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欧盟与文化欧洲的悖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悖论论文,欧洲论文,欧盟论文,制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制度层面的欧盟进程
对欧洲一体化史的研究逐渐成为显学，①可问题仍在于我们如何在一个宏阔的视域中来把握欧洲以及欧盟的价值和意义。或者，我们还是应该从欧盟的开端说起，对于欧洲联合的计划，时任法国外长的舒曼(Robert Schuman)交代得很清楚：“欧洲的统一不会在一夜之间实现，也不会仅仅依靠一项计划来完成。它将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成就而进行，首先要做的就是取得一个实际的联合。欧洲国家的组合，需要消除法、德之间长期存在的敌对状态，其采取的任何措施都必须首先考虑到这两个国家。”②这显然既是对丘吉尔的某种回应③，也是一个更为具体的制度规划的说明，诚如舒曼所表明，法国政府建议实施的乃是“采取一项范围有限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措施，即把法国和德国的煤、钢工业的生产全部置于一个高层权力结构的管理之下，使它具有对其他欧洲国家开放的组织结构。”④千万不要小看这个貌似简单的表述，实际上这至少意味着三层含义：一是法、德合作；二是从经济基础着手，从最具体的煤、钢工业生产着手；三是开放性组织结构的包容性、扩张性。
丘吉尔强调的其实还是更为泛泛的欧洲联合，而舒曼在这里更看重的则是具体制度的构建问题，他的明确指向并非这里提出的欧洲煤钢共同体，而是“欧洲联邦”，其“第一步是发展经济，煤、钢工业的联营，即为它提供一个共同的基础，并将改变那些长期从事战争武器制造的地区的命运”。⑤虽然这种联合体的目标似乎是为了避免以法、德之间为代表的宿仇战争，但他们显然意识到其功用决不仅限于此，“建立共同的经济制度所依赖的那种利益之间的融合，将以这种方式直接而迅速地得到实现；它可以成为一种催化剂，促使因粗暴的分割而长期敌对的国家，相互形成一个更大和更牢固的社区”。⑥这里的目标性建构已经非常明确地被标示出来，那就是建立起共同的经济制度。从最基本的器物层面的物质基础出发，然后逐渐逼近制度层面的建构，这是欧盟发展过程中非常值得汲取的有益经验。当然，由于欧盟是由多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所组成，其过程显得漫长，效率并不高。
到了195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时，其条约中讲得非常明白：“矢志为在欧洲各民族之间建立从未有过的紧密联盟奠定基础”⑦。法律体系乃是制度化过程的最佳体现，所以这样一种制度进程的结局性标志之一就是“宪法”的制定。欧洲宪法的制定曾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来大众和精英的热烈讨论。⑧如果欧洲拥有了一部宪法，它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建构自己的“联邦框架”。当然，按照米特兰尼(David Mitrany)的观念，功能主义比宪政手段更实用，因其在渐进过程之中可以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其思路是：“以一个不停扩展的国际活动和机构网络来遮盖政治划分，通过这些活动和机构，所有国家的利益和人群将逐渐地融为一体。”⑨这当然是基本事实，因为即便以宪法的形式来推进欧洲整合进程，欧盟甚至也拥有了类似于民族国家的议会、政府(如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欧盟委员会)⑩，但其效率却难以恭维。因为，欧盟的制度性确立本身不仅是一种出于现实利益之上的联合体，更有着非常深刻的文化背景和理念支撑，这与一般性的利益结盟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与简单的经济性联合体更是两回事，当然我们仍不应忽略其资本语境的根本制约性。因此，我们就要从最初的煤钢共同体的器物与利益层面进行侨易性观察(11)，即上升到文化层面。
二 文化欧洲的理想与忧患
勒佩尼斯(Wolf Lepenies)曾特别引述传统知识精英的观念，强调欧洲文化不需要达到什么一致性，(12)因为在他心目中，欧洲人“只剩下欧洲文化多样性的梦想了”。(13)在这里，“一”与“多”似乎又成为一种誓不两立的二元关系，可如果从中国传统思维审视之，阴阳二元关系本就是相反相成、相互可形成合力作用。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这里“一”与“万物”(多)是彼此相生的关系。在笔者看来，欧洲文化需要“多”，也需要“一”，“多”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要保持各民族国家文化的独特性，对欧洲来说就是多样性；而“一”的意思则并非思想专制式的单一化、统一化，而是取各民族体求同存异之“大同”而不断趋于一元，也就是说，欧洲文化需要为自己“寻求最大公分母”。这一点，不仅需要文化层面的精英认同，也需要在制度层面予以保障。对于欧盟制度的本质，美国学者莫劳夫奇克(Moravcsik Andrew)这样概括道：总体上看，欧盟实现的是具体的国家利益，而并非涉及广泛的文化理想；它集中解决的是相对较窄范围内的社会经济事项，而非宽泛的各项政治议题；其机构制度受到精心的制约，是分散的、去中心化的，目的是给各国国内主权造成的挑战不要太大。(14)
