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与邓小平经济改革思想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论文,思想论文,经济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列宁在探索俄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经济政策，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经济建设理论的重大突破，也为俄国找到了一条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邓小平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高瞻远瞩地制定了改革开放政策，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他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理论和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他们的经济改革思想加以比较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学习邓小平理论，全面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事业。
一
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列宁领导俄国进行了艰辛的探索。1921年3月，列宁根据俄国国情，决定废除不适应新情况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这种转变，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第一次改革，按照列宁自己的话来说，它“使整个苏维埃政权和它的基本原则以及它的全部经济政策转上另一条轨道”。（注：《列宁全集》第41卷，第345页.）这场经济改革所包含的思想有：
首先，从俄国小农占优势出发，向社会主义不能“直接过渡”而只能“迂回过渡”的思想。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传统社会主义思想，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坚持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直接过渡”的主要内容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需要通过一系列的过渡形式和环节，而用无产阶级的国家法令，取消商品交换和贸易，按共产主义原则来组织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在改造小农问题上依靠行政命令，组织大规模农业，即国营农场和农业公社。
到1921年，列宁经过反思，认识到在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里，不能直接过渡，而只能迂回过渡。所谓迂回过渡，就是允许农民在交纳粮食税后剩下的余粮到市场上自由周转，通过发展商品经济，实行商品交换，货币流通和一定限度的自由贸易，来活跃经济，并培植国家资本主义把它作为中间环节迂回向社会主义过渡；对小农的改造，要根据自愿互利原则，引导农民先办比较低级的劳动组合和共耕社，逐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列宁指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这要取决于国内大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还是小农经济占优势。”（注：《列宁全集》第41卷，第70页.）这里说的“不同形式”就是指“直接过渡”或“迂回过渡”。如果一个国家大工业占优势，或者即使不占优势，但是十分发达，而且农业中的大生产也很发达，那么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可能的。否则，就不可能。如果硬要过渡，只能碰得头破血流。
其次，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共存，利用和发展商品经济的思想。1918年，列宁即在有关著作中提出，现时的俄国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即自然经济、小商品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1921年实施新经济政策以后，他再一次强调这个问题。那时，列宁已经有了在一定时期内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思想。与这个问题相联系的是如何对待商品经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商品生产的根源是私有制。因此私有制一旦废除，就可以用产品经济代替商品经济。列宁坚持马恩的思想，认为“只要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注：《列宁全集》第13卷，第124页.）这就是说，列宁是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剥削联系在一起，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联系在一起，作为两个对立的概念提出的。基于这种认识，列宁在1919年制定俄共（布）八大的党纲时坚持社会主义社会是非商品经济的社会，并曾过早做过实验，结果行不通。通过总结经验，他的认识有很大转变，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采取了灵活政策，强调要发展商品交换。他特别强调，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关键在于找到社会主义经济与小农经济的结合点。这个结合点就是商业。为此必须大力发展商品交换，发展商品经济。
第三，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列宁认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利用资本主义包括几个不同层次的内容。
一是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列宁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当时，党内有一些人惧怕资本主义的发展，叫嚷“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列宁认为这种议论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忘记了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总和，而只从中抽出了两种结构来看。列宁在把握各种经济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极为深刻的观点：“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相比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注：《列宁全集》第4卷，第510页.）列宁明确地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
二是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和一切有益的东西。列宁指出：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俄国给我们留下来的一切有用的东西。他说：“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注：《列宁全集》第34卷，第171页.）他还使用这样的公式说明什么是社会主义：“乐于吸收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注：《列宁全集》第34卷，第520页.）
三是充分发挥资产阶级专家们的作用。要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和优秀东西为社会主义服务，必须充分发挥资产阶级专家们的作用，因为科学、技术、艺术都在这些专家们的手中和头脑里。列宁强调，对旧知识分子和专家们要采取无产阶级的政策。这就是：政治上要团结他们，而不应排斥他们；工作上要信任和使用他，以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生活上要关心他们，为其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列宁把那些具有丰富知识、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专家当作宝贵财富。他要求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既要领导和指导专家们工作，又要爱护和尊重专家，虚心向专家们学习。他严厉地批评了那些只会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而不与专家合作共事的领导都为“共产党员自大狂”。他认为，那些出身于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技术专家”要比妄自尊大的共产党员宝贵十倍。
