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述评——兼论设立“闽粤赣边经济区”的若干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经济区论文,区域经济论文,理论研究论文,思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是典型的发展中大国，各地区自然、经济、社会、人文条件差异极大，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这决定了区域经济研究在我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研究出现较旺的发展势头，研究的深度、广度、理论和方法均有较大的进展。本文将我国区域经济的有关理论问题进行归纳、总结，并就如何构建闽粤赣边经济区，以促进中国经济大发展这一新课题提出一点对策思路。
一、经济区划
经济区是经济发展中逐步形成的经济地域空间单元；经济区划是根据经济区形成与发展的规律，结合一定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任务而对国土进行的划分。
五十年代，为谋求沿海和内地的平衡发展，我们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将全国经济分为华北、东北、华东、西北、中南、西南六大区域。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末，由于我国与苏联关系恶化，加之西方国家对我实施经济封锁，基于战备需要和国防考虑，在区域经济发展和布局上将全国划分为一线、二线和三线地区。一线地区包括新疆、内蒙、黑龙江、辽宁、吉林、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区；三线地区包括四川、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广西、湖北、湖南、山西等省；其余地区为二线地区。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又依据各大军区，将全国划分为西南、西北、中原、华北、华东、东北、华南、闽赣、山东、新疆十大片。上述地区经济区划，主要以行政区划为基础，未考虑市场因素，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
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学者从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促进资源配置和横向经济联合角度，进行经济区划的研究。
早在1985年，陈栋生就将全国经济划为“六大经济区”，即建立东北、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南方、新疆、西藏六大经济区。
1987年国家“七五”计划提出了三大经济地带的划分，即将全国经济划分为东、中、西三种不同地带经济区域。东部沿海经济带包括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广西等12个省市；中部地区指黑龙江、吉林、内蒙、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9个省区；西部地区指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等9个省区。
顾朝林提出“九大城市经济区”，认为区域经济是以中心城市为轴心进行辐射发展的，他根据全国城市综合实力和地区特点，提出以沈阳、京津、西安、上海、武汉、重庆、广州、乌鲁木齐、拉萨等中心城市为轴心，带动其周围地区发展，形成九大城市经济区。
九十年代以后，地区经济差距日益加大的问题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如何实现区域经济的优势互补，成为区域经济研究的重点。经济区划上强调落后地区与发展地区的融合。国家计委提出了“七大片经济区”的设想，即长江沿岸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湾地区、东北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和华南地区、中部地区等。徐逢贤等提出了“七大流域经济区”，即长江流域经济区，以上海为龙头，江苏、浙江为两翼，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为龙身，四川为龙尾；黄河流域区，以环渤海经济圈为龙头，山东、辽宁为两翼，带动河北、山西、内蒙、河南、陕西等省；西北五省经济联合开发区，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区，包括珠江流域各省、海南省，辐射至广西、云南、贵州等，闽南三角地带经济区，主要是福建南部一带；东北经济区，包括东三省；澜沧江流域经济区，包括西南五省。
改革开放前，将经济区与行政区统一起来的划分方法，对于加强领导、统一部署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初，三大地带的划分，对于分阶段、分地区逐步推进改革开放，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九十年代后，地区经济差距问题引起各界关注，区域间的互补合作受到重视。经济区划上强调打破行政区、三大地带，按“流域”或“片”进行区划，有利于缓解地区差距和全面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但是，建国以来，无论是经济理论界还是政府部门在作经济区划时，均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区域——“闽粤赣边经济区”，至今在国家计委九五规划的七大片重点发展区域中，均找不到该区域的踪迹。该区域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包括十三个城市：福建省的厦门、泉州、漳州、三明、龙岩，江西省的赣州、鹰潭、抚州，广东省的梅州、潮州、揭阳、汕头、汕尾等。该区人口约4745.8万人，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1685.8亿元，占三省总和的24%。该区域各地市既未被归入长江三角州经济区或珠江三角州经济区，又未能作为独立的经济区域获得学术界或政府部门的普遍认同，而长期处于区域规划的真空地带或其他区域，如珠三角、长三角的夹缝地带，这种状况与该区域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地位、作用极不相称，应引起高度的重视。
