化自然”过程在突破各种界限的同时，也在不断地为自己设定界限，并且这种界限是不可逾越的。马克思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存在，并明确地把它揭示出来：“决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界限都当作限制，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结论说，资本已在实际上克服了它，并且，因为每一个这样的限制都是同资本的使命相矛盾的，所以资本的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不仅如此，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5](P390-391)马克思意识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化自然”过程不可逾越的界限是资本本身的限制。资本本身不可逾越的内在矛盾使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不断爆发危机，而这种危机在经济层面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是：“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不仅如此，经济危机所导致的社会后果是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其结果是阶级斗争变得激烈和残酷，并最终爆发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利用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条件来消灭私有制，这是政治哲学意义上的“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这种内在逻辑的描述或许过于简略，但它确实是马克思一再试图为我们展示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经济哲学思想和政治哲学思想。
实际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化自然”过程除上述界限之外还有其他界限，而马克思同样看到并指出了这些界限。自培根以降，人类便养成了一种线性思维习惯，其具体表现是：人对自然的认识——依据这种认识对自然的改造——这种认识和改造的不断发展——“人化自然”被认为是持续进步的社会历史过程。人类忘记了，如上过程确为事实但并不全面，因为“人化自然”的社会历史过程每前进一步，这种进步的另一面是其所诱激出来的人类未知、对于人类而言有可能造成有害后果但又不知如何应对的现实或趋向。这种现实或趋向就是界限，并且，只要有自然人化的行为发生，这种现实或趋向就有可能出现，这与特定的社会历史制度无关。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化自然”过程中的这种界限具有一般性和永恒性，是“人化自然”过程在劫难逃的宿命。马克思说：“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7](P928)这里的“自然必然性的王国”相对于人的自由王国而言，有三种含义上的“必然”：一是“人化自然”过程中人们必须要面对、认识和超越的必然；二是“人化自然”过程中由于新的需要而导致的新的必然；三是上述两种必然未曾包括、“人化自然”过程未曾预知到的、以偶然形式表现出来的必然。把这三种必然结合在一起，人类在“人化自然”过程中所面对的一般性和永恒性界限便呈现在我们面前。
把马克思关于劳动受动性的思想与此处关于“人化自然”过程的界限的思想结合在一起理解，就会发现，他对劳动的理解和说明与其同时代人相比既深刻、全面又超前。关于深刻和全面已如上述；关于超前，则是相对于始自培根、大盛于19世纪的科学乐观主义而言。这种乐观主义确实看到了劳动所导致的“人化自然”过程的高歌猛进和成就非凡，但其非人的和罪恶的一面呢？由其所导致和诱激出来、人类一时还难以应对的挑战(界限)呢？就此而言，我们只要关注一下当下有关生态危机和环境污染等的报道就能够理解，马克思是多么具有先见之明。
三、驳汉娜·阿伦特
对于阐释马克思的劳动哲学本体论而言，阿伦特是一位必须认真对待的思想家。她对马克思的劳动哲学本体论大加赞扬，其见解深刻，评价到位，极具专业水准。然而，她的无端指责也为人们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劳动哲学本体论制造了混乱，设置了障碍。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有必要进行拨乱反正的工作，把阿伦特所制造的混乱理清头绪，还马克思“消灭劳动”的思想一个清白。
阿伦特说：“马克思对待劳动的态度(从而也是对待他思想的核心的态度)，始终有些混乱。劳动既是‘自然所强加的永恒必然性’，又是最人性的和最富生产性的人类活动，可是在马克思看来，革命的任务却不是解放劳动者阶级，而是把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只有取消劳动，‘自由王国’才能代替‘必然王国’。因为‘只有在被需求和外在效用所决定的劳动状态终结之处，自由王国才开始。’在那里，‘直接肉体需要的统治’就终止了。如此根本和显著的矛盾很少出现在一个二流作家身上，而在伟大作家那里，它们却通向了他们思想的核心。就马克思而言，毋庸置疑的是，他忠实于在他的立场上现象自身向他显示的方式，并完整地描述了它们。所有马克思研究者都注意到的、在他的作品中存在的重要不一致，既不能归咎于‘从历史学家角度出发的科学性立场与从预言家角度出发的道德立场’之间的差异，也不能解释为一场辩证运动——需要否定的、恶的东西以生成积极的、善的东西。事实是在他作品的所有阶段，他都把人定义为劳动动物，然后又从中导出一个社会，在那个社会里这种最伟大最人性的力量不再是必需的了。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令人沮丧的选择：是要生产性的奴役，还是要非生产性的自由。”[8](P75-76)