列宁的这些经济思想既没有完全遵循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的原则，也没有用共产主义的原则来组织商品交换和贸易，建立纯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相反，他从俄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冲破了现成的理论和公式，不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保持多层次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活动方式，从宏观上回答了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二
邓小平的的经济改革思想，酝酿于由十年动乱造成的对生产力发展严重破坏性后果的深刻反思。他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和道路。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思想。
首先，以农村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首先又是从农村开始的。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经济改革拉开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序幕，体现了邓小平一贯主张的以发展生产力作为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和出发点的思想。在他看来，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能否巩固，根本问题不在于公有化的程度有多高，而在于农村生产力能否有较快的发展，以及能否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人民生活水平能否提高。“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注：《列宁文选》第2卷，第406页.）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进一步运用于城市改革，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存竞争，实行了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同时并存的分配制度，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使我国经济步入了高速发展的轨道。经过十多年的艰苦探索，到1992年，邓小平深刻地总结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
其次，多种经济形式的合理配置。我国劳动者的文化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总的来说比较低。生产力水平也不平衡。还不具备建立单一公有制经济的物质基础，只能建立与多层次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多种所有制经济。邓小平认为，我国现阶段发展生产力，不能仅仅依靠公有制经济，他说：“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与此同时，我们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资金、技术，甚至欢迎外国企业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的补充。”实践证明，多种经济形式的合理配置和发展，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扩大就业，有利于活跃市场，有利于增加国家的则政收入和资金积累。这是我国迅速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需要。
再次，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在邓小平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实行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问题被提上了日程。要求作出理论上的有力回答。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判断姓“资”姓“社”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最后，实行对外开放，利用和引进外资、外国先进技术。邓小平认为：“一个国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独立，必须努力摆脱贫困。而要摆脱贫困，在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上都要立足于自己的实际，不要给自己设置障碍，不要孤立于世界之外。”⑩在对外开放问题上邓小平作了十分精辟的阐述。他说：“对外开放，不仅要大胆吸收外国资金，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2页，第373页.）中国的经济发展只有和世界经济相联系，才能接触到世界先进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跟上时代的发展，也才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
邓小平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成功地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方向、目标等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科学体系。
三
列宁突破了马恩关于未来社会的某些构想，从新经济政策改革的实践中形成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构想。邓小平领导我们的改革开放源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但内容要比后者广泛得多，也深刻得多。对两者加以比较，可以发现两者有很多相似之处。
首先，两者的思想基础相同。都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列宁与邓小平都没有拘泥于教条，而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总结本国的经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摸索出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中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道路，研究出一套在经济比较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条道路既不同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走的道路，也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生前的设想，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从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到提出实行新经济政策，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第一次改革，其实质在于：由以国家垄断制和产品经济为特征的集中管理经济向“以市场、商业为基础”转轨，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实现“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以巩固工农联盟和苏维埃制度。不言而喻，列宁采取的这种建立和扩大社会主义基础的“迂回的办法”，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是找不到的。但是在列宁看来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注：《列宁全集》第4卷，第213页.）这句著名的话，高度概括和反映了列宁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态度，也是新经济政策的根本指导思想。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素以实事求是著称，而最能体现他实事求是精神的，尤为他的经济改革思想。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又不墨守成规。这是贯穿于他的经济改革思想的活的灵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但问题是应当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注：《列宁文选》第2卷，第143页.）因为客观世界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的思想就不能不变。所以“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邓小平同志在客观分析传统体制造成的所有制关系上的“一大二公”、分配关系上的“一平二调”和经济管理上的“统包统配”等弊端的基础上，毅然以超越前人的理论勇气和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胆略，开始了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征程，并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有关经济改革的新理论。
