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领域问题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领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463（2006）03—0012—02
公共领域的研究是当今国际国内一个重要的学术热点，随着对公民社会、社会资本等问题研究的深入，逐渐在中国生根、发酵，进而生发出强劲的势头。公共领域是什么？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公共领域？中国的公共领域表现形式是什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代国情下能否构建强有力的公共领域？以什么样的路径去架构……这些问题都困扰着中国学人，促使人们深思，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增长点。
一、什么是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是一个舶来概念，由汉娜·阿伦特肇始。阿伦特把人的活动分三种，劳动、工作和行动。前两者是人类在自然环境中采取的活动方式，后者是人类之间的互动关系。政治属于公共领域而且是最重要的行动形式。工作则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作为创造者的人，可以创造一个自己的公共领域——市场。而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提出了系统化的公共领域理论，他详细介绍了公共领域的发展历程、涵义、要素、运行机制，以及现代化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对公共领域的蚕食。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定义引导了整个欧美思想界，他认为，“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生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公众。”[1](P125) “有些时候，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众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2](P2) 简而言之，公共领域就是指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
实际上，关于公共领域的概念界定，可谓是歧义丛生，纷繁复杂，大致有两种路向：一种观点认为公共领域是一种处于公共权力之外与之对立的、主要由公共舆论和公众意见所构成的领域，对公共权力的批判性是其最明显的特征；另外一种观点倾向于温和、理性，认为公共领域是指处于个人官方两者之间但又不隶属任何其一的社会领域，它是一个由官方和平民共同承担、公开的、公众主动参与的中间舞台。请看国外中国近代史学研究者玛丽·兰金关于公共性概念的一段解释：“给予术语‘公共’以广泛的意义，而且在西方氛围以外的地方使用它，人们可能会以为公共领域是一个广大的范畴，而把哈贝马斯模式看成详细而精确的说明。即使中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具体含义不适用于中国的历史，然而由官方和平民共同承担的、公开的、公众主动的中间舞台的概念，似乎有利于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这种领域要求国家的在场、一定程度的自治或主动的社会参与、对政策的社会影响以及公共利益的合法化。它们既有别于直接的国家管理或强制性控制，也不同于私人领域……实际上，公共领域的舞台往往十分狭窄，最好设想成为国家和社会活动两个圈子相互渗透的巨大交叠，而不是国家和个人两极之间的一条界限。”[3](P198—199) 因此，对公共领域的理解必然要和文化的特殊性联系在一起。
二、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是从欧洲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它既是一个经验的理想类型，又是一个诉诸于现实批判的乌托邦解放模式，这样的分析架构是否可以作跨文化的运用，同样适用于中国？换言之，在现代性的历史过程之中，公共领域只是欧洲的一个特殊经验，还是有可能成为跨文化的普遍性模式？对此，哈贝马斯本人回答道：“由于经济和国家关系的不同，我完全能够想像将西方的模式直接‘应用’到中国的任何一种尝试所遇到的困难。不过，我确实认为，经济的进一步自由化和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民主化，将最终促进而且需要民主形式的舆论必须植根其中的，我们称这为政治公共领域和联系网络的某种等价物。”[4](P35)
在对中国公共领域的历史和现实考察的基础上，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中国不存在公共领域的历史传统和土壤，认为中国是一个完全家国一体的传统集权国家，没有任何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可能的生长机制。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的形成与市民阶级对公共权力的批判须臾不可分开，但是，由于受几千年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普通中国人缺少公共领域所必需的批判精神。此外，从传媒的地位来看，政府对传媒行使着绝对的领导权，传媒的作用被限制在十分狭小的领域，无法对公共权力产生有效的制衡。例如伯克利加州大学亚洲研究教授，著名中国学家魏斐德否认公共领域分析范式对于解释中国的有效性，认为哈贝马斯批判的公共领域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概念不适合中国问题的分析，在“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论争——西方人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思考”一文中，指出，虽然1900年以来中国出现了社会公共空间扩大的趋势，但是国家强制权力也在持续扩大，并没有出现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另一位外国汉学家孔复礼认为，中华帝国晚期活跃的公共生活领域的行为多半被当成对国家自身的一种非正式辅助，虽可能对中央权威发动地方性挑战，却永远不是在体制的基础上对国家的挑战。
另外一种观点恰好相反，认为中国历史上存在着公共领域，如黄宗智等人，他们考察了明清以来中国公共领域的发展状况，深刻挖掘中国的文化传统，有的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通过对中国公共领域的形式，如商会、学社、报刊等的研究，他们认为，中国具有构建公共领域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土壤，也就是说，在中国构建公共领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现实的。美国学者萧邦齐、史大卫、罗威廉、兰金，中国学者王笛、李长莉等都是这个观点的倡导和践履者。如萧邦齐对清末民初浙江地方精英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罗威廉对晚清汉口社会与商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式的发展，李长莉对晚清上海公共领域的演变深入细致的研究等，他们都认为，明清以来中国已经出现了公共领域产生的初步条件和萌芽形态，并且以不同于西方公共领域话语的路径发展。[5]
