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商战与武汉商战的实证意义_亚细亚论文

郑州商战与武汉商战的实证意义_亚细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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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 —3928(2000)05—0012—04

商战是市场竞争条件下普遍的经济行为。企业要参与市场经营活动,不可避免地要展开诸如价格战、质量战、形象战、公关战等等。所以,有“商战如兵战”的说法。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的“商战”风起云涌。而发生在河南、湖北的郑州商战与武汉商战,影响极其深远。其中,郑州商战(中原商战)由于在10年前向人们第一次全方位展示了现代意义的商战,又以轰轰烈烈的“形象战”、“连锁战”开始,以“亚细亚”惨痛失败告终而具有特殊地位。有着中国第二大商埠之称的武汉,历来是商家必争之地,有良好的商战环境,被人们称之为“中国商战的晴雨表”,是观察、研究中国商战的一个窗口。与郑州商战相比较,武汉商战时间长、花样多、创意新、规模大,既充分显示了她有十分浓厚的商业积淀,又体现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商战的新情况、新趋势,为人们研究中国商战积累了丰富的材料。

一、郑州商战:开创了中国商战的新时代

今天商战是历史上商战的延续。但是,在建国以后相当长的时间,是没有什么商战可以议论的。研究商战,必须研究郑州商战。郑州商战代表那个时代,真实记录了中国商业企业及其经营者从“商业竞赛”到市场竞争的历史转变。郑州商战的直接导火线是商家争夺市场份额,它的主要情况如下:

(一)郑州商战是一场“立体商战”

郑州商战中,以亚细亚、华联、商城大厦、郑州商业大厦、市百货大楼、紫荆山百货大楼等六家大型现代化商场为代表的商业企业,先后上演了公关大战、杀价竞争、经营斗法、服务大战和巨奖大战。其中以亚细亚的“形象商战”口碑最好。在亚细亚商场门口,两位迎宾礼仪小姐一左一右,向顾客问候,跨进大门,首先进入视线的是那花园式的营业大厅,宽敞明亮的中厅,芭蕉棕榈,奇石瀑布,碧树绿草,鲜花嫩蕾,给这个现代化商场平添了一种幽雅的文化气氛,左侧有一男宾休息室,有报纸杂志供顾客阅览,每个电梯口有礼仪小姐迎送,凡老弱病残顾客有礼仪小姐负责搀扶上下电梯,商场二楼设一凸出的平台,取名“琴台抒情”,由商场高薪聘请的音乐学院高材生(商场固定员工),用民族乐器演奏优美曲目,通过扩音器送到商场每一个角落,消除顾客疲劳,提高购物兴趣。

(二)郑州商战是有“闪光点”的

我们不能以某些企业的失败而把郑州商战描述得一塌糊涂。以亚细亚为例,从商战开始时,是以比较规范的市场运作的。他们注重市场研究,根据市场需求确定亚细亚的目标市场;注重以消费者为中心,实行一系列有别于传统商业的经营策略和方式。主要包括:(1 )美化购物环境、吸引八方来客观光购物;(2)强化顾客至上的服务观念, 完善服务体系;(3)利用新颖独特的广告宣传,增强企业的知名度。 如“中原之行哪里去——郑州亚细亚”家喻户晓,印象强烈;(4 )促销活动丰富多彩,以社会效益带动经济效益。如举办“儿童电子琴大赛”,“儿童时装表演”,“母亲节”,“迎三八”系列活动;(5 )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6)注重感情投资;(7)注重商业文化和企业文化建设,突出企业形象。所有这些,在今天甚至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也都是有应用价值的。

(三)郑州商战产生了商界明星

郑州商战的最大成果是所谓的“亚细亚现象”。在“亚细亚现象”中,王遂舟成为河南商界乃至全国商界的黑马,以经营“亚细亚连锁店”红极一时。在“商战”中,“亚细亚”不但能一炮打响,而且能与华联商厦、商城大厦、郑州商业大厦、市百货大楼、紫荆山百货大楼等六家商场的“联合军团”相抗衡,赢得市场份额、市场利润等等方面的巨大胜利。“亚细亚”营业额连续三年都以5000万元的幅度上升,向国家上缴税逐年增加,1990、1991年居六大商场第一位。1993年初权威机构评估,“亚细亚”商场商誉值1200万元,时隔不久,香港商界又爆新闻,“亚细亚”商誉增值到5000万元。

