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齐书#183;文学传论》对文坛三派的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齐论文,文坛论文,评价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萧子显对颜、谢、鲍三派皆有批评，对颜、谢的批评之激烈明显超过鲍，对鲍诗“操调险急”的评论不能视作对鲍的贬抑或否定，而是依据“新变”文学观所作出的客观评价。
关键词 萧子显 文学传论 文坛三派 新变
我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创造的时代，在这个时期中，一切旧的传统、旧的伦理道德、旧的社会风尚习俗和旧的学术文化思想无一不在受到强烈的挑战冲击，并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在这种求新求变的思潮的剧烈撞击推动下，文学创作也由于无数作家长期不懈的追求而经历了曲折的变化，一步步地走向一个新的境地。而作为南朝齐梁宗室的萧子显，正可称得上是这个剧烈动荡、不断追求创新的文学创作时代的一个推波助澜的人物。
萧子显字景阳，南齐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南齐高帝萧道成孙，豫章王嶷子。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也是著名的文学家，著有《南齐书》、《普通北伐记》等多种史学著作，并有文集二十卷。他的《南齐书·文学传论》又是著名的文学评论著作，提出了“新变”的文学观，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世的文学创作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在该文中对当时文坛三派所发表的议论也是一直为后人所重视。其云：
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阐缓，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体之源，出自灵运而成也。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
以上议论，虽为当时文坛三种创作倾向而发，但实际上代表了萧子显对刘宋文坛三杰的谢灵运、颜延之和鲍照的评价。其所论鲍照一派的几句，今人多以为是对鲍照文学创作特别是乐府诗的轻视和否定，甚者乃至以为是正统文人对鲍照的诬蔑和诽谤。仅从表面看，萧子显对鲍照的创作确有不满之处，甚至提出严厉的批评。但仅据此表面的批评而以为子显否定和诬蔑鲍照的创作，却是和子显“新变”的文学创作观背道而驰的错误见解。
首先，笔者以为上述议论对谢灵运、颜延之派的创作提出更为严厉的批评。其曰：“启心闲绎，托辞华旷”，与钟嵘《诗品》论谢灵运诗所谓之“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以及鲍照所言“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颇相一致，是对谢诗的赞美之辞。但接着又说“虽存巧绮，终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则开始了对谢诗的批评，而后又更指出了谢诗“疏慢阐缓”的膏肓之病所造成的“酷不入情”的致命弱点。“情”历来被认为是文学创作的一大关键，刘勰《文心雕龙》即专列《情采》篇以论文，以为“情者文之经”，乃“立文之本源”，又说“繁采寡情，味之必厌”。梁简文帝萧纲在《与湘东王书》中也说：“比见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兴，正背风骚。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慕《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萧子显以谢诗“典正”之作“酷不入情”，显然对谢诗提出严厉批评。事实上，谢诗确实存在着这种弊病，即便如一些为人传颂之作品亦是如此。