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吴学术文化特点看陆机文学理论和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吴论文,学术论文,文化论文,理论和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陆机文学思想，学界多接着魏晋玄风来讲，（注：如周勋初先
生《〈文赋〉写作年代新探》，收于其《文史探微》之中。）但是陆机
与玄风的关系，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就已经指
出：“陆机入洛在吴亡后十年，但江南尚无玄学，即二陆虽染习玄风，
而现在传世二陆著作均与玄谈无关。”（注：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
论丛》。）东吴灭亡之前后，由于阻隔而产生的地域文化相对封闭的特
点，与魏晋玄学中人相比，陆机的学术必然体现出差异性，因此，不能把《文赋》看作完全预流玄风的作品。从文学理论批评而言，既要看到哪些是它所贡献的思想，又因为比较建安文学创作之实际，它某些观念是滞后的，所以也应看到哪些是其保守的观念。
第一陆机学术与汉儒天人感应观之关系
西晋洛阳学风，承汉魏思想革命之馀波，是“释人事”替代“言天
象”思潮的继续发展。然玄风初起，偏远地区与“中国”经学难以保持
亦步亦趋，俟南北对峙，这种学风差距则更加拉大了，如《吴志·虞翻
传》注引《江表传》，孙策对虞翻说：“孤昔再至寿春，见马日
，及与中州士大夫会，语我东方人多才耳，但恨学问不博，语议之间，有所不及耳。”南人不是谈话对手，原因就在于浡蹐江表，知见不广，北人就视之为不入流。此时，经学今古学派之争已趋平和，然经学的南北歧异却随之产生，这正是由学术发展的地域不平衡所造成。刘师培《南北经学不同论》说：“三国之时，经师林立，而南人说经者有虞翻、包咸、韦昭，然师法相承，仍沿北派；又当此之时有杜预、王肃、王弼诸人（亦大抵北人）以义理说经，与汉儒训诂章句学不同。”（注：《刘申叔先生遗书》第十五册。）北人（主要指大河以南之人）已经厌黩旧说，骛趋新变；而南人却由于缺乏学术积累和外物刺激，陈陈相因，汉儒天人之说仍居主流，自然论观念就难以流行，故与北学脱节。如《晋书·纪赡传》中，吴人纪赡、顾荣赴洛途中，论《易》太极，顾荣批驳王氏“太极天地”之说，王氏究竟是何人，尚有异议，汤用彤《王弼大衍义略释》说：“王弼太极新解为汉魏间思想革命之中心观念，顾氏依旧学评判，宜其不为他所了悟（纪赡虽驳顾说，但亦不得王旨，文繁不俱引）。”此说击中肯綮；另在对待《春秋三传》之《公羊》、《穀梁》态度上，北方《左氏》已凌驾于《公羊》、《穀梁》之上。但是，因天人共感学说在南土尚未摧毁，在其蔽翳之下，《公羊》、《穀梁》仍受尊崇，《吴志·阚泽传》说丹阳唐固“著《国语》、《公羊》、《穀梁传》注，讲授常数十人。权为吴王，拜固议郎，自陆逊、张温、骆统等皆拜之”。同传注引《吴录》曰：“虞翻称（阚）泽曰：‘阚生矫杰，盖蜀之扬雄。’又曰：‘阚子儒术德行，亦今之仲舒。’”西汉名儒董仲舒、扬雄依旧是南土景仰的一流人物，可见南土经学上承汉代，并没有大的变化。而陆机学养培植于南土，从此也可以了解陆机的学术渊源。
汉儒天人观，较明显地反映于历学及《易》学思想上，而于此二者，
陆机仍偏守汉儒意识，始终未能摆脱天人共感旧说。《晋书》本传称陆
机“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膺儒术，非礼不动”，陆机积学，熏染之
功，当首推陆氏前辈。陆机父祖陆抗、陆逊乃东吴名将；从伯父陆绩是
《易》学大家，颜延之《庭诰》称其学术特点是：“马、陆得其象数，”
即以陆绩和东汉大儒马融并举，认为他们是《易》之象数之学的代表人
