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使用者研究的三种主要范式及其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三种论文,使用者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0-0763(2011)01-0075-06
经济学中关于创新研究的两条对立路径即市场需求论和技术推动论以及一些折衷路径，都假设创新是由生产者实现的。同样，技术决定论或与境论解释程序，也把科技知识、设计者及其制品作为出发点。因此，技术的“使用者”及其使用过程就被排斥在关注之外，或有所考虑时，也要么是被泛化为无主体的“社会背景”、“群体”，要么被降阶为“受教化者”。但目前，科学技术论中已有明显趋势，即关注点从技术“生产”转向“使用”。([1]，p.198)，([2]，pp.139-141)那么，为何产生上述转向？这种转向呈现出哪些研究路径？它们有对话和融通的趋势吗？要探索这些问题，首先要对有关技术使用的研究路径进行梳理和深入比较。本文拟对此展开初步研究。
一、哲学范式：使用者作为伦理责任主体
技术哲学一直对技术应用的社会、自然后果展开整体论思考，但迄今为止尚未把技术使用者概念化为基本范畴或方法论视角。而随着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深化，我们能追踪到一种对“生产”的超越，它起初体现在其“伦理转向”中，并承继了“经验转向”；近来则突出了“文化转向”。
在经验转向趋势下，近十多年来技术哲学明显转向对技术发展的伦理方面的经验考察。斯维尔斯特拉(T.Swierstra)指出该转向的原因在于，随着我们的时代问题从谋求生存(survival)转向优质生活(a good life)，哲学家对技术的讨论也就从对技术的“批判”转向了技术发展的“战略选择”。([3]，pp.68-74)于是技术的哲学讨论核心就转换为耶斯玛(J.Jelsma)所指出的两种力量即技术制造者与技术守望者(technology makers and watchers)的对抗。正因此，哲学家们认识到技术责任主体的多元结构以及责任分配的重要性，而以前那种完全指望技术制造者或政府作为责任主体的策略是不恰当的。在这种面向伦理的思考中，他们逐渐把技术使用者以及广大公众确立为积极的责任主体——既作为单个技术创新的伦理评价责任主体，也作为技术发展历史进程的责任主体；而且采用了对具体使用者的经验描述方法。
费恩伯格、温纳等正是基于这种研究旨趣和方法论，而建构起比较系统的技术哲学理论路径。费恩伯格以技术民主为核心概念，提出公众作为技术的使用者或意义的阅听者与建构者而参与技术设计，从而承担起技术的伦理责任。这一观点以下述理论主张与方法论为基础。他说：“正如马尔库塞，我把技术的解蔽……与在所有类型的以技术为媒介的制度中，在阶级之间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持续的分工联系起来。技术能够而且也正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被建构，以再生产出在大众之上的少数人的统治。这是存在于技术行为的结构中的一种可能性……”①基于此，他通过对技术个案的历史主义研究，证明技术发展是一个有很多可能方向的偶然过程；技术的中立性和自主性只是少数人的话语霸权；公众转化技术代码的能力正是技术的历史发展方向具有多种可能性的力量之源。由此，他把社会建构论融合到技术哲学中，为技术使用的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温纳则从埃吕尔出发发展出“自主的技术”这一思想主题。他从分析技术失控开始，指出“技术流”和“技术梦游”是导致失控的直接原因，但根源在于“技术规范”引起的“反向适应”。所谓技术规范是指，“技术是一系列的结构，技术的运行要求重新建构自己的环境。”因此，“每一个人都成了技术规则所规定的生活方式不知情的演员；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服务于技术系统。”([4]，p.100)由此温纳断言，某些技术就其本质而言是政治性的，技术以技术规范和反向适应的方式制约了政治性选择。那技术民主控制的途径又在哪里？对此温纳早先提出，要创建由政治的民主智慧和公众参与所确定的技术变革过程。近来他还以“行动论哲学家”为口号，倡导哲学家的技术责任。②