这样一种比较非常有趣，因为它将问题截然分割了，即将欧盟聚焦在经济社会层面，尤其是将文化排除在外，在他看来：“欧洲一体化是民族国家领导人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进行一系列理性选择的结果。这些经济利益中最主要的是力量强大的经济生产者的商业利益，其次是各国执政联盟的宏观经济偏好，他们的这些偏好是随着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刺激慢慢形成的。”(15)但即便是这样的立意分割，也不能避开问题的实质，因为这里已经涉及最为根本的一些东西，即作为具体制度层面建构的政治组织的欧盟如何来面对文化问题，或是如何进行高端的理念整合。整齐划一的“统一思想”于一尊，无疑是可笑的；但是否就应该各行其道，各唱各调，同样也应该打个问号。因为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与否，同样是一个关键问题。
戴高乐(Charles de Gaule)似乎印证了这种观点，他强调主权国家的重要性，反对建立一个超国家式的欧盟，认为应当“致力于在欧洲国家之间建立一种和谐，它发展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加强它们的相互依赖和团结。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有各种理由相信，渐变的过程有可能导致欧洲邦联的出现，尤其在各国遇到同一种威胁的时候。”(16)主权国家与欧洲邦联的二元关系，究竟是否可能？它不应当是终极理想，但却是不可回避的“必要过程”，在走向实质联邦的长途之中，必然需要一个二元互动关系的主导过程。国家虽然只是一个过渡形式，但却不可否认它在较长期内的一个主导位置，但这种结构性规定，很可能导致利益集团的抱团和官僚化、机器化倾向，这在欧债危机过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所幸，欧洲最优秀的知识精英并未完全停留在象牙塔里思考，哈贝马斯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他于2011年6月联合多位名家(包括鲍曼、贝克、赫尔德等)发表公开信指出：“长期以来，欧洲领导人只是简单地应对眼前的事件，而不是直接面对危机的根源。这种就事论事的政治方式已经瓦解了欧洲的团结，在欧洲公民中造成了困惑和不信任。”同年11月，他在巴黎五大和歌德学院发表演讲，抨击欧洲政客和官僚们“毫无信念”，为保全自身权势而不惜牺牲欧洲一体化之目标；欧洲公民则变成无力的旁观者，呼吁“欧洲规划不能再以精英模式继续下去”。而在其新著《论欧洲宪法》中，他则明确表达了对欧洲战后一代知识分子所寻求的欧洲理想可能被葬送的担忧。(17)如果我们回想起伏尔泰、歌德、雨果以来的欧洲知识精英对欧洲大同的诉求，(18)就会理解哈贝马斯这样选择的传统侨易之必然性。雨果就曾如此大声疾呼：“总会有这么一天，到那时，你们——法国，你们——俄国，你们——英国，所有的欧洲国家，无须丢掉你们各自的特点和闪光的个性，都将紧紧地融合在一个高一级的整体里；到那时，你们将构筑欧洲的友爱关系……到那时，两个巨大的集体——美利坚合众国和欧洲合众国——将越过大洋携起手来……”(19)
这种理想具有何等的超越意义，不仅是在欧洲范围，更是在西方范围的理想展望。然而，事实并非简单到能以理想衡量，知识人的想象往往过于诗意，可做远景规划，在现实之中却必须依靠政治家和行政官员的脚踏实地。如此我们就又要回到“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层面去考察。
三 从马克到欧元——器物层面的货币枢纽思考
德国的战后崛起，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文明史现象，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马克作为核心货币地位的确立。说来奇怪，不是法国的法郎，也不是意大利的里拉，而是战败国德国的马克。喜欢光荣独立的英国人的英镑虽然坚挺，却无法产生跨越英吉利海峡的欧陆效应；而只有德国，这个昔日的辉煌帝国，开始了领导欧洲的艰难旅途。从1948年在西方占领区的德国马克的诞生，到日后的“经济奇迹”(20)，其间的逻辑关联值得追问。至少可以认为，没有作为坚挺货币的马克，很难有德国经济的涅槃之举翼；而也正因为马克的强势，所以才有欧元的横空出世。(21)