物，《四库全书·子部·术数类二》有明姚士燐辑《陆氏易解》，陆绩《述玄》认为：“夫玄之大义，揲蓍之谓。”还有陆逊族子陆凯好《太玄》，“论演其意，以筮辙验”，他们均属王弼以前的汉儒《易》学，是象数之学。而王弼为代表的新学已进入“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篇）的境地，两者思路迥异。读陆绩《浑天仪说》，其宇宙观接受扬雄等人的浑天说，治历也不外汉儒兼顾天象、人事和授时的思想。《晋书·陆云传》说：“（陆）云本无玄学。”足见陆氏一门还滞守汉儒旧学。郦道元《水经注》记述陆机邂逅王弼鬼魂，晤谈甚不投缘，荒诞之中也佐证陆机与玄风隔阂。《晋书·纪赡传》载陆机为尚书郎时，曾策纪赡以三代质忠文循环之说，明显祖述董仲舒《春秋繁露》等。他著《豪士赋》有“昔使伊人颇览天道”云云，陆云《答兄平原书》说：“运步玉衡，仰和太清。”而此时敬天重时观在洛中已废，《南齐书·刘瓛传》说：“初，瓛讲《月令》毕，谓学生严植曰：‘江左以来，阴阳律数之学废矣。吾今讲此，曾不得其髣髴。’”意谓由于五马南渡玄风盛煽，遂使阴阳律数之学衰歇，但是陆机策问秀才纪赡等，还对蔡邕《月令》将明堂、清庙、辟雍和太学混为一谈，深表疑议，而这种关注也早为北学先进所不屑。
总之，陆机虽也游心庄老，但由于他对刑名法术（申韩之流）心存鄙夷，加之汉儒天人观的制掣，他不可能成为彻底的自然论者，其思想停留在董仲舒和扬雄之间。庄老虽使他体会到人心变幻莫测，但旧式天人观，对其才情却有限制，使他逡巡于“天道”面前，探究陆机文学理论及创作，必须兼顾两者。
第二《文赋》被动应感与机械反映的“感物”论
最彻底的自然论观念，如《庄子·齐物论》，“蔽于天而不知人”
（《荀子》语），消解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就不会探讨主体创造的审
美问题。陆机是在天人感应前提下接受《庄子》，纯粹是汉人之《庄》学，因此他对《庄子》的理解，就有儒道会通的特点，在此尚未彻底“齐一”万有的基础上，才有探讨文学创作甘苦心得的热情与语境。“颐情志于典坟”、“漱六艺之芳润”，是以一颗浸淫儒学至深的心灵，来援《庄》学入文学创作论，他必然在宗经与师心、功力与才情等一系列相对概念上持调和态度。
在文学创作的心物关系上，陆机提倡“意司契而为匠”、“期穷形
而尽相”，以主体描绘甚至复制客体为能事，就存在机械反映之失。汤
用彤《魏晋玄学流别略论》指出，扬雄辈和正始王、何等人在认识上存
在巨大差异，这主要因为前者“仍不免本天人感应之义”，陆机虽生于王、何之后，但其思想却徘徊在董、扬之间，与董仲舒和扬雄有相似性。因此，如果以王、何以后的观念来看陆机《文赋》，便会凿枘不合。《世说·言语》载：“王中郎令伏玄度、习凿齿论青、楚人物，”刘孝标注引《滔集》所标举两地人物，前代姑且不论，“魏时管幼安、邴根矩、华子鱼、徐伟长、任昭先、伏高阳。此皆青士有才德者也”，按王利器《郑康成年谱》，其中人物与郑玄之学颇有渊源，尚属汉儒学问；而于楚士，则称“何、邓二尚书独步于魏朝，乐令无对于晋世”，这两地人物的不同，《晋书·陈覠传》中解结一语道破：“张彦真以为汝颖巧辩，恐不及青徐儒雅也。”另《晋书·祖逖传》中，祖纳有言：“君汝颍之士，利如锥；我幽冀之士，钝如槌。”实质就是玄风新学与汉儒旧学的不同。儒学渊薮之青徐幽冀，尚未受玄风洗礼。《晋书·左思传》说：“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人也。……家世儒学，兼善阴阳之术。”他原本深受齐学影响，思想尚未超越汉儒家法，所以他写出了接轨班、张的《三都赋》。陆机读后叹为观止，陆机激赏《三都赋》，主要因为他们思想上同为汉儒“遗老”，在抒情小赋兴起的西晋时期，仍津津乐道于大赋写作。左思《三都赋序》谈大赋写作方法：“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此是汉世发轫于战国纵横家的“地理风物赋”的写作原则，班固《东都赋》就说过：“义正乎扬雄，事实乎相如。”左思将此忠实地贯彻到《三都赋》写作中去，陆机深为叹服，对其写作方法自然也完全认同，故《文赋》曰：“赋体物而浏亮，”读陆云《与兄平原书》，可知陆机一直有意写作“数都赋”，惜乎未成，若写成也不过与《三都赋》等相伯仲耳，陆、左二人一南一北，同为玄风圈外人，却学养相近、精神相通，这对解读《文赋》，可起到重要的诠释作用。
前已述及陆机讨论蔡邕《月令》之事，蔡邕《月令篇名》说：“因
天时，制人事，天子发号施令，祀神受职，每月异礼，故谓之月令。所
以顺阴阳，奉四时，效气物，行王政也。成法具备，各从时月，藏之明
堂。”所谓“祀神受职，每月异礼”，可参看《吕览》之十二纪和《礼
记·月令》等，天子在不同时节里，以不同服饰姿态来迎日步气。皮锡
瑞《经学通论·易经》说：“……故汉世有一种天人之学，而齐学尤甚。
”因此左思《三都赋序》之类是在空间横轴上要作者遵循不虚构原则；而《月令》之属，则在时间纵轴上令人恪守成法，随四季荏苒，人的行为只是循规蹈矩，人的情感也同样只是应物斯感。纵横相交，便构成了齐学影响下的心物关系之梗概。此必然会表现于《文赋》之中，也构成了陆机文学创作论展开所依据的基本框架。
