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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文章从美学以及礼仪文化历史的追溯中，探究礼仪文化的审美内涵及其审美要求，并论及中国礼仪文化优秀的传统。
关键词：礼仪文化 审美内涵
人类的礼仪文化，源远流长，它可上溯至原始初民信奉巫术的阶段，即原始人的巫术仪式。它恐怕是人类礼仪文化的雏形。巫术仪式是原始社会前期的产物，是原始初民在极端恶劣的生存条件下，企图用虚幻的形式来控制、影响自然。同时具有社会功能，它首先组织、协调了群体的行为乃至活动，培养了秩序性和集体性；同时又实际操练了诸如狩猎在内的生产过程，无形中锻炼、培养了每个参与者的生产技能；原始巫术仪式更是原始人渲泄、抒发其情感的方式之一，这自然促进了原始人的想象、认知能力的发挥，在加快人类感官、情欲的“人化”方面作用不可低估。所以礼仪文化在最初是人类最早的精神文明，它是原始人混沌经验的提炼并使之形式化，用以对其氏族、部落成员进行管理，对个体的行为、活动、乃至动作、仪表等予以约束、限定和规范，以便建立起比较稳定的秩序。
从礼仪文化的起源，我们看到礼仪文化对人类的自然习性有进行陶冶塑造、规范、限定的一面，同时又有抒发情感、让感官愉悦的一面，习礼、践礼的过程正是向人生成的过程。倘若我们从审美的视角去考察礼仪文化时，无论就其美的感性形式，还是作为人类情感、心理的表达方式，都蕴含着丰富的审美内涵及其意义。本文试图就礼仪文化的审美内涵及其审美要求，进行一些探索，或许在今天大力倡导精神文明之时，具有一定的意义。
一、礼仪文化审美内涵的阐发
礼仪作为人类在文化上被加以形式化了的行为体系，它具有美的感性形式，它是诉诸个体的行为、动作、表情、语言、服饰等的规范；同时，对群体参与的礼仪活动，又有一系列感性的程序的建立和一定的要求。礼仪规范，是在历史的发展中，人类不断修正、磨砺、完善的约定俗成的行为体系。它具有连贯性、有序性，同时又是具有美感的行为或活动的排布或分隔。礼仪文化从整体上讲，属于社会美的范畴，它通常是通过个体或群体的行为，活动创造着美，小至个体的感性行为、动作、语言、服饰、色彩、寻常百性家的婚丧嫁娶的仪式；大至国庆庆典、体育运动会的开、闭幕式，都以各种方式和手段，创造着美，其礼仪行为或活动具有鲜明的形象性，生活的肯定性，显示着人自身的创造力和时代文明，具有较强的感染力、渗透力。人们置身其间，或参与其中，精神为之提升，尤其情感受到感染、陶冶。这也正是天安门广场升国旗的仪式越来越受到国内外人们关注、向往的原因。这种政治品位极高的礼仪活动，以其国旗班战士威武的队列，雄健的步伐，国歌悲壮的旋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等美的形式打动了亿万人的心。使人们的心灵为之震撼，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和感染力，爱国之情油然而生。也正因为礼仪活动有着非其他活动可比的感染力，所以现代人更注重礼仪活动的审美效应。
礼仪文化的审美内涵，不仅在于具有美的感性形式，而且更为重要的在于，人类通过礼仪事体表达个体或公众的内在情感。礼仪活动中，常常通过情感上的交流、协同，达到内在情感的和谐，心理平衡。这是因为很多礼仪活动是以完美的甚至艺术化的形式呈现出来，使情感的表达形式更优雅，更美。同时它又完全符合社会、时代的审美期待，因而产生良好的审美效应，促使人际关系和谐发展。
我国的礼仪文化在表达情感方面，达到了相当完美的程度，使之诗化、艺术化了。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简史》中言及“这些礼本来含有不少迷信和神话。但是经过儒家的解释，这些方面都净化了。其中宗教成分都转化为诗。所以它们不再是宗教的了，而单纯是诗的了”。的确，以儒家对祭祀礼仪的解释看，旨在“致意思慕之情”，“报恩之义”，只求情感的安慰。礼仪文化对人们喜怒哀乐之情起到抒发、陶冶、节制的作用，如孔子所强调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情欲信，辞欲巧。”所以在儒家看来，习礼践礼的过程，是塑造、培育人的情感、心理结构的过程，“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正是此意。人通过礼仪增强对自我情感和本能冲动的自我约束力，使行为、情感更细致、更文明。可见，作为人类文明标志的礼仪文化，在社会人际交往的行为、活动中，一旦转向文明，化为艺术，尤其成为主体内在情感、心理的需要，并以审美的态度付诸实施时，礼仪行为、活动本身就获得了审美意义，给人以美的感受与启悟。
礼仪文化的审美内涵，还体现在礼仪美的审美评价同道德评价的统一，即礼仪美与道德美的一致性上。我们每个个体，无论自觉与否，都必须经受社会化的过程，认同并遵守既定的社会规范，才能获得社会人的资格。而社会教化，则是个体完成社会化的必要条件。从社会教化的具体内容与做法看，常常是从人类最基本的行为规范——礼仪规范入手，给人的自然的本性及行为以理智的指导，使其改造、约束本能及行为，符合社会规范，进而承担起各种社会角色，并在实践中，建立起相应的社会关系。