(四)郑州商战以亚细亚经营失败而告终

郑州商战创造了“亚细亚”的神话。而亚细亚的最终失败给郑州商战画了一个悲壮的句号。“亚细亚”商场创办的前4年,即1989 至1992年合计盈利达4000万元,是辉煌的顶点。以后,“亚细亚”由盛转衰,1997年底,“亚细亚”商场滑到全市七大商场中倒数第二位,仅账面显示亏损700多万元,拖欠银行债务7000余万元,拖欠厂家货款1亿元,资产负债率达168%,已属严重资不抵债。

(五)亚细亚悲剧的主要教训

1.盲目乐观、狂妄自大。亚细亚领导人在成绩面前过份自信、过份乐观,自以为经营有特色,只要每天坚持升旗、做操、统一着装、开展站立服务、微笑服务就可以赢得客户而生意红火。他们根本没有风险意识,在市场竞争日益加剧的条件下,不自量力地立誓要冲出河南、冲出中国、走向世界、称霸世界。真是大有“野太阳”(商标)的野势态,要与红太阳并升并立于地球之上,这是“亚细亚”由兴致衰的思想根源。

2.行动超越客观,过份扩张。亚细亚把自己的经营优势估计过高,先是在省内开封、洛阳等4个地市设立“亚细亚”分店, 再是扩展到全省17个地市级市区建连锁店,接着又在国内的广州、北京、成都等大城市和国外的悉尼、莫斯科大都市建立“亚细亚”连锁店,严重超越了自有资金、自有人才的客观极限。而且建店中一味追求豪华、高档,依赖银行贷款垫本,依赖厂家赊销发货,背上沉重的负债包袱、利息包袱,终于落得喘不过气来,“连锁店”变成“连亏店”,纷纷倒闭下马。这是“亚细亚”由兴致衰的行动根源。

3.财务制度混乱,经营管理者素质差。“亚细亚”开业以后的9 年中,没有进行过一次全面彻底的财务审计。在内审中曾发现过几笔几百万元资金被转移出去,后来也都不了了之。集团某股东从“亚细亚”借出800万元,连借条也没有,后来归还300万元,剩余的500 万元商场账面和收据显示是“工程款”。同时,由于亚细亚扩张太快,没有足够的经营管理者,于是,一些土生土长的农民摇身一变成为了总经理,他们根本没有经营管理现代大型商业的能力。这是“亚细亚”由兴致衰的经营管理根源。

二、武汉商战:创造市场运作的崭新模式

据权威人士称:以武汉广场为代表的现代化商业的出现,使武汉商业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商业差距至少缩短了10年。武汉商业的市场具有多方面的创造性,它作为市场经济的探索者,时刻在传递市场进步的新信息。

(一)“以商立市”使武汉商业在商战中成长

在“地当天下之中”、“九省通衢”的武汉,实施“两通起飞”的战略是极其成功的。“以商立市”,既发挥了武汉作为华中地区最大的货物集散地的优势,又调动了千军万马“下海”经商的积极性。武汉商业企业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在武汉的商业舞台上,“买全国、卖全国”,使形形色色的商战此起彼伏。1983年,武汉商场拉开购物环境战的序幕,扩建装修成功的新武汉商场成为全国商界争相效仿的样板,在武汉和全国掀起一股店堂扩建装修热。1986年,武汉商场率先咽下股份制改造这只螃蟹,成为中国商业第一股,1992年底成为中国商业第一家异地上市公司。其后武汉商界先后冒出了5只上市股, 成为显赫一时的武汉商业块,初步形成了武汉商战的集团军。1996年9月10日, 武商集团与香港德信集团合资的武汉广场购物中心开业,开始谱写“武广模式”的新篇章。在此前后,外地商业纷纷抢滩武汉,港资企业新世界百货、上海商城、王府井百货、……武汉在商战中长大了、长高了。武汉商业在商战中也获得飞跃的发展。据武汉商业部门统计,到1997年底,武汉的商业网点已达10万个,副食品、工业品和各类专业市场达300 余个,批发公司、百货商场、专业商店、连锁商店、仓储式会员商店、超级市场等遍布武汉三镇。星罗棋布的商业网点,强化了武汉作为中心商业城市的地位。

