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大学出版深化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制改革论文,若干问题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103家大学出版社，占了全国579家出版社的17.8％，已经成为对我国出版业的繁荣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在当前轰轰烈烈的文化体制改革中，大学出版社的体制改革是重点。其改革成效如何，不仅对整个出版行业体制改革的推进影响至深，而且关系到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全局。2007年开始的第一批大学出版社改制试点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暴露了诸多问题。当前第二批试点改制在即，这些问题依然摆在我们的眼前，许多大学出版社甚至因此产生抵触情绪。笔者认为，当前要进一步深化大学出版体制改革，就必须妥善解决大家关心的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一、产权多元化的问题
大学出版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使大学出版社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成为适应市场经济运作规律、具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的现代出版企业。对于现代企业来讲，产权制度是其自身非常重要的制度之一。我国传统出版事业体制转变为现代出版企业体制，其首要问题是产权制度的改革，而产权多元化又是产权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则。转企后的大学出版社若想进一步做大做强，自身的产权多元化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1.产权多元化有助于破解国有产权虚拟的难题，有助于以资本为纽带做大做强。
长期以来，大学出版社是学校的二级单位，其发展面临着许多来自学校的问题。学校管理层的定期更替或者说不稳定性，使得学校领导往往过多关注下属单位的短期效益，很难将大学出版社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去配置资源。譬如社长频繁更换，学校要求上缴的利润随意性极大，临时性的政治任务源源不断等等，这些都妨碍了大学出版社的中长期规划和发展战略。转企之后，表面上看大学出版社是独立的企业，但是学校作为大学出版社唯一的资产所有者，其本身是一个事业单位的性质并没有变化，因而无法对大学出版社的经营负责，也负不了这个责任。其国有产权所有者身份是虚拟的，结果极易导致“国有资产，产权均等，人人有份，谁都不管”的产权所有者缺位现象出现。转企之前的问题在转后依然存在。在这种单一的产权结构下，大学出版社即使成功转为企业了，也还是一个变相的二级单位，其市场的主体地位依然无法得到有力保障。只有在实行产权多元化的情况下，由于各投资主体对本身利益的关注，才可以消除国有独资公司所无法解决的由于产权所有者缺位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产权多元化还有助于大学出版社以资本为纽带不断做大。我国的大学出版社，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存在诸多问题，投资不足，难以发展，完全要靠自己去求生存。对于那些通过自身长期积累而做强的出版社，学校又要求其上缴大量的利润。所以，我国的大学出版社基本上都患有“贫血症”。虽然，一些大学出版社多年来通过自身积累具有一定的实力，但是其资本依然非常有限，还不具备成为战略投资者的综合实力。国有独资公司的单一产权结构不利于大学出版社吸纳外围资金，不利于通过以资本为纽带实行跨地区、跨行业兼并重组，不利于快速发展、壮大自我。
当前，大学出版以外的出版发行单位对于体制改革的有益探索，为大学出版社推行产权多元化提供了很好借鉴。自2003年推行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以来，一大批出版发行单位被成功转制为企业，一大批有影响的出版发行集团得以组建。转制后的出版发行单位活力不断增强，初步形成了富有效率的运行机制。尤其是近三年来，大学外围的出版发行体制改革更是保持了高歌猛进的势头，不断取得实质性的重大进展。如上海世纪、浙江新华、广东新华的股份制改造，四川新华、辽宁传媒的上市融资，以及江苏发行集团、江西出版集团、吉林出版集团跨地区兼并重组等等，这些都为大学出版社解放思想提供了有益经验。对于像清华、北大、外研、人大那些通过内涵式发展已经积累了一定实力的大学出版社来说，实行产权多元化，使自己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不断做大做强，或许更有现实意义。
2.产权多元化不会改变大学出版社的经营方针或高远追求。