此外，其它路径的技术哲学研究也为思考技术使用者提供了理论指引。比如现象学技术哲学为思考技术使用者的体验提供了理论指引。因为后现象学所关心的正是“在人类日常经验中，技术起什么作用？技术产品如何影响人类的存在和他们与世界的关系？工具如何产生了转变了的人类知识？”。([5]，p.Vii)当代实用主义技术哲学则提出了为技术的文化研究提供哲学工具的任务，从而为技术哲学转向文化研究，以更好地理解技术使用者的能动性提供了帮助。([6]，pp.15-20)因此，在全球化与境下，哲学家们更突出了“文化转向”，在第15届国际技术哲学年会(SPT)会议上多位学者强调了这一点。史密斯强调了全球化时代对技术形象进行文化重组的必要性，即认为在理解技术的时候应当强调文化的角色，即对技术“重组文化的想象力”，在技术哲学和STS研究中，应该出现“文化转向”，重组并分析在各种各样的科学技术领域中的文化形象和隐喻。而布里戈尔(A.Briggle)和米切姆(C.Mitcham)则进一步强调了文化情境中个体的行动责任。“一个网络化世界中的责任，除了经济专家、科学专家以及政治专家为代表负责任外，面向个体的伦理学命令必须被加以考虑，全球公民应当负责任地行动，积极克服由于网络联结现实与个体经历的不匹配而形成的‘经验鸿沟’所导致的不道德网络行为。”([7]，pp.103-104)这里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米切姆的转变。在《技术哲学概论》的“责任和技术问题”中，他所强调的技术责任主体还主要是工程师，但在此他已超越了生产者视角而转向大众及其能动性。
基于此，我们可以期待，哲学家将扩展伦理关注，从本体论、认识论方面更加深入概念化技术使用者对于技术创新和技术的历史变迁的作用。
二、文化研究范式：使用者作为意义建构者
这一范式发轫于社会建构论，再扩展为文本分析、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多种进路。
1.作为社会结构的技术使用者
社会建构论进路是最先重视经验分析使用者对技术的建构作用的进路，特点在于把技术使用者作为社会结构化了的群体进行考察，即比克、平奇对“相关社会群体”和“技术框架”的讨论。但其社会学结构主义却招致批评，因为它们在经验中无法清晰界定。对此考恩提出了“消费者联结”旨在强调，定义消费者必须以处于确定时空场域中的人们所需选择的人工物为依据。消费品不同，相关社会群体也就不同；而且它是处于具体时空中的、与复杂文化与境联结而不只是受人工物影响的模糊集合，决不是抽象而固定的群体。([8]，p.69)因此后来考恩进一步讨论了消费者的内部差异，即把某种技术转移到某个社会群体中，这并不能让该群体的成员都成为具有某种普遍意义上同质的“消费者”。
实际上“消费者”是文化负荷的，所以处于不同文化与境的消费者绝不仅仅消费、还原技术创新者所赋予的意义，而是创造性生产、重构意义；处于文化情境中的技术物也不只是对特定群体发出意义召唤，相反它是一个对所有人都开放的意义域；技术发展的方向、对这些不同路线的支持或反对都是多元的，途径是曲折的，所联结的社会群体也是多重性质的。
2.作为文本读者的技术使用者
社会建构论的局限性在“技术本文”分析中也存在。STS中的符号学进路直接采用“文本”、“电影脚本”、“作者”、“读者”等文学理论与概念，着重讨论作为文本的技术物的意义建构，因此它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对使用者的考察。在此我们讨论伍尔加的“形构使用者”(configuring the user)和阿克里奇(M.Akrich)、拉都尔的“稿本”(script)概念。([9]，pp.9-11)通过把人工物和使用者隐喻为本文与读者，伍尔加引入作者理论旨在聚焦于为机器的解释柔性划界和定义的设计人员及其设计过程，力图揭示使用者“阅读”机器的方式如何受到设计与生产的限定。“形构使用者”就是定义潜在使用者身份，设定其未来行动之边界的过程。这样，因为伍尔加旨在揭露设计者的话语霸权而把本文的意义仅仅理解为设计者生产并强加给使用者的单向过程，他忽略了读者对“本文”的重构。
伍尔加的思路受到读者理论进路的批评。一些人追随罗兰·巴特的“作者死亡”与“读者诞生”思路，对形构使用者概念作了扩展。其一，强调设计者在形构使用者的同时也被使用者以及设计者自己的组织所形构；因此需要考察使用者对机器的意义再生产过程；设计者的编码与使用者的解码应该对称地加以研究。其二，“形构者”还需要包括记者、公共服务部门、政策制定者和作为使用者代言人的社会运动等。显然对“形构”概念的拓展使符号学进路的使用者研究更能突出使用者能动性。
阿克里奇和拉都尔则运用拟剧理论、预期理论，把技术比喻为“电影脚本”，指出技术客体会给行动者及其行动设定一个框架并定义一个行动场域。在设计阶段技术人员预期了未来使用者的利益、技能、动机和行为，并将其物化到新产品设计中；所以技术包含了一个赋予和分配给技术物和使用者特定能力、行动和责任的“脚本”，从而技术客体就变革、加强或新造了一个“责任地图”。相较于“形构使用者”，“脚本”把非人类行动者纳入形构过程，强调地图是开放的、可能被反抗的，设计者与使用者的磋商是循环往复的过程。但总的看来上述分析进路有一个共同缺陷，即都以设计制造阶段为研究出发点。所以女性主义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能从使用者出发来思考技术？对上述局限的超越需要突出使用者的差异性和主动性，这在女性主义研究和主体性与身份研究中才得到彰显。
