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统计是正统统计--兼论统计科学理论_统计学论文

社会科学统计是正统统计--兼论统计科学理论_统计学论文

社会科学统计学是正统的统计学——兼评“统计科学一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统计学论文,正统论文,一门论文,社会科学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十几年来,在我国统计学界掀起了一场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统计学是就只有一门作为数学分支的、以概率论为基础的数理统计学(简称“统计科学一门论”)呢?还是在数理统计之外,还有一门以社会经济现象为基本研究范围的社会经济统计学呢?弄清这些问题,对于统计科学的发展,对于更好地发挥数理统计学和社会经济统计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统计科学一门论”是不符合实际的

有人说:“国际科学界只有一门统计科学,即作为应用数学分支的数理统计学”(简称“统计科学一门论”),我们说,这一论断是不真实的。

为什么我们说这一论断是不真实的呢?第一,主张一门论者断言:“世界统计学界长期、广泛的科学实践完全可以证明:国际科学界只有一门统计科学,也即作为应用数学分支的数理统计学”。由此可见:这里的“国际”是指世界各国而言的。原苏联、中国和东欧一些国家还存在着他们自己认为、联合国组织和国际统计学会也承认是一门科学的社会经济统计学,怎么能说“国际科学界只有一门统计学,也即作为应用数学分支数理统计学”呢?原苏联统计学家弗雷蒙德和艾捷里曼在所著《经济统计学》一书中写道:“随着苏联的统计的发展,对大量社会生活现象进行考察的范围越来越广。统计观察组织的科学原则、调查纲要、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多种指标体系计算方法的原理,都在改进。统计成了国民经济管理的有力工具。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根据自己的发展特点,广泛运用苏联的统计经验。苏联统计理论和经验在国际统计组织中也得到了承认。”[①]第二,科学的发展趋势是从一门科学向多门科学发展的。最早,哲学是一门包罗万象的科学,后来分化出以自然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到了近现代,上述各门科学不但出现了一些分支,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所谓边缘科学。同样,最早,统计学也是包罗万象的,后来分化出人口统计学、犯罪统计学、道德统计学等等分支。到了近现代又出现了社会统计学、数理统计学、而社会统计学、数理统计学又分别出现一些分支。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勿庸一一列举。所以说,任何科学的一门论都是不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第三,主张一门论者还列举了应用数理统计方法的社会统计学、经济统计学、农业统计学、工业统计学、教育统计学、医药统计学、生物统计学、物理统计学、等等。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学”是不是科学。我们认为,数理统计方法或数理统计学在提供通用方法这一点上与逻辑学是一样的。列宁在摘黑格尔论任何科学都是应用逻辑时写道:“有时人们在所谓的‘纯逻辑’之后还提出了‘应用’逻辑,可是那时候,‘这样一来,就可以把一切科学都包括在逻辑中。因为每一门科学都是要以思想的概念的形式来把握自己的对象的,所以都可以说是应用逻辑。”[②]显然,任何科学都应用逻辑,但是并没有因此成为应用逻辑的分支之一而失掉了独立科学的地位。因此,应用了数理统计方法的社会统计学、经济统计学等等也不能因此失掉了独立科学的地位。在这里,主张一门论者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如果承认应用了数理统计方法的社会统计学、经济统计学等等是独立科学的话,那么,统计科学就不是一门而是多门了。如果否认应用了数理统计方法的社会统计学、经济统计学等等是独立科学的话,那么,数理统计方法也就不成其为“科学研究的一种重要工具”了。总之,承认也好、否认也好,“统计学科学一门论”都是不能成立的。