闽粤赣边经济区具有与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区同等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
第一、该区地理位置优越，“台”、“侨”特征突出，具有开展对台和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优势，在实现大陆与台湾和平统一的伟业中和使我国经济更大规模地走向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该区从山区向平原沿海延伸，处于北回归线上，气候宜人，并扼居台湾海峡西部，与台湾省隔海相望，还与西太平洋国际主航道为邻，是西北太平洋区域及我国中北部的船只进入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必经之地。该区也是著名的侨乡，尤其是潮州、汕头、梅州和泉州是全国重点侨乡，区内的海外华人约占全国海外华人的三分之一，还是台湾同胞的祖居地。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人素有寻根访祖、报效家乡的传统，他们对推动该区域经济发展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发挥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第二、该区具有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结构层面，对探索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如何实现优势互补、共同繁荣，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缓解地区发展矛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一区域是全国性的包括老区、山区、边缘区、贫困区、特区等多种经济类型的区域，具有多层次的生产力，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而历史上有浓厚的地缘、人缘关系，经济往来密切，各有优势和特点，经济协作基础雄厚，互补性强。该区域的快速发展对尽快发展其他老少边穷地区经济，缓解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二、区域经济研究方法
我国区域经济研究的方法和途径大体有两种：一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入手，根据各地区的资源条件、产业优势、技术基础及相互间的经济联系，分析研究地区间如何扬长避短，统筹规划，实现优势互补。该方法认为“区域经济是以社会劳动地域分工为基础的，其目的是保障地区间经济优势的发挥”，“指导地区间经济联合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工学说，特别是有关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理论”，“要根据劳动地域分工状况组织经济协作区”，“地区间的商品交换是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力。”该研究方法对政府部门制定有关区域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组织不同层次、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经济协作区，充分发挥各区域在国民经济中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但该分析方法将区域合作局限在“地域分工”、“优势互补”等宏观层面上，以此为指导，各地区域合作的内容大多属短期的合作项目，而未使市场经济的细胞——不同地区的企业在组织上建立有机的联系。区域合作的组织也是松散的。如闽粤赣边经济区，虽设有办事机构，但其主要职能是“联络”和“协商”，缺乏权威性，协作效果并不十分理想。第二种研究方法是从微观角度入手，研究区域经济的基本组成单元——企业行为及其相互关系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和作用。着重探讨“企业组织的性质及其对区域经济运行的作用和影响，以揭示企业组织类型与经济运行过程之间的内在联系。”该方法的优点是充分重视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企业组织的培育和塑造，能较切合实际，其缺陷是忽视了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如地区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等的协调配套等。
笔者以为区域经济的研究应从宏、微观两方面同时入手展开。区域经济研究的中心是找准经济增长极。宏观上的增长极即为中心城市，微观上的增长极就是大型企业集团。两种增长极是相辅相承共同发展的。从经济发展史上看，工业化以前，由于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企业布局表现为分散的彼此联系甚少的状态，企业扩张以资本积累为主，企业集中底低，因而地区间联系极少，没有经济中心或中心城市。工业化后，企业借助股份制、收购、兼并等方式实现企业组织扩张，加速企业的集中和积聚，逐步形成一批增长极企业。所谓增长极企业就是企业群体中的核心企业，企业规模大、效益好，需要协作的企业多，其周围有一大批业务相关的企业构成企业群体。这些企业聚集在一起会产生很高的亲合力和外部经济效益，对周围地区形成较强的吸引力和辐射效应，使发展极企业所在地成为发展极城市。发展极城市发挥功能作用的结果，使区域经济凝聚力进一步加强，并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又进一步促进区域企业及其组织结构的合理化。总之，增长极城市和增长极企业，从宏、微观两个层面构成区域经济发展的两大支柱。