阿伦特的指责涉及马克思的两部著作：一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二是《资本论》第三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这两部著作占有独特且不可替代的地位。阿伦特拿这两部著作说事，其误解、指责和最终得出的结论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来何种影响，是可想而知的事情。她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消灭劳动”的提法、《资本论》第三卷中“自然必然性的王国”和“自由王国”的提法放到一起加以理解和分析，然后便制造出所谓马克思思想“混乱”的假象。为了说明阿伦特对马克思相关思想的理解是误解和谬解，我们将先分别地和真实地再现马克思的相关思想，然后再作出综合性的分析和评论。
确实，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好几个地方提到“消灭劳动”。在第一个地方，他在讲到阶级对个人生活的决定性作用时说：“这种现象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和消灭劳动本身才能消除。”[1](P570)在第二个地方，马克思说：“而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劳动。”在手稿中被删掉的话是“活动的现代形式”[1](P543)。在第三个地方，马克思说：“而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即消灭劳动。”[1](P573)在第四个地方，马克思说：“劳动在所有文明国家已经是自由的了；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解放劳动，而在于消灭这种自由的劳动。”[9](P223-224)只要不是别有用心，仅从中文的语境中就可捕捉到马克思“消灭劳动”提法的如下含义：第一，“消灭劳动”就是消灭劳动的特定阶级属性，因为个人的劳动状况和生活状况是由阶级属性所决定的；第二，“消灭劳动”就是消灭劳动的特定形式，如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第三，“消灭劳动”就是消灭使特定的劳动变得悲惨和屈辱的前提条件，这一前提条件是活劳动的凝结，即私有制，只有做到了这一点，自主性活动和劳动才能一致；第四，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给人以自由的外观，但其实质还是奴役性劳动，这种劳动的被奴役性质也应当被消灭。由此可见，马克思所说的“消灭劳动”，并不是从一般意义上说人类此后不再劳动，其用意只不过是说，通过消灭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私有制前提、非自主性质和被奴役性质，使劳动真正具有自主和自由的性质。阿伦特可以信口开河，但她强加于马克思的意思绝对不是马克思已经表达出来的意思。在马克思的劳动哲学本体论内部，根本不存在“混乱”或自相矛盾之处，真正混乱的是阿伦特的思想。
从德语语境中理解马克思“消灭劳动”的提法，其含义会更加清楚。“消灭劳动”的德语表达是Aufhebung der Arbeit，《德汉词典》释Aufhebung为扬弃，它的动词形式aufheben的含义是：拾起、取消、废除、保留和保存。概括地说,Aufhebung的动词形式的含义仍是扬弃。扬弃何谓？黑格尔这位辩证法大师对此有准确而精妙的解释：“说到这里，我们顺便须记取德文中Aufheben(扬弃)一词的双层含义。扬弃一词有时含有取消或舍弃之意，依此意义，譬如我们说，一条法律或一种制度被扬弃了。其次，扬弃又含有保持或保存之意。在这意义下，我们常说，某种东西是好好地被扬弃(保存起来)了。这个字的两种用法，使得这字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意义，实不可视为偶然之事，也不能因此便斥责语言产生出混乱。反之，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德国语言富有思辨的精神，它超出了单纯理智的非此即彼的抽象方式。”[10](P213)黑格尔的解释为我们解决了大问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对Aufhebung一词的翻译并不准确，把它译为中文的“消灭”，易于引起误解暂且不说，这确实把马克思的真实含义扭曲了；第二，阿伦特生为德国人，在德国的大学读哲学，并且是海德格尔的嫡传弟子，以这样的身份说话，非要把马克思“消灭劳动”的提法理解和解释为根除、废除劳动，把其中的保留、保存的含义剔除掉不可，实在是不应出现的低级错误；第三，在马克思那里，“消灭劳动”就是扬弃劳动，消灭劳动的特定社会历史性质和特定组织形式，保留劳动是说保留其相对于人而言的基础性地位及基于人的类特性而来的自主性质和自由性质。把这两种含义结合在一起，才是马克思“消灭劳动”提法的完整含义。