二、两门统计科学的存在由来已久

统计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产生的。早在奴隶社会就有了统计。如以史为准,古埃及在公元前1050年为了建造金字塔;就进行过人口、财力的统计。我国在两千多年前的周王朝,就经常进行人口统计和土地统计了。到了秦朝,商鞅为了富国强兵,提出了“强国知十三数”的统计纲目,大大地扩大了统计的内容。这“强国十三数”均属于社会经济统计的内容。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国内的商品交换和对外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资本主义国内的竞争和国外竞争日益加剧,这就需要利用统计来搜集市场信息,研究各国的社会经济情况;以便在竞争中取胜。随着统计实践的发展,在17世纪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把统计实践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撰写了《政治算术》一书,配第“用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说话”,分析事实的总和并达到深入把握事物内在的联系。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对威廉·配第作出了肯定的赞许:“配第自己觉得是一门新的学科的奠基者。他说,他的方法‘不是传统的’,他不是把一连串比较级和最高级的词同空论拼凑在一起,而是立志要用‘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说话,只利用那些从感观的经验中得出的论据,只研究在自然界中具有可见的根据的原因。把那些以个人的变化无常的意图、见解、爱好和热情为根据的原因留给别人去研究”。[③]马克思在充分肯定配第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同时,又肯定了他的统计学。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多次运用了配第的观点,并指出配第是“政治经济学之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统计学的创始人”。这充分说明马克思认可了配第“自己觉得是一门新的学科的奠基者”。到1878年马克思又在《反杜林论》一书中由他所写的《批判史论述》一节明确提出了:而“现在的统计同配第与它概要提出的目的相距甚远。”[④]从上述来看,马克思充分肯定了配第的统计思想,并指出,即使在配第的《政治算术》一书出版一个半世纪后的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资产阶级统计与配第提出的目的相距甚远。

当前,绝大多数统计学家都承认配第的《政治算术》是早期的统计学和现代的统计学的源头。从十七世纪中叶以后,有沿着《政治算术》正面发展的,如金氏和达芬南;也有沿着《政治算术》侧面发展的,如德·莫瓦佛和辛普逊。K·皮尔逊在《十七、十八世纪统计史》讲授提纲中曾经谈到,数理统计是由格朗特数学侧面三次发展逐渐形成的。第一次“从数学侧面继承格朗特者”,有德·莫瓦佛、辛普逊;第二次“从数学侧面继承格朗特者”,有马克兰锐恩、JJ·伯芬利、牛顿、莱布尼兹、优勒;第三次“从数学侧面继承格朗特者”,有贝叶斯、普锐司。[⑤]K·皮尔逊还认为,有从格朗特、配第“政治算术”正面发展的[⑥]包括金氏、达芬南、安彻逊、苏斯米尔希、阿瑟、杨、克儒姆、普莱费尔、兹米尔曼、辛克莱尔、拉瓦锡、马尔萨斯等人。[⑦]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兴起的社会统计学和社会统计学派,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发展起业的。从“政治算术”正面发展这一意义上说,社会科学的统计学是正统的统计学。勿庸讳言,由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奠定理论基础的社会经济统计学,也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批判地发展起来的。但是,应该指出:前者,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它的理论基础是唯心主义哲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后者,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它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我们无意为苏联《统计理论》和我国的社会经济统计学进行辩解,承认它们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之处,但是社会科学统计学,包括资产阶级的社会统计学和无产阶级的社会经济统计学,都具有阶级性,这是毫无疑问的。这种观点既不是“历史的倒退”更不是“极左思潮的虚构”。

有人在文章中一再称“凯特勒为统计学之父”但对凯特勒以后统计学的发展,特别社会统计学派和数理统计学派的对峙却只字不提,似乎在暗示读者:凯特勒以后的统计学便定于一尊了,只有一门数理统计学了。这显然是不符合史实的。在德国兴起的,以梅耳为首的社会统计学派,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曾经是国际上占优势的统计学派威斯特葛德也承认,有“许多统计学家是属于这一派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统计学派的中心从德国向美国和日本转移。据美国印第安大学教授说,美国有许多统计学家是属于社会统计学派的,他指出“今天社会统计学家的先驱者,是象凯特勒、帕锐图、葛尔顿、马约·斯密司、纪丁斯和赖特这样的人……而今天研究社会统计学的权威,可以说是却独克、恰乎、都布林、席尔拜、哈锐逊、席尔斯特尔、赫林、欧勃恩、瑞司、儒斯、杜儒赛、苏马斯、褚斯狄尔和其他一些人。这些人和他们的后继者、形成了统计学界一个特殊的派别,从而导致美国许多大学和学院都开设社会统计学这门课。”[⑧]但应当指出,美国的社会统计学派,既包括旧社会统计学派,也包括新社会统计学派。前者,如马约·斯密司;后者,如却独克。至于日本,属于旧社会统计学派的有横山雅量[⑨];属于新统计学派的有蜷川虎三[⑩]。