(二)“扎堆效应”使现代商业功能在商战中完善

现代商业功能是在不断延伸的,且越来越表现出一种立体的趋势。交换职能、调节职能、融资职能、信息职能和风险职能,使商业既处于实现者的地位,又处于先驱者的地位。适应形势的需要,武汉商场提出了“扎堆”的概念:即规模扩张,职能扩大(形成购物中心、价格中心、信息中心、休闲中心、旅游中心),产生向心力、凝聚力、辐射力效应,达到商流、物流、客流、信息流的高度集中。目前,在武汉已经有多种形式的“扎堆”:一是“单体企业扎堆”,如武汉广场、世界贸易中心和武汉商场购物中心的“扎堆”,营业面积接近20万平方米;二是“群体企业扎堆”,如在武汉商场旁边,又有协和广场、游子乡商厦、五洲商城以及大规模的展览馆改建工程;三是“跨区企业扎堆”,如民意广场周边10平方公里范围内集中了武商、武广、利济商场、上海商城、六渡桥、王府井、佳丽广场、中心百货等十多家大型商场及灯具、家电等小型专业市场;四是“商业街扎堆”,如汉口的江汉路,商店鳞次栉比,首尾相连,是武汉商场最为集中的闹市区。在1500米的街道上,商业、金融、服务网点由原来的68个增加到268个,网点涉及53 个行业,是门类齐全、商品丰裕的繁华商业中心。

(三)“战略经营”使武汉商业在商战中健康成长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战略经营是企业成功的法宝。战略经营要求企业通过科学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管理,进行合乎市场实际的市场定位、市场细分和市场营销组合,使商战为实现经营目标服务。“武广模式”是武汉商业战略经营典型。所谓“武广模式”就是指1996年9 月在武汉开业的武汉广场管理有限公司,按照世界零售业发展基本规律,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要求,结合中国市场的特殊环境,探索创建的一整套极具代表性、超前性、可操作性的、面向21世纪的现代零售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包括“购物中心+百货公司”经营业态,50万字全面优质管理文件、电脑系统等。其中全优文件从岗位职责到流转程序、各项规章制度、单据、合同表格一应俱全。以科学的、规范的战略管理,参与市场竞争。因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实现当月开业,当月盈利;当年开业,当年稳步进入市场成长期,一年零10个月收回2000万美元投资成本;1997年实现利润1.374亿元,1998年盈利1.52亿元。占武汉市17家大型商场利润的60%,如此良好的业绩在全国绝无仅有,在国际上也是不多见的。

(四)“业态革命”使商战在观念回归中走向成熟

今天的武汉,零售业态不断在推陈出新,彻底改变了90年代前少数业态一统市场的格局。新型的百货店(大商场)、超级市场、便利店、专卖店、仓储商店、购物中心、无店铺(通信)销售等遍布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特别是作为商战观念回归的“平价店”的出现,更是为武汉商战注入了新的活力。目前,“平价”二字成为江城使用最频繁的商业俗语之一;正是由于它的出现,江城百姓体验到了全新的购物方式,享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方便与实惠。平价店,搅动了整个武汉商界,引发了新的业态商战。建立形形色色的“平价店”,成为武汉商业的时髦。 1997年10月11日开业的中商徐东平价广场开业两年,累计实现销售11.68亿元,成为平价店的领头羊。在所经营的商品中,有近40个单位销售获全国、省、市销售量第一。1999年元月到10月,中商徐东平价广场已经实现销售6亿元,提前完成全年销售目标。这种业绩就连沃尔玛、 家乐福、万客隆等外国商业企业集团也难望其项背,中商徐东平价广场迅速成为省、市乃至全国关注的焦点。

(五)“引进竞争”使武汉商战在同强手抗衡中注入活力

实践证明,愈是高水平的商战,愈是规范的商战;愈是强手之间的抗衡,对于市场的培养愈是有利。武汉商战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高水平的强手。近年来,为了争夺武汉商业这块大“蛋糕”,国内外众多的商业巨头纷纷进军江城。来自法国的家乐福在武汉开超级市场超市,来自德国的麦德龙的大型仓储超市已在武汉选址成功,世界零售业第一巨子沃尔玛也有意入驻武汉。国内商业企业中,北京王府井于1997年岁末,以每平方米一万余元的惊人价格、斥巨资4亿多元买断佳丽广场东翼六层楼。次年1月18日,武汉王府井百货揭开了她的面纱,开业迎宾。一时间人流如潮,盛况空前。当日就创下了销售380万元的业绩。在刚开业的半月内, 商场实行“每日免费购物20分钟”,每日返还顾客的金额达30余万元。使武汉人品尝到了“北京商战”的味道。

