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当前旅游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缺失之我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研究论文,我见论文,缺失论文,意识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旅游学研究肇始于西方世界，对旅游现象的学术研究在国外已逾百余年①，但在我国仅有30余年的历史。二战结束后旅游研究的中心从欧洲转向北美，在旅游研究方法上开始呈现出多学科渗透的学术特点。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环境科学等一些重要的社会学科纷纷介入了旅游现象的分析和解释。国内旅游学科的建设源于早期对西方尤其是英语世界的引介、消化和吸收。如果就旅游学术研究所关注的内容及学科知识谱系乃至研究方法来看，国内旅游学术研究与国外相比虽有一定的差距，但在“形式上”却仍表现为欣欣向荣的局面。然而，纵观近年来国内旅游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重复研究仍较为普遍，有历史感的学术成果并不多。[1]伴随着相关旅游学术研究成果在数量上的飞速增长，国内旅游研究理论基础薄弱的局面不仅没能得以改善，并且其混乱局面还有不断加剧的趋势，甚至表现出了“去旅游化”的特征。[2]整个国内旅游学界仍缺乏发现与创造，以及承担由此而来的风险的理论勇气。加之由于历史的原因，西方的理论范式与中国本土的经验纠葛在一起，使得整个国内旅游学界对西方的研究成果引介有余而消化、吸收不足。[3]深究其中的缘由，这与目前整个国内旅游学术研究“问题意识”的淡薄乃至缺失不无关系。“问题意识”是一种于合理性中寻找不合理性，必然性中寻找偶然性的“批判”的思维向度，[4]在学术研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好的问题是成功的一半，一个问题的高度也决定了研究成果的高度，研究问题的提出是衡量学术研究质量的核心标准。”[5]如果将学术研究看做是知识的生产过程，那么“问题意识”就是研究者由已知的知识此岸到达未知的彼岸世界而必须跨越的一座桥梁。从这个意义上看，问题意识不仅是从事学术研究的一种必备素质，其也完全可以成为裁量每个学者学术能力的一种工具。
对于国内旅游学术研究中问题意识淡薄和缺失的现状，此前，已有部分学者进行了相应的讨论。[1，5～8]但前人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强调旅游学术创作中的问题意识，其表现为对某个具体学术问题的思辨意识，而并未上升到旅游学科发展的高度。事实上，问题意识不仅表现为在旅游研究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也同时表现为一种学科发展中的“自觉”意识(学科自觉)，即通过对学科知识后向的批判性反思，来进行学科知识的确证。本文分别从旅游学术创作及旅游学科发展自觉两个层面对当前国内旅游学术研究中问题意识缺失的现状予以讨论，并尝试探讨国内旅游学术研究中问题意识的重构，以期能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该问题的反思与关注，为国内旅游基础理论的研究尽微薄之力。
一、概说“问题意识”
“学术是借助于已有的知识、理论、经验对科学问题的假设、分析、探讨和推导出结论，其价值在于对未知的问题的某种程度的揭示，在于使先前所不知的东西变成人所共知，在于丰富人类的知识，在于发现。”[5]作为一个知识的生产过程，学术研究始于问题。而问题总是相对于现有的知识库存而言的，是现有的知识库存不能解决或解答的问题。[6]从问题出发构成了社会性科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意识，即，问题意识。其表现为一种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归纳解决问题的自觉性和敏感性。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9]曾特别强调“科学始于问题的思想”。爱因斯坦[10]认为“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马斯洛[11]提出“科学研究应首先以‘问题’为中心，然后再寻求研究方法的改进，增加研究的精确性”。具体而言，问题意识是一种对研究对象的批判性审视过程，其于批判审视中发现矛盾，进而从矛盾中产生问题。即学术问题产生于相关矛盾现象的发现，其表现为理论与经验间的一种张力。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而言，理论是一种认识社会现象的知识，其构成了一个理想型，它在某种程度上能解释现实，但却也只能无限接近而不能解释全部的现实。因此，研究者们不得不一次次踏上寻找解释现实的理想之理论的征途。问题意识成为了推动学术研究发展的一种持久动力，并成为科学研究中的一种表征和手段，指引着人们不断发现理论的不完美性及其与现实的差距。理论与经验间的这种张力，也构成了科学发现和学科发展最基本的动力，指引着人类科学的发展和知识的创造。科学本身也不再是一个确定的或即成的陈述系统，它也不是一个朝着终极状态前进的系统，我们的科学不再是绝对的知识，它决不能自称已达到真理，甚或像概率一样的真理替代物。[12]