如其《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描摹景物，极态尽妍，声色俱现，其“初篁”四句，由静而动，活泼生动地再现了绚丽多彩的春景和大自然的勃勃生机，饶有自然之情趣。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论此诗说：“由‘初’字，‘新’字，得‘苞’字，‘含’字，觉‘绿’字，‘紫’字，鲜翠可餐，‘戏’字，‘弄’字，禽鸟灵动，大妙在‘春岸’，‘和风’情迈。”乃写景诗的上乘之作。但是不可讳言的是整诗又有雕琢冗滞之弊，且难以推测诗人的思想感情。《南史·齐高帝诸子传》载武陵王晔“学谢灵运体，以呈高帝。帝极曰：‘见汝二十字，诸儿作中，最为优者。但康乐放荡，作诗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颜延之抑其次也。”萧道成推崇潘岳、陆机而贬抑大谢，固然有其局限，但其论谢诗“不辨有首尾”，却颇有见地。灵运如此，后人学其作者，文才又逊，造成“阐缓疏慢”典正无情之作，诚有以也。
《文学传论》又论颜延之派云：“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实道出了颜延之作诗之弊，过度地追求对偶和典故，使他的诗作大多显得板滞而了无生气。此种作文之弊，同时代的批评家已多有指出，钟嵘《诗品》云：“至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钞。”近代评论家于此则更多针砭，章太炎《国故论衡》曰：“《诗品》云颜延之喜用古事，弥见拘束，任昉博物，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寻此诸论，实诗人之药石。但颜、任诸公，足诒书钞之诮。”可见萧子显对颜延之的这种创作颇为不满，批评也比较激烈。
分析了《文学传论》对谢灵运、颜延之的批评以后，我们已经可以说此文并不是萧子显专对鲍照创作的攻击，而是从他的文学观出发，对当时文学三派的客观评价。钟嵘《诗品》论鲍照诗云：“骨节强于谢混，驱迈疾于颜延。”许文雨《讲疏》曰：“明远之诗，任举其一首，靡不骨节坚强，如《秋日示休上人》起云：‘枯桑叶易零，疲客心易惊。今兹亦何早，已闻络纬鸣。’何其出语之挺拔耶！”子显谓鲍照派“发唱惊挺”，应即指此种风格而说，谓鲍照诗出语惊人挺拔，骨力强劲，具有强烈奔放的感情和激动人心的力量。此与敖器之《诗评》所谓“鲍明远如饥鹰独出，奇矫无前”，陆时雍《诗镜总论》所谓“鲍照材力标举，凌厉当年。如五丁凿山，开人世所未有”实相一致，可说并非对鲍诗的贬抑之辞。鲍照《拟行路难》之四：“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沈德潜《古诗源》论之云：“起手无端而下，如黄河落天走东海也。”其气势如山洪之倾泻，如江河之奔腾，给人以振奋和力量，正是此种风格的代表。至于“操调险急”之论，据《南史·周弘正传》云：“刘显将之寻阳，朝显毕祖道。显悬帛十匹，约曰：‘险衣来者以赏之。’众人竟改常服，不过长短之间。显曰：‘将有甚于此矣。’既而弘正绿丝布裤，绣假种，轩昂而至，折标取帛。”弘正南朝梁人，与子显同时，可见其时对“险”字的理解即“奇”之意，此“操调险急”之“险”当亦“奇”之义。后人即多有以“奇险”称鲍照之诗作，是“操调险急”乃谓鲍诗之造语新奇和音调的急迫不舒缓。与子显同时代的钟嵘在《诗品》中溯及鲍诗渊源时谓“其源出于二张，善制形状写物之词，得景阳之諔诡，含茂先之嫚”，諔诡”，即造语奇谲变幻之意，可见时人对鲍作“奇”的看法，还是较为一致的。后人于其作品之特色，说得较多的，也是“奇”。钟惺《古诗归》：“鲍照能以古诗声格作乐府，以五言性情人七言，别有奇响异趣。”何焯《义门读书记》说：“鲍诗中过事夸饰，奇之又奇。”丁福保《八代诗菁华录笺注》说：“明远独俊逸，又时出奇警，所以独步千秋，衣被百世。”皆是其例，并为褒多贬少。于光华《文选集评》引孙月峰论鲍照《咏史》诗时以为此诗“与太冲‘济济京城’篇同格，而以险急之调出之，故更觉雄拔劲快”，直以“险急之调”所产生的效果为“雄拔俊快”；黄节《鲍参军诗注序》说：“明远善自造辞，章法奇变，有类楚骚。”亦以鲍诗“奇变”章法之作比之楚骚，可谓赞誉有加。因此，无论是从当时看，还是从后世看，子显所论之“操调险急”，皆不能看作是对鲍照创作的贬抑或否定。