不少人担心大学出版社一旦被其他单位参股或控股，可能会因此而改变其既有的出版理念和经营方针，担心他们会因为短期的经济效益而放弃其对文化教育和学术的高远追求。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2007年10月笔者曾随中国大学出版社代表团访问俄罗斯、北欧的大学出版社时，意外地从国外同行身上找到了答案。如赫尔辛基大学出版社被全国出版协会兼并控股之后，并没有因此改变经营方针与范围。他们以出版高等教材和学术专著确立了在行业中的优势地位，经营的业绩越来越好。实际上，作为大学出版社，其多年来所背靠的大学是一块金字招牌，其所依托的高校学术资源如同近水楼台，这两者正是大学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在出版领域不断开放，竞争日益加剧的群雄逐鹿的时代，任何一家出版社绝不敢贸然抛弃自己的多年来辛苦经营的品牌，而随意涉足虽然诱人但前途未卜的陌生领域。对于任何一家大学出版社来讲，为谋取更好的效益，必须首先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而这种核心竞争力正是在对学校的品牌与优势资源长期的依赖下所形成的。
3.稳妥推进大学出版社的产权多元化。
大学出版社产权多元化的工作，不能一蹴而就，应该采取稳妥的方法，有组织、分步骤地推进、实施。我们是不是可以借鉴国有企业改制以及大学外围出版体制改革的经验，采取先转企再改制的做法？在这个基础上，先考虑由出版社所在的大学绝对控股，接着尝试允许新闻、出版等领域国有企业参股，再接着允许其他行业国有企业参股；待条件成熟之后，逐步实现对民营资本放开，或者允许新闻出版领域的其他国有资本控股。通过积极稳妥地推进大学出版社的产权多元化，最终的目标是要形成一个稳定、明晰和高效的产权机制，使大学出版社成为全面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的多元化投资主体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二、人力资本产权化的问题
人才资源是现代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出版业属于知识密集型产业，人才资源因而显得弥足珍贵。大学出版社作为社会文化高地的守望者，过去所取得的骄人成绩与从大学成长起来的高素质从业人员紧密关联，其下一步做大做强还必须依赖这些人才的创造性劳动。当前，如何有效地激励出版社的人力资源是深化改革的又一关键。大学出版社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既立足于当前的现状，又着眼于长远的发展。
1.妥善安置员工是当务之急。
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离不开广大员工的理解、支持和参与。妥善安置员工可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调动其支持改革、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对于促进改革顺利进行意义重大。第一批的试点经验充分说明，在转企改制过程中，对现有员工的妥善安置是所有大学出版社的第一要务。试点探索出“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人员安置政策被证明行之有效，但操作过程中的诸多细节问题依然需要考验我们的智慧。当前我们应当积极协调校内有关部门，对现有事业编制人员，采取转企后按企业用工制度，退休后回到学校，由学校负责管理，与同级教职员工同等待遇的办法。对现有事业编制以外人员的医疗、失业、养老、住房等各项社会保险必须严格达标。通过做好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衔接，切实维护职工群众的基本权益。
2.谋求长远发展的关键，是建立人力资本产权激励机制。
妥善安置现有员工只是大学出版社成功改制的基础。有研究指出：一般职工要保住自己的职位，只需要发挥自己能力的20％～30％，而如果受到充分激励则可发挥其能力的80％～90％①。因此，谋求大学出版社长远性的发展，就必须改变过去那些不适应出版社发展的用人机制，建立起能更有效地激励领导和员工积极性、主动性以及创造性的人力资本激励机制。
产权激励是对人力资本的首要激励，是最具激励效应的途径与方法，是长期激励的一种有效形式。人力资本产权激励就是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产权人格化。产权人格化，就是在转制过程中，逐步使企业的管理者、经营者、骨干人员和达到一定条件的职工享有一定股权，并以这个产权份额保证对员工长久的责权利激励和制约，使大家既享有应得的财富又承担投资的风险责任。产权人格化是对人才的最大激励。一般来讲，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有效途径有两种，即职工持股和期权激励。职工持股是劳动者劳动力产权实现的有效形式，期权激励制度则是经营者人力资本产权化的有效实现形式。这两种制度使劳动者和经营管理者的角色发生转变，由单纯的员工、代理方转向劳动者或管理者和所有者的双重职能，从而使其更加尽职尽责，达到很好激励效果，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