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利坏消息，要知道美国之所以能崛起于世界，成为不二之强权，就是依靠美元的霸权地位。对当初一国渐强的德国马克，美国尚且视为大敌；(22)整合了欧洲力量的欧元的出现，(23)意味着最初以煤钢共同体为基础的组织，逐步走向一个超级权力共同体，这更是美国人所无法容忍的。之所以如此，与金融资本在整个国际体系中扮演的核心角色有关。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曾非常明确地指出：“金融资本不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阶段，更不用说是它的最新和最高阶段，而是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标志着中世纪后期和现代早期欧洲资本主义时代的最初开端。在整个资本主义时代，金融扩张表明了世界规模的积累已经从一种体制转换成为另一种体制。它们是‘旧’体制不断被摧毁，‘新’体制同时被创建的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24)根据立基于布罗代尔学理基础的思路，阿里吉进而将20世纪概括为三大阶段：
(1)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金融扩张阶段。在这一过程中，英国的“旧”体制的结构被摧毁了，美国的“新”体制的结构被创建了；
(2)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物质扩张阶段。在这期间，美国的“新”体制在贸易和生产的世界范围的扩张中占据了优势；
(3)目前的金融扩张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此时成了“旧”的美国体制的结构开始被摧毁，“新”体制的结构很可能正在创建中。(25)
在这样一种宏观视域中，欧元－美元的挑战关系呼之欲出了。美国霸权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美元优势基础之上的，正是依靠美元的强势，美国可以“驱天下为农夫，吾坐而享其成”。而欧元的出现，无疑使得美元独霸的地位受到极大的威胁，(26)如果我们联想一下1980年代日元贬值和日本经济衰退，(27)就可以发现国际货币战争是有其轨迹可循的。(28)而人民币现在面临的困难和将要面临的危机，在日元、欧元的历史上都可窥得端倪。对于欧元和美元的关系，有论者从语境和文化背景角度做出这样的分析：欧洲是“旧大陆”，美国是“新大陆”。新大陆与旧大陆在走向统一的过程中肯定有很大区别。美国的制宪者、统一货币的设计师们只需从一种理性上去设计、规划未来。而欧洲一体化的设计者们在设计各种联合的蓝图中，必须考虑到各国不同的文化背景、舆论的压力，等等，所以是错综复杂的各种理性之间互相冲突、互相让步的结果。(29)
这样一种分析，虽然略显单薄，但至少有一点是对的，这就是货币虽然是器物层面的归属，但却必然有文化层面的深层因子。而正是在这一商战的器物层面，可以看出以利益共同体为主体的博弈格局必然长期存在、难以规避。这也符合所谓的“国际货币权力”(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理论，即某个国家因其与他国的货币关系中居优势地位而取得的强势影响力。(30)可以认为，货币金字塔的关系，其实也正是权力结构基本型构的反映；也可以认为这是器物、制度、文化层的一种关联性形态显示。但无论如何，都需要承认：“欧元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事”，而更重要的或许还是“切忌以一种纯粹的经济理性眼光来观察欧元的发展”。(31)欧元是货币，货币是物质与经济生活的主要载体与象征形式，但因为欧元是现代文明最原初的欧洲发源地的货币，所以其文化史意义一点都不弱。
虽然在欧共体条约中对其政策明确规定：“共同体应基于涵盖一切物资贸易的关税联盟；它禁止成员国之间对进出口征收关税或一切等效收费，并在对第三国的关系上采纳共同关税。”(32)仿佛考虑的都是非常现实的经济问题，但我们不应忘记，作为“欧洲之父”的莫内等人的初衷并非仅仅如此：“欧洲统一是引起欧洲变化既而世界变化的一种方法。人们，常常是欧洲共同体以外的人们，倾向于把欧共体视为19世纪的国家，意味着它有着大国的一切特征。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在19世纪，欧洲人建立欧共体的目的正是为了找到一种方法，来解决19世纪由国家观念而引起的冲突。欧洲共同体一贯的态度，是基于各国行使共同的职责，这一态度将使这些国家也感到它们作为一个共同体而对世界承担的责任。实际上，当欧洲的统一开始影响到英国、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时，我们看到了这种世界责任感正在增长。”(33)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欧盟的理想有着明确的超越狭隘国家观念的层次，甚至也不仅是为本地区谋求一种制度性的建构，而是有着“世界责任”的明确意识。
如此，欧洲的意义也就扩展为世界的意义，也就难怪，在《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的前言开篇就明确宣告：“矢志为欧洲各民族之间建立从未有过的紧密联盟奠定基础。”(34)所以欧盟最初起步的入手虽在经济器物层面，但内在确立的标的却很高。当然，我们在理解这样一种内在因素相互关联的背景之下，最为关心的仍然是，这种表面上光环锦簇的理想设计在现实操作之中究竟面临着如何难以逾越的实质性障碍？
四 悖论结构的文明史观照