3.作为权力场域中的女性使用者
女性主义进路最初关注福柯定义的“权力”问题，认为女性在技术中缺席的根本原因在于以前的技术叙事局限于技术设计与生产阶段——这些阶段主要与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技术人员及其技术制品相关。因此，要展现女性在技术变迁中的地位就必须把目光转向使用者，以改变技术史被叙述男性及其奇迹的故事所充斥的状况。换言之，女性主义者试图从“使用者”视角发掘女性的权力空间。
这种转变的首倡者就是考恩。1970年代她就在技术史中引入了女性史进路，后来提出的“消费连结”进一步发掘了消费者的能动性，扭转了使用者在技术中始终处于被动位置的观念。迄今女性主义技术研究者已深入探讨了女性塑造、协商技术的意义与实践的各种活动，并颠覆了技术的现代性定义，即把原来聚焦于“工业化”的技术界定置换为凸显家务技术、保健技术、美容技术、生育技术等边缘技术的定义。([10]，pp.20-45)
该进路已深入区分了使用者的不同层次及其特征，涉及“终端使用者”(end users)、“外行终端使用者”(lay end users)、“被牵涉的使用者”(implicated users)等。这些分析包含了明确政治议程，即力图唤醒女性自治意识，倡导她们更主动地参与技术建构。从方法论上说，该进路也超越了社会学结构主义，把目光深入到个体行动者。
4.作为主体性构建者的使用者
已蔚然成风的文化研究也对使用者进行了考察，它着重考察技术作为一种物质文化如何被大众所挪用来构建主体性、身份与认同等。该进路以布迪厄、鲍德里亚等的符号消费理论为基础，认为消费是互动网络、地位和身份的政治经济学。其讨论的核心是，物质符码如何被构建和解读，以构建主体性。文化研究者已开辟了两条对技术使用者展开研究的路径。
其一是斯图尔特·霍尔开辟的媒体技术的语义学研究。他提出了媒体消费的“编码/解码”理论，采用文本分析策略集中探讨意识形态和身份之间、文化和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旨在把握媒体的结构作用和具有能动性的阅听者创造新意义的过程。与伍尔加等人的“本文”隐喻相比，霍尔的进路是以文化场域而非生产)为出发点的，这更突出了使用者的能动性。后继者对消费的符号和交流属性已展开了广泛研究，这些研究凸显了使用者-技术的一个独特面相，即使用者使用技术客体在建构社会身份、社会生活方面的重要作用。此外这一路径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就是新文化史。其领军人物伯克、达顿、科尔班等都从历史学角度探讨物质文化对社会身份、社会生活的建构。
另一进路是以“驯化技术”为核心的、围绕“日常生活技术”展开的研究。希尔维斯通(R.Silverstone)等把研究聚焦于“日常生活技术”而非新奇的技术创新，认为日常生活中人与技术的关系才是最普遍的人-技关系。([9]，p.14)他们认为，新技术必须由一种人们不熟悉、甚至是带有危险性的事物转变为嵌入日常生活和社会文化中的为人们所熟悉的事物，这样，技术才能得到认可。因此，“技术的生活化”是一个技术-使用者双向互动的过程；对技术客体的使用既可以改变技术物的形式，实用的和符码的功能，也可以促成或破坏就社会地位和身份展开的磋商活动。米切尔(Mike Michael)则进一步考察了那些在比克、平奇看来已经稳定了的、在希尔维斯通看来已被生活化的“世俗技术”(mundane technology)，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修改和赋予新意义。([11]，p.38)从以上综述可看出，上述“内在论”解释程序已使STS更凸显了使用者的能动性。同时，技术论也引入符号学、文学与文化人类学方法，把技术隐喻为“本文”来进行分析，从而开启了技术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因此上述研究可概括为“文化研究范式”。③
三、经济管理学范式：使用者作为创新用户
经济学是一个理论领域高度一致而经验应用领域分化多元的学科。因此笔者梳理经济管理学路径时，从统一的理论基础和核心概念开始，再到用户创新机制的微观研究。
1.理论基础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只有产品制造商是技术创新源。创新用户研究的开创者冯·希普尔(Eric von Hippel)对此提出质疑。通过对科学仪器制造和微电子产业中工艺设备的创新源的经验调查，他指出在某些行业或领域，用户是典型创新源(某些行业中原料供应商则是主导创新源)。由此他提出了创新功能源(the functional source of innovation)概念并指出其多样性。他这样界定用户创新源，即如果创新者是通过使用某项创新而获利，他就是该创新的使用者，也即使用者创新源。