闽粤赣边经济区应以汕头和厦门为增长极城市，两市均属经济特区，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经济辐射和带动能力较强，在区域内居核心地位；应以机械、电子、化工类企业集团为增长极企业。机械、电子、化工是闽粤赣经济区各地市工业发展的支柱产业，也是整个经济区目前最强的工业部门和主要经济增长点。当前应组建跨省市的企业集团，包括：机械工业集团，以厦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龙岩龙马集团公司等企业为核心组建集团；电子工业集团，以汕头超声电子，厦门厦华电子、厦新电子、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为核心组建企业集团；化学工业集团，以名优企业和名牌产品为中心组建企业集团，包括汕头的海洋集团、三明的三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逐步形成以泉州的乙烯系列、厦门的芳泾系列、汕头的聚苯乙烯、漳州的片仔癀、抚州的人血白蛋白、鹰潭的青龙蛇药片等为主导产品组建企业集团。
三、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一）均衡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前，我国为改变因殖民化造成的经济基础高度偏集于沿海少数城市的工业布局和备战需要，实行了向中西部地区倾斜投入的均衡发展战略。五十年代原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中，内地和东北占到三分之一，国家安排的649个大中型工业项目中，有472个在内地开工兴建。六十年代的“三线建设”，三线地区投资占当时全国基建总投资的49.4%，三线地区先后建成大中型骨干企业和科研单位2000多个和各具特色的新兴工业城市30多个。
这种均衡发展战略拓展了生产力发展的空间，对于加快我国西部经济发展、缩小地区差距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生产部局向西部推进速度过快、比重过大，降低了投资效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延缓了我国现代化进程。
（二）梯度推进战略。该战略产生于八十年代初。其主要思路是：我国经济发展呈现着“以东部、中部、西部为顺序的梯度态势，即发达的东部地带、欠发达的中部地带、不发达的西部地带，这种三级梯度的形成是由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历史、自然、社会等多种原因决定的，是区域生产力不平衡规律的表现。应因势利导，充分发挥梯度差的经济功能，首先发展东部地带，再带动中西部地带开发。
梯度推进战略首次把经济效率放在区域发展和生产力布局的首位，第一次对传统的以“公平”为追求对象的均衡战略提出了挑战，这是区域经济理论上的一个重要突破。这种战略符合区域发展规律，让一些有条件的地区得到优先发展，增强了区域经济的自我组织和自我发展能力，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富有效率。但这种战略由于单纯注重“效率”，忽略了各地区间经济发展条件和发展能力的差距，结果使区域经济发展陷入严重失衡状态，使国民经济面临一系列的区域经济矛盾和问题。
（三）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这种战略产生于九十年代初。其主要思路是：我国各地区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特点和投资环境相差甚大，各地投入产生效果不尽相同，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国家必须集中力量，采取重点开发形式，并在资源分配和政策上对重点开发地区实行倾斜；同时，国民经济是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一有机体中，各地区间存在一定有机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各地区发展要保持协调，就要求国家实行的倾斜政策必须适度，必须以保持地区间的协调发展为前提。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有多种模式，较有影响的有“点轴发展模式”和“菱形发展模式”。这两种模式都是利用西方发展极理论，进行区域经济战略研究。“点轴模式”选择沿海、沿江、陇海及黄河中上游地区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轴线，分期分批重点开发，逐步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具有高度生产力水平的点线面区域经济发展网络，使整体经济均衡发展。“菱形模式”认为应以京津为我国北部增长极；以上海为全国增长极；以成渝为西部增长极；以武汉为中部增长极；以深穗为南部增长极；将上述五个极点联接起来，在地理空间位置上呈现出菱形状的发展格局。
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开始将“公平”与“效率”结合起来，提出了“边增长、边协调”的战略思想。并且从探索市场机制与区域资源配置的关系入手，在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发展的内在规律的基础上认识到非均衡是经济发展的常态，而均衡和协调是一种方向和目标。该理论的缺陷是可操作性弱，在实践中“公平”和“效率”是一对永恒的矛盾，顾此必然失彼，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似乎很难实现。闽粤赣边经济区将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融合在一起，共同发展，不失为一种探索非均衡协调发展的一种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