出版业属文化产业和内容产业，是一个知识人才密集的地方。出版的这种产业性质注定了其从业人员只有具备较深厚的文化素养、较高远的文化追求才可能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大学出版社要跳出只重视物质资本产权的圈子，高度重视人的因素，避免重蹈国有企业改革中曾经重“物”轻“人”的覆辙。当然，人力资本产权的界定是一项复杂、艰巨的任务，需要充分吸取其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经验，不能流于管理层都一律持股的内部人控制结构，也不能一刀切，采取员工集体持股的表面股份多元化。只有拥有公认业绩的人才资源才能享有真正意义上的产权，产权激励才能够真正产生无穷的智慧和效益。
三、出版资源配置的问题
转制后的出版社，作为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为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必须享有独立配置出版资源的权利。出版除了加工的是内容以外，和一般产业没有任何区别。大学出版社深化改革时，应该注意提高出版社自由配置出版资源的能力。当前突出的问题是：
1.在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过程中，大学出版社遭遇到网络出版权的限制。
出版业作为一个内容产业，受技术手段的影响较大，因而也是一个技术驱动的行业。近年来数字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广泛应用，对传统出版业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既是严峻的挑战，也是很好的发展机遇。网络数字出版是出版业所面临的一场新兴技术革命，作为传统出版和高新技术相互结合的新兴出版业态，它被认为是21世纪出版业发展的方向和潮流，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虽然传统出版单位也在积极应对数字化，但对新技术的冲击仍然表现出不适应、不明白，徬徨失措。只有用一种更加开放、积极的态度来应对这次技术革命，传统出版才不至于站在被淘汰的行列。当前网络数字出版不断彰显美好前景，一些大学出版社有心试水，但苦于网络出版权的资格瓶颈，多媒体建设难以推进，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难以顺利转型。随着新技术在出版行业的广泛运用，新媒体出版权等出版资源的重要性将越来越突出。一旦缺少媒体平台，媒体间的互动将会受限，出版的内容产业链将难以延伸和扩展。新闻出版业要想实现大发展、大繁荣，就要解放思想，主动适应网络数字出版技术的发展。
2.书号、刊号的短缺以及出版范围的限制，影响了大学出版社的市场化运作。
书号是出版社图书出版的一个序号，一个数字编码，本身无所谓多，也无所谓少。但是我们的管理部门进行政策限制，书号就摇身一变，成了最重要的出版资源。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管制书号的怪现象，它不但是政府所谓奖优罚劣的筹码，还因为权利寻租，导致私下不正当的交易和买卖。因为在这种管制逻辑下，那些暂时经营不好的出版单位，尤其是弱社小社，很难有翻身的机会，甚至书号的多少能够决定一家出版社命运。按照这种逻辑，全国只有新闻出版总署一家出版单位，因为只有它才有自由发放书号的权力，只有它才能决定这个市场上需要投放多少图书产品。总署从2009年起将全面实行书号网上实名申领，新的政策说明书号问题已经引起新一届政府部门的重视。但是书号的网上实名申领有没有包含新的行政环节，会不会彻底返还出版社自由配置出版资源的权利等等，还将有待实践的检验。
刊号就更难了，尤其是社会科学类期刊。大学是学术创新和学术交流的场所，学术期刊是最好的载体和交流平台。大学出版社拥有最丰富的内容资源和最专业的编辑人才队伍，是经营学术期刊最好最合适的地方。但是当前有几个大学出版社有自己的刊物，有几个大学出版社能够依托自己的优势学术资源自由创办期刊，落实所谓社刊工程？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的大学出版社甚至社会出版社都在以书代刊，去适应学术领域的商业需求。但我们很清楚，偷偷摸摸以书做刊，既有政策风险，也做不大、做不强。
最后是出版经营范围的问题。各地工商部门在进行出版企业经营范围登记时，常常将经营范围简单地认定为出版范围，使得出版社的经营范围过窄，无法适应市场的需求。作为企业，出版社必须依据自己的内外资源及竞争优势来选择经营模式，其出版范围理应由市场来调节，由自身来选择。否则，不利于市场主体的重塑和壮大。
四、政策调控的问题
深化大学出版的体制改革更需要政府与政策的扶持，需要好的政策环境作为支撑和保障。比如：
1.要发挥税收政策对大学出版的扶持作用