二、国内旅游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缺失现状
培养自觉的问题意识不仅是学术研究的起点，其也是学科进步的“生长点”所在。[4]在当前的学术研究语境中，我们更多的是将“问题意识”看做一种在具体学术创作过程中发现、界定、综合、解决并验证问题真假的能力，或是对现有研究结论的批判式思维方式。事实上，问题意识不仅是具体学术创作中的一种思维方式，在更广阔的语境上，其也指涉了学科发展中的一种自我批判意识。这种意识表现为一种学科自觉意识，其研究目的并不是为了增加知识，而是对现有学科知识的自我确证。并表现为一种对学科发展本身负责任的自我批判态度。当前国内旅游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缺失同时表现在学科发展和具体的学术研究中。
1.旅游学科发展中的问题意识缺失
回顾国内旅游学科发展的整个历程，旅游学科发展中的问题意识缺失与国内旅游学术研究发展的历史背景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国内旅游学科建设根植于两大传统：一为旅游研究中的“西学东渐”热潮；一为世界范围内现代学科发展的多元化背景。在这两大历史因素的影响下，国内旅游学科发展整体表现为一种片面追求学科知识体系多元化的倾向。
社会科学研究有两种不同的学术逻辑，即学科逻辑和问题逻辑。学科逻辑是一种演绎的逻辑，其从学科基础概念出发，建立学科的理论体系。问题逻辑则是一种归纳的逻辑，其从搜集和归纳社会实践中发生的问题出发，探讨学科应关注和解决的问题，由问题构成学科的基本框架。两种学术逻辑的关注点也不同，前者以学科为本位，强调学科规范性，重视学科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后者以问题为本位，强调具体问题的解决。[13]从单科独进的分散研究走向跨学科的综合，这是旅游学学科发展最重要的一个演化特征。截至20世纪60年代以前，旅游学一直是在十分功利的观念指导下进行的，集中从经济学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旅游现象。虽然1942年瑞士学者汉沃克尔和克拉普夫就定义了旅游的概念，认为“旅游是非定居者的旅行和暂时居留而引起的一种现象及关系的总和”，并认为旅游现象的复杂性需要借助于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进行综合研究。但是，根本性的变革要追溯到60年代以后，伴随着世界范围内学科发展的多元化背景及旅游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形成了空前规模的多学科共同研究旅游现象及相关问题的局面。社会学、心理学、地理学、管理学、符号学、政治学、美学等纷纷介入研究旅游现象。[14]国内旅游学科的发展也基本沿袭了此路径，伴随着近年来旅游公共关系学、旅游法学、旅游哲学等的出现，国内旅游相关的分支学科已有数十门。旅游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决定了旅游研究知识谱系的“多元性”。然而，国内旅游学科的发展却往往满足于直接套用原学科的范式，使得分支学科失去了旅游学的基本属性，其结果正如谢彦君教授所言，“当一个学科的分支学科仍局限于交叉学科而没有其他自足性分支学科的时候，这个学科是没有根的”[15]。学科作为一种学术分类，能否构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取决于能否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如果形成一门学科的基本前提都不具备②，就盲目而粗暴地进行学科间的糅合，在来不及分辨学科的基本边界及学理依据的前提下就盲目追求学科知识的多元化，进行宏大的理论建构，这在无形中便淡化了旅游学科发展的问题意识。正因如此，近年来一方面旅游相关分支学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另一方面，学术界又在不断呼吁加强对旅游基础理论研究。这与近年来旅游学科发展盲目追求学科知识体系的多元化发展取向不无关系。其最终的结果就是，学科的多元化发展过程变成了学科知识的复制过程，而真正的生产性、创造性的知识见解少之又少，其从根本上背离了学科发展的初衷。学科知识体系间的“整合问题”成为了困扰国内旅游相关分支学科发展的最大障碍。
