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杜甫研究会首届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杜甫论文,研究会论文,中国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杜甫研究会成立大会及首届学术讨论会，已于近日降下帷幕。大会收到了代表们所提交的数十篇论文。学术研讨会在会长霍松林和副会长邓绍基、廖仲安、张忠纲等先生的主持下进行。与会的代表针对以下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一、杜甫研究与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古典文学研究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杜甫研究与当代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代的精神文明建设与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是分不开的。爱国主义精神就是我国的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之一。杜甫是我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的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就是我们要学习继承的宝贵精神遗产。霍松林先生在发言指出：“培养爱国主义精神要接受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中国的老一代知识分子爱国是因为他们从小就接受过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之一，就是爱国主义精神，而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最具有代表性。杜甫是全心全意地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我们要宣传杜甫，学习杜甫。”莫砺锋先生借引韩国一位杜诗学家的话说：“杜甫最著名的诗还是忧国忧民的诗。产生杜甫比产生荷马的历史背景更伟大，因为杜甫使我爱国。杜甫是四千年来的中国诗人中，最有光彩的。”邓魁英先生在分析杜甫的思乡诗时说：“热爱家乡是爱国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很难想象一个连家乡都不热爱的人会爱国。杜甫的思乡诗和家乡诗是他爱国主义思想的一个内在的链条。”苏者聪先生指出：“杜甫关心人民的疾苦，关心国家的命运，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值得我们今天继承发扬广大。”何国瑞先生针对当前某些作家缺少社会责任感，很有感慨地说：“近年来文艺界出现了忽视和逃避作家的社会责任感的现象，这是与杜甫的精神相违背的。我们今天学习杜甫，就要发扬杜甫的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加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写出对人民有益的好作品。”王中华先生指出：“杜甫是一个彻底的爱国主义者，忧国忧民是他诗歌的主要内容和主旋律。他的崇高思想对后人有深远的影响。是我们民族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关于杜甫思想和诗歌艺术的讨论
会议中所讨论最集中的还是对杜甫的思想和艺术的探讨和研究。宋恪震先生在分析杜甫的思想时说：“杜甫的主导思想是儒家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仅仅笼统地说是儒家思想是不够的。杜甫的思想是对儒家思想的进步的思想因素的继承和对其消极思想因素的抛弃。他为奉儒可以守官，也可以丢官。他所奉的是儒家的尧舜之道，是儒家匡世济时、仁政爱民的优秀传统。他奉儒但不泥儒，对儒家思想的落后消极成份如愚忠一类的思想，他是不肯轻易盲从的。他对皇帝的错误也敢批判，他的忠君是与爱国忧民同为一体的。”陈志明先生也说：“杜诗无避讳，他敢于大胆的批评时政，讥刺宰相杨国忠，杜甫诗胆大如天，至今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杜小军先生在其论文中，运用了“新儒学”的理论，从文化的角度入手，阐明了杜甫史诗精神的五大特征：诗人的国身通一精神、良史精神、庶人议政贬天子精神、民本精神、平等精神。他认为杜甫的诗史精神是对传统儒家精神的重大发展。王国钦先生从杜诗《兵车行》、“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诗的分析中得出：杜甫热爱人民、关心人民、亲近人民，有一个仁者的博大胸怀，无愧于“诗圣”的称号。
