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序”：中国书写史上的一个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上论文,中国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因为选收为友人著作所写的序文，印成专集，发现数量很大，远出最初估计之上。孟子有一句名言：“人之患在好为人师。”那么我是不是犯了“好为人作序”的毛病而不自知呢？但在我的记忆中，每一篇序好像都是在“义不容辞”的情况下完成的。我也读了不少西方和日本的著作，“为人作序”的事虽偶然一见，但似乎并未形成过普遍的风气。相反的，在中文著作中，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这一现象倒是异常突出。友人向我索序和我有“义不容辞”之感，大概都不免受了一种特殊文化氛围的感染。难道“为人作序”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特色吗？
这个疑问在脑际浮现之后，我的好奇心被挑动了起来。我想知道，“序”在中国书写史上究竟是如何开始的？经过了哪些演变的阶段？“序”的传统进入现代以后又发生了什么变化？等等，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是我深感兴趣而亟须得到解答的。然而仓促之间我竟不知从何处下手。因为这些问题必须通过专题研究才能找到解答的线索，而我一时却想不起“序”的历史是否曾经受到过现代文学史专家的青睐。不得已，我只好自己动手，匆匆进行了一次探源溯流的尝试。下面是一个简要的初步报告，疏失和错误是不可避免的，请读者切实指教。
“序”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个特殊的“文体”(genre)，至迟在萧统编《文选》时已正式成立。如果从全部古典文学史而言，我们大致可以将“序”分为两大系统。先说与本文无关的系统，即在游宴、诗会、饯送、赠别等场合的即兴之作，六朝以下许多著名的“序”都属之。一言带过不提。另一大系统则是为书籍所写的“序”，但又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为了说明传世典籍的缘起及其涵义而作，如《尚书序》、《毛诗序》是也。后世为前代著作，包括诗文集等所写的序也应划归这一类。总之，这都是为古人遗作而写的。第二类是“自序”，最著名的当然是《太史公自序》。这一类的“序”在后代也有继承和发展。庾信《哀江南赋序》说“昔桓君山(谭)之志士，杜元凯(预)之生平，并有著书，咸能自序”，即其明证。第三类则是应并世作者之请而写的序，这是本文将集中讨论的主题。前两类在“序”史上虽然也很重要，但这里只能割爱，以避枝蔓。
《文选》李善注《三都赋序》，题下引臧荣绪《晋书》曰：
左思作《三都赋》，世人未重。皇甫谧有高名于世，思乃造而示之。谧称善，为其赋序也。(卷四五)
同时期的作者向名家求序并得到积极回应，这是我所见到的最早记载，但其事或已始于汉末、三国之际，因为文人交游之密和文学风气之活跃早在建安时期便已展开了。《文苑英华》宇文逌《庾信集序》结语云：
余与子山风期款密，情均缟纾，契比金兰，欲余制序，聊命翰札，幸无愧色。(卷六九九)
作者亲定诗文集而向友人索序，就我所知，这似是最早的例子，但其事已在公元6世纪的后期了。我们也不能据此而断定庾信和宇文逌两人是始作俑者。在他们之前的两三百年中同样的事情应该已经出现过，不过由于书阙有间或因我的疏漏，目前只能追溯到北周罢了。
在《文苑英华》的文体分类中，“文集”的“序”占了9卷，其中关于个人文集的便有50篇之多，时代则集中在中晚唐。细检这些序文，有4篇可以确定是应文集作者之请而写的，即独孤及《赵郡李公(华)中集序》、梁肃《补阙李君(翰)前集序》、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和郑亚《会昌一品制集序》。这里所用“中集”、“前集”之名是唐代特有的风气。元稹《序》云：“前辈多以前集、中集为名。予以为皇帝明年秋当改元，长庆讫于是，因号曰：白氏长庆集。”(《元氏长庆集》卷五一)可知《长庆集》本来也可以称作“前集”或“中集”。独孤及《李公中集序》则说：“他日继于此而作者，当为后集。”由此可以推断唐代作者往往分期编定自己的文集，以前集、中集、后集分别之。大概前集、中集都是生前亲自编定的，因此作者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找相知很深的友人写序；至于后集或全集，则要等到作者的后代、门人或故旧来整理编定，序文当然也是身后的事了。杨嗣复《权德舆文集序》说：