运用经济杠杆支持新闻出版业的发展，这在国外是很常见的事情。西方国家在经济调控措施当中，税收措施的运用尤为突出。美国联邦政府对出版企业根据利润多少来征收所得税，税率在15％～34％之间。部分州对赢利性出版机构征所得税，税率不高于12％。联邦政府对出版物不征产品销售税，州政府对出版物征收零售税，税率一般在3％～7.5％。英国政府对一般商品征收17.5％增值税，但对图书却免征增值税。法国政府从90年代开始，把图书的税率由80年代的7％下调至5.5％，比一般商品的18.6％的税率要低很多。对报纸的增值税率为2.1％，期刊为4％。②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大学出版社作为校办企业一直享受国家税收优惠，免征企业所得税。这一优惠政策，对于扶持大学出版社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2003年开始，税务部门以“高等学校和中小学校办工厂、农场不包括出版社”为依据，开始对大学出版社征收企业所得税。有人算了一笔账，出版社向国家上缴的企业所得税相当于出版社实际利润的39％～42％，如果再给学校上缴30％～40％，剩下利润只有20％～30％。③
深化大学出版的体制改革，需要国家发挥税收的政策杠杆作用，制定适当的、合理可行的税收政策，来保证文化产业的长远发展。国办发[2003]105号文件和财税[2005]1、2号文件中将改革试点单位享受财税优惠政策的期限明确为2004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在这期间，改革试点单位可以享受免征企业所得税、部分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等政策。现在5年改革试点期即将结束，按照现在的进度，没有进入试点改革行列的大学出版社还很多，这将会加大其日后转制的成本，对于那些发展尚需外力支持的实力不强的大学出版社来说，形势极为不利。考虑到大学出版社的特殊性与复杂性，相关部门是否可以出台一个新文件，作为对105号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的完善和补充，继续延长财税政策的优惠期限，让大学出版社能抓紧时间用足用好改革的配套政策。这样既有利于出版社的发展，又可以确保改革的进一步推动。
2.要进一步完善出版基金制度
完善出版基金制度，对于贯彻“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的方针保留事业体制的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很有必要。但是，目前我国出版基金的来源较少，出版基金数量偏少，资助力度较小，不利于公益性出版单位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国家有必要逐步完善出版基金制度，将国家财政直接投资转化为基金，同时接受社会企业和个人的捐赠，不断壮大出版基金。在西方国家，通过政府财政拨款、财团资助、社会团体捐赠等渠道建立起来的出版基金，是出版业发展获得资助的重要来源。据不完全统计，在美国对出版业提供直接或间接资助的基金会有100多个。这些基金会有财团设立的，也有政府设立的。其中，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国家人文基金会(NHF)是由政府设立并对出版业直接资助的两大基金会。国家科学基金会主要资助科技期刊的出版，国家人文基金会主要资助人文科学研究和科研成果的出版与发表。因此，我们应该制定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各界设立出版基金，更好地支持公益性出版单位的发展，使其不断增强公共服务能力。当然，国家也需要制定出版基金的实施政策，规范出版基金的管理，确保公益性出版单位用到并且用好出版基金。
3.各项优惠政策要用足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和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两个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03]105号)以及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共同制定的《高等学校出版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这两个文件明确规定了转制大学出版社所享受的优惠政策。比如说大学出版社可以根据自身发展的状况和需要，与学校确定合理的投资回报率等等。用足用好这些优惠政策，转企改制后的大学出版社就可以为自己赢得一个良好的生存空间。
五、公益性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问题
目前关于出版体制改革的研究和实践中，更多涉及的是经营性出版企业的体制改革问题，而对于公益性出版单位的体制改革既缺乏必要的研究，也没有相关的实践。公益性出版单位的体制改革，作为出版体制改革全局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其进程已经明显落后于经营性出版企业的市场化改革。这不仅妨碍了经营性出版企业的市场化进程，也对出版体制改革的整体效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国家虽然明确提出了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总体要求，规定要贯彻“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的方针，但是，公益性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什么，其运行模式、管理体制以及绩效考核机制又是怎样？我们依然不清楚。