南朝时期，文学创作上追求辞藻声貌，成了时代的趋势，也是当时批评家相当重视的方面。萧统《文选》选文标准的重点之一即是辞采之华丽，《文选序》云：“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钟嵘《诗品序》论诗亦以为“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至于一般人士，则尤致力于斯，《诗品》在论及齐谢超宗、丘灵鞠、刘祥、檀超、钟宪、颜则、顾则心诸人诗时说：“余从祖正员（林按指钟宪）常云：‘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殊已动俗，惟此诸人，傅颜陆体，用固执不移，颜诸暨最荷家声。’”（据中华书局校点本何文焕辑《历代诗话》）《诗品序》云：“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古今独步，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朓， 劣得‘黄鸟度青枝’。徒自弃于高明，无涉于文流矣。”于此，许文雨《讲疏》云：“今观此语，尤见齐梁士俗，尊鲍之甚矣。鲍诗之流为梁代侧艳之词，及此体之风靡一世，均于此觇之。”可见其时文坛对鲍照等人华美文辞之重视，作为那个时代的诗人和批评家，萧子显受此风气之影响相当大的，《南齐书·文学传赞》即有“文成笔下，芬藻丽春”之说。由此看来，子显之所谓“雕藻淫艳，倾炫心魂”者，也并非完全是对鲍的否定和贬抑之辞。当然，雕藻而至于“淫”，自是严重不足，但却不是全盘的否定，更不是恶意攻击，而是由其自身文学观出发而作出之客观评价。
再看子显论鲍照作品所云之“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红紫非正色；郑卫乃靡靡之音，非正音。非正则俗，子显的这个看法，正代表了当时批评家对鲍照作品的一般认识。虞炎《鲍照集序》云鲍照作品“虽乏精典，而有超丽”，非精典则俗矣。《诗品》论鲍照诗亦云“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观时人以鲍照诗为俗之原因，大抵有二。一乃指其诗歌的创作内容，一乃指其诗歌之体裁。就内容言，鲍照诗作，尤其是乐府诗之创作较多地表现了怀才不遇的愤懑与牢骚，对魏晋以来长期持续的门阀制度予以尖锐之揭露与猛烈抨击，对处于社会底层之士兵及劳动人民寄以无限之同情，表现了与当时士族文人格格不入的感情，而少有颜延之诗常有的“崇竑典则，有海岳殿阁气象”（方东树《昭昧詹言》）的庄重典雅，雍容华贵；也较少谢灵运的一些以悠然自得的局外人的闲适心情所写的水山诗。东晋南朝僻处一隅，可是士大夫却以纵情山水为风雅，因此，模山范水，流连光景之作一时成为士大夫文人追求之目标。《文心雕龙·物色》云：“山林皋壤，实乃文章之奥府。”《世说新语·赏誉》载孙绰讽刺卫君长云：“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所以，谢灵运的山水诗颇合当时士大夫口味，而鲍照的写景诗作则带有明显的肃杀和艰险的情调，从而导致士大夫之反感，被认为俗。另一方面，鲍照的诗歌创作，较多以乐府诗，特别是以七言和杂言乐府诗的形式出现，而这却正是当是士族文人所不屑的。《诗品》论宋汤惠休诗云：“惠休淫靡，情过其才，世遂匹之鲍照，恐商、周矣。羊曜璠云：‘是颜公忌鲍之文，故立休、鲍之论。’”《南史·颜延之传》载：“延之每薄汤惠休诗，谓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谣耳，方当误后生。”惠休以委巷中歌谣而遭非议，正指他诗歌创作乐府化倾向而言，“委巷中歌谣”，俗之甚矣。在这个方面，惠休和鲍照是一致的。《南齐书·王僧虔传》载僧虔上表云：“自顷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务在噍杀，不顾音纪，流宕无崖，未知所极，排斥正曲，崇长烦淫。”《南史·萧思话传萧惠基附传》云：“自宋大明以来，声伎所尚多郑、卫，而雅乐正声鲜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辄赏悦不已。”