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支会论文,亚洲论文,皇家论文,北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K251 G1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89(2003)05-0106-006
论及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以往研究集中于两点：一、侧重于西学东渐的探讨，而对在华外侨对中国的调查研究注意不够。二、多注重于思想、学派、人物，而少有对文化机构做个案研究，尤其对这些机构的文化交流模式尚未引起重视。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是近代外侨在上海建立的一个文化机构，以其独有的模式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对此机构，学界尚未深入研究，（注：主要论著参见：（日）小竹文夫：《上海の英国亚西亚学会北支那支会图书馆》，见东亚同文书院支那研究部：《支那研究》第十九号，昭和四年（1930年）五月发行，第313-342页；胡道静：《上海博物院史略》，见《上海研究资料续集》，民国丛书，第四编（81辑），上海书店1993年版；otness,Harold M:The one bright spot in shanghai:A history of the Library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Asiatic Society(Hong Kong),Vol.28,1988；张海林：《上海亚洲文会述论》，《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上述成果由于写作时间和所见资料的限制，都欠准确。小竹文夫、胡道静等人的著作写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自然难以全面反映文会整个历史；Otness,Harold M对文会图书馆的历史、藏书量做了简单回顾；张海林只见到1858-1907年的文会会报，就认为文会只存在60余年，更是错误，而且“上海亚洲文会”这个译法就值得商榷。）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较详细的论述。
文化交流的先锋
1857年9月24日，寓沪英美外侨裨治文(Bridgman,L C.)、艾约瑟(Edkins,J.)卫三畏(Williams,S.W.)、雒魏林(Lockhart,W.)等人组建了上海文理学会(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ce Society)。次年，加盟英国皇家亚洲文会，遂更名为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所以名为北中国支会者，系立于香港的地位观之，上海居于北方故也”。[1-p393]
开幕式上，首任会长裨治文详细阐述了该会宗旨及目标[2-p1～6]：
文学和科学是人类社会中仅次于宗教的最富足、最崇高、最睿智的标志。在这个古老的国家，虽然有大量的文学故事、深奥的知识体系和令人崇高的古风，然而也充斥着虚假的宗教、荒谬的医学和错误的国际、国内政治理论，对于这些必须予以揭露和芟除之，以便于人们掌握真理，并将基督教文明扩展到帝国境内最远的地方。
为此，我们要对帝国境内的岩石、山岭、河谷、树林、动植物、物产做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在这个东方国度中，有丰富而美丽的生物物种，但是只有不足五百种介绍到了西方。……在华的外国官员常常因不懂汉语而困难重重，我们的领事、高级官员都必须通过代理人与中国政府交涉。至今外国人尚未理解中国人的才智、文字和科学作品。……由于我们对中国政府缺乏了解，尽管我们拥有武力，但无知使我们在与中国政府交涉中难以获得最好的效果。
从文会成立的宗旨看，建立这个文化机构的主要目的是加强中外双方的沟通和理解，消除彼此间的隔膜；不仅要把基督教文明传播到中国境内最远的地方，而且要在中国展开调查研究，并将成果介绍到西方。为此，文会确立以下目标：①调查中国与其邻近国家各项事情；②出版会报；③建立一个图书馆和一个博物馆。