对于正在行进中的欧盟建构来说，身处其中的精英人物能否当此重任，有待历史之检验。在文明史整体发展过程中，文化、制度与器物往往构成一种不一致的相互关系，但却不能排除其结构上的一体性。能够站在更高的文化层面上看问题又不一样，譬如哈贝马斯就明确地指出，应当将欧盟理解为通往“宪政型世界社会”的决定性步骤，(35)这是根据康德的“永久和平”观念阐发的思路，确实是高屋建瓴；而且他似乎一眼洞穿了欧盟在解决现实问题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困境，一方面他指出欧盟在目前的银行、货币及债务危机等纯经济问题中就事论事，甚至并不具备所需要的政治调控力，所以要求“真正民主的制度化”(eine demokratisch unbedenkliche Institutionalisierung)以进行合理的共同决策，(36)可这种高端观念的下沉与被采纳却并非易事。欧盟遭遇的困境或悖论也正在于此，一方面在制度层面努力进行一种体系化的建构，但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层面的基础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撑，(37)而与知识精英的高屋建瓴也很难协同合拍。虽然从煤钢联盟到欧元出世，欧洲精英已经努力在逐步推进这样一种兼及现实与理想的进程。但问题就在于，从理想的凌空万丈到现实的步履维艰，往往是咫尺天涯。因为道理并不复杂，纸上谈兵还是现实利益纠葛可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一方面如果仅是诉诸理想，“欧洲统一的问题很可能简单得如同注定一般”，但“当现实中的需要、利益和先入之见产生作用时，事情就变得完全不同了”。(38)在戴高乐心目中，欧洲还是一个“巨大的竞技场”，(39)这其中除了欧洲人自身的辛苦遭遇之外，局外人(换一个全球大格局则又是必然的“局内人”)的参与则同样是不可回避的。(40)而最大的问题，正是出于利益原则之下的“欧元－美元”关系。
共同货币制度乃是一个质的推进，但时间仍然有限，需要在一个更长的时间段内接受考验。按照莫内的说法：“我们处于一个急速变化的世界中，人类和国家必须学会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控制自己。在我看来，只有依靠制度才能做到这一点，人类需要共同制度，这是我们自欧洲战争结束以来所得出的结论。”(41)在这里，他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尤其强调人类的“共同制度”问题。这自然让我们想起德国大哲康德的教诲，他在晚年提出了“永久和平论”(Zum ewigen Frieden)，康德作为德国哲学与世界思想的头脑，其上述思考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他认为：“人与人生活于相互间的和平状态并不是一种自然状态(statusnaturalis)，那倒更其是一种战争状态；也就是说，纵使不永远是敌对行为的爆发，也是不断在受到它的威胁。因此和平状态就必须是被建立起来的，因为放弃敌对行为还不是和平状态的保证；并且除非它能被每一个邻人向另一个邻人所提供(然而这是只有在一种法治状态之中才可能发生的)，否则一个人就可以把自己对之提出这种要求的人当作是敌人。”(42)虽然同是法、德启蒙的标志性代表人物，但康德与伏尔泰明显有代际差异，这就决定了其思想的承继和发展性特点。如果说伏尔泰确立了欧洲特性及其理想模式的话，那么康德则试图进一步从理念到落实的层面进一步具体规划，给出一个更加富有实践意义的理念指南。(43)
而欧洲人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在石油危机爆发的十年中，欧洲的外部环境不稳或动荡，但基本结构未变。尽管美国不愿也不能保障欧洲的固定的汇率体系，但它仍是金融制度的中心，甚至在该制度改变了规则之后也是这样。欧洲货币体系是为了建立稳定汇率区域，以便欧洲共同体内部的贸易能够继续扩大。”(44)这其中表示的几个要点值得关注：其一，美国美元的霸权地位不再通过金本位制，而通过与石油挂钩的方式来维持，经由石油危机的挑战而使得这一模式得以持续；(45)其二，美国对欧洲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它不会为此而承担兄弟式的责任；其三，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首先是为了确保本身的内部稳定和贸易发展。莫内曾指出：“欧洲人建立欧共体的目的正是为了找到一种办法，来解决19世纪由国家观念而引起的冲突。欧洲共同体一贯的态度，是基于各国行使共同的职责，这一态度将使这些国家也感到它们作为一个共同体而对世界承担的责任。”(46)这一判断至关重要，也由此揭示出欧盟远远超出彼地一隅的“普适性价值”，或者说它所尝试的，正是在制度意义上的“为万世开太平”。国家的产生，乃是无可奈何的应对之举，人类之终极发展，诚如马克思所判断的，必然会超出国家形式的局限，而欧盟的制度尝试，正是这万里征程的可贵一步；欧洲货币体系作为关联器物、制度层面的核心体制，则为此提供了关键的枢纽功用。