公昔自纂录为制集五十卷，托于友人湖南观察使杨公凭为之序，故今不在编次内。(《唐文粹》卷九一)
作者自编前集、中集而请序于友人在唐代已成通行的习惯，这是另一条最明确的证据。而且有些序文虽是为遗集而作，但作者生前或曾亲托，或有遗命指定，也可以划归同类。最明显的如，刘禹锡为柳宗元文集写序，便是因为柳宗元病死前以“遗草”相托；白居易撰《元少尹(宗简)集序》，不但因为元宗简是他的朋友，而且临终遗言：“遗文得乐天为之序，无恨矣！”
从上面简略的追溯可以看到，为相知者诗文集作序，大致起源于魏、晋之际，至唐代而形成文学界的普遍风气。由于“文集序”——包括为已故作者写的——在唐代的数量激增，以致宋初姚铉在《唐文粹》中不得不特标“集序”的名目，以区别于一般的“序”。现在传世本《昆陵集》(独孤及)和《权载之文集》(权德舆)也有“集序”一目，不知是唐代流传下来的，还是后代改定的。无论如何，这一新名目的成立折射出唐代文学发展的一个侧影。但为并世相知作序在唐代并不限于文集，论学专著也往往有之。权德舆《张隐居庄子指要序》和裴休《释宗密禅源诸诠序》(均见《唐文粹》卷九五)便是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前者是《庄子》的诠释，后者则是禅宗源流的分疏，这两篇序文都是应邀而写的。这种论学性质的“序”越到后来越重要。
无论是“集序”或论学的“序”，基本规模在唐代已经奠定了下来，唐以后大致都继承了这一传统，宋代便是明证。试以吕祖谦《皇朝文鉴》与《文苑英华》作比较，可以确定为作者生前所请之序有3篇。但《皇朝文鉴》以南渡断代，时间远比《文苑英华》为短。为了进一步的引证，我用取样方式，检查了十几部卷帙较多的名家专集：北宋是范仲淹、欧阳修、李觏、苏轼、苏辙、王安石、司马光；南宋是周必大、朱熹、杨万里、陆游、楼钥，共十二家。每家都有应作者之请而写的“序”，少则一篇，多则三五篇，与唐代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权德舆诸集相较，情况相似。这一系统的“序”在宋代仍以诗文集为多，不过论学专著也往往有之，如刘跂《赵(明诚)氏金石录序》(《皇朝文鉴》卷九二)、杨万里《袁机仲(枢)通鉴本末序》(《诚斋集》卷七八)即其显例。这两部书是宋代名著，因此当时学术的新动向也在“序”中有所呈露。从周必大《初寮先生前后集序》(《文忠集》卷五三)可知宋人仍沿唐人习惯，分期编订诗文集，求相知写序。所以我们可以断定，宋代在这一方面大体延续了唐代的模式，没有任何特别令人瞩目的变异。
但明清两代却出现了新的变化。概括地说，明代“序”的数量激增，远过唐、宋；清代则论学专著的“序”越来越重要，并且在学术思想方面发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下面分别作一扼要说明，详细的讨论在此既不可能也无必要。
刘基和宋濂是明初两位最著名的作家，同时又是开国名臣，学士、文人向他们索序的自然不乏其人。《诚意伯文集》收入这一系统的序文11篇，《宋学士文集》则多至24篇。宋濂的例子尤其值得注意。他不但常常为人作序，而且也遍请名家为他写序。他上沿唐、宋之习，分期编订文集，《宋学士文集》(四部丛刊本)中便保存了杨维桢、贝琼、揭汯三《序》。另有刘基的《序》(《诚意伯文集》卷五)。他在元朝时期的诗文则收入《潜溪集》，其《后集》有欧阳玄、赵汸两种《序》(《圭斋文集》卷七及《皇明文衡》卷三八)，《前集》则有陈众仲《序》(赵《序》)。欧阳玄是元代晚期最负盛名的文宗，延祐二年(1315)恢复科举，他是第一届的进士。宋濂《欧阳公文集序》说他“三任成均而两为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人人都“得公文辞以为荣”。这是实录，毫无夸张。所以《圭斋文集》中为时人文集与专著所写的《序》便不下20篇。由此可知宋濂文集所反映的正是元代后期的风气，不始于明。诗文何以在元代后期复盛？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此处无法深入考论，赵翼《廿二史札记》有《元季风雅相尚》一条(卷三○)可以参考，我认为与科举重开应有相当关系。欧阳玄〈喜门生中状元〉诗序记泰定丁卯(1327)状元及进士到国子监谢师，“圜桥门而观者万计，都门以为斯文盛事，昔未有也”(卷三)。其盛况可见一斑。苏天爵《国朝文类》(元统二年，1334)和虞集校定《皇元风雅》(至元二年，1336)适于此时先后问世，绝不是偶然的。