《文赋》说：“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
眇眇而临云。”董仲舒《春秋公羊学》属齐学，《春秋繁露·阴阳义》
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董仲舒把作为自然之子的人的情感变化，完全对应从属于四时更替，在人的社会道德属性之外，发抉其自然属性。人之生理构造以至心理变化都和自然有着合同比类并明的对应关系，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生之于自然，则受制于自然。在汉代，几乎是士人的共识。
两相对照，可见陆机“悲落叶”、“喜柔条”云云，直接源出于董
氏为代表的齐学思想。创作主体情志感发，必须“遵四时以叹逝，瞻万
物而思纷”，这种缘情体物，并非信马由缰，陆机明确作出时间和空间纵横轴上的限制，叹逝生情应遵循四季之变换，纷沓情思也须附丽从属于万千物象，一言以蔽之，此种心物关系，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创作主体的主观能动精神，使心屈从于物，令物制约心。《文赋》中的“理”就蕴涵着此种深意，“理”在董仲舒《春秋繁露》里，当作名词时，自有其特殊含义，他以天人相符为合“理”。如《阴阳义》以天之春夏秋冬对应人的喜乐怒哀，并说：“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天容》说：“……可亦为时，时亦为义，喜怒以内合，其理一也。故义不义者，时之合类也，而喜怒乃寒暑之别气也。”董氏继承了战国以来的齐稷下精气说，其所谓喜乐怒哀与四季变化，乃人对天自然而然的心理感应，随顺四季递嬗而生发的此种心理境迁，有益于固精，而无害乎养生。然则大喜、大怒、大忧和大怖，却都是固精之大敌，皆产生于自然所赠予之外的社会现实，在谈人的喜怒时，董氏避开社会现实，因为在其天人感应体系中，人只服从于天。因此，董氏所谓心物交感，与《礼记·乐记》和《毛诗序》强调现实治乱就很不相同。《吴志·王蕃传》：“丞相陆凯上疏曰：‘常侍王蕃黄中通理，知天知物。’”通理就是能处理好人与天及万物的关系。可见董氏齐学精义也是陆门家法，陆逊就曾受学《公羊》于唐固，受其影响，陆机虽然处身险恶，然其心物观中，“物”并未折射出社会政治斗争的矛盾冲突，社会政治因素在其“物”之内涵中，与董氏一样，微乎其微。
《文赋》说：“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辞程
才以效会，意司契而为匠。在有无而倢俛，当深浅而不让。虽离方而遁圆，期穷形而尽相。”《文赋》开篇就说属文：“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主体面对客体，有难以切入的困惑。上边这段话不过是这个意思的具体演绎，“体有万殊”之“体”，依《文选》李善注是“文章之体”，陆云和陆机书信往复，确实颇关注文体问题，但是，陆机诗文中的“体”却很少可以解释为“文体”，如其《吊魏武帝文》说：“物无微而不存，体无惠而不亡。”其《漏刻赋》曰：“夫其立体也简，而效绩也诚，其假物也粗，而致用也精。”这里的“体”都用其本义，指“身体”或引申为“物体”，又《文赋》下文曰：“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假使“体”是“文章之体”，但文体应保持稳定性，可知屡迁者必非文体。这里同样“物”和“体”对文，可证李注并非确解，“体”和“物”义近，应指物的形体、形状。世间万物品殊，且变化流动，瞻彼在前，握手已违。创作主体何以各擅胜场呢？陆机的文、意、物之间构成这么一种关系：
“称物”是属文的终极目的，“辞”不过是构成“文”的更小单位
。因而，“辞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为匠”，与上述文、意、物关系相
一致，遣辞造句衡量作者才气高下，作者主观意志还须以“称物”，也
即切合物象为得法。然而这种“意司契”却是被动地钻仰客体，心，虽
也上下求索，但心随物以宛转，心受物的拘限。《文选》五臣注对此解