用户成为创新功能源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创新成功者在一个短期内对其创新具有暂时垄断权，这种垄断会给他带来“创新租金”(innovation rents)。处于不同功能位置的潜在创新者对创新的期望收益(创新租金)不一样，只有当创新租金具有足够吸引力，潜在创新者才会进行创新；由于各行业经济租金分配不同，使创新源呈现出多样性。他还指出用户、产品制造商、供应商和政府等都可以转移创新功能源。创新源转移的原因主要涉及两个因素：创新成本和创新所需的技术诀窍。通过上述理论思考，冯·希普尔就使技术创新这一经验研究论域与经济学的理论核心(经济租金、创新源等)达成了融通，而且也吸收了消费理论、新产品开发理论、组织行为与学习理论等一批新成果，从而为用户创新研究确立了正统的经济理论基础。该理论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经验证实。([12]，pp.459-469)，([13]，pp.247-256)，([14]，pp.683-695)
2.核心概念
用户创新是该范式的核心分析工具，因为对创新用户的识别是关键性问题，也是经验研究的出发点。根据冯·希普尔从创新源角度的定义，用户即从某产品的使用或服务的消费中获得收益的个人、群体或组织。这样的定义比文化研究范式定义的技术使用者要狭窄，后者的定义往往依据与境而涉及顾客、客户、消费者以及不确定的符号阅听者，而且常常具体到个人或小群体，定义相对散漫而多变。
用户创新的前提是，用户可以参与企业的新产品开发活动，为此提供创意、参与设计、反馈意见，因此，用户创新概念需要具体化。巴尔基(Henri Barki)指出，无论在服务业还是制造业，研究者都是从行为和精神两个方面去考察用户参与，也即用户参与既可是直接的(行为层面)也可是间接的(精神层面)，因此，可以将用户参与形式分为三种，即智力上的参与、行为上的参与、情感上的参与。由此看来，虽然该范式力图使用户创新概念精致而明确，但却不得不面对经验领域的模糊性与多样性。这正是该范式需要借鉴微观描述路径的根本原因。
3.用户创新机制
学者们对用户创新机制的探讨从下述三个方面展开。
首先，大量研究力图确认用户参与创新的原因与动机，但都以制造商为参照点。冯·希普尔、克里斯汀(W.S.Christine)、蒂芬妮(T.M.Devinney)、米基利(D.F.Midgley)、弗兰克(N.Franke)、克里斯托弗(H.Christoph)等采用大量经验调查和对个案的深描，讨论了以下方面，包括用户的忠诚度、降低市场营销成本、有效地获取外部创新信息、提高新产品开发的效率、降低新产品开发的成本、多样化的用户需求等。
其次，关于领先用户的探讨成为理解某些创新的用户参与机制的根本。冯·希普尔将领先用户从普通用户中区分出来。他强调领先用户在创新中的作用，并描述性地定义了“领先用户”的基本特征。莫里森(Morrison)等人的研究也证实了冯·希普尔关于创新用户特征的观点。他提出可用领先优势状态(leading edge status，LES)来测量领先用户的特征，并识别出构成LES的四个特征要素，还分析了妨碍用户进行创新的主要原因，比如缺乏用户内部技术诀窍，缺乏外部资源及创新激励等。([15]，pp.351-362)莉莲(G.Lilien)等则采用人类学参与观察法对3M公司的领先用户设想产生方法和传统的设想产生方法展开比较研究。Christian Luethje通过对消费品领域的实证研究，提出把新需求、对现有产品的不满程度、经济回报、解决问题的乐趣、使用经验和产品相关知识等作为测量领先用户的变量。
最后，关于用户创新管理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也是可与文化研究范式形成直接比较，相似之处在于管理学范式也吸收了参与观察方法，而区别在于它的最终目的不在于意义解释，而在于规范应用和操作性。近年来有代表性的研究，比如Kiell Gruner，Nambisan和Brockhoff Klaus等都对用户参与新产品开发的时机与方法进行了田野调查研究，把创新细分为多个阶段，详细考察各阶段用户参与的作用。
冯·希普尔及其合作者长期致力于用户创新管理中识别领先用户的研究，精致阐述了识别过程，并给出了用户创新管理应遵循的步骤或应注意的方面。这种管理方法通常称为流程法。近来，研究者注意到另一方法即创新工具箱方法。冯·希普尔指出，如今已有许多公司不再努力去确切地理解用户需求，而是为他们提供工具，将与需求相关的关键创新任务外包给用户，让他们设计和开发自己所需的产品。Thomke和冯·希普尔还指出一个行业即将应用用户创新工具箱的三个信号和让用户成为创新者的五个步骤，为企业提供了理论指导。对这种管理方式的实施情况和优越性的经验调查，还有冯·希普尔和Ralph Katz，Franke和冯·希普尔，Franke和Piller等。④
四、比较与总结
通过以上概览，我们梳理出技术使用者研究的三种主要范式，考察了各自的发展脉络、代表人物和代表性研究，分别评述了它们的学科传统和理论背景、基本假设与视角、主要理论框架与核心概念、方法论与论题等。.