另外，我又抽样检视了15世纪的程敏政、16世纪的唐顺之和归有光以及明清之际的钱谦益四家专集。以前三家而言，《篁墩文集》有10篇，《荆川文集》8篇，《震川文集》10篇，都比唐、宋文集为多。但最使我惊异的则是钱谦益，他的《初学集》是明代作品，其中为人请求而写的《序》共40篇，《有学集》为入清以后之作，这一系统的《序》更高达53篇，大概是最高纪录了(上列序文数字可能有遗漏，但大致可以保证并无滥收的情况)。
钱谦益当然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但也折射了16世纪以来的文化、社会变迁。唐顺之《答王遵岩》说：
仆居间偶想起宇宙间有一二事，人人见惯，而绝是可笑者……其达官贵人与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间者，死后则必有一部诗文刻集，如生而饭食、死而棺椁之不可缺。此事非特三代以上所无，虽汉、唐以前亦绝无此事。(《荆川文集》卷六)
可见诗文集在16世纪已发展到“爆炸”的地步。事实上，刻诗文集尚不限于“达官贵人与科第中人”，钱谦益的《序》中便包括一位“太监”(《初学集》卷三三《郑圣允诗集序》)和两位“闺阁”(《初学集》卷三三《士女黄皆令集序》，《有学集》卷二○《许夫人啸雪庵诗序》)。由于种种历史的变动，“雅”文化在迅速地泛滥之中，印书市场的不断扩大更助长了刊刻文集的风气。诗文集的数量激增，“序”的数量自然也随着水涨船高。明白了这一点，《初学集》和《有学集》这一方面的突出表现便不难索解了。
为并世学人的专门著作写序，是清代的新发展。下面仅略说这一最大特色，其余一概不及。
清代学术以经史考证为主流，文字、音韵、训诂等基础学问获得开创性的大发展，甚至由附庸而蔚为大国。因此有清一代论学专著层出不穷，其中不少名著往往有当时学术大师所写的“序”。以清初而言，顾炎武《仪礼郑注句读序》便是应他的朋友张尔岐之请而作。他在《序》中特别对当时“空虚妙悟”的学风表示不满，主张认真读经：“因句读以辨其文，因文以识其义，因其义以通制作之原。”(《亭林文集》卷二)这正是他一贯提倡的新经学，即所谓“读九经自考文始”(卷四《答李子德书》)。另一位大师黄宗羲也为阎若璩的名著《尚书古文疏证》写过《序》，不但肯定它“取材富，折衷当”，而且也接受了《大禹谟》“人心道心”是后世伪造的结论。阎若璩得到他的鼓励，终身感念不忘，因此在《南雷黄氏哀辞》中说：“先生爱慕我，肯为我序所著书，许纳我门墙。”(《潜邱劄记》卷四)这篇《序》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下至乾、嘉，论学性质的“序”已发展到全面成熟的阶段，如果把这些“序”合起来看，当时的学术动态便一一展现在眼前。这里举少数较著名的例子以示大概：在经学方面有戴震《尔雅注疏笺补序》(任领从)、《古经解钩沉序》(余萧古)、《诗比义述序》(王涵斋)、钱大昕《经籍纂诂序》(阮元)、阮元《王伯申(引之)经义述闻序》、《王伯申经传释词序》、《焦(循)氏雕菰楼易学序》、《春秋公羊通义序》(孔广森)等。史学方面有卢文弨《钱晦之(大昭)后汉书补表序》、钱大昕《廿二史劄记序》(赵翼)、《史记志疑序》(梁玉绳)等。在文字、音韵方面，段玉裁的成就最为卓越，他的《说文解字注》前面便有王念孙的《序》，撰于嘉庆戊辰年(1808)。但段氏此书先后经营数十年，早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卢文弨便已写了《说文解字读序》(收在书末，也见《抱经堂文集》卷三)，所序者当是初稿。至于他在音韵研究上的发明，早年有《诗经韵谱》、《群经韵谱》，钱大昕曾序其前书(《潜研堂文集》卷二四)；最后他总结成《六书音韵表》(《说文解字注》附录)，他的老师戴震在乾隆丁酉年(1777)特别为此写了一篇极有价值的序(《戴东原集》卷一○)，几个月后他便逝世了。文字、音韵之学当时正处于创辟的阶段，所以重要的著述或编纂之作往往有多篇序文同时出现，如谢启昆的《小学考》，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四)和姚鼐(《惜抱轩文集》卷四)都曾为之作《序》。又如金石学也是在乾、嘉时期蔚成大观的，清末以来金文以至甲骨的研究即继之而起。钱大昕《关中金石记序》(毕沅)与《山左金石志序》(阮元)便对金石学的源流及其在“经史实学”上的价值作了提纲式的指示。