另一方面,“凯特勒为统计学之父”,这种提法是不科学的,因为它不符合事实。凯特勒是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学者,他第一个把概率论引入统计学,从而创立了数理统计学;他的“平均人”的理论是反科学的;但对他的功绩与可取之处予以肯定并加以利用。马克思指出:“他过去有很大功绩。他指出即使是社会生活的表面上的偶然性由于它们周期性的反复和周期性的平均数,仍然具有内在的必然性。”[(11)]在这里,马克思肯定了凯特勒关于周期性的平均数所具有的规律性,并对平均数的作用,也肯定了凯特勒的论证。但马克斯对凯特勒的局限性也作出了公证的评价。马克思在《致路特维希库格曼》的信中指出:“凯特勒现在太老了,不能再由他作任何试验了。……但是他从来没有能对这一必然性作出解释。他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仅仅扩展了他观察计算的材料。就是现在他也没有超过1830年以前的成就。”[(12)]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内在的必然性作出了科学的解释。由此可见,称“凯特勒为统计学之父”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如果说,他把概率论引入统计学,创立了数理统计学,那也只能说,他是数理统计学的创始人。

三、统计学是独立的社会科学

社会经济统计学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它是以社会经济现象为研究的对象。统计学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不是人们的虚构,而是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可是,主张统计科学一门论者,却否认历史事实,他写道:“苏联《统计理论》的定义,把‘社会经济统计数字’虚构成为独立社会科学的‘统计学’。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倒退到十七世纪德国记述学派的所谓‘统计’(国家政治)之学。”又写道:“此外,还说‘统计学也和其它社会科学一样,是一门有阶级性的科学’……这完全是虚构的。”关于“统计学是独立社会科学”这一观点,不起自苏联《统计理论》,也不起自中国的“社会经济统计学”。从统计学史上看,至少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中叶德国经济学家兼统计学家克尼斯所著《独立科学的统计学》一书,而且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挪威统计学家凯耳和汉森已经用“社会统计学”作为著作的名称了。二十世纪以后,一直到今天,还有一些词典把统计学引入社会科学之中。如我国台湾出版的《云五社会科学大词典》就是这样。在马克思的著作里,直接提到社会统计,并对社会统计的作用给予了明确的论述。马克思在《资本论》初版序言中指出:“德国及西欧大陆其他各国的社会统计,和英国的社会统计比较起来是很贫乏的。但是这种社会统计依然充分揭开了黑幕,让我们窥见幕内麦杜莎的头”。[(13)]在列宁的著作里,多次直接提到“社会经济统计”一词,列宁明确的指出:社会经济统计是“社会认识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他还指出:“一般的社会统计,特别是经济统计,最近二三十年来作出了巨大的成绩。有许多问题,而且是涉及到现代国家的经济制度和这种制度的发展的最根本问题,过去是根据一般的估计和大致的材料加以解决的,现在如果不根据某一个一定的纲要收集并经统计专家综合的关于某一国家的全国情况的浩繁材料,就无法加以比较认真的研究”。[(14)]由此可见,社会经济统计学是在历史的发展中产生和发展,客观形成了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并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发挥它的作用。

至于说“统计学也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是一门有阶级性的科学”这一观点、也不起自原苏联《统计理论》,更不起自中国的“社会经济统计学”,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德国统计学家路德已经“歪打正着”地道出了统计学是具有党派性的了。当然,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里,更明确地指出了统计和统计学是具有阶级性的。