2.旅游学术创作中的问题意识缺失
同其他所有学术领域的研究活动一样，旅游学术研究既要描述旅游现象，也要探索旅游现象世界中的各种规律，其是一个于万千现象世界中提出问题、分析探讨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问题意识是从事旅游学术研究的基础，是旅游学术创造活动的精、气、魂之所在，是旅游研究者从事学术研究的一种知性、理性更是一种悟性。从当前国内旅游学术创作中所积累的研究成果来看，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缺失整体表现为：①在研究内容上，本土化研究不足。②在研究方法上，追求形式上的量化两种倾向。
(1)本土化研究不足
“长期以来，我国的旅游学术研究主要是对欧美发达国家学术话语体系的单向度输入和简单模仿。”[16]这就要求国内学者更加注重发现西方旅游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变量、反例等，进而归纳出本土化特征的旅游理论生长点。然而，伴随着国内旅游产业高速发展的实践及国内旅游学术研究的历史性“缺场”，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时，更多的时候却表现为一种“饥不择食”的态势，不及筛选就盲目移植、嫁接，引介有余而消化吸收不足。以旅游研究中的“真实性”问题为例，该概念源于西方的旅游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国内虽不乏学者对该概念的系统梳理，[17～18]但国内学者却往往立足于将该概念简单地借用于旅游研究，并探讨乡村旅游、温泉旅游等的真实性问题。[19～21]殊不知在旅游研究中，“真实性”的概念本身就带有明显的话语权色彩，是一种西方发达国家对第三、四世界的审视，隐喻了文化“核心与边缘”的对话方式。在国内旅游领域中，宣扬“真实(Authenticity)”、“原始(Original)”、“土著(Aboriginal)”也仅仅是为了赋予“对象”以旅游吸引力，进而获取更多的旅游经济效益。因此，所谓的“真实性”，在国内旅游学术研究的语境下，更像是一种“价值”而非“属性”，在旅游产业实践中，其早已成为“文化掮客”(Cultural broker)所劫持的一种文化符号和工具，并演变为附加在旅游客体(景观或吸引物)身上的一种符号价值和意义。将其简化为“客体”属性意义上的真实，来探讨各种“旅游产品”的真实性问题，这本身既显得不伦不类更不可能获得科学结论。也正因如此，纵观目前国内旅游真实性问题的相关研究现状，虽然成果累累，但真正对解决当前国内旅游产业发展实践问题有贡献的研究却少之又少，大多也只能立足于进行“文献综述研究”或就概念而讨论概念。近来时兴的热点“旅游公共服务”研究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公共服务理论”是西方公共管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西方对公共服务的内涵和外延的认识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自2009年该概念在政府官方文件中出现后，很快被引入旅游研究领域，“旅游公共服务”问题成为了研究者们所重点关注的话题。从旅游公共服务的内涵和外延的探讨到研究的框架结构再到国内旅游公共服务建设的实践，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已“多如牛毛”。然而，将“公共服务”概念引入旅游研究，中西方也有着本质的不同。众所周知，国内旅游产业发展走的是一条有别于西方的发展路径。从早期的“增加外汇收入”到后来的“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以及“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国内旅游业的发展自起步开始就是在自上而下的制度框架中寻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国内“旅游公共服务”在诸多的层面甚至违背了“公共服务”的基本特征(如面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服务、非盈利等)。西方的“公共服务”理论在国内并不能进行简单的“移植”，其研究内容和体系框架都必须根据本国的旅游产业实践，重新进行考虑。