释说：“司，理。契，要。”依此，陆机“称物”便等同于借物比兴，带有主动驾驭的意味，但是，物物而不物于物的思想绝非陆机所有，察许慎《说文》释“契”为“大约也”，意更近于“符合”；解之为“要”，乃五臣以后来的文学观强加陆机，与《文赋》原意不合。而主体“称物”，永远挂一漏万，陆机受先秦以来的“言不尽意”论影响，“在有无而倢俛，当深浅而不让”，引用《诗经》，意谓知难而进，竭力使主体的“意”以“文”为中介，传达客体。虽深知此种状物，仅止于表象，不及“物自体”，难免“离方遁圆”，但依然要力臻“穷形尽相”，其以意“称物”的写作初衷，始终不渝。
紧接上文，陆机论述作家气质性情各异，其风格也迥然有别；再加
上文体众多，如诗、赋、碑、诔等等，每一种文体都具有各自风格、功
用及规范，既然在主客体两方面有如此大的伸展馀地，是否就可以率尔
操觚、纵意任情呢？陆机树立了属文原则：“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
制放。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作者意念丛杂，浮想联翩，上
天入地，无所不到，但并非是无节制的铺张扬厉，其取舍的准衡唯在是
否“辞达而理举”，“辞达”，即符合文、意“称物”的宗旨；陆机信奉董氏《公羊学》，则其“理”的意思，当与董氏暗合。而董仲舒“至理”即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准则，主体虽也有为，但要以顺应客体尊重自然为前提，他融会了黄老家们的思想，与《庄子》式的“任自然”有所不同。但在主体意识的积极能动方面，《荀子》及申韩法家更张扬人的力量，藐视天命，董氏《公羊》一派显然不及。这种理念被陆机引为禁邪制放、删汰繁冗的标尺，以理节情、以理辖欲，操翰之前文思奔涌，但经过“理”的筛选过滤，再形诸文字，此时文、意、物则应处处体现上述纵横轴上的心物关系准则，是将结合了黄老的《庄子》思想，引入文学创作理论。
《文赋》中“理”字共出项10次，其作用与前边谈到的扬雄辈相仿
佛。《庄子》的“齐物”、“逍遥”使陆机“精骛八极，心游万仞”，
然天人感应之义，又令他足将进而趦趄。陆机认为文心应该收放有度，而“理”主要起节制收敛作用。如曰“辞害理比”、“文繁理当”，理与辞、文都有相对之义，皆意在防止“理不胜辞”或“理溺乎文”。又在纵言“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之后，接着说“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以理性的大闸疏导驰骋纷繁的情思。《文赋》反对无端崖之辞，认为“或遗理以存异，徒寻虚以逐微”，从这个“理”字可以看出，其社会道理伦理意味与上述“物”字一样不明显，而主要与以上所谈到的时空纵横轴意旨相吻合，在时间纵轴上，应尊重人心悲喜乃对应于四时代序的天人感应原则；在空间横轴上，则应不悖写实和“期穷形而尽相”原则。反之，寻虚逐微，徒属无谓。因而，“辞达而理举”，“辞达”与“理举”是同义复指，都要求文、意“称物”无间。
陆机论灵感闪现，“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
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庄子·大宗师》说：“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也。”陆机借用此意，认为心灵无所尘滓障蔽时，犹如镜之于物，无所不能摄收，这样人心对于纷杂外物，才能建立起一种无所不“理”的关系，而此种“理”，即等同于“应感之会”，它完全与汉儒董仲舒所谓“天人感应”相一致，越是进入“虚静”状态者，越能最大限度地感应外物。故而，所谓的“感应”及“理”，都是主体摒弃刻意追求或执著意念一霎那时的被动接受，人作为创作主体，仅仅起到了镜子般忠实的中介作用。依此，心之于物，如镜之反照，主体主观能动精神被大大削弱了，而《公羊》一派“感应”之说，其要义也大致如此。《文赋》曰：“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对照其《豪士赋》：“循心以为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物者系乎彼。存乎我者，隆杀止乎其域；系乎物者，丰约唯所遭遇。”《演连珠》说：“臣闻目无尝音之察，耳无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诛之于己，存乎物者，不求备于人。”陆机面对自然事物，总是取退守的态势，而主体控引驾御外物的进取精神，则较为疲弱。这于他在文学创作论上的心物关系观，也是可以找到契合点的。