以上不过举少数流传至今的名著为例，借以说明论学《序》在乾、嘉时期所发挥的特殊功能。一般而言，这一系统的《序》都达到了当时最高的学术水平。其中有专门学问的尖端商榷，如戴震《六书音韵表序》，讨论古音“支”、“脂”、“之”应分为三部，这是段玉裁的新发现。也有关于整体研究方向的指示，如戴震《古经解钩沉序》与钱大昕《经籍纂诂序》，都坚持由文字、诂训以逐步通向经典中义理的探求。若更进一步分析，乾、嘉时期的学术动向也往往可以从论学《序》中找到线索。下面是两个最有代表性的事例。
乾、嘉学人以“汉学”为标榜，好像已定于一尊。但按之实际，内部早已开始出现分歧，经学与史学之争即其中之一。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三《钱大昕传》曾记载了戴震和钱大昕两条口语，戴震说：
当代学者吾以晓徵(钱大昕的字)为第二人。
江藩指出：这大概是因为戴“毅然以第一人自居”。钱大昕则说：
自惠(栋)、戴(震)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谓之能儒乎？
戴、钱并驾齐驱，一精于经，一长于史，这是当时的公论。但通经足以明“道”，治史则仅能知“事”，这也是当时的共识。戴震以钱大昕为第二人，而以第一人自居，似乎即出于这一尊经卑史的成见；而钱大昕以为不治史则不得为“通儒”，也恰好是针锋相对的反讥。这两条口语虽无从证实，但江藩是与戴、钱同时代的后学，他的记载至少反映了乾、嘉学人的一般意见。钱大昕生前曾感受到经学霸权的压力，这是大致可以肯定的。然而无论在《潜研堂文集》或《十驾斋养新录》中，我们都找不到这一经、史之争的显证，这岂不成为一个千古悬案了吗？幸运得很，嘉庆五年(1800)钱大昕为赵翼《廿二史劄记》写了一篇《序》，解答了这一悬案。《序》中主要论点如下：
经与史岂有二学哉！若宣尼赞修六经，而《尚书》、《春秋》实为史家之权舆。汉世刘向父子校理秘文为六略……初无经史之别。厥后兰台、东观，作者益繁，李充、荀勖等创立四部，而经、史始分，然不闻陋史而荣经也。自王安石……自造三经新义，驱海内而诵习之……章、蔡用事……屏弃《通鉴》为元祐学术，而十七史皆束之高阁矣。嗣是道学诸儒讲求心性，惧门第子之泛滥无所归也，则有呵读史为玩物丧志者，又有谓读史令人心粗者。此特有为言之，而空疏浅薄者托以借口。由是说经者日多，治史者日少。彼之言曰：经精而史粗也，经正而史杂也。予谓……太史公尊孔子为世家，谓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班氏《古今人表》尊孔孟而降老、庄，皆卓然有功于圣学。故其文与六经并传而不愧。若元、明言经者，非剿袭稗贩，则师心妄作……奚足尚哉！
此《序》力主经、史不分，“《尚书》、《春秋》实为史家之权舆”，与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相去已不过一步之遥。此《序》又以马、班之史“与六经并传而不愧”，而痛斥宋以来“陋史而荣经”的偏见，则恰好和江藩所记口语互相印证。钱氏完全不提清代，当然是出于谨慎，避免争端。他的文集未收此《序》也许是基于同一理由。无论如何，此《序》的重大史料价值在此已充分地显现出来。
另一个例子也与江藩有关。龚自珍嘉庆二十二年(1817)写《江子屏所著书序》，包括《国朝汉学师承记》和《国朝经师经义自录》两部书。这篇《序》用笔极尽曲折的能事，隐然有不敢苟同的意味。最令人诧异的是《序》竟将江氏的书名改为《国朝经学师承记》，不用原著“汉学”之称(《龚自珍全集》上册，上海：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第193—194页)。但此《序》必须与同时附去的《与江子屏笺》合看，才能得其命意所在。龚在此《笺》中陈述他对“汉学”名目有“十不安”，其中第九“不安”将特别值得重视：