事实上，西方国家的相关理论在引入国内后都存在着一个语境的适用性问题，在西方的理论范式和中国的本土经验间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和冲突。作为一个有良知和学术责任感的研究者，在引介和运用西方的相关理论成果时，始终都应该保持有一份对“本土经验和实践”的关怀，以解决当前国内旅游发展中的种种实际问题为己任。在思考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建立起中国自我表达的概念、工具范式和研究话语体系。也只有在此基础上，国内旅游学术研究才能根深叶茂，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才会具有历史的责任感和现时的生命力。
(2)研究方法追求形式上的量化
如果简单地将旅游研究的方法概括为定性分析和定量研究两种，那么旅游研究中的量化传统由来已久，其与旅游研究的经济学底蕴关系密切。早期的旅游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者的空间运动特征、数量特征、逗留时间和消费能力等内容上，而其切入点也主要是通过运用统计的方法进行直观的描述和考察。伴随着旅游研究学科视角和学术内容的不断扩展，定量分析方法的运用已基本由旅游地理学和旅游经济学泛化至所有的旅游研究领域。
定量分析是科学实证主义的嫡生子，自孔德将这种方法运用到社会学研究后，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得到了极大的推广。然而，量化分析方法在旅游研究领域却有着诸多的局限性。从学理上看，定量分析采用的是一种归纳的逻辑方法，其遵循自然科学的逻辑，“即寻找人类经验中的秩序，并尽可能用简单的词句来描述这种秩序”。[22]自然科学的研究通过“证伪”以寻找规律，其科学性往往体现在“确定性”中，然而，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而言，其科学性却往往体现为“不确定性”。“对于定量研究而言，只要有合理的理论范式，然后据此确立合理的规范的研究方法，那么就能够自然而然的科学地描述出经验事实并建构起解释模型。”[23]旅游作为一种综合性极强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旅游活动本身所涉及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的空间位移和变化，更是赋予了这一综合性的现象以无穷的变数。因此，采用单一的实证分析方法不仅不能解决所有的学术问题，在旅游研究中，其所能解决的学术问题还十分有限。无论是多元统计分析还是定量赋值和加权，在面对意识问题、心里体验问题、文化向度时都显得十分幼稚。因为，从根本上看，旅游者的需要就难以用数量尺度来加以测量。[24]对于任何一个数学模型的建立而言，其在本质上都是在万千现象世界中，抽取并建立各个因素间的相关、因果关系的过程，并进而通过这种关系去描述并解释现实的世界和规律。问题却在于，在旅游现象世界中，同一现象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和环境条件下其影响因素、因子权重乃至因子间的关联方式都有可能完全不同。定量研究所追求的逻辑上的自洽和形式上的完美与优雅本身即值得怀疑。
而且，就当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在旅游研究中，我们更多的时候是通过直接引用其他学科或嫁接国外新近研究成果中的数学模型，将其直接运用于(或稍加修整)不同的区域，通过带入数据而得到研究结论。只要能找到相应的数学模型和数据就能得到研究成果。量化研究越来越演变为智者游戏。以确定的方法寻找不决定的答案，我们不禁要问这些模型和方法的“普适性”何在？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资借鉴的(促进知识的增长)？这样的知识是否具有横向的可比性和历史的继承性？且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这些旅游研究的模型和方法是否符合科学实证方法研究结论可“证伪”(或“证实”)的逻辑？如果这些模型和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不具有普适性(哪怕是一定范围内的普适性)而不能被“证伪”(或“证实”)，那么，其在本质上就违背了自然科学研究的初衷，只能被看做是一种形式上的量化。
在整个国内旅游学术研究领域，从早期的旅游吸引力模型到近年来的碳足迹分析，量化分析的方法运用较早且相对成熟的莫过于旅游地理学。其中，旅游流空间结构的分析又是其中研究历史最为久远、方法最为成熟的一个领域。然而，无论是早期旅游流圈层结构的研究，还是后来旅游流时空演变规律的研究，乃至近来旅游流的空间场效应分析，事实上，都没有其中任何一个模型和分析方法可以声称是严洽的。