正是出于这样的高层起点，莫内才会骄傲地宣告：“欧洲统一是战后西方世界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这不在于它创造了一个新的大国，而是因为它在制度方面创建的一个新的方法，正在永久地改善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人类的本性没有改变，但当国家和人类接受了同一个准则和机构而保证采用它们时，人类相互之间的行为就会改变。这就是文明的进化。”(47)人类之为万物灵长的意义，或许就在于此，如果我们不能改善自己的行为，使自己不断趋善，我们又奢谈什么文明？或者用这样一种表述更为客观：“超越各国政府间常规合作制度的欧洲机构这一概念，虽尚未出现，但已经赋予共同体，也即现在的联盟各种特征：即稳定性、获得成功的能力，以及它美好的未来。”(48)
确实，我们似乎应当承认：“欧共体，在大多数时候，是各国政治家和公民为了实现通过传统外交方式无法达到的经济利益而故意创造出来的。……主权的转让是在彻底没有流血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成就。之所以能有这一结果，是因为欧共体制度的根基牢牢建筑在各国政府的核心利益之上，所以它长久地成为欧洲政治图景的中心。”(49)在这里，国家政府与联盟形式似乎是水乳交融、相隔无间的。但察其实际，恐怕未必真的如此简单。或许，还是斯皮奈利(Altiero Spinelli)更具高瞻远瞩的魄力，有论者如此强调：
“斯皮奈利在对待欧洲联邦主义的态度上与以前的联邦主义者不同，表现在他积极地把联邦主义变成一个具有政治纲领的实际行动，而说他的欧洲合众国的战略对联邦主义最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倘若不说他对联邦主义做出了最大贡献)。斯皮奈利始终把欧洲合众国当做统一整个世界的第一步。我认为，说明这些思想的精髓，不但有利于更清楚地了解(正在进展的)欧洲统一的努力和活动，而且还有助于为(现在已经开始的)世界统一而奋斗。”(50)
如此，则制度欧盟建设的意义呼之欲出，它不仅是为了消弭欧洲本身的战争根源，为欧洲人提供一个“万世太平”的制度性基础，它还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就是“为人类开太平”，这个范式建构的意义在于为人类文明提供一个样板，为的是“世界统一”。但无论如何，我们得承认的是，“欧盟是独一无二的，这也许是因为欧洲的文化理想主义、历史的冲击，或者是地缘政治状况使然，它们让欧洲超越了狭隘的国家利益。”(51)国家利益是一个非常难以超越的瓶颈，但它又必须是被超越的。或许将尼采那段话拿来模仿一段也没错，他迫不及待地宣告：“人是应被超越的某种的东西。”(52)这里的“人”是一个被具体定义了的概念，而非不断发展、变化中的生物体，所以他借波斯圣哲之口说：“让我教你们超人。”(Ich lehre euch den 
bermenschen)(53)所以应当有一种“超国家”的东西存在，欧盟就是一种尝试。所谓“人之所以伟大，乃在于他是桥梁而不是目的；人之所以可爱，乃在于他是过渡和没落。”(54)用之于国家也完全适合，国家只是一种桥梁而非目的；国家曾经在历史上发挥过光辉灿烂的作用，但其过渡性质和没落结局恐怕同样很难避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欧盟的制度性探索，其意义之于整个人类与文明史，怎么高估都不过分。
当然，任何一项开创性的事业，其所面临的艰难曲折都是极大的。对于这样一种制度性建构来说，客观外在的压力和挑战，都是非常正常的，譬如美国就必然担心欧元挑战美元的主宰地位，这不仅直接关系到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而且影响到美国人的物质生活质量；但在我看来，其瓶颈之处仍是内发的。即货币战争和利益之争虽然艰难，但并非不可逾越和克服，但最关键的问题仍在自身，这就是欧盟必须面对自身的“文化欧洲”的困局。对这点，知识精英的认识更加清楚，即如何在保证欧洲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实现欧盟的政治理想。这在文明结构层次中是存在悖论的。按照莫兰(Edgar Morin)的说法：“欧洲应该永远不再以一元和唯理化的眼光看问题，相对于其他文化，欧洲文化可以发挥一种意想不到的他者的作用，这即是促进文化之间的了解和自我发展。欧洲应该彻底摒弃处于世界中心的优越感，使自己成为一个思想和创新的中心，为人类开太平，建立和重整和睦秩序，让我们的地球家园盛开文明之花”。(55)这是面对世界的态度，但即便是强调文化多样性，莫兰似乎也回避不了欧洲文化的一体性问题，因为在面对世界的时候，欧洲需要以一个整体的形象出现。所以，制度欧盟要求步步为营、按照逻各斯的路径逐渐建构起一个政治文明，而文化欧洲则浪漫天性、希望能接续秘索思(Mythos)的路径而自由生长。(56)经济－政治共同体基本上已经成型，但文化共同体则殊为难题，这不是欧洲人本身的问题，而是文明结构本身存在的固有悖论。在具体的经济社会生活层面，没有人和国家能摆脱物质制约而生存，此中求一不难；可文化的生命力，必须是自由多元，一旦强求一律，必然导致专制乃至独裁，最终结果是戕害了文化本身。其必由之路或许在于，保持个体多样性，寻求最大公约数。在充分尊重个体自由、文化多元的前提下，寻求“大道元一”。