本朝别有绝特之士，涵咏白文，创获于经，非汉非宋，亦唯其是而已矣，方且为门户之见者所摈。(《龚自珍全集》下册，第347页)
原来他已倾心于常州公羊学的“微言大义”，而且两年后(1819)便正式师从刘逢禄，研究《公羊春秋》了。写此《序》时，他才26岁，而江已五十有五。大概因为他是段玉裁的外孙，从小便由段亲授《说文解字》，又兼文名甚著，所以江才有索《序》之举。却万万想不到这位“汉学”界后起之秀竟已厌弃“汉学”，改宗当时仍受冷落的公羊学派了。江藩最后并没有接受他关于更改书名的建议，这是不难理解的，但是此一《序》一《笺》竟为“汉学”霸权的动摇提供了一条最早的证据。龚自珍是在“汉学”传统最坚固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他的父亲(龚丽正)也曾从岳父“受小学训诂”并著有《三礼图考》、《两汉书质疑》、《楚词名物考》等书(吴昌绶：《定盦先生年谱》，见《龚自珍全集》下册，第592页)。但早在嘉庆之末，这位才气纵横的青年便已不能安于这一传统的思想局限，而必须另求出路了。
以上我仅仅将“为人作序”的历史及其重要变化作了一番鸟瞰式的回顾。现在要稍稍谈一谈这一传统形成的心理背景。
《小雅·伐木》中说：“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这句诗不妨借来说明为相知写序的心理根源。若改用《易经》的语言，求序者是“同气相求”，写序者则是“同声相应”。中国古代流传了许多很美的故事，如伯牙与钟子期给后世留下了“知音”这个名词；如惠施死后庄子有“吾无与言”之叹。这都表示无论在艺术上或在思想上，相知都是很难找的。桓谭对扬雄的赏音更是后世文人学士羡艳不置的美谈。两汉之际，扬雄在文学和思想上的成就冠绝一代，但却为时人所轻忽。只有一个桓谭，说他的著作“必传”。独孤及为李华《文集》作序，最后说：
公之病也，尝以斯文见托，诒某书曰：“桓谭论扬雄当有身后名，华亦谓足下一桓谭也。”及于公才，宜播其述作之美，明于后人。故拜命之辱而不让。今著其文德，冠于篇首焉。(《昆陵集》卷一三)
这里的“桓谭”之名已成为“知己”的代字了。前面引左思向皇甫谧求序，显然也出于同一心理。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当然不限于三两个“知己”之间。汉末三国之交，文士交游形成了文学社群，成员之间不但互相欣赏，而且也互知长短，因而互相批评之事屡见不鲜(《文选》卷四二曹植《与杨祖德书》)。曹丕“文人相轻”的名言一直为后人所误解，其实他讲的是“各以所长，互轻所短”。既承认各有所长，则“文人相重”已在其中。他所举建安“七子”的例子便长短并列(《文选》卷五二《典论论文》)。建安二十二年(217)“七子”中的“徐、陈、应、刘，一时俱逝”。他悲痛之余，“撰其遗文，都为一集”。私人为朋友遗文编集，此是最早的事例之一(《文选》卷四二《与吴质书》)。“文人相重”在这里具体地表现了出来，而曹丕也以实际行动证明他确是“徐、陈、应、刘”的“桓谭”。他曾为文集写《序》否，已不可知，但《序》的心理背景未尝不能由此窥见。《文选》任彦昇《王文宪集序》(卷四六)唐五臣之一李周翰注曰：
集者，录其文章；序者，述集所由。
以“述集所由”四个字来界定《序》的性质，虽然可以接受，但稍嫌笼统。若进一步分析，“所由”至少包括“事”和“意”两部分。“事”指作者一生事迹以及文集编纂过程之类，这是文集的外在缘由。“意”则指作者的内心意向，即孔颖达疏《关雎·序》所谓“序论作者之意”。因此为相知的文集作序，重点尤在“意”而不在“事”。庾信向宇文逌求《序》主要还是因为后者是他的文学知音，心意相通。赵汸为宋濂写《潜溪后集序》也特别说明：“宋公以书来，俾汸序其意。”(《皇明文衡》卷三八)即以上引任昉之《序》而言，他最后仍然强调曾追随王俭十二年，有“知己”之感。《序》中两引王俭诗句，阐释其涵义，可见他很能把握“作者之意”。
