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治经济学改革的几点意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几点意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改革不可避免
我国高等院校一直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它对经济系科来说是基础理论课，对非经济系科来说是共同政治理论课。这门课在50年代初普遍开设时，就包括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三大部分，其内容基本上是从前苏联移植过来的。资本主义部分是马克思《资本论》的缩写，帝国主义部分是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缩写，社会主义部分就是讲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在当时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有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积极作用。
自50年代后期我国试图走出一条同苏联模式有所不同的建设道路时起，原先的社会主义部分的科学性和适用性受到了质疑，这是对传统政治经济学质疑的开始，对这部分内容不断反复的修改也就由此而起，这样做是为了使之适应我党方针政策的变化，反映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和做法。尽管这一时期我们党提出过不少正确的宝贵思想，也有一些值得肯定的经验，但总的说来，60年代中期以前我们的“大实验”是不成功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场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灾难。在这种形势下，对这门课程的内容无论怎样修改，都不能达到理想的要求。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事业的展开，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才开始获得了新生。
对传统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部分的质疑，始于文革之后。二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巨大和深刻的变化与发展，但由此影响到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学，却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人们愈来愈不满足于重复列宁在20世纪初对当时世界资本主义所作的“垂死、腐朽、寄生”的历史判断，希望提出一套能够反映世界的新现实和更准确预测未来的新理论和新观点。
二战之后特别是6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主义世界翻天复地的变革，到了90年代，终于使政治经济学中原先相对来说最为稳定的以马克思《资本论》为蓝本的资本主义部分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人类经济思想史的深刻革命，其科学价值是空前的，这些都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否认这一点是不可取的和有害的。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它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表现得引人瞩目和不容怀疑，否认这一点同样是不可取和有害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否定市场经济，但现在世界上大行其道的正是这种经济体制；传统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经济上应当实行计划经济，但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是行不通的……。
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一种经济理论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它是否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能否为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服务。世界在发展，经济生活在变化，政治经济学要继续成为科学，仍然保持其生命力和影响力，就必须面对现实，跟上时代，反映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变化。因此，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改革就不可避免，势在必行。
二、学科名称之争
在讨论政治经济学的改革时，究竟应当给它怎样定名，是叫“政治经济学”还是叫“经济学”？这是个有争论的问题。这个看似简单的名称问题，因为同对该学科性质的看法纠缠在一起而变得复杂了。主张摈弃“政治经济学”而采用“经济学”名称者中，不排除有人认为唯有“经济学”的称谓才是“同国际接轨”，或者认为经济学应当就是单讲资源配置的纯科学或实证科学。同时也有人指责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带有太多的政治色彩和规范性，而据说这是应当排除的；这些论据恰恰成为另一些持相反看法的人反驳的口实，他们强调“政治经济学”本来就是具有阶级性和党性的科学，本来就有姓资姓社之分，从来不存在普遍适用的纯经济学，因而称谓经济学就有导向西方经济学而排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嫌。
不能说名称问题同对学科性质的看法无关，但如果把某种名称同某种看法固定地联系在一起，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没有达到一致的可能，因为这种分歧还会继续存在下去。但这种把学科名称同其性质相等同的看法，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和原则意义，“政治经济学”未必就只能用来指称一些学者心目中那种具有无产阶级党性和阶级性的经济学说；反过来，“经济学”也不见得就是一些学者所想的那种一般的纯粹的实证的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两个名称的演变史，给人们最重要的一点启示是：这门学科的名称，虽随时代发展几经变动，但这种变动同该学科的政治性质和阶级倾向无关。一方面，不同阶级倾向的经济学家可以认可和接受同一的名称；另一方面，同一个人或同一倾向的人却可以接受不同的名称。“经济”一词，以及早在17世纪初期就已出现的“政治经济学”一词，在18世纪70年代以前是指家（务）政管理或公共管理、国家事务管理，其中包括将经济学理解为对经济生活的科学组织。例如法国重农主义首领魁奈的《经济表》，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等，这种用法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此时出现了对政治经济学上述定义的批判，众多的经济学家建议改变学科的名称：有人主张改为财富学，有人主张改为经济学，还有人主张两种定义并用。自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于1890年问世后，“政治经济学”逐渐被“经济学”一词所取代，并出现了对经济学定义的新解释：1932年罗宾斯以边际主义精神定义“经济学”（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以取代“政治经济学”；1936年凯恩斯主张经济学应研究不完全就业均衡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法则；萨缪尔森则把罗宾斯的定义同凯恩斯的定义综合起来。正当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逐渐消失之际，到了20世纪60年代，它在西方学术界又以不同的形式再度复活，但其含义已与传统的意义大不相同了，这时候政治经济学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了，而是指那些以经济学原理和方法研究社会、政治、法律以及其他广泛领域的学科，例如社会公共选择理论研究和相应的政策建议。
可见，西方经济学名称演变的基本事实是：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名词有一定的区别，也带有一定的时代烙印，但决不是对立的互不相容的两个概念。大体说来，前一时期，从家政管理到国家事务管理，称为政治经济学；后来强调微观的资源配置和宏观调节或者宏微观的结合，便称为经济学；到了现在，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说法同时并存，往往不加区别；如果说有区别的话，那是说经济学在保持原意的同时，政治经济学却被赋予了更广泛的内容。名称的这种变化在一定意义上是西方经济制度和社会生活广泛及交叉发展的反映。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时，并没有在“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这样的名称问题上做文章，他强调的是内容和阶级倾向，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应当是资本主义的理论表现，而且政治经济学还会随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而消失。至于名称，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在他那里是通用的，并不像后来某些学者（如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莫里斯·道布）那样执意反对用“经济学”、坚持用“政治经济学”。面对这样的历史和现实，难道我们还一定要强调只能用这个名称，不能用那个名称吗？