很显然，公益性出版单位何去何从，是体制改革中的又一难点。深化大学出版体制改革，就必须正视包括公益性大学出版社在内的公益性出版单位体制改革问题。
1.非赢利性的运行模式。
公益性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更好地代表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出版服务，保障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基于这点考虑，公益性出版单位的体制改革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将其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定位于非盈利性组织。对于公益性出版单位来讲，必须剥离其现有企业经营的部分，不能长期游离于事业模式与产业模式之间。国家可以通过项目投入、政府采购等手段，建立和完善对公益性出版单位的财政投入、预算管理机制，以保证其日常的有序运行。公益性出版单位作为非盈利机构，应当享受政府的免税等优惠政策，所得赢利既不能归业主，也不能作为红利分给员工，而只能用于回报社会和发展自身事业。这种经营机制，不但能够激发出版社自身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可以让政府承担起相关的责任，促使公益性出版单位提供高质量的公共出版服务。
2.合理的管理体制。
公益性出版单位既不同于经营性出版企业，也与过去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有别，因此要摸索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的公益性出版单位管理体制。公益性出版单位作为非盈利性出版单位，一方面要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严厉监管，确保政府的各种相关投入能够用到实处，从而保证公益性出版单位公共服务功能的顺利实现；另一方面，公益性出版单位也应该加强对自身的约束，严格内部管理，不断提高自身的新闻出版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
3.科学的评估体系。
为促进公益性出版单位不断改善并提高服务质量，需要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绩效考核机制来对其进行合理的评估。经营性出版企业容易建立操作性较强的考核办法，相比之下，公益性出版单位的评估体系的创建就有些复杂。我们不仅要对公益性出版单位是否满足公众的需求进行评估，模式上是否有足够的创新，以及是否能够灵活应对公众的需求进行评估；还要对某个具体项目如农家书屋出版物进行微观评估，包括对投入、产出、结果、效率、效果、服务质量等相关指标做出评价；对组织的价值观、管理技能、组织结构、工作人员与志愿者、领导者、资源动员能力、财务系统等进行评估。④这些最终的评估结果将作为国家对公益性出版单位进一步投资或予以处罚的依据。
第一批大学出版改制试点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效，让我们看到了改革是推动出版产业、出版事业发展的重要动力，改革能够带来新发展和新局面。当前，推进大学出版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谋求大学出版进一步做大做强，必须牢牢树立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大学出版体制改革进程中，满足产权多元化、出版资源配置以及政策调控方面的诉求，就是坚持可持续发展；妥善安置现有员工、实现人力资本产权化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推进公益性出版单位的体制改革，就是为了实现经营性出版企业与公益性出版单位的协调发展。只有统筹兼顾，我们才能实现大学出版朝着既定目标更好地挺进。
注释：
①张德：《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余敏：《国外出版业宏观管理体系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21页。
③焦清超：《企业所得税如何缴纳才不致“釜底抽薪”》，《中国新闻出版报》，2008年7月1日第2版。
④尹章池：《非盈利性出版组织：公益性出版单位的体制改革目标》，《编辑之友》，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