阿伦特对马克思的劳动哲学本体论进行指责所涉及的第二个文献是《资本论》。马克思如此表达自己的思想：“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7](P928-929)阿伦特把马克思内容如此丰富的论述仅用“只有取消劳动，‘自由王国’才能代替‘必然王国’”一句话就打发掉了。马克思的论述的本意果真如此简单，尤其是如此二极对立吗？细读马克思的论述，我们只能说，阿伦特对马克思的指责是无端的，她把马克思的论述中本来没有的内容强加给了马克思。
马克思的论述确实是在表达劳动与自然必然性王国及自由王国之间关系的内容。但是，其中没有丝毫如阿伦特所指责的取消劳动与否与自由王国能否达到的正相关关系的内容。把马克思的论述加以梳理，我们会看到如下内容：第一，对于人类的存在和发展而言，劳动在任何时代和任何情况下都具有绝对的基础性、必需性和必要性。“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人类都必须劳动。第二，劳动所面对的是自然必然性的王国，所要达到的是自由王国。“自由王国”中的“自由”何谓？马克思赋予了它如下含义：它是劳动者的特定劳动性质和劳动状态，劳动者的劳动采取联合的形式而非“单打独斗”；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应得到合理的调节，而非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总是使这种变换处于盲目的“无政府”状态；这种变换讲求效率，杜绝人为的浪费；最为重要的是，“自由王国”中的劳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劳动者的“人类本性”。第三，这样的自由王国并非与自然必然性王国处于截然分立、“有你无我”的简单对立状态中，而是处于辩证的对立统一关系中；自由王国与自然必然性王国是劳动所处的两种状态，这两种状态相互过渡和包含，自然必然性王国始终是存在的，但又在劳动过程中不断地向自由王国转变；自由王国是可以达到的，但必须以自然必然性王国的存在为前提，这里的自由始终具有相对性质。概括地说，自然必然性王国和自由王国总是在劳动过程中处于此消彼长或变动不居的状态，正是这种状态使劳动有了奋斗目标，同时始终处于受约束的条件下。
把马克思的思想与阿伦特所无端指责的所谓马克思的思想加以对照，得出相应结论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阿伦特谬解马克思“消灭劳动”的思想，把马克思本来没有的思想强加于马克思，把马克思表达出来的思想或是加以扭曲，或是虚无化，试图给人造成马克思关于劳动哲学本体论的思想处于“混乱”状态的印象。到头来，阿伦特只能得到她最不想见到的结果：马克思劳动哲学本体论内在逻辑的一致性证明，她的指责是毫无道理的，而这正说明，阿伦特的思想处于混乱状态。
四、讨论性结论
第一，本文无意就马克思的哲学本体论问题在旧说之上更添新说，而是要基于文献还马克思的哲学本体论以本来面目。怪我、罪我和责我是读者的天然权利，但前提条件是讲出道理。这一过程能使我们加深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理解，彼此切磋、研讨是学术进步的正途。
第二，马克思的哲学本体论存在于哲学性文献中，更大量地存在于政治经济学文献中。不涉及政治经济学文献而研讨马克思的哲学本体论是顾此失彼，其结果是片面化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本体论。认定马克思的哲学本体论是实践本体论而非劳动本体论，即可视为片面化理解的一个例证。
第三，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的各部分之间存在必然联系。这种联系的表现有二：劳动哲学本体论是其他部分的理论基础，其他部分在这一基础上产生出来；其他部分是劳动哲学本体论逻辑衍化的必然结果，并证明了这一理论基础的言之成理和持之有故。不顾及“必然联系”而强行为马克思的思想体系配发哲学本体论是不应有的举措，其结果是使马克思思想整体中的各部分之间失去了必然联系。
第四，马克思刚一登上社会历史舞台就仗义执言地为农民劳动者声辩，其后来的服务对象变成了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劳动者。这种服务的理论表现是说清楚劳动者，其前提是说清楚劳动，其结果是以劳动哲学本体论为理论基础的思想体系。这一体系基于历史和生活而来，是马克思言行一致的集中体现。舍此而逐他，学院化地为马克思的思想体系配发非劳动哲学本体论的哲学本体论，与马克思一生的奋斗和业绩相违背。
第五，目前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但是，这种马克思主义中的要义是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以西解马”和“以中解马”是舍本逐末的做法，其结果是离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是理解和掌握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而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劳动哲学本体论。以这样的哲学本体论为理论基础来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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