对杜诗的艺术风格与会的代表也作了深入的探讨。林继中先生对杜诗“沉郁”风格的历史生成，作了新的解释。他运用西方心理分析学派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的理论，从屈原、贾谊、司马迁、扬雄、建安七子、阮籍、陶潜等中国古代作家的历史考察中，得出“沉郁”的心理情结乃是中国古代的志士仁人，经过几千年的心理积淀所形成的悲天悯人的人文精神，而杜甫正是这种人文精神的集大成者。其在诗歌中的表现，就是“沉郁”的诗风。葛景春先生用比较的方法，将李、杜的绝句从李、杜创作的思维定势、其绝句的形式结构及其绝句的艺术风格三个方面进行对比，指出李、杜的绝句自具特色，各有千秋：李虚而杜实、李疏而杜密、李远而杜近、李奇而杜工、李空灵而杜质实、李张扬而杜收敛、李纵放而杜铺陈、李重理想而杜重现实、李多比兴而杜多议论、李为绝句的创作树立了不朽的典范而杜为绝句的发展和新变立下了不朽的伟功。莫砺锋先生在《论李杜对二谢山水诗的因革》论文中指出，在对二谢诗诗句的借鉴中，李白是因多革少，杜甫则是因少革多；李白写山水的五古中多用排偶体现了对二谢的复归，杜甫在五古中少用排偶而将此法用于律诗则体现了对二谢诗的变革；李白的山水诗多继承小谢多虚写而好抒情的一面，而杜甫的山水诗多继承大谢模山范水的写实的手法。侯孝琼先生对杜甫诗歌语言的创新作了深入的探讨。她从杜诗的炼字、运用省略句、紧缩句、颠倒语序、流水对、节奏变化等创作手法的分析中，论证了杜诗“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语言特色。此外，还有许多与会代表对杜甫的具体作品的艺术特色作了认真的分析和探讨，如林从龙先生通过对杜诗《月夜》、《登岳阳楼》等诗的细致探析，深切地体会了老杜律诗深致细微、包蕴宏富的艺术匠心、宋烙震先生在对杜甫的《登高》、《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诗的解读中全面地解析了杜诗的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陈志明先生对《戏为六绝句》中的第五首作了新解，他认为此诗不是杜甫自况，而是杜甫在告诫后生晚辈，是“评论后生的学古，指出他们学古未得要领，只是在‘清词丽句’上打转，杜甫担心他们这样做，恐怕是未得其瑜，先得其瑕的。”此论发前人所未发。信应举先生对杜诗中的语词进行了汇释，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杜诗提供了方便。
三、关于杜甫地域诗的讨论
有的与会的代表对杜甫的诗歌从地域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讨论。
杜甫出生于河南巩县，在河南生活了三十四个春秋。后至长安求官，在安史之乱中还曾回到巩洛探家。是故乡的父老和土地哺育了杜甫及其诗歌。葛景春先生对杜甫在河南的生活和创作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杜甫一生的诗歌创作的基础，都是在河南奠定的。尤其是杜甫在安史之乱中的故乡之行，亲眼目睹了家乡人民在战乱中的苦难生活，使杜甫写出了《洗兵马》和“三吏”、“三别”的现实主义的伟大诗篇，完成了他由一个普通诗人向伟大诗人转变的飞跃。乾元二年，杜甫携妻将雏，度陇坂和泰州，开始了他流离颠沛的陇右之行。在此行的沿途中他写了大量的山水纪行诗。林家英先生对杜甫的在陇右的行踪和诗篇进行了考论，她认为“杜诗不仅展现出人与自然相谐的情趣，表现出一切热切追求真善美的伟大诗人的气质、胸襟和他对人生的领悟，而且更显示出一种富有文化内涵的诗情和哲理的辉映。”范文质先生在其论文中对杜甫从成都到夔州这一地区中所作的诗歌作了分类研究。他将此时期的杜诗分作三类：第一类是山水写生诗，其写作特点有客观实录、亦景亦情和以形写意等不同情形；第二类是直书胸臆的抒情诗；第三类是寄赠、悼亡之诗。这些诗表现了杜甫晚年对祖国山川的无比热爱和对国家和人民命运深切关心，显现出了他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
四、关于杜诗研究中的讨论
杜甫的诗歌自中唐以来，就受到后人尊崇和重视。千百年来，收集、整理、评论、研究杜诗者不可胜数，素有“千家注杜”之称。杜诗对后来诗歌的创作也影响极大，与会的代表对此作了充分的讨论。霍松林先生回顾了杜甫研究的历史，他将研究杜诗分为三个阶段：从唐至解放初为用旧观点研究的阶段；解放初至文化革命前为初步运用马列主义观点研究杜甫的阶段；新时期的十多年来为运用马列主义和各种新方法深入研究杜甫的繁荣阶段。展望未来，他认为前途光辉灿烂，十分美好，一个综合研究杜甫的新时期就要到来。王学泰先生对宋代的杜诗研究作了概括的探讨。他认为今人对宋人杜诗的研究成果注意不够。他指出，宋人的研究成就主要地表现在三个方面：①杜诗定本的出现。宋人王洙编定了杜诗的第一个全集，录诗有一千四百零五首，后来的杜诗版本皆由此出；②杜甫的生平考证、杜甫年谱的编订已经无大差误；③通过注解笺释，宋人已基本弄通了杜诗。他还特别指出，宋人赵次公的杜诗注，在宋人的杜甫研究中有着极重要的地位。刘崇德先生对宋人的杜诗评价则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宋人研究杜甫在观点上有不无偏颇之处。