1861年11月裨治文病逝，文会陷入困境，一度中断。1864年3月在金斯密(Kingsmill,T.W.)、伟烈亚力(Wylie,A.)和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夏礼(Parker,Sir William)等人的努力下，文会得以重建。186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Alcock,Sir Rutherford)上书英国政府，代表文会请求英国政府捐地一方为建筑一座包括图书馆、博物馆和演讲厅之用的会所。英国政府后来答应将上海圆明园路（今虎丘路）和北京路左侧交叉地作为文会会所，1871年会所建成，一楼为演讲厅，二楼为图书馆。20世纪30年代，文会达到鼎盛时期。每年有会员700名左右，文会会报不仅在上海出版，而且在伦敦、巴黎、莱比锡也设有代理销售处。其图书馆“被誉为中国境内最好的东方学图书馆”[3-p513]，博物馆则收藏了远东地区最丰富的生物标本和中国的文物，文会还与世界各地100余家文化机构交换出版物。1930年，一名英国外交官曾称赞“文会是上海的一盏明灯”。[4-pviii]1933年新会所落成，新楼六层，一楼为伍连德馆（演讲厅），二楼为图书馆，三楼为生物标本陈列室，四楼为文物、古董陈列室，五楼陈列美术品。1952年5月19日结束，8月，由中国政府接收。
多元化的交流媒介
鸦片战争后，外国在华商人、传教士、领事及海关工作人员逐年增多，他们在从事经商、传教、办理外交的同时，也创办了各种文化机构，这些文化机构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整个过程中发挥了各自的功能。但是许多机构只具有单一的职能，以上海为例，1843年传教士们就创设了墨海书馆，1849年西侨创建了上海图书馆(Shanghai Library)，但前者早期主要从事《圣经》的印刷，目的在于传教；后者只是一个读书会，不仅圈子十分狭小，而且不对公众开放，所以二者文化交流的功能非常有限。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则不同，与上述机构相比，虽然建立相对较晚，但是其组织之完善、目标之明确，近代独此一家。以其图书馆、博物馆和大量的会员，形成了多元化的文化交流媒介。
（一）图书馆
文会从成立之初就着手收集关于中国及远东方面的图书与资料。1868年10月文会以低价收购了著名汉学家伟烈亚力的私人藏书718卷（册）后，图书馆初具规模。伟烈亚力这些藏书是其在华20余年来收集的西人论中国的书籍以及汉文书籍的译本。多年来，“只要是关于中国及远东的中外文书籍、杂志、小册子、地图、以及未出版的手稿、私人的旅行日记、碑刻的拓片，甚至一份报纸、一张便笺都不拒绝”。[5-pxxxiii]1933年12月，据国人调查，“藏书一万余册，以西文为主，中文约一百五十种，二千余册，余皆西文杂志，二百余种，新闻纸数种，特藏中国古学、地质、史地、博物，均是孤本。”[6-p105]尤其是16、17世纪出版的关于中国和远东的外文图书更为珍贵。
（二）博物馆
博物馆成立于1874年，广泛收藏了中国早期的陶器，古代的青铜器，少数民族的服装，也有甲骨、碑刻、砖石、珠宝、古玩、头盔、钱币等零碎文物，不但种类繁多，而且数量也是同时代中国境内的其他博物馆所无法企及的。博物馆制作有漂亮的玻璃展柜，陈列各类动植物标本。其中有来自北京的麒麟、四川的熊猫、西藏的灰熊以及其他地区的河鹿、野禽、猎鸟、麝猫等珍稀动物标本。博物馆在远东地区颇为著名，美国斯米生博物馆(Smithsonian Institution)、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法国基美博物馆都将文会博物馆作为它们长期合作的伙伴。一些西方学者来到中国后，都会参观文会博物馆。1932年，瑞典王子曾专程赴上海参观文会博物馆。30年代，博物馆免费向公众开放，其方针是为上海居民利用，参观的人主要是儿童、大学生以及学者，“特别是中外儿童，他们会成群结队地来参观博物馆中所陈列的他们家乡的动物标本。”[7-pv]此外，博物馆还举办系列讲座、出版《上海博物院指南》（中英文版均有），旨在向公众宣传生物标本和文物古董方面的知识。
（三）会员