关于把统计学看成是独立社会科学“这个观点实际上是倒退到十七世纪德国记述学派的所谓‘统计’(国家统治)之学”,这只能说明问题的提出者在研究统计科学理论问题时不是从最大的实际——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存在出发了。如何看待“倒退”和“进步”呢?一句话,就是要看本质,不能看现象。列宁说:“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摆旋的曲线”。这是对黑格尔所说的“科学是一种自身旋绕的圆圈”的最好补充。换言之,科学的发展,从现象上看近似于一串圆圈,可能给人以倒退的错觉;从本质上看,近似于螺旋的曲线。实质上是在盘旋上升,亦即在进步。我们在评价苏联《统计理论》和我国“社会经济统计学”时似乎也不能忽视这一点,尽管它们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之处。

统计学无论是在世界上还是在某个国家里,都没有统一的市场。也就是说,无论哪一个国家都存在着不同的统计学派和统计观点。所以,有人说一国之内的争论不少于国与国之间的争论,一个学派之内的争论也不少于学派之间的争论。从世界范围言,由于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所以存在着两种不同思想体系的社会科学统计学。同时,在每一个国家里,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也都存在着社会统计学派和数理统计学派,只是在某些国家里,社会统计学派占优势,而在另一些国家里数理统计学派占优势而已。但是,应该指出,社会主义国家里的社会统计学派与资本主义国家里的社会统计学派有本质上的不同。前者,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后者,以唯心主义哲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

从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美两国,在统计学系课程设置和出版的统计学教科书来看。社会统计学派和数理统计学派的地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来占优势的社会统计学派日渐衰微。原来居劣势的数理统计学派后来居上。但是,这不等于社会科学统计学就不存在了,而是分头发展了。如社会统计学、经济统计学、政治统计学、人口统计学、教育统计学等,都分别在有关各系里开设。如果从政府统计部门来看,社会统计学派仍占绝对优势。其原因是“统计方法(数理统计方法)对政府统计工作的用处比较少”,当然,数理统计方法在科学研究、科学实验和生产管理方面是有广泛的应用的。在政府统计部门里工作的社会统计学家们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各种指导统计工作的小册子和统计分析报告之中。因此,作为社会统计科学的分支之一的政府统计学也有逐渐形成一门独立科学的趋势。

但是,从长远看,由于哲学贫困化、政治经济学庸俗化和片面数学化,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社会统计学,必将随着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而被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以及“成功地运用数学”的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社会经济统计学所取代。因此,社会科学统计学的继续发展,已经历史地落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肩上。

四、两门统计学都应发展而不能取代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统计学一门论”是站不住脚的。研究统计科学理论应从实际出发,而不能从本本出发。既不能从原苏联的统计理论的本本出发,也不能从英美数理统计学派统计理论的本本出发。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就应该从统计实践和统计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和当前世界范围内统计实践和统计理论的现状出发。在研究问题的时候,不能只看到统计学教科书,也应看到政府统计机关提供的统计分析报告和出版的指导统计工作的小册子,因为统计学教科书主要是传授统计方法知识的,而政府统计机关作出的贡献,表现在向立法机关或其他政府部门提供的反映社会经济统计规律性的统计分析报告以及概括统计工作规律性的指导统计工作的小册子之中。只有系统地、全面地进行调查研究,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社会科学的统计学。