从目前尚保存的南朝诗歌来看，其中七言、杂言乐府诗，宋有谢灵运三首，谢惠连五首，何承天六首，汤惠休四首，谢庄四首，吴迈远一首；齐有陆厥一首，释宝月一首；梁则亦仅有数首；著名士族文人颜延之、谢朓、 沈约等则皆无一首，而鲍照则有三十多首。从这一点说，时人以鲍照诗为俗，以为其诗“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乃是极为自然的，此与《诗品》所谓鲍诗“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又颇为一致。更何况鲍诗又被用来抒写与士大夫们格格不入的思想感情呢？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萧子显虽于鲍诗之俗颇有不满，但他却又不十分反对俗，只是反对过俗，所以他在《文学传论》中又力主“不雅不俗，独中胸怀”之作。由上文分析可见，子显在文章中对当时盛行文坛之三派皆有批评，而对颜、谢的批评程度之激烈似又明显超过鲍，因而不能看作是对鲍的否定或贬抑，而是从他的“新变”文学观出发所作出的客观的评价。
从另一方面看，《南齐书·文学传论》是萧子显阐述他文学观点之作，评价文坛三派，乃是为提出自己的创作主张而服务。文中，他首先提出了“属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无象，变化不穷。俱五声之音响，而出言异句；等万物之情状，而下笔殊形”的观点，强调文学创作的变化。此后，他又以各个不同时代的代表作家在文学创作上的差异以说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创作特色，说明文学创作中求变的重要性和必然性。略早于子显的文学批评巨匠刘勰于《文心雕龙》专立“通变”一篇，指出了文学创作由质朴而趋于艳丽，由简陋而趋于繁缛的变化，乃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不可改变的历史潮流。萧子显的上述见解可说正是刘勰“通变”观的继承和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了他著名的“新变”文学观：
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
这里明确指出了创作只知规矩前人的危害和创新求变的重要。接着，他又列举了前代文学大师作文求新变而取得成功之实例，以作为他“新变”观的根据，说：“建安一体，《典论》短长互出，潘、陆齐名，机、岳之文永异。江左风味，盛道家之言，郭璞举其灵变，许询极其名理。仲文玄气，犹不尽除，谢混清新，得名未盛。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亦标世。朱蓝共妍，不相祖述。”因惠休、鲍照后出，求新变而标世，《晋书·王桢之传》：“桓玄为太尉，朝臣毕集，问桢之：‘我何如君亡叔（林按指王献之）？’……桢之曰：‘亡叔一时之标，公是千载之英。”子显以鲍照之作标世，当是溢美之辞，则其论文坛三派，非对鲍的否定和贬抑也是很明显的。
《梁书·萧子显传》云：“子显性凝简，颇负其才气。”其卒后，及葬请谥，梁武帝“手诏曰：‘恃才傲物，宜谥曰骄。’”这种恃才傲物的性格正是他对当时文坛现状不满而提出变革主张的内在原因。叶燮《原诗》云：“即如左思去魏未远，其才岂不能为建安诗耶？观其纵横踯踏，睥睨千古，绝无丝毫曹、刘余习。鲍照之才，迥出侪偶，而杜甫称其俊逸，夫俊逸则非建安本色矣。千载后无不击节此两人之诗者，正以其不袭建安也。”正因为左思、鲍照这种不因袭前人，大胆创新，力求变革的文风与萧子显的“新变”文学观相一致，从而导致了他对颜、鲍、谢的态度较为倾向鲍照，而不是否定鲍照。在此基础上他又具体地提出了他认为的适合时代的新文体：
三体之外，请试妄谈：若夫委自天机，参之史传，应思悱来，勿先构聚。言尚易了，文憎过意，吐石含金，滋润婉切。杂以风谣，轻唇利吻，不雅不俗，独中胸怀。
针对颜延之“全借古语，用申今情”之弊，提出“委自天机，参之史传，应思悱来，勿先构聚”；又针对谢灵运“疏慢阐缓”、“终致迂回”之弊而提出“言尚易了，文憎过意”；又针对鲍照“雕藻淫艳”之“俗”，提出了“杂以风谣，轻唇利吻，不雅不俗，独中胸怀”的主张，力求改革，开创出新一代的文风。代表了当时不满文坛现状的文人革新文风的积极追求，是改革者的大胆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