文会拥有大量会员。会员分为名誉会员、终生会员、通讯会员、普通会员四类，共计有三千余名，遍布英、美、法、德、俄、荷、加、中等20余国。在中国境内，几乎分散于各个省份，这也是文会能够在中国开展广泛考察的优势所在。会员的文化素质都较高，很多人拥有博士学位。名誉会员都是著名的汉学家，如伟烈亚力、傅兰雅(Fryer,J.)、高第(Cordier,H.)、翟理思(Giles,H.A.)、夏德(Hirth,F.)、庄延龄(Parker,E·H.)、库寿龄(Couling,S.)、伯希和(Pelliot,Paul)、沙畹、马士(Morse,H.B.)等人。早期文会只吸收有声望的中国绅士加入，以便于文会开展活动，第一位中国籍会员是上海道台应宝时。1920年后中国籍会员才逐渐多起来，比较著名的有：容闳、胡适、伍连德、伍廷芳、王云五、周谷城、郭顺、王宠惠、王正廷等人，伍连德后来还当选为副会长。文会会员还包括一些机构团体，如徐家汇天文台、燕京大学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日本设在大连的满州铁路株式会社等。
组织机构的多元化和会员的广泛性形成了交流媒介的多元化。图书馆、博物馆、会员三大模块使文会在近代文化交流中独具特色。通过图书馆，广大会员可以借阅到有关中国的中外文图书；而博物馆则把有关中国的自然历史信息和文化遗存信息传向世人，增加了外人对中国的感性认识，这是许多仅靠文字为媒介的文化交流机构所没有的。借助广大会员文会又形成全球化的中外文化交流网络，很多会员回国后参与或帮助了欧美建立汉学研究机构的工作。高第回国后创办了当时西欧唯一的汉学杂志《通报》，终身会员伯希和担任巴黎法兰西学院亚细亚考古学讲座教授，卫礼贤(Wilhelm,Richard)任法兰克福大学首任汉学讲座教授，文会会长夏德到了美国后任哥伦比亚大学华学教授，翟理思担任剑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他们极大地促进了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这正是学校、书局等单一机构所不具备的。
多样化的交流途径
文会的首要活动是举行演讲活动，每月1到2次。一般先由作者本人宣读自己的文章，然后是听众评议。以内容论，早期地理、游记、气候等方面居多，20世纪后对中国文化演讲的较多，有时也涉及当时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早期参与者主要是文会会员和寓沪外侨，后来逐渐向公众开放。中国学者胡适、蔡元培、竺可桢、林语堂、江亢虎、丁文江等人也都在文会演讲过。演讲这一文化交流的渠道，使交流双方在较短的时间内传播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与单纯的文字符号传播相比，它更加生动、深刻，效果十分明显。来此演讲者不乏著名的中外学者，他们一般都是讲述自己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如1872年6月12日，玛高温(Macgowan,D.J.)演讲了《中国人用鲱鱼和碘酒治疗淋巴病症》，“借此，中国人才认识此种病症的特性和治疗方法”。[8-p121]1928年4月19日胡适演讲了《王莽》，自己就认为此文“对王莽改制有了新认识，得了不少益处”。[9-p56]竺可桢的《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迁论》、林语堂的《中国诗歌之内涵与技巧》虽非新作，但也是本专业领域内的重要论著。除了学术论文外，一般性的游记、调查报告同样受到欢迎，1905年3月2日，达维森(Davidson,J.W.O.)演讲《台湾的猎人》，就有100余人没有能够得到门票，于是3月9日在新天安堂又作了一次演讲。