就欧盟发展来说，一个基本事实是，“三个团体指挥着重新启动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它们是欧共体机构、工业界的精英和成员国政府”，(57)这一判断至今基本适用，因为这其中涵盖了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但文化精英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此过程里制度性缺席的，其大师级人物如哈贝马斯也只不过能保持一种体制外的发声之力。这或许是制度欧盟建设过程中的“制度性缺陷”？相对于文化欧洲的必然多样性，制度欧盟的进程不可缺少知识精英的制度性加盟；经济与政治精英的实践行动，也不可缺乏了背后的理念支撑；知识精英的参与，则应在强调理想和理念之外，需要摆脱可能的空中楼阁危险，眼光理当“向下”，关注以货币枢纽(如“马克－欧元”)为中心的物质生活。设若如此，彼此或能更多地寻到对话空间，而非相互指责，则作为“世界责任”和“可能范式”的制度欧盟，或许真的有一天可以成为他国仰慕仿效的模板。
*强调这种悖论，并非没有注意到所谓“多样性中的统一”(Einheit in der Vielfalt)等论点，而是着意揭示其文明结构层面的深层、内在的矛盾。
注释：
①See Josef Becker and Franz Knipping eds.,Power in Europe? Vol.1,Great Britain,France,Italy and Germany in a Postwar World 1945-1950,Berlin & New York:W.De Gruyter,1986; Ennio Di Nolfo ed.,Power in Europe? Vol.2,Great Britain,France,Italy and German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EC 1952-1957,Berlin & New York:W.De Gruyter,1992.
②李巍、王学玉编：《欧洲一体化理论与历史文献选读》，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③丘吉尔指出：“创造欧洲家庭的第一步必须是法国和德国建立一种伙伴关系，只有这样法国才能恢复对欧洲的道义上的领导作用。没有具有伟大精神的法国和德国，欧洲就不可能复苏。”李巍、王学玉编：《欧洲一体化理论与历史文献选读》，第6页。
④李巍、王学玉编：《欧洲一体化理论与历史文献选读》，第10页。
⑤同上。
⑥同上书，第11页。
⑦同上书，第13页。
⑧参见曹卫东编：《欧洲为何需要一部宪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⑨“《一个有效的和平体系》——戴维德·米特兰尼著作摘录”，李巍、王学玉编：《欧洲一体化理论与历史文献选读》，第94页。
⑩参见［英］约翰·平德：《联盟的大厦：欧洲共同体》，潘琪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52页。
(11)关于侨易学的基本概念，其直接来源为李石曾的“侨学”概念与国际学术视域中的《易经》资源，其观念可由两个层面来阐述：一是在广义的理论/哲学层面，所谓“理论”乃是指一种相对普适意义的概念运用，具有跨学科的学术宏观层面意义，而“哲学”则更是最高端的理论境界，即能尝试在最深刻的层次上解释人类、世界、宇宙的基本规律问题。二是具体到学科/领域层面，即作为一般意义的侨易学，它也可以确立自己的学科界限和研究对象，提出学科概念、核心内容、基本原则。侨易学的基本原则有以下三条：一为“二元三维，大道侨易”。即建立理解世界和宇宙的基本思维结构模式，即二元三维，其道则一；二为“观侨取象、察变寻异”。侨易学研究的对象就是“侨易现象”。那么，我们要追问的是，何谓“侨易现象”？就是由“侨”致“易”的过程，就是由“因”结“果”的过程。其核心点有二：其一是“迁移”；其二是“变化”。从外在的表象来看，作为主体的人发生了距离的变化，这种距离的变化一般是指具有异质性的文化体之间的变迁，具体则主要表现为国与国(当然不仅如此)之间的距离变化；从内在的本质而言，是指作为主体的人的精神世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也可以说是说一种“质性变化”。三为“物质位移导致精神质变”。这里的物质位移，乃是由多个因素构成的重要的文化区结构差之间的位移过程，如此导致个体精神产生重大变化。精神质变是一切社会变动的起因，尤其是伟大人物的精神质变更会起到推动一个时代或以后若干时代的思想波澜的作用。参见叶隽“侨易学的观念”，《教育学报》2011年第2期，第3－13页。叶隽：“游戏·博弈·侨易”，《跨文化对话》第29辑，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版。
(12)他何以解释说：“我觉得欧洲的问题不是要知道如何达到文化的一致性，而是如何维持各民族不同文化的差异性。这个问题并不新颖。早在18世纪，卢梭和赫尔德就感叹欧洲不再有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而只有欧洲人，他们这么说的时候并没有流露出丝毫欣喜之情；他们为欧洲文化即将失去差异性而惋惜。今天，我们更有理由感到悲痛，因为在欧洲，我们看到的不是政治的统一和文化的差别化，而是文化的一元化和政治分裂日趋严重的现象。”［德］沃尔夫·勒佩尼斯：《何谓欧洲知识分子——欧洲历史中的知识分子和精神政治》，李焰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73页。
(13)同上书，第377页。