礼仪文化是一个历史系统，它是以约定俗成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行为规范，遵守这些规范，是社会个体进入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鉴于人类交往活动的互助、互补性，反映在礼仪文化相沿成习的传承积淀中，它是通过对个体的教化，植入人们的意识中的。使之形成自律感、耻辱感、厌恶感等，从而将规范的外在压力化为内在的要求，表现在行为中。因此礼仪规范熔铸着社会、时代的道德伦理原则及价值观念，成为个体、群体用以衡量、决定、评价自身行为的准则和依据。至此，我们有理由说，所谓礼仪美，从道德伦理的角度讲，它是善的，也就是说符合社会调节行为和关系的道德规范，符合人性的；而从美学的角度讲，又以其外在美的感性特征表现出来的，外在美与内在善的结合，寓善于美。
我国的礼仪文化提倡以善摄美，“礼”与“仁”的统一。在孔子那里，他认为一个具有完全人格的人，应该“仁”与“礼”统一。因为没有真情实感的礼，严格地说，不能成其为礼；而没有礼的节制的仁，严格地说，也不成其为仁；只有“礼”与“仁”的统一，才算具备完全的人格。孔子所说的“绘事后素”，更为形象地说明了先仁后礼的道理，即人只有美的素质，然后再加工，以打扮修饰，才显得美，否则，“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人佾·论语》）显然，在孔子看来，离开了仁德，徒有其表的礼仪毫无价值，自然谈不上美。他强调内在仁与外在美的统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文质并茂，内外统一，方显出文雅风度。
由此看来，对礼仪美的审美评价，只有将内在文明与外在礼仪形式美统一起来，才是真正的美，因此，礼仪美的魅力须从其内在的精神、情感世界去发掘、培育。内在修养越丰厚，外在的礼仪行为则越自觉、自然、优美。
二、礼仪文化的审美要求
黑格尔认为“美的生命在于显现。”[1]的确，在人际交往中，每个个体都期望以良好的礼仪行为或活动，展现出一个更为美好的自我形象。可是要论及礼仪文化的审美要求，各民族礼仪文化千差万别，审美标准、审美价值迥然有别，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找到礼仪美的一些客观标准，因为人类交往的文明史及丰厚的审美实践，已积累了大量的审美经验，从中可以概括出礼仪文化的客观审美标准。
（一）优美 这是“美的特殊形式，它表现运动和形态的轻盈和优美。”[2]优美作为美的一种形态，在礼仪文化中，它通常是用以衡量其交往双方的仪表、仪容、风度等，也就是说，优美是在以主、客双方互为审美对象的审美注意中，通过审美对象外在形式美呈现出来，其美是确定的、鲜明的、可立即接近的（感性把握的），在个体身上，这种优美，让人感到亲切、宁静、怡和。一般说来，在人际交往中，尤其在初次交往中，为了向对方展露一个更为理想的自我形象，留给对方美好的第一印象，交往双方都着意装扮，改善其自然形态，呈现出美的个性风采。
毫无疑问，优美这一审美形态就其人体而言，女性的优美取决于肤色的洁净、身体的柔软程度、体态的苗条呈S形，五官端正等，讲究女性的秀丽美、阴柔美。而男性的美取决于脸部轮廓清晰、分明度，体格健壮匀称，胸廓宽阔厚实等，强调男性的阳刚美。
着装服饰的优美，是人体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人类改善自然形态、美化自身的重要手段。着装服饰的优美一方面取决于衣着自身的质地、款式、色彩，但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取决于着装的整体美、和谐美、个性化。尤其在礼仪社交活动中，服饰着装必须同礼仪活动的时间、地点、目的三要素相符，使之得体、相宣。服饰着装的美，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是社会角色的标志，在社交礼仪活动中，更成为人际交往的无声语言，成为与人交往的渠道之一。对于负有使命的公职人员来说，服饰着装则体现所属群体的形象、尊严及实力。
长相、形体、着装的优美诚然重要，但是外在的形式美只有同其内在的优美相一致时，即灵与肉、形与神兼备时，自我形象才会真正是美的，也才会有吸引人的魅力。这就涉及到人的风度美。所谓风度美，它是指审美对象风姿韵度的美，具体是对一个人内外在美的综合而肯定的审美尺度。既是内在个性、情感、思想风貌美的呈现，又是对外在形相美的概括。前者离不开个体的神韵——精神气质、文化素养；后者既有自然形相之美，可又超出了人的形相。因此，风度美，这是对个体美的比较全面而综合的审美评价。我国自古对风度美就比较推崇，诸如“风韵”、“风神”、“风岸”、“风景”、“风雅”、“风仪”等，考察其内涵，不难发现这些词突出的不是“姿”、“貌”、“仪”，而是个性的超凡脱俗、情调的玄远宏邈、精神的气度格调。