其次，参加世界有关学术会议和举办文物展览活动。文会不仅在中国开展调查研究活动，而且积极参与世界性的文化交流活动。1874年12月，理事会推选阿立果和谭微道(David,J.A.)参加巴黎国际地理学会。1881年9月，文会理事会派Kreituer,L.G.参加了在威尼斯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地理学会，并在会上提交了一份关于中亚和东亚的论文。同年，夏德代表文会参加了柏林举行的东方学大会。通过参加这些会议，文会不断地把中国介绍到西方，在改变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会议，使文会能够及时了解世界汉学动态，为会员的研究提供了帮助。在中国，文会经常举办中国文物及艺术品的展览活动。1908年12月份文会举办了中国陶瓷与艺术品展览，吸引了大批观众。1912年，举办了包含各个朝代绘画艺术风格和类型的中国画展，参观人数达550人。“外国人对中国了解与认识最明显的进步可能是对中国艺术的欣赏，在这个过程中，文会起了重要作用。”[10-pviii]30年代，举办的展览会更多，1935年3月28日，文会挑选艺术品参加伦敦展览会，并引起轰动。通过展览活动，文会不仅推动了西方人对中国艺术的研究，而且借助于中国艺术品使西方人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认识。
第三，开展调查研究活动。一是自然考察，一是社会调查。1868年文会成立了“黄河新河道考察委员会”，爱莲斯(Mr.Elias)等人历时两个月，徒步到河南、山东两省，绘出了从铜瓦厢到入海口的黄河新河道图。[11-pxi]1889年文会向各地会员发出通知，要求他们调查各自所在省份的度量衡，经过近一年的调研，1890年汇总出17省39府的银两名称、重量及所含的标准实银量，14省30府的重量单位，11省19府的土地单位——亩的差异。1888年文会又调查了中国16个省份的土地使用状况及农业人口。调查十分详细，研究非常深入，而且其研究方法与成果，现在看来仍有价值。此外，文会还对上海的气候状况，中国的矿藏资源，长江流域、岷江河谷的动植物，中国的戏曲和各地的溺婴陋俗等进行了调查研究。
第四，发行会报、出版书籍。发行会报刊登会员的研究成果是文会的目标之一，会报全称为《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平均每年一卷，共计有75卷，免费寄送给每位会员，其余公开销售。每年发行千余册，而且不断重印过期会报。当时中外一些著名的图书馆和文化机构都收藏有文会会报。文会还出版一些较有分量的书籍。1868年文会翻版了一套有关鸦片战争前后中国问题最有价值的杂志《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此外，文会也资助一些会员出版他们的专著，如著名人类学家史国禄(Shirokogorov,S.M.)的《华北人类学研究》、《满族的社会组织》和骆任廷(Lockhart,J.H.S.)的《中国钱币综录》。而出版四次的《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文会图书馆馆藏书目》，更是大大方便了会员和社会对图书馆的利用。
三十年代有人提到文会“时时举行展览会、讲演会，为国人所注意”[12-p36]，说明这些活动已不仅仅局限于外侨社会。这种集演讲、展览、出版、发行于一身的文化机构，采用多元化、多方位的文化交流方式在近代文化交流过程中是不多见的。同样是文化交流，很多机构却形式单一，要么仅仅做编译出版工作，如广学会与《万国公报》；要么仅仅是传授知识，如教会学校与广方言馆。许多文化机构的传播对象也非常狭小，如教会组织和一些专业的学术团体，这些机构一般是不对公众开放的，像工部局图书馆举办的演讲会和徐家汇天主教博物馆的文物、标本展在很多情况下华人是难以接近的。所以，在文化交流途径方面，亚洲文会是唯一的多元化渠道，自然其影响和效果也是其他机构难以达到的。
丰富的传播内容
文会对中国的许多方面都作了调查研究，以会报上刊登的成果为例，其内容十分丰富。
第一、门类齐全、题材多样。
文会的调查研究涉及到地理、历史、民俗、动物、植物、哲学、语言、宗教、法律、音乐、考古、医药、化学、物理、工程、地磁、地质、绘画、商业贸易、政府交通、社会经济、科学总论、图书馆学、人类学、政治学、文献学、星象学、碑刻、货币、陶瓷等30余个学科。会报刊登的文章除了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外，还有散文、游记、诗歌、译著、大事记，并附有图片和地图。不仅适应了不同的读者群体，而且为近代中国期刊提供了编辑模式。
第二、信息量大，资料价值与学术价值都很高。