清代论学的“序”是这一系统的最高发展，上面已说过了。现在我要指出，这正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精神的充分体现。清代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极有光辉的时期，其流风余韵一直延续到20世纪。但清代特殊的学术风格的形成，从主观方面看，是和当时学人到处“嘤鸣求友”的努力分不开的，特别是其中几位最有影响力的开山大师。试以顾炎武为例，他“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因深感“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游踪所至，必择友而交。他有《广师》一文(《文集》卷六)，列举了十位各有特长的友人，而坦承自己“不如”。其中“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一条，便是上面提到的张尔岐，可见他为《仪礼郑注句读》写《序》确是真心推重(按：《文集》卷三《给汪苕文书》也说“其书实似可传”)。他在《与人书十二》中说：
吾辈学术，世人多所不达；一二稍知文字者，则又自愧其不如。不达则疑，不如则忌，以故平日所作，不甚传之人间。然老矣，终当删定一本，择友人中可与者付之尔。(《文集》卷四)
他在学术上求“知音”的决心和困难，同时和盘托出。
下至乾隆时期，情形仍然如此。戴震于乾隆十九年(1754)入都，得交钱大昕、纪昀、秦蕙田、王鸣盛、卢文弨、王昶、朱筠诸人，互相印证；乾隆二十二年(1757)游扬州与惠栋论学有合。这都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明证。他认为论学之友“无妨交相师而参互以求十分之见”(《戴东原集》卷九《与姚孝廉姬传书》)，也和顾炎武《广师》之义先后呼应。章学诚持“文史校雠”与戴震的“经学训诂”抗衡，但当时解人难索，他只好向史学大家钱大昕求援。《上钱辛楣宫詹书》结尾说：
若夫天壤之大，岂绝知音；针芥之投，宁无暗合？(《章氏遗书》外集二，卷二九)
这更是明白地期待钱大昕为他的“知音”了。
所以清代的学人社群，也和建安的文人社群一样，是结合在“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共同心理基础之上。建安文人“各以所长，互轻所短”，清代学人则更强调“各以所短，互重所长”。这在他们互写的论学《序》中表现得十分清楚。就前引清代诸大师文集中所收的《序》而言，他们的写作态度都十分严肃，一方面尽量发挥“作者之意”，另一方面却本所知所信，在专门学问上进行商榷，甚至不避献疑质难。他们绝不会仅仅由于敷衍人情的关系，为没有真实贡献的作品写互相标榜的序文。顾炎武说得最恳切：
某君欲自刻其文集以求名于世，此如人之失足而坠井也。若更为之序，岂不犹之下石乎？惟其未坠之时，犹可及止；止之而不听，彼且以入井为安宅也，吾已矣夫！(《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
这是“君子爱人以德”，清代诸大师几无不如此。
总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结果是作者与序者之间达成了一种互为“知音”的精神交流，而且是既自由又平等的交流。作者固然必须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序者也必须言出肺腑。顾炎武说得最好：“惟自出己意，乃敢许为知音者耳。”(《亭林文集》卷四《与友人书十六》)经史考证在清初是在少数“知音”之间展开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知音”愈来愈多，到乾隆中期形成了一个可观的学人社群，经史考证(或“汉学”)终于跃居主流的地位。在这一长时期的发展中，旨趣相投的学人为专门著作互相写《序》显然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以经史考证为主流的清代学术基本上是在学人社群中成长起来的，并非朝廷提倡所致。当时所谓“汉学”从未与科举考试发生关系，因此治“汉学”的人主要出于对学术本身的兴趣，与汉代经生为了“利禄”而治经不可同日而语。事实上乾、嘉“汉学”大师中多次考不上进士的大有其人，如戴震、焦循、陈澧都是显例。不但如此，乾、嘉学人标榜“汉学”正是为了与“宋学”作对，而“宋学”(程、朱理学)恰恰是钦定的“官学”，用现代的话说，即官方的意识形态。戴震甚至公开指斥宋儒“以理杀人”，并发展了一套以训诂为根据的新理学，欲取程、朱而代之。