在此，笔者无意于完全批驳旅游学术研究中的量化传统和研究成果，因为，任何一种理论、模型和方法都不可能接近于完美无缺。对于科学研究而言，要推倒一座相对已经成熟的“科学大厦”(包括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等)本身都比建构一间哪怕粗鄙不堪的“学术茅庐”要容易得多。我们要反对的是那种在旅游学术创作中没有科学依据或不加推敲地盲目追求形式上量化的学术研究陋习。
三、旅游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重构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国内旅游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缺失与特定时期的时代背景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国内旅游研究“重实践，轻理论”的学术传统，一直以来为业界的研究者们所诟病。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伴随着国内旅游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内旅游研究尤其是基础理论的研究严重滞后。旅游经济发展的紧迫性与旅游研究的急切性间的矛盾，使得国内旅游学术研究呈现出“急躁”的特征。研究者们一方面在来不及消化吸收的前提下就盲目引进国外的研究成果用于解释、指导国内的旅游研究和产业发展实践。另一方面，通过与其他学科的简单整合，进行宏大的学科建构，在急切中拼构而成旅游××学或××旅游学，使得“中国的旅游研究表面上已经枝繁叶茂，但是支持这些树叶的树干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培育”。[25]就目前国内旅游研究中问题意识的缺失现状来看，今后在宏观层面上应从培育旅游学科建设中的自我批判意识和加强旅游学术命题的本土化研究两个方面来着手。
1.培养旅游学科中的自我批判意识
事实上，旅游学科发展的多元化本身并不是问题，旅游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需要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在国外，据贾法瑞(Jafari)[26]统计，截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将旅游问题作为研究领域的学科已有15个门类。到了90年代末，参与旅游研究的学科累计已达26个。[27]国内旅游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沿袭了国外旅游学科发展“多元化”的路径。当我们对旅游的认识和研究由“经济现象”转变为综合性的“经济社会文化活动”乃至现代社会中的一种“生活方式”时，旅游研究的多学科介入早已变得“理所当然”。然而，由于问题意识的缺失，现实的情况却是不同的学科和研究成果一旦介入“旅游学”的整体框架，就显现出其概念的分歧与理论逻辑的混乱，导致了旅游研究领域“大杂烩式的局面”。在学科发展“实践性”和“功利性”思想的影响下，国内旅游研究甚至陷入了奢尚空谈、不务实际的学术氛围，这严重影响了旅游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对于国内诸多的旅游分支学科而言，当前学科建设的主要思维方式不是“前向”的，而应该是“后向”的，不是“建构”的而是“解构”的，是通过对现有学科研究成果乃至学科知识和框架体系的“自我批判式”的反思。通过“逆其惯常之理以爬梳历史”(即批判式地回溯历史)，以重塑学科知识、理论及方法在旅游学术研究中的合法地位。这种批判的目的是为了打破旅游研究中的“隔音密闭”状态，将“问题意识”自觉地贯通于旅游学科中，消除学科发展中对学科知识体系的“终极性”认同思想，将研究思维本身纳入思维与反思的过程，从自身学科背景下，对旅游现象本身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在更高层次上进行审视和批判，使之能够形成旅游学整体框架下的有效成分，有效组合形成一个更加符合旅游实际的学科门类。对于任何一门旅游分支学科而言，其都不能仅仅是旅游学与××学单纯的学科知识的叠加，而必须立足于这两个基本问题的思考：即本学科的学理依据为何？本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学科边界何在？树立知识的生产和创新(而非复制)理念，以特定的学术命题和学术问题为核心，真正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体现出本学科的特质和精神情怀。以学科特色为基点不断深化对旅游现象的认识，扩展本学科在旅游实践研究中的应用价值。如，旅游人类学应体现出其以“文化”为透镜观察分析问题的特质，以及人类学研究中所普遍具有的那种“悲天悯人”关注弱势群体(边缘族群和边缘文化)和“非功利性”的情怀。旅游社会学应当彰显其关注整体性的“社会事实”，强调结构、功能分析的学科特性。通过批判式的反思，那些仍然站得住脚的结论和方法才是真正的有历史感和责任感的研究成果。