文会对会报历来要求很严，编辑多为饱学之士，一般文章要经过数次讨论和修改。论述中国的文章经常引用大量的中国文献及西方的相关研究成果，并采用近代科学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如夏德的《中国古代陶瓷业》论述了中国各个时期的陶瓷特点、制作技术、使用情况及部分官窑和民窑的历史、产品、贸易等内容，引证资料包括正史、方志、私人笔记、西人著作。福威勒(Fauvel,A.A.)的《中国的短吻鳄》一文，先查找中国文献中的“鳄”，然后叙述中外有关研究成果，再从动物学的角度研究它，解剖并分析它的各个部分，全文不仅资料丰富，而且绘图准确，至今看来仍不失其科学性。慕阿德(Moule,A.C.)的《中国乐器综录》，仅导言部分，引证的就有《律吕精义》、《文庙乐书》、《御制律吕精义》、《琵琶谱》、《文庙祀典考》、《文庙丁祀谱》、《阙里里纂要》、《七修类稿》、《尔雅图》、《对象杂字》、《康熙字典》等文献，还用五线谱写出中国的传统乐曲。费理饬(Fritsche,H.P.H.)的《东亚气候》分析了1858-1875年东亚的气温、洋流、季风、云量、风雪等气候因素，每一种因素都从日变化和年变化两方面研究，文中不仅保存有1858-1875数个地方的观测资料，而且制作了数十页不同时期的东亚洋流、气温分布图，此文对于研究“丁戊奇荒”时期的气候情况非常有用。会报中的35篇游记更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这些游记很多是按日期写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大量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有关情况。
第三、学术研究的前沿
会报列有书评和汉学文摘两个栏目。书评一般介绍、评论当时新出版的汉学论著，而且多为著名的在华汉学家执笔，点评精彩而到位，有些书评本身就是很好的论文，第66卷（1935年）刊登美国建筑师茂非(Murphy,H.K.)的《评卫理的〈清代圆明园〉》一文被认为是“当年最精彩的书评，读起来像一篇论文”。[13-p176]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书评反映了近代欧美汉学发展的概况，1906年起每期会报上都有20-30篇。汉学文摘记录了有关中国语言、考古、历史、信仰、风俗等汉学研究的论文摘要和国际汉学界的有关信息，多为短小而有趣的文章，从中可以窥见当时汉学的发展动态。
上述特色，使会报不仅在学术界受到中外学者的关注，而且学术圈外也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体。20世纪后，世界许多学术机构都订购会报或与文会交换刊物，很多中外学术刊物也不断引用、转载会报的有关内容。1936年《史学消息》就专门对文会会报作了高度评价，称赞“在许多方面都有佳作和珍贵资料。百余年间，对中国有价值之探讨屡见不鲜。”[14-p10]可以说，会报不仅向西方传播了中国文化，而且也成为汉学研究的资源宝库。学术圈外，会报也有很大的读者群体，这是因为它不仅有研究型的学术论文，也有大量充满趣味性的散文和游记；不仅有人文社会的调查研究，也有自然科学的探险考察。因此其不仅可以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也可以成为普通百姓的床头休闲用书。并且就传播符号而言，会报以英文为主，除了南极洲外，读者遍及其余各洲，这可以从文会会员和交换出版物的机构反映出来。
文化传播的最大效果在于“传播者和受播者的某些属性应该是相似的，而在另外某些方面是相异的”[15-p18]。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与其他文化机构相比，在文化交流方面并无本质上的差异，但是在交流媒介的多样化、交流途径的多元化以及交流内容的丰富性方面，它是独有的，因而所取得的效果自然是其他机构不能比拟的。它不仅为较高层次的学术研究提供了资源和信息，也满足了社会文化生活的需要；它不仅加速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也为国内外对我国的自然科学调查研究起了先锋的作用。文会虽然只存在95年，但它延续和拓展了文化交流的时空，它所形成的文化交流的综合模式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从这意义上谈，文化交流不能停留于学术交流研究的层面上。
［收稿日期］2003-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