由此我们可看出，这三条路径在以下方面存在一些基本区别，也共享一些前提、理论主张和分析方法。区别主要表现为：(1)基本旨趣与取向的不同，表现为外在论与内在论的对立。经济管理学范式承袭经济学和管理学传统，以生产者为出发点，旨在提高企业等组织管理生产及其相关方面的能力，因此实际上还是从外在论视角讨论使用者，即从使用者如何有助于企业技术创新的视角来思考问题。而文化研究范式则采取内在论视角，基本旨趣在于发掘和展示普罗大众对技术历史变迁的主体能动性。哲学范式则采取了制造者与守望者二元对立的思考进路，关注的是技术和人类发展的总体历史命运，力图找到技术守望者的能动性与权力空间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根基，以实现人在技术社会中生存方式的转换。这表明后两种范式的旨趣有类似之处，但前者更突出文化个性，而后者关注人类整体命运。(2)分析工具与方法的差异。相应地，上述第一种范式力图以创新企业为参照，通过经验调查来识别创新用户，并力图在创新企业与用户的二元论范畴中清晰界定此概念，所考察的使用者范畴相对狭窄，但却受到模糊性多样性的困扰。第二种范式则欢迎这种模糊多样性，致力于采用深描手法精细描述使用者的独特个性与复杂性。因此，该进路的经验考察比第一种更重视对个体的描述而非统计调查。而哲学范式则从制造者-守望者的二元范畴出发，因此迄今为止使用者概念还仅仅是隐含于这对范畴之中的。换言之，对技术使用者能动性的发现最终落脚于守望者对技术的控制力。出于一种整体关照，它采取的经验转向方法论策略也重视对守望者的能动性的描述，但最终都要上升到整体“人类”的高度。
各范式也共享了以下方面，主要包括：(1)文化背景。它们都受到大众多元文化与消费文化的促动以及“去中心化”学术旨趣的影响。因此考察和推进技术的多元化与大众参与创新是其共同兴趣。(2)经验研究取向。哲学范式力倡经验转向；文化研究范式采用经验研究和深描；经济管理学范式也吸取了这种研究方法。虽然在具体操作方面存在差异，但是强调规范研究必须建立在深入的经验描述的基础上，这是它们的共同方法论。
总之，它们既是相互竞争的研究传统，又具有交叉、渗透、互补、整合的逻辑可能性和现实趋势。因此，对这三个范式展开深入比较，并探索它们互补与整合的路径，这将对三个范式各自的发展以及共同解决技术创新、技术的发展与变迁问题、技术发展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问题产生积极的影响；也将为探索广义的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走向综合，提供更加具体的尝试。
注释：
①此处引自费恩伯格于2004年在东北大学所主办的技术哲学暑期学院上的讲座稿《技术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第二节“A Sketch of the Theory：Technology and Finitude”。
②此处引自温纳2007年在东北大学的一次讲座“行动论哲学家”(Philosophers As Actionist)。
③关于技术使用者研究所引导的文化转向的更详细讨论请参见拙文：陈玉林，陈凡：“使用”问题研究——技术史的一种文化转向，陈凡等主编：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2007年第一卷)，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8。
④吴伟博士及其博士论文《企业新产品开发过程中的用户参与研究》(东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为笔者提供了很大帮助，谨此致谢！陈多闻的论文旨在从整体论视角思考技术使用者的哲学含义。参见陈凡，陈多闻：论技术使用者的三重角色，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9(2)及陈多闻博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