三、指导思想辨析
在怎样的思想指导下改革政治经济学？同学科名称相比，这个问题显得更重要，分歧也最大。有人认为应当以西方（主要是美国）主流经济学，或者流行的经济学为指南；也有人强调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于后面这个提法要做具体分析，如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一个统一的不断发展的整体来理解，而且着重于以坚持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今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标志，那么这个提法是科学的；但不排除有的学者以该提法回避邓小平理论，也就是说，他们仅仅是指古典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这样概括没有曲解上述观点的原意，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还要面对那个复杂而尖锐的老问题：怎样看待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它们能否作为我们改革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思想？
（一）西方经济学不能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
陈岱孙先生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发表的具有纲领性的著名论文《西方经济学和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已经提出了精辟的分析，我以为其中的主要论点至今仍然是正确的。在坚持和赞同他的观点的同时，我想提出几点补充。
西方经济学虽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开始传入中国，但在解放前的一个长时期中没有也不可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实际的影响。旧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自成体系的经济学，那时的经济学界和大学经济学讲坛，基本被当时西方经济学说所占领，但旧中国完全没有西方经济学施展的余地，中国也不可能演变成西方经济学所追求的那种资本主义社会。解放后一个长时期我们对西方经济学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更谈不上以其为指导思想。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仍然不应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我以为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国情不同。西方经济学内部有各种流派和分歧，但其主流总是代表着当时各国统治阶级的利益，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就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来说，古典派和新古典派的对象是自由资本主义，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对象则是垄断资本主义。财产私有制是他们不可动摇的分析前提。这显然同我们国家当前的社会性质存在根本的差别。
国情的差异还表现在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大相径庭。我国幅员广阔而底子比较薄弱，我们有自己光辉的历史和独特的革命建设道路，作为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大国，在现在世界上是罕见的，西方经济学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形，他们的主流学派也没有以此为对象，也没有试图为这样的国家实行这样的转变而提出的理论与学说。
国情的差异势必使西方经济学同中国经济学发生广泛的差别，这里涉及到研究课题、方法论以及基本理论等广泛的领域。在研究课题和任务方面，现代西方经济学虽则在抵制和反对任何否定财产私有制和竞争制度的前提下，的确专注于研究经济的发展和建设，但它们所关注的问题往往同我们不相吻合。有些问题如人口问题以及土地的稀缺和有效利用对我们是十分突出和严重的，但对他们来说则不尽然；他们最为关注的失业和通货膨胀、还有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等问题，对我们来说则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性质，不可同日而语；更不消说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保持稳定，则更是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色彩的历史课题，不能指望从西方经济学那里找到现成的答案。
在研究方法论方面，西方经济学通常具有重数量关系而轻质量研究的倾向，我们则需要数量与质量分析的结合和统一。对西方经济学所强调的“实证分析”，我们也难于完全认同，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合与统一才是最可取的。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派推崇的“抽象分析法”虽有一定的科学价值，但它也有不可忽视的局限性和不合理性，不应作为唯一的方法。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全面把握事物性质与特点的综合方法，抽象与具体的综合，实证与规范的综合，历史与现实的综合，数量与质量的综合等。在这一点上，中国经济学家应当具有更多的东方人的综合思维习惯和方法。此外，对某些西方经济学家所热衷的数学方法，也需保持清醒头脑，数学方法对经济学来说是个很好的工具，但如果以之代替理论思维，就会失之偏颇，喧宾夺主了。
就基本理论而言，差异更是显而易见的。社会主义中国应当实行怎样的经济体制，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西方经济学的正统不能给我们以正确的回答。他们一贯否定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的可能性，他们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相等同，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的特征。难道我们还要受这种概念的制约吗？
凡此种种，无非是想说明不可照搬西方经济学；但这决不是说应当对之一概排斥，否则势必重复过去“左”的错误。应当承认西方经济学的借鉴意义，而且正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取向这样的核心问题上，他们的学说就有我们需要汲取的东西，他们对市场经济机制的分析尤其值得重视。西方古典经济学（18世纪下半期至19世纪60年代）和新古典经济学（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推崇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对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提出了各种论证，指出市场经济可以实现公私利益的协调；指出市场可以通过供求调节生产，从而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认为在市场经济调节下可以按照生产要素各自的贡献获得报酬；以及实现公平交易等。这对我们认识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和积极作用是有益的。另一方面，本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结构的分析，对市场失灵及其对策即国家宏观调控的研究和强调，对现代社会所出现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一类问题的研究，对我们也不无启发，值得重视。
（二）怎样看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不能作为我们改革经济学的指导思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又如何呢？我以为，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指导思想，这一点必须肯定。但由于所处时代的限制，任何伟人也不可能穷尽真理，随着实践的发展，真理总在不断丰富和发展。历史经验表明，不能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们现在面对的是改革开放的全新形势，要探索和重建适应新形势的政治经济学，我以为仍然不能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从研究对象来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西方古典经济学相吻合，也是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列宁经济思想接触到了垄断资本主义，但他没有来得及研究后来进一步发展和演变的现代资本主义，更不消说研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中国了。