笔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公共领域，只不过由于文化传统和政治经济体制的迥异，呈现出与西方不同的样态。我国学者许纪霖指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完全可以作跨文化的应用，用来理解和解读近代中国所出现的公共空间和公众舆论这一组现象。不过，中国的经验不是对欧洲的简单重复。
三、中国公共领域的历史形态
在近代中国，公共领域表现为与欧洲不一样的类型和形态，由于公共领域的建构直接与救亡和变革这些政治问题相关，因此，致力于公共领域建构的新型士大夫，不是以文学，而是直接以政治作为中介聚集起来。其讨论的主题，不是所谓公共的文学艺术问题，而是民族国家的建构和传统制度的改革。中国的公共领域，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质。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以学校、报纸和学会为代表，集会和通电为补充，近代中国的新型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以救国为主旨，聚集起来，实现新型的社会交往关系，并形成批判性的公众舆论；另一类是以会馆（公所）、慈善机构和商会为代表，地方士绅和地方精英在地方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并按照他们指定的规则运行，同时要求公共权力来公断和调停其内部冲突。
许纪霖则认为，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从一开始就是以士大夫或知识分子为核心，直接以政治内容作为建构的起点，公共空间的场景不是咖啡馆、酒吧、沙龙，而是报纸、学会和学校，它们组成了“三位一体”的关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报纸、学会和学校作为公共领域的基本元素，常常形成某种“三位一体”的紧密结构：报纸背后有学会，学会背后有学校。报纸与学社、学校结成“三位一体”的紧密关系，在风格上缺乏文学式的优雅，带有政论式的冷峻。
四、当前我国公共领域的发展概况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着两个越位：公共生活对私人生活的越位；国家生活对社会公共（民间）生活的越位。中国公共权力运作受私人关系支配，公共权力侵占经济领域、社会自治领域和公民私人生活领域重叠现象一直严重存在。严重不平衡的社会发展现状，使公共领域中目标的确定和实现有相当难度。
但是，当前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为我国公共领域发生发展提供了发展的舞台和机遇，可以概括为全球化、现代化和信息化，其影响是深远的，全球化把我国公共领域纳入更宏大的分析框架；现代公共领域的产生是现代化一个重要社会文化特征；信息化对现代文明的发展产生必要的张力，并直接产生了一个网络公共领域，对于中国公共领域的现代生长而言，现代化是引擎，为其提供不竭动力；全球化是参照坐标，为其展现合理定位；网络化是双翼，为其增添现代手段，三者从不同方面为我国公共领域的发生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发展的契机。
对当前我国公共领域的概况，刘伟是这么概括它的特征的：1）公域与私域的界限日渐明晰化，二者之间分开的可能性增强；2）公共权力结构进一步分化重组；3）公共权力的活动受到了更多的制度化规约；4）舆论力量在现代传媒的推动下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影响空前明显，这标志着社会力量对公共领域压力的增强；5）主流意识形态领域受社会世俗化影响日深，受多元化社会思潮冲击的程度加剧；6）全球化对我国的公共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我国公共领域的国际性关注度提高。[6]
五、架构公共领域的路径选择
通常构建公共领域的途径有两条：一种是权威主义，由国家、政府出面来统筹规划，从统治阶级内部开始民主化改革进程，这种形式是一个理想化的构建模式。这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在我国，由于公共领域的先天不足，几千年的封建奴役，缺乏形成公共领域的人文和制度基础。因此，要培育公共领域需要政府加强这一方面的引导，有意识的让渡本属于由社会行使的权力，释放公民参政议政的空间。国家必须要从政策上、法律上为公共领域的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给予其更大的自治空间，使其在服从国家法律的前提下，享有对国家的相对自主权，成为介于国家与社会中间的缓冲领域，以公共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运行方式加以调节，当国家介入社会越轨时，它可以表达社会的观点，向国家表示理性回应，促使国家权力理性化；当社会出现失范行为时，它可以吁求国家的保护，因此，通过国家和公共领域中的良性互动，抑止了国家和社会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失范行为，保证各利益团体协调发展。为此，政府要从公共领域的培育方面着手：首先是培育具有独立个性与批判意识、能够理性思考的社会群体；其次，提高传媒的市场化程度，加强对政府行为的民主监督。使其能够在传播信息、实施监督、提供表达等方面拥有比较广泛的空间；最后，提高社会的宽松度，扩大公民的自主活动空间。
另一种模式就是平民主义模式，也是实现民主化的重要途径。这是一种自下而上主导型的路径，政府行为受到强有力的监督，普通民众借助于公共领域的平台，参与国家、社会生活事务，这需要一个社会良好运行的机制，需要具有以批判精神和公共理性为内容的公民文化。哈贝马斯所说的近代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形成时期，报刊、沙龙、咖啡厅等都是这样的公共空间和场所，民众在这里讨论国家社会事务，针砭时弊。这种路径下，需要有较好的民主土壤，有方便民众参政议政的机制，在现代社会，显然可以通过建构现代市民社会而实现。公共领域以市民社会为依托，在与市民社会同步成长和国家权力日益扩大的同时，以市民社会成员自由发表言论场所的形式体现出来，并使国家权力的调整方式和对象通过接受公众的批判而得到公众认可，最终成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强大的公共领域依赖于一个健全和充满活力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培育依赖一个强大的市民社会的形成，在我国强国家、弱社会的背景下，市民社会的发展只是处于初级阶段，要从四个方面促进其发展：1）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巩固市民社会赖以建构的前提和基础；2）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3）积极发展非政府组织，促进和壮大市民社会的主体成长；4）培养和深化民主价值文化，锻造市民社会的自主品格。
收稿日期：2006—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