2.加强旅游学术命题的本土化研究
“本土化”研究，在国内的心理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等一些晚近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直备受关注。[28～30]旅游学研究虽然具有极强的“舶来品”性质，但国内旅游业界直接探讨该论题的成果却屈指可数。[31～33]“本土化”虽然在概念表述上具有极强的“地域”色彩，但旅游学术研究的本土化强调的不仅是要在研究内容上关注“本土”、“本国”，更为重要的是要在研究方法、观念与理论上表达出独特性，即建立起国内自我表达的概念、工具、范式和体系。一味追求西方的传统，必将直接腐蚀中国旅游学术研究的原创力和想象力。“对于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而言，其意义不仅在于解释现象，更在于指导和推动实践，并在与实践的交互建构中推进学术演化。”[16]中西方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和旅游消费习惯，决定了西方的旅游理论和方法在移植到国内用于描述和解释相关旅游现象时，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适用性和局限性的问题。
一直以来，国内旅游研究并不乏“特色”，在诸如乡村旅游发展、民族旅游、红色旅游以及旅游资源的规划和开发等学术命题上，都体现出了一定的“本土”特色。遗憾的是国内学者在探讨上述问题时，仍偏向于习惯型地落入借用西方的理论经验和方法以解释本土现象的思想窠臼。研究表现出了极强的阶段性特征，且流于表象缺乏持之以恒的动力。如乡村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而红色旅游则主要集中于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的10年中。对生态旅游以及近来时兴的遗产旅游和旅游法研究等学术命题的关注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因此，如果始终保持以一种“前向”的思维方式选题，且自满于对西方研究成果的盲目借鉴、移植，那么国内旅游学术研究终将难有质的飞跃。
因此，“本土化”意识是当前国内旅游业界亟待养成的一种学术性格，这需要国内学者运用睿智的学术眼光，以本土的旅游现象和实践为依据，重新发现西方的理论范式与本土经验间的矛盾，着重探讨那些西方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和案例，进而归纳出本土化特征的旅游理论生长点。其关键就在于对国内现有的旅游研究成果，从选题、内容到研究方法进行冷静的审视，通过批判式的反思，以建立起与西方旅游学术话语体系的自主“对话”能力。
旅游研究作为一种科学的认识活动，它的每一项具体研究都应该在某些方面能增加人们对于旅游现象世界的认识和把握，进而促进知识的生产和增长。对于任何一门知识学问而言(包括旅游研究)，其既要在学科专业上做深度的探索，也要有凌驾于某一具体学科藩篱的知识整合能力和学术发展眼光。归根结底，问题意识都是不可或缺的。在传统与现代、历史与今天、本土与异域的经验与范式之间，所有的结论和方法都将显得宏观且充满局限性。唯有“问题意识”，无论是作为一种学术创作中的思考方式还是学科发展的自觉意识都是具体而有张力的，其不仅构成了学术创作的“基点”，而且是学科知识增长的“源泉”。在旅游研究日显浮华且急功近利的当下，“问题意识”的养成理应成为旅游研究者必备的一种学术品格。
注释：
①被学术界公认的世界上最早从学术角度研究旅游现象的专业文章是1899年意大利政府官员波狄奥(L.Bodio)发表的《关于意大利外国旅游者的流动及花费》。
②国内旅游学者张凌云认为：构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满足3个条件：(1)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或领域。(2)具有独有的概念、命题构成的严密的逻辑化的知识体系。(3)具有一定学科知识的生产方式。参见：张凌云.我国旅游学研究现状与学科体系建构研究[J].旅游科学，2012，26(1)：1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