就研究方法来说，马克思经济学的抽象方法有其科学性，但这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如果忽视这些条件，将从这些条件中引出的一般经济规律视为无条件的，用于一切场合的普遍规律，势必得出脱离实际的结论。这表明抽象法有其局限性。
从研究的任务和课题来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使命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证明它行将就木，并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取而代之，因而它的主要课题是“革命”，是生产关系的变革，而不是我们当今所面临的最大课题“经济建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自然不能也不应指望从古典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寻找中国如何建设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了。
就基本理论而言，更需要重新加以思考。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但这个原理是有条件的，有局限性的，如果将其普遍化和绝对化，势必在认识上和实践上导致偏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是断定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而市场经济只同资本主义相联系。在这一点上同西方经济学是一致的，只不过对待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态度和立场相反罢了。如果我们拘泥于这些学说，继续拒绝市场经济，坚持已被几十年实践证明不合中国需要的计划经济体制，就不可能有现在所取得的巨大改革成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创举和历史性的突破。但这不是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借鉴意义和指导意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市场经济抱否定态度，但它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矛盾、冲突、摩擦和危机所作的透彻与尖锐分析，特别是对财产私有和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所包含的社会化大生产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对生产本身要求的计划性同实际存在的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的分析，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的分析，在一定的分析前提和现实条件下，都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三）以邓小平理论指导政治经济学改革
我认为，在当今条件下，必须以邓小平理论作为改革和重建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思想。事实上，也只有邓小平理论，而不是别的理论能够担此历史重任。最根本的理由在于，邓小平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他的经济思想是经济科学的最新成就，为我们改革和重建经济学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和一系列基本原理，其中包含着许多极为重要的理论创新。将邓小平理论用于分析中国社会经济，才能逐步建立符合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国情和长远目标、解决中国社会与经济改革和发展问题、为中国干部和青年喜闻乐见的经济学；将邓小平理论用于分析世界经济，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全球经济发展历史、现状和趋势。不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当代条件下就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
有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建立一种对世界和各国普遍适用的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经济学既超越各国国情的差别，又撇开了各种意识形态的差别，因而它是“一般的”、“纯粹的”。不能否认世界各国经济生活和经济发展中存在某些共同的一般的规律，例如生产关系应与生产力相适应的规律，探索这些规律是有意义的。但是不应忘记，一般存在于特殊之中，没有特殊就没有一般，企图撇开研究各个国家的经济规律而把握所谓的一般规律，不仅徒劳无益，而且无补于我们当前的事业。探索和建设符合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才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如同艺术领域中是“民族的”，才具有“世界意义”一样，中国这个“民族的”政治经济学愈是成熟，其“世界意义”也就愈大。但我认为现在还不到构筑完整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改革还在进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尚不成熟的经济实践不能产生成熟的经济理论体系，这是经济思想史上的常识和合乎规律的现象。当务之急是深入研究和广泛宣传邓小平理论，特别是他的经济理论。有人说邓小平经济理论并不能完全代替政治经济学原理，此话不假，但应当说离开邓小平理论，政治经济学的改革和发展也就失去了方向，何况邓小平的经济理论已经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创新意义的理论原理。
关于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基本点，人们已经作过许多阐述，我想从政治经济学教学的角度提出若干要点。我认为总的精神应当是指出：邓小平经济思想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着重说明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历史地位，说明它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关系：继承和发展；历史条件和历史意义。它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要破除各种糊涂观念和习惯势力。“三个有利于”是其具体化。邓小平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至少应当包含以下六个方面：（1 ）国情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出发点和前提，正确认识国情的极端重要性，国情内涵和认识方法。核心内容是确定中国当前和今后一个历史时期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及其同其他阶段的区别与联系。（2 ）社会主义本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目标。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成功和曲折；邓小平在批判“四人帮”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社会主义观。（3 ）如何实现目标：改革开放论（改革的目标、动力、对象、性质、艰巨和长期性、风险与成本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突破：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地位、成绩和根本缺陷、弊端；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如何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体制的理论成果等。（4）经济发展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改革开放论；特区论； 突出重点、带动全局论；分三步走论；改革、发展和稳定兼顾论；农业是基础论；可持续发展论；速度与效益的结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论等。吸取西方发展经济学中有关的科学成果。（5 ）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史。马克思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简史；古典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苏俄—苏联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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