(14)［美］安德鲁·莫劳夫奇克：《欧洲的抉择——社会目标和政府权力：从墨西拿到马斯特里赫特》(上册)，赵晨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15)同上书，第3－4页。
(16)李巍、王学玉编：《欧洲一体化理论与历史文献选读》，第33－34页。
(17)刘擎：“2011：西方知识界回顾”，《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2年1月7日。参见http://www.spiegel.deP/international/europe/0,1518,799237,00.html，2013年3月20日访问。关于此前欧洲知识精英的集体发声及与美国人的争论，参见［德］哈贝马斯、［法］德里达、［意］艾柯、［美］罗蒂、［美］桑塔格等：《旧欧洲·新欧洲·核心欧洲》，丹尼尔·李维(Daniel Levy)等编，邓伯宸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
(18)关于社会名流的欧洲观，可参见［法］皮埃尔·特里奥姆夫：《基佐的欧洲观》，秦川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法］安德烈·卡巴尼斯：《雨果的欧洲观》，秦川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9)转引自李海燕、魏丽军：《欧洲梦与欧共体》，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20)Christoph Bucheim,"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ank deutscher Laender and the West German Currency Reform",in the Deutsche Bundesbank eds.,Fifty Years of the Deutsche Mark:Central Bank and the Currency in Germany Since 1948,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97.
(21)参见周弘、［德］彼得·荣根、朱民主编：《德国马克与经济增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22)参见［德］奥特玛·埃明格尔：“1971年货币危机：德国马克成为美元的对手”，周弘、［德］彼得·荣根、朱民主编：《德国马克与经济增长》。
(23)See Otmar Issing,The Birth of the Euro,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24)［意］阿锐基(Giovanni Arrighi)：《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Money,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姚乃强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阿锐基”亦译为“阿里吉”。
(25)同上书。
(26)有学者即称“欧元时代”，参见丁一凡：《欧元时代》，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27)参见袁钢明：“日本经济泡沫兴败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启示——兼论日元升值的正面影响”，《国际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第53－63页。
(28)参见宋鸿兵：《货币战争》，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另一种声音，参见肖波：《货币战争批判》，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
(29)丁一凡：《欧元时代》，第7页。
(30)David M.Andrews,"Monetary Power and Monetary Statecraft",in David M.Andrews eds.,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6,p.8.
(31)丁一凡：《欧元时代》，第7页。
(32)“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下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62页。
(33)参见李巍、王学玉编：《欧洲一体化理论与历史文献选读》，第24页。
(34)“《罗马条约》前言”，李巍、王学玉编：《欧洲一体化理论与历史文献选读》，第13页。
(35)Habermas Juergen,Zur Verfassung Europas-Ein Essay,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 GmbH & Co.KG,Berli,2011,p.40.