梁启超从现代的眼光一再强调清代学人体现了“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确有坚强的根据(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但是写到这里，一个疑问出现了：清代文网甚密，文字狱屡兴，一直到乾隆朝都是如此。为什么这样一个专制的异族政权竟能容忍学术界在“官学”之外别树一帜呢？对于这一复杂的问题，我当然不可能在此展开讨论。我只想指出一点，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所谓“程、朱正学”，至迟在乾隆后期已虚存其名。朝廷上下虽然仍奉之为社会控制的工具，它似乎已不配称为一套具有精神力量的信仰系统了。乾隆在皇子时AI写作过几篇有关程、朱理学的短文，大概是读书时期的习作(收在《乐善堂全集定本》)。即位以后的几部《御制文集》便看不出他对理学有任何真正的兴趣了。中年有《书程颐论经筵劄子后》(《文集》二集，卷一九)，则是驳斥“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两句话的。他对程、朱理学所持的态度可以推想。在上者如此，臣下自然风行草偃。据嘉庆时期北京一位书贾的回忆，二十多年来书店已不收集程、朱一系的理学著作，因为完全没有市场了(昭梿：《啸亭杂录》卷一○《书贾语》)。官方对于“汉学家”的宋学批判视若无睹，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这样的情况下，经史考证终于持续了下来，并随着新材料的不断扩充而推陈出新。我之所以特别重视清代经史考证的传统，不仅因为这一传统产生了许多有价值、有影响的论学序文，而且更因为20世纪中国的“国学”研究是直接从这一源远流长的传统中衍生出来的。“五四”以后所谓“整理国故”的运动便建立在清代“汉学”的基础之上，不过在观念和方法上增加了一套西方参照系而已。我们只要检查一下20世纪上半叶有关文、史、哲方面的著作，便立即可以发现：其中贡献最大的几部都继承了清代学术的传统。正因如此，清代为专门著作写《序》的遗风也由早期“国学”研究者延续了下来。这里只用举几个最著名的例子便够说明问题了。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出版于1919年，这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在清代经史考证的基础上建立了崭新的研究典范。乾、嘉“汉学”一变而为现代“国学”，当以此书为其象征。蔡元培为此书作《序》便将这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及其意义充分地传达了出来，不愧为学术上的“知音”。蔡《序》舍文言而用白话更是出于一种“护航”的苦心，所以胡适晚年也特别强调此《序》的“保护”作用。
1923年，罗振玉为王国维《观堂集林》写的《序》也同样透露了“汉学”如何转向“国学”的消息。王国维开疆辟土，为现代“国学”的创建作出了最辉煌的功绩，而罗振玉则在很长的时间内扮演着他的“护法”(patron-saint)的角色。他们在学术上的合作比元稹与白居易之间的文学因缘有过之而无不及。以“知音”的资格为《观堂集林》作《序》，罗当然是首选。他深知王的治学过程，《序》中叙述了王怎样从早年深好西方哲学到中年以后专心于经史考证。他对《殷周制度论》尤为心折，赞叹其“义据精深……自来说诸经大义未有如此之贯串者”。但由于文化保守的立场，他把王的成就完全归之于“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他似乎不知道或不愿承认，王之“贯串”正是得力他早年的西学训练。现代“国学”与传统考证之间的一大区别即在“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之有无或强弱。“概念化”是达到“纲举目张”的不二法门，系统的知识由此而建立。王国维虽然后来完全放弃了哲学，但早年反复阅读康德与叔本华使他在“概念化”方面高出同辈的考证学家，似乎是很难否认的。