其次，两者的改革思路相同。两者都是以农村改革作为突破口，从经济体制入手，在实践中摸索前进。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首先是从解决农民问题着手的。实际上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转变便是以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的实物税决议及随即颁发的《关于以粮食税代替余粮和原料收集制》法令、《关于粮食、土豆和油料实物税法令的规定》为标志的。因为这些法令规定第一年粮食税征收额比原先的余粮食的收集额削减了一半左右。这就首先抓住了正确对待小农经济这一根本问题，击中了战时共产主义的要害——余粮收集制。列宁曾从多个侧面揭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但最早指出的便是“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为什么要从解决农民问题入手？列宁在《论粮食税》中说：“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刻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应该从农民方面开始。谁若不明白这一点，……就等于‘放弃’或者类似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六十年后邓小平领导的中国经济改革也正和列宁当年一样是从农村开始。当然，当时的中国已与1921年的苏俄在基本国情上有着极大的不同，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重点放在了废除压抑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所谓“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普遍推广承包责任制、集约化经营、发展乡镇企业等问题上。邓小平在改革五年后总结道：“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中国人口的80%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80%的人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
第三，两者的历史背景相同。二者均是在革命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即国家刚从战乱或动乱中脱出，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社会有可能步入一个较长的和平发展时期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当时苏维埃俄国刚刚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的残酷战争中挣扎出来，经济上已濒临崩溃的边缘。仅1921年春统计，战争使苏俄损失总额已达390亿金卢布，超过了战前整个国家财富的1/4。国民收入从1917年的111亿卢布下降到1920年的40亿卢布。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工业品产量只有战前的14%，农产品产量只及战前的60%。人民，尤其农民，如果说在残酷的战争状态下尚能忍受无条件地勒紧裤带，以从经济上支持这场为政权生存而进行的战争；那么在现时战争结束之后已不会再忍受除口粮、种子、饲料外全部上交国家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了。他们渴望过上好一点的生活。1921年2月，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在这时要使苏维埃政权得到稳定和发展，必须抓住解放生产力，调动农民积极性、改善人民生活的主要矛盾。因此在1920～1921年的转折关头列宁及时指示“要立刻把列车引到另一条轨道上去。”（注：《列宁全集》第31卷，第44页.）新经济政策正是在这一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为使经济航船进入和平发展时期而提出来的。而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改革理论也同是在中国社会拨乱反正告别了文化大革命动乱，即将步入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的形势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的。这时中国刚刚经过文革十年动乱，国民收入损失约5000亿元。其时，党和人民的思想仍受“两个凡是”的禁锢，但“四人帮”已被粉碎，人心思定，人心思上，人民希望结束“人祸”，拨乱反正，发展生产力，过上好一点的生活。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经济改革的理论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并在其后的实践中逐步系统和完善发展的。以此观之，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改革理论与列宁新经济政策在产生历史背景上是极其相似的。
最后，二者的目的相同。两者都是为了迅速解放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而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在实施新经济政策时明确指出：“国家受到严重的破坏，无产阶级被多次几乎是超越人力的紧张情况弄得筋疲力尽，我们要在这样的条件下着手最困难的工作，给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奠定基础建立起工业同农业间的正常商品交换……只有随着恢复工业的实际成就，随着建立既有利于农民又有利于工人的正常的国家产品交换，工人阶级才能治好自己的创伤、恢复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农民才会加强对无产阶级领导的依赖……。”（注：《列宁全集》第4卷，第561页，第604-605页.）邓小平在推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改革时也反复强调：“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更好地发展上。”（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9页.）“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既使打世界战争，打完了还搞建设。”“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64页，第139页.）两相对照，其目的之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
列宁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思想虽然有很多联系和相似之处，但是由于两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因此两者也有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认识程度有差别。列宁虽然意识到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但并未明确提出，更未将改革上升到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是社会主义社会本质要求的高度。邓小平从分析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入手，深入分析了我国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相适应的情况，认为改革和革命一样，也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制度向前发展的直接动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二、实践目标有差别。列宁虽然提出了改革的初步设想但对改革的具体内容和如何实现改革的问题论述较少。邓小平认识到改革的全面性、深刻性，而且对每一方面改革及其要达到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途径及检验标准都作了深刻的分析，具有较大的确定性和较强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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