这决定了陆机文学理论不可避免地带有保守性格，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一《诗绎》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诗》春日记哀，冬日写乐，写作主体完全可以以我为主，王夫之认为更加增强了诗歌的感染力，而陆机却没有跳出《公羊》学家法，并以之建构其文学理论，就有失机械。相对《诗》之创作实践，相对屈骚之浪漫精神，尤其相对建安文学之实绩，《文赋》的物感观应被视为理论上的倒退，不能因语词误读，而对它的不足视而不见，甚至郢书燕说。
第三在物感观影响下陆机诗文创作风貌的“俳弱”特点
从创作反观“感物”理论，陆机文学风貌具有“文温以丽”的特点，说明在此种理论影响下，其诗文创作折射出主体意识的“俳弱”。陆机文学理论上的守旧滞后及其人格上的优柔文弱，必然在其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来。
陆氏兄弟入洛，晋太常张华起了重要的作用。西晋政治为强宗大族
所把持，《晋书·解系传》说：“……时荀勖门宗强盛，朝野畏惮之。”
《晋书·刘隗传》说：“南中郎将王含以族强显贵，骄傲自恣。”已充
分体现门阀政治特征。而张华出身庶族，所作《鹪鹩赋》抒发了庶族士
子的落寞心绪，身居要位之后，他受到势族排挤，作为有韬略的北方政治家，他广罗人才，《晋书》本传说他“性好人物，诱进不倦，至于穷贱候门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称咏，为之延誉。”这是张华的政治策略，在北人视南人为“貉子”之时，陆氏兄弟、顾荣、纪赡、薛兼等人，均被张华赞誉为“南金”，张华意在扩张非士族力量，以企图打破士族所控制的政治文化一统天下。故而，陆机便置身于倾轧矛盾的旋涡之中，功名之念与故园之思，江左名门之自负与北来后深受歧视，出处进退，万千情愫，在其胸中交战冲突。他也时有文士式的慷慨激昂，然而他受《公羊》一派齐学影响至深，对“时”的概念怀有迷信和恐惧，这更决定了他性格中多因循少进取，多优柔少决断。
遍稽中古士人文集，“感时”、“感物”两词出现频率之高，无出
陆机之右者。这说明，上述时空纵横轴观念，对陆机诗赋写作起到规范
作用，文学理论和创作，确实是知行相须。陆机《感时赋》说：“历四
时之迭感，悲此岁之已寒。”《瓜赋》说：“感嘉时而促节。”《思归
赋》说：“节运代序，四时相推，寒风肃杀，白露霑衣；嗟行迈之弥留，感时逝而怀悲。”《叹逝赋》说：“感秋华于衰木。”《赴洛二首》说：“感物恋堂室，离思一何深！”“载离多悲心，感物情凄恻。”《又赴洛道中两首》说：“悲情解物感，沉思郁缠绵。”《赠尚书郎顾彦先二首》说：“凄风迕时序，苦雨遂成霖。……感物百忧生，缠绵自相寻。”《拟明月何皎皎》说：“踟蹰感节物，我行永已久。”《拟庭中有奇树》说：“……四时逝如飞，……感物恋所观。”《燕歌行》说：“四时代序逝不追，……忧来感物涕不晞。”《上留田行》说：“感时悼逝凄如。”《吴王郎中时从梁陈作》说：“感物多远念，慷慨怀古人。”陆机有太强的节物感，《招隐》说：“嘉卉献时服。”《园葵》说：“时逝柔风戢，岁暮商飚飞，……丰条并春盛，落叶后秋衰。”可见他对于气节转换中，风物变化百态，体察入微，并在此种时序对应中，表露其情感。
陆机《感时赋》有云：‘伊天时之方惨，曷万物之能欢，”陆机作
品情感穷苦悲哀者占绝大多数，其展开抒情的背景，几乎全在秋冬季节。
《行思赋》借助一系列意象，如“飘风”、“沉云”、“商秋”、“玄
云”、“凉风”、“零雨”，凸现其时节感；《元康四年从皇太子祖会