宋人将杜甫尊为“诗圣”、将杜诗尊为“诗史”，有封建伦理化和偶像化的倾向：“从这种观点出发，杜诗即被尊为‘诗史’，也必须是作为封建伦理的教科书的。还有的甚至认为杜诗的作用可以代替六经的。这样一来，杜诗由于其中的几十首‘忠君爱国’、‘感事忧时’的作品，便由‘诗中之史’而进一步尊为‘诗中之经’、‘周公制作’。杜甫也由诗人中的司马迁而一步步被推为‘孔子大成’、‘诗中之圣’。宋人的这种评杜、尊杜的结果，不仅造成了对杜诗的种种曲解，也造成了对杜甫这位唐代伟大诗人形象的扭曲。”蔡镇楚先生从诗话学的角度来谈杜诗研究的尊杜局面，以何文焕的《历代诗话》和丁福保的《历代诗话续编》统计，杜诗占其比例的16%，是历代诗人中最多的。他还指出，中国诗话对杜甫的崇拜，渊源于儒家的“诗教”，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制约，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性格。钟来茵先生对胡适、陈寅格、郭沫若三人的杜甫研究作了批评。认为胡适的杜甫研究贡献大，并顺应的历史潮流，对后世较有启示，能占得住脚；陈寅恪因个人的偏爱而贬低了杜公，不恰当地抬高了钱谦益，这应该是他晚年治学的一个小小的失误；而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则为适应某种政治需要，改革了自己原有的杜甫评论，在扬李抑杜的路上走到了悬崖峭壁的绝路。他号召对中国本民族的大作家的研究要出于公心，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评价，不要随风跑。廖仲安先生对“杜诗学”的建立进行了论证。他从“杜诗学”的由来、“杜诗学”独立发展的历史条件、“杜诗学”发展的几个时期三个方面，对杜诗研究从唐以后的历史发展作了综合概括的评述。张忠纲先生对全国古籍整理的重点项目《杜甫全集校注》近年来的进展情况，向大家作了汇报，不久的将来，一部的新的集大成的杜诗研究成果，就要与大家见面。
五、关于杜诗的海外研究情况及研究方法的讨论
杜甫的诗歌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世界人民的文化遗产。1961年杜甫曾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定为世界文化名人，为全世界人民所纪念。不仅中国人研究杜甫，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专家学者在进行杜甫研究，尤其是我们的邻国韩国与日本。蔡镇楚先生在会上介绍了韩国和日本的杜甫研究的情况。在高丽朝代的崔芝就曾说过：言诗不及杜，犹如言经书不及夫子。韩国的李丙畴教授，曾著有六部研究杜甫的著作，其中有一部《韩国文学与杜甫研究》尤为著名。韩国对杜甫的研究不亚于日本。日本在研究杜甫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德川时代，就有人将老杜视为诗中集大成的孔子。日本的吉川幸次郎、黑川洋一等，都是现代著名的杜甫研究专家。邓绍基先生在会上介绍了海外研究杜诗及中国古典文学的情况。他指出，随着中国政治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热衷于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我们应该主动地把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介绍给世界。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我们要用全人类的世界眼光来重新审视和研究自己的文化。
研究杜诗不但需要用传统的方法，更需要运用新的方法和角度，才能更广泛更深入的进行。霍松林和何国瑞先生都建议，要运用各种方法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地研究杜诗。何先生建议建立杜诗生态学、杜诗政治学、杜诗伦理学、杜诗美学、杜诗影响学等方面的研究，从接受美学、文化诗学等新角度和新方法来进一步地研究杜诗，将杜诗研究更加深入一步。张志烈先生在其论文中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杜甫与中国的酒文化，从新视角研究杜诗做了可喜的尝试，从而扩展了对杜甫研究的领域。
此外，与会的代表还就杜诗对当代的诗词创作的影响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继承和发扬杜甫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学习杜甫认真严肃的创作态度及对诗歌艺术创作精益求精的作风，对进一步繁荣当今的诗歌创作，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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