(36)Ibid.,pp.40-41.
(37)而这一种支撑无疑是根本和重要的，诚如史家所指出的：“到13世纪末，一个新的欧洲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前一时代的政治和文化。旧欧洲的政治理论和政体形式是封建的，社会制度是封建的，经济条件是封建的，甚至哲学和神学也是封建的，因为经院哲学一直支持封建社会现存的政治体系和阶级体制。但是，到了1300年，欧洲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的社会内容几乎处处都在冲突旧时代的外壳。新经济条件正在形成，新制度正在顺应新的需要。新的政治和社会理论正在取代人对于社会的关系的旧哲学。”［美］詹姆斯·W·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徐家玲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页。
(38)李巍、王学玉编：《欧洲一体化理论与历史文献选读》，第35页。
(39)同上书，第33页。
(40)这其中尤其宜关注作为战后霸主地位的美国的态度和策略，有论者就认为美国人是在利用欧洲一体化进程来实现其国际秩序构造之战略目标。Geir Lundestad,"Empire" by Integ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1945-1997,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41)李巍、王学玉编：《欧洲一体化理论与历史文献选读》，第18－19页。
(42)［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04－105页。
(43)对于伏尔泰和康德之间的继承与互补关系，我们只要看一段对伏尔泰的评价就可以知道了。“他(指伏尔泰，笔者注)是否为一个哲学家？是的，虽然他不曾创造体系，对每件事都摇摆不定，而且意见时见肤浅。如果哲学家的定义是有关人类与世界的一致体系的创造者，那么他不是一个哲学家，因为他鲁莽地从至小攻击到无限。但是如果这个字指的是一个关心自然、道德、政府、生命及命运等基本问题的心灵，那么他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他并不被认为深刻，也许这是因为他思想清晰而不确定的缘故。他的思想很少是原创的，但是在哲学中，几乎所有的原创思想都甚愚笨。而少原创性正是智慧的标记。当然，他赋予他的思想的形式是原创的。毫无疑问地，伏尔泰是有史以来杰出的作家。他是否如狄德罗所说的，在各方面都是二流的？在哲学方面比狄德罗，在戏剧方面比科尔内耶、拉辛，他诚然是第二流的。但是他在史学的概念和写作、诗文的优美、散文的魔力和机智方面，在他的时代里，他确是最好的，也是最早的。他的心灵就像一把火焰烧遍了欧洲和世界，并且在每一个时代里，都激励了无数的灵魂。”［美］杜兰：《世界文明史》第9卷，《伏尔泰时代》，幼狮文化公司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574页。
(44)李巍、王学玉编：《欧洲一体化理论与历史文献选读》，第144页。
(45)1971年，尼克松政府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造成了影响甚大的“尼克松冲击”。1973年10月16日，阿拉伯石油生产国为了打击以色列及其支持者，采取减产、提价、禁运、国有化等措施进行石油战争，震撼世界的石油危机由此爆发。
(46)［法］让·莫内：《激发变化的催化剂——让·莫内文章摘录》，李巍、王学玉编：《欧洲一体化理论与历史文献选读》，第24页。
(47)［法］让·莫内：《激发变化的催化剂——让·莫内文章摘录》。
(48)［英］约翰·平德：《联盟的大厦：欧洲共同体》，第4页。
(49)［美］安德鲁·莫劳夫奇克：《欧洲的抉择——社会目标和政府权力：从墨西拿到马斯特里赫特》(下册)，第672页。
(50)李巍、王学玉编：《欧洲一体化理论与历史文献选读》，第86页。
(51)［美］安德鲁·莫劳夫奇克：《欧洲的抉择——社会目标和政府权力：从墨西拿到马斯特里赫特》(上册)，第3页。
(52)［德］尼采：《尼采散文选》，钱春绮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
(53)Nietzsche Friedrich,Also Sprach Zarathustra,Stuttgart:Alfred Kr
ner Verlag,1988,S.8.
(54)［德］尼采：《尼采散文选》，第40页。
(55)［法］埃德加·莫兰：《反思欧洲》，康征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41页。
(56)关于“秘索思－逻各斯”概念模式的提出(所谓“M－L”模式)，参见陈中梅：《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57)李巍、王学玉编：《欧洲一体化理论与历史文献选读》，第153页。
标签：英国欧盟论文; 精英主义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精英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美元欧元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