东堂诗》说：“八风应律，日月重辉。”《浮云赋》说：“六律籥应，八风时迈。”所谓“八风”，见《淮南子·天文》列一年中不同节气之风，共八种名称：条风、明庶风、清明风、景风、凉风、阊阖风、不周风、广莫风。（注：为风定名，根据东西南北四方给风冠以名称，在汉代首见于伏生传《尚书·尧典》。参见胡厚宣《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载《复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6年第1期）， 可知此种说法可追溯至甲骨时代，八风说的产生，当与四方风更古老的说法有关，然在汉代尽属于齐学。）古乐十二律，在《吕览》“十二纪”、《礼记·月令》和《淮南子·时则》等典籍中，以音律对应时节，律历相合，王文清《考古略》卷七《管子起五音法考略》，认为《管子·地圆》对比“开诸家之先而创发其说”。从此也可窥见陆机对这套“天人之学”，可谓浃肌沦髓。
陆机一方面其心中时空纵横轴观念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其性情主
要偏于畏葸感伤。这两者相结合，主体情志在作品中，往往退居于时序
叙述、景物描绘之后，让读者体会到的也仅有悲秋哀别、感时伤逝及庄
老旨趣，作者内心虽有巨大的痛苦彷徨，然因过多的叙时描物，反而弱
化了其内心感受，在处理情、景关系时，未能突出写景正是为了抒情，
不是我驱使万物，而是我淹没于景物之中，就难以积聚起浑厚动人的情感力量。陆机缺乏卓荦鲜明的个性及昂扬执著的精神，虽知行合一、性情使然，但表现于作品，与其前辈，如建安作家相比，其局限性就十分明显。
汉末以来，经学崩析、魏武崇尚刑名法术，给天人感应观以致命的
打击，直言：“天地间，人为贵。”激发士人主体意识充分展现。时人
横槊赋诗、击鼓裸裎、虬髯睥睨、月夜抚琴，中国文学掀开新的一面，
如大幕开启，引人注目的是台上人物的尽情挥洒，或歌哭笑骂，或裂眦
长啸，或风情万种，可谓淋漓尽致！使人体会到浓烈如醇酒的情感，即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直举胸情”之谓也。舞台上四季背景和景物点缀，皆退居其次，成为可灵活拆卸的“道具”，虽不可没有，但也仅在需要时，方信手拈来。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说：“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如曹植《野田黄雀行》说：“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和作者所咏之事，既非目前所见，也不符合左思、陆机写实原则，因为这在时节上无须坐实，这只是借以起兴而已。《诗》的比兴传统，在建安作家手里得以复兴。而在文学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陆机都与文学主潮异趣，较诸建安作者，显得落后了。
前人评骘，大抵也反映了陆机作品的优长与缺陷，《世说·文学》
第84条，刘孝标注引《文章传》曰：“（陆）机善属文，司空张华见其
文章，篇篇称善，犹讥其作文大冶，谓曰：‘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
子为文，乃患太多也。’”同上第89条，孙兴公评曰：“陆文深而芜。”
盖认为陆机过多的节物描述，其情思却给读者以“思无越畔，语无益幅”
的逼仄感，（注：见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之评语。）对于陆机
作品内蕴，前人微词颇多，锺嵘《诗品》评陆机曰：“其源出于阿思，
才高辞赡，举体华美。气少于公干，文劣于仲宣，尚规矩，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陆机与曹植在精神上虽有相通之处，但是，锺嵘体察到建安诗人任气使才，神采飞扬，这恰是陆机所欠缺的，尤可注意者在他认为陆机“有伤直致之奇”，一语破的，道出了陆机与建安诗人的根本区别。
陆机不能如锺嵘所谓的“直致”、“直寻”，是缘于其感物理论付
诸创作实践所不可避免的弊病，借此也更可看清其“感物”说之指归。
锺嵘《诗品》评陆机所拟《古诗》十四首，曰：“文温以丽”，这四字
几可概括陆机作品的整体风貌，以下“意远以悲，惊心动魄”云云，则
有点言之不实。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说：“陆士衡翩翩藻秀，颇见才致，无奈俳弱耳。”此说较为公允。然而，陆机在文论史上第一次全面探讨文学创作过程，其深远的理论意义尤其是对南朝文学的影响，均是不容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