在现代的“国学大师”中，有“乾、嘉殿军”之称的陈垣是最热心求学术“知音”写序的一位。他的《敦煌劫余录》、《元西域人华化考》和《明季滇黔佛教考》三书都由陈寅恪写《序》；他的《元典章校补释例》则载有胡适的长《序》。1945年他完成了最后一部专著《通鉴胡注表徵》，也曾请胡适作一篇《后序》，但因时间关系，此《序》终于胎死腹中(1945年3月25日胡致陈的信，见《陈垣来往书信集》，第188页)。必须指出，这4篇《序》都是现代“国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对于“概念化”的进展各有不同的贡献。胡适的《序》事实上是一篇“校勘学方法论”。他以西方为参照系，对中国校勘学的发展作了一次有系统的初步总结。站在整体观察的高度上，他比较精确地发掘出原书的价值所在，肯定它“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次走上科学的路”。陈寅恪的3篇《序》影响更大：《劫余录序》拈出“预流”的观念以凸显敦煌新材料的重要性，有功于中国敦煌学的倡导；《华化考序》分辨清代经、史两途考证异趋，旨在阐明“今日史学之真谛”，即“分析与综合”不容偏废；《佛教考序》则强调宗教史与政治史互相关涉，大致与现代“宗教的俗世史”(the secular history of religion)相应。后来陈垣续写《清初僧诤记》和《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便刻意朝着这一方向加以发挥。
由上引诸例可知乾、嘉“汉学家”论学序文对于早期“国学家”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传统在现代转化的过程中，如果进行顺适，不但不会消失而且更能展现巨大的创新力量。“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精神传统便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实例。这一传统并不限于考证学家及其社群，继承了“宋学”遗产的现代思想家也同样寻求“知音”之间的精神交流。1931年，马一浮序熊十力《新唯识论》便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一“大事因缘”。马一浮因为作者“谬许余为知音”，写了一篇思精文茂的《序》，熊十力复信说：
序文妙在写得不诬，能实指我现在的行位，我还是察识胜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吾全部只是发明此旨。兄拈此作骨子以序此书，再无第二人能序得。(《马一浮集》第二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9页)
《新唯识论》最后衍生出“新儒家”一派，而其最初发端则在熊、马间的互为“知音”。这又折射出《序》之功能及其现代流变的一个侧面。
此上论“为人作序”以20世纪上半叶为断代。这是因为从下半叶始，政治生态与文化生态顿时改弦易辙，“国学”、“宋学”同归消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为人作序”自然也不能不随之告一段落。陈寅恪的最后一篇序文——《杨树达论语疏证序》，写于1948年10月7日，在他即将告别清华大学的前夕，以后便不再“为人作序”了。早在1942年他还为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写过一篇《序》，但由于杨书出版迟了十年，陈《序》所遭遇的便是另一种命运了。1952年5月2日，杨树达在日记中说：
编译局来书言：《积微居金文说》序文经研究后，陈寅恪序立场观点有问题，于思泊(按：省吾)序无刊登之必要，自序可保留云。(《积微翁回忆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45页)
如果从皇甫谧(215-282)序左思《三都赋》算起，为并世相知的著作写序，至20世纪中叶，已足足在中国延续了1700年。前面已说过，“序”的心理起源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它体现了中国知识人追求彼此之间在心灵上的自由交流。这一追求是中国文学、思想、学术得以不断推陈出新的精神根据，即使在异族统治的时代(如元、清)也未尝中断。所以我特别追溯了这1700年“序”的流变，供读者赏音。
(2008年2月18日于普林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