风度美，就其个体的精神气象言，有各式各样的韵致，有雄浑豪放之美，也有沉毅含蓄之美，秀丽纤细之美，雍容大度之美，自然飘逸之美，清峻劲健之美，恬淡质朴之美，不一而是。形相之美更是千差万别，难以尽述。但无论何种美都是审美对象生命美的呈现。它不是一朝一夕的装扮所能奏效的，它是个体生命魅力的完满体现，也是灵肉、身心和谐统一的美，它反映的则是整体的素质，虽然人的相貌是天生的，但就其精神风采而言，乃是后天磨砺修养的必然，它凝聚着生活的锤炼，文化、艺术素养的积淀，更是以审美的态度投入生活，更新生命的结晶。
（二）优雅 是“美的变种，它主要表现在现实事物和现象的外部形状上，它的特点是形式特别完美、匀称、轻巧，动作灵活、妩媚多姿，……优雅的最充分的表现，还在人的外形上：体格匀称，动作自如而灵活，面孔生气勃勃。”[3]优雅是在礼仪社交活动中，对人行为举止的审美要求。因为人的姿态、行为举止都是构成给他人印象的材料，最先处于对方的视野之内，是感性认知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传达着行为主体的各种信息——教养、个性、生活习性，正因为如此，所以英国17世纪哲学家培根指出：“在美方面，相貌的美高于色泽的美，而秀雅合适的动作的美又高于相貌的美。这是美的精华，是绘画所表现不出来的，对生命的第一眼印象也是如此。”[4]动作、行为举止的美之所以重要，就因为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主体意识的具体鲜明体现，具有明显的社会性质，融汇其精神的内在因素。是一个完整的主体，肉体与精神的相互渗透的具体表现。正因为如此，在社交礼仪活动中，一个有着优雅举止的人，是富有吸引力的，人们乐于接纳，并能唤起他人的尊重与友好感情。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崇高的精神风采、伟大的风范见诸于总理的行为举止中，令世人瞩目，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其《白宫岁月》中以赞赏的笔调回忆了1971年他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时的情景：“周恩来于四时半来到。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祥，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式服装，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魅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或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精神、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他警觉性极高，令人一见就感觉得到，显然，半个世纪来烈火般激烈斗争的锻炼，已将那极度重要的沉着品格烙印在他身上。”周总理优雅的行为举止连同他的高风亮节，已成为美的丰碑，矗立在亿万人民的心中，成为世人楷模、景仰的典范。
同时，我们说一个人的行为举止是否优雅，坐、立、站姿是否美，还取决于行为主体的行为是否符合社会角色规范与社交情景规则，即是否适宜得体。因为如前所述，人的行为举止与其内涵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人们不仅看其表，还察其实，即行为举止的社会内容和审美意义。
（三）文明 我们从美学的范畴观察人际交往时，作为交互作用的人际交往行为的美，应该是既体现善，又体现美的文明二字。所谓文明交往，就是以审美的态度，用寻求、欣赏他人人性的闪光点和美质的心胸与人相处。交往的过程，正是发现他人身上美好情感、品质的过程，从中丰富自己的精神和情感。这便要求行为主体，从生活的艺术这一人生哲学的高度，审视并处理人际关系，对此始终保持一种正确而新鲜的感悟。具体讲，就是既要面对复杂多变的人际关系的现实，直面人生的曲折与艰难；同时又要以超拔流俗的气度、情怀，从较高的人生层面上，俯视人际关系的现实，并使自己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和主动，对现实应有一种清醒的评判的权利，多一份为人的自觉，而不必太胶着于琐屑无谓的人事纷争。
同时，以审美的态度对待并处理人际关系，既要对人生的悲欢、人际关系中的微妙变化有细致入微的感受，又要以幽默达观的态度与智慧去观照人生与人际关系，情感既不必太亢奋，也不必沉溺其中，以一种包容万方的旷达心胸，比较自由地对待并处理好人际关系。
注释：
[1]转引自杨辛、甘霖著《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9页。
[2][3]〔苏〕奥夫相尼柯夫等编《简明美学辞典》中译本，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26页、第47页。
[4]北大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西方美学家论美与美感》，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