三、营销学思考:武汉商战不能重复郑州商战的悲剧

如前所述,轰轰烈烈的郑州商战最终还是失败了,虽然今天的武汉商战依然如火如荼,可人们深恐郑州商战的悲剧在武汉重演。对于武汉商战的前景,笔者试作以下分析:

(一)武汉商战面临与郑州商战同样的严峻形势

同10年前比,应该说中国社会经济状况是有巨大发展和进步的。譬如,市场体系完善了,企业竞争力提高了,经济规模扩大了,社会产品丰富了,等等。但是,随着买方市场的出现和微利时代的到来,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和世界经贸组织的加入,武汉商战所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了。

由于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诸多矛盾依然存在以及企业的生存压力、发展压力的进一步增大,市场竞争愈来愈激烈,市场风险愈来愈大,市场开拓愈来愈难,市场利润愈来愈小。据统计, 由于商战推波助澜, 1999年10月份武汉市大型商场销售形势较为火爆,武汉商场、中南商业大楼等十家大商场销售总额达7.05亿元,其中零售就达到5.96亿。但是商业利润,只有中商独占鳌头,利润大增49.5%;武商在销售猛增72%的同时利润仅微涨0.1%,其余的8家均为利润同比下降,最多的一家商场竟下降了近80%。利润下降主要原因之一是市场恶性竞争,“血肉模糊”、“刀光剑影”的价格大战,使商家打落牙齿也只好往肚子里咽。

目前,武汉大型商业发展“规模过剩”的问题,比郑州商战时期的郑州商业严重得多。据统计,武汉10000平方米的大型商场有几十家。 汉口六渡桥闹市地带周边10平方公里范围内集中了武商、武广、利济市场、上海商城、六渡桥、王府井、佳丽广场、中心百货等十多家大型商场和全国闻名的汉正街。

(二)武汉商战存在与郑州商战同样的商战模式

大凡“商战”,一般都是为市场份额、市场利润而兴师动众“大动干戈”。郑州商战是如此,武汉商战也不例外。这就决定了商战的模式、技巧或者策略有惊人的相似性。商战王牌大体包括:广告战、价格战、公关战、形象战、业态战、装修战、文化战、概念战,等等。这些手段,我们从郑州商战中已经有所领教。虽然武汉商战有了一定程度的“创新”,但是进行深入分析后,往往觉得其商战模式是大同小异。比如,当年郑州商战把发展“连锁店”作为法宝,武汉商战也曾经刮过“连锁风”;郑州商战提出“向顾客让利”,如今武汉商战中“平价超市”风起云涌,商战口号就是“货真价实、天天平价”、“高高兴兴逛平价,我把平价买回家”、“大浪淘沙,还是平价”;郑州商战有各种各样新潮经营方式问世,武汉商战中形形色色的“汤吧”、“奶吧”、“茶吧”、“陶吧”、“网吧”层出不穷;郑州商战中有“中国的亚细亚”、“世界的亚细亚”的豪言,武汉商战中有“商业巨无霸”、“东方芝加哥”壮语,等等。

(三)武汉商战需要避免郑州商战同样的问题

郑州商战的结局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除了前面所列出的主要原因之外,还有目标市场的正确定位问题、经营项目的可行性研究问题、贸易伙伴利益关系问题、货源的质量控制问题、职工的知识培训问题和企业的文化积累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对于武汉商业企业来说,同样具有挑战性。

武汉商业企业中,虽然有的有“管理输出”的能力,但是,并不能说武汉所有商业的经营管理素质很高,更不能说在未来的商战中都有“百战百胜”的把握。因为,武汉商业同郑州商业一样,市场经济的体验太短暂了,抗风险能力也太脆弱了。郑州商业在商战中表现出来的种种问题,武汉商业一样都不少。保持清醒的头脑吧,商战中的武汉商业!

(四)武汉商战不会出现郑州商战同样的结局

笔者认为,尽管武汉商战存在着种种危机,只要商战中的企业认真吸取郑州商战的教训,采取科学的预防措施,武汉商战是完全可以避免郑州商战的结局并取得比较圆满的结果的。

其一,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武汉商业经受了考验,锻炼了抗风险的能力,掌握了一些市场经济条件下商战的本领。

其二,据悉,根据国有经济“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精神,武汉已把商业零售业列为国有经济要逐步退出的行业之一。当然,所退出市场的商业企业,主要是那些商战能力相对差的中小型企业。因而,这对培育武汉商战是有利的。

收稿日期:2000—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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