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现状上看,社会统计学[(15)](或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是两门各自独立的科学。这是因为(1)它们的性质不同。社会统计学是社会科学的分支之一,数理统计学是数学或应用数学的分支之一。一般地说,前者具有阶级性,后者没有阶级性。(2)它们的目的不同。社会统计学是以维护一定社会经济制度、巩固国家政权,并按照统治阶级的面貌改造社会为目的的,数理统计学是以提高科学实验、科学研究和生产管理的水平为目的的。(3)它们的任务不同。社会统计学一方面总结统计实践的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另一方面探索社会经济诸般现象的统计规律并提出认识社会经济诸般现象的各种统计方法,从而指导统计实践,使之为国家制定方针、政策和计划提供确实可靠的统计资料。数理统计学则为科学实验、科学研究和生产管理提供通用方法。(4)它们的对象不同。社会统计学是以社会经济现象及其研究方法为主要对象的。数理统计学是以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数量上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及其研究方法为主要对象的。(5)它们的方法不同。社会统计学的研究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包括历史方法、逻辑方法、数学方法和调查方法以及其他一些派生的方法。数理统计学所用的方法,尽管名目繁多,但是并未超越以概率论为基础的数理统计方法的范围,与社会统计学相对而言,是比较单一的。早在十七世纪中叶,格朗特、配第已经懂得只用一种方法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所以他们在进行间接计算时总是采用多种方法并将所得结果彼此印证。美国统计学家埃鲁穆尔(Manual conrad Mlmer)说:“只用一种方法进行社会调查研究是不可信赖的,无论是个案法、统计法还是其他任何方法”,又说:“采用的方法决定于资料的类型和研究的对象。”[(16)]由此可见,所谓“通用方法”的数理统计方法,在研究具体问题时也不能取代特殊领域里的特殊方法。(6)它们的理论来源不同,社会统计学的理论,来源于政府统计和社会调查的实践;数理统计学的理论,来源于自然科学实验,特别是生物学、农学上的实验。

社会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在形成和发展中不断地相互渗透、相辅为用。但是,由于他们的性质、目的、任务、对象、方法和理论来源都不相同,所以各有各的功用,彼此不能取代,两门统计学虽然都是统计学大家庭中的成员,但是由“政治算术”正面发展起来的社会统计学或社会经济统计学是正统的统计学。

从统计学史来看,正统的统计学的形成和发展,受社会经济制度、国家政权性质和民族历史传统的制约。虽然任何一门科学都具有世界性。正如威斯特葛德所说:“事实上,在统计学中象在一切科学中一样,任何问题的全世界经验,都会构成一个体系,其结论的可靠性被它们内部的一致性所证明”。[(17)]但是正统的统计学的形成和发展,不可能不受到具体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国家政权性质和民族历史传统的制约。这正是苏联统计理论不同于英美统计理论,也正是中国社会经济统计不同于苏联统计理论的原因所在。如果我们研究了统计学的历史和现状,考察了统计学教科书和政府统计机关的贡献,我们当会清楚地看到:正统的统计学是为维护一定社会经济制度、巩固国家政权,并按照统治阶级面貌改造社会的科学。具体地说,资产阶级的统计学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巩固资产阶级专政,并按照资产阶级面貌改造社会的科学;无产阶级的统计学是为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并按照无产阶级面貌改造社会的科学。正统的统计学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随着客观条件的需要和可能,总是不断地批判吸收先进科学方法来充实自己的方法论——其中包括数理统计方法在内,盲目地排斥和盲目地照搬,都是错误的。

数理统计学象逻辑学一样,它是为一切科学提供所谓通用方法的。这就意味着:哪门科学都可以有选择地利用它,但是它不能取代各门科学所具有的特殊方法。换言之,数理统计方法是有用的,但不是万能的,它之所以有用,因为它提供的数量规律性可以作为我们进一步揭示经验规律性或本质规律性的入门。

注释:

①(苏)弗雷蒙德、艾捷里曼著,铁大章、高拱宸 译 《经济统计学》,1982年,第3页。

②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哲学笔记》1956年,第18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273页。

⑤E·S·皮尔逊、M·G·肯达尔合编《统计学和概率论的历史研究》1970年英文版,第479—481页。

⑥正面发展或全面发展,包括人口、社会经济以及图表等统计方法的发展。

⑦K·皮尔逊《十七、十八世纪统计学史》1979年英文版第127页。

⑧《社会统计学》1933年英文版,“前言”第1页。

⑨著有《统计通论》,1902年出版。

⑩著有《统计利用的基本问题》,1933年出版;《统计学概论》,1935年出版。

(11)(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58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07页

(14)《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1页。

(15)《逻辑学》中译本,下卷,第55页。

(16)“社会统计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指社会科学的统计学。狭义指社会学的统计学。这里是指前者而言的。

(17)《社会调查研究》,1939年英文版。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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