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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批评派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没有背离人民，没有背离现实主义。其悲剧是它的执着和真诚。
关键词 胡风 七月派 批评观 真实
七月批评派因胡风创办《七月》杂志而得名。胡风是其主要代表人物。吕荧、阿垅、舒芜、路翎等人是这一流派的重要捍卫者。胡风曾明确表明《七月》是一个“同人杂志”或“半同人杂志”，“基本撰稿人在大体上倾向一致”。①因此，七月批评派是一个具有相当自觉意识与共识精神的批评流派。
以《七月》创刊于1937年来看，七月批评派诞生于抗日战争中，它经过解放战争而延至五十年代初期。七月批评派是以对现实主义精神之追求而卓立不群的。尽管它曾被目为反现实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派别，却未能改变其现实主义的性质，和寻求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新建构的努力。在七月批评派中，有“现实主义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上可以求得发展”②的信心；有“只有现实主义，……才能给予艺术以伟大的永生的光辉”③的断言；还有“大胆地接触了实生活，有的简直豪勇地透入了实生活”④的创作号召。应当说，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后十余年里，若缺少七月批评派，则这段历史必将显得黯然失色。因为它代表着中国现代现实主义的一次重大拓展与重大挫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总结，回避不了对于七月批评派的评价。
一
浮现在七月派批评活动中的第一个重要思想特色，是高度重视“写真实”。这既是七月批评派对现实主义基本精神内核的界定与把握，也是七月批评派的思想起点。胡风引述过斯大林的一段话：“写真实！让作家在生活中学习罢！如果他能用高度的艺术形式反映出了生活真实，他就会达到马克思主义！”⑤如若考虑到胡风这样坚持时，正是他遭到猛烈批评之际，就能体会出来，他对真实之推崇，是超出了一般人的理解范围的。真实，对于胡风来说，显然是现实主义的真正灵魂。吕荧对真实也抱着同样的挚爱之情，“真实，只有通过真实，血肉的真实，艺术家才能表现人物、社会、历史、时代，表现思想、精神、力、真理。艺术也才能获得生命。”⑥这种把艺术与真实相联系，并进而由真实判断艺术价值的观点，也许不能用以说明全部艺术史的纷繁复杂，但在不无偏颇中，体现的正是吕荧对于真实的崇信与倡导。就阿垅诗论来看，贯串其中的主线也是“真实”。在评价王国维的境界说时，他就强调指出：“作为艺术现象，境界似乎是一个虚构，但作为生活的升华现象，则它又必然是一个真实。”所以，尽管境界可以“虚构”地出现于空中，“但科学却证明了那仍然是人间的世界，并不是奇迹，并不是没有根据地。”因此，他的结论是“生活总是境界底母体，底产地。”⑦真实在此处，是被当作创作的最高目标对待的。所以，在七月批评派看来，肯定现实主义，首先就是肯定真实；而走同真实，也就走向了现实主义。
如果说，七月批评派仅只提出了这样的真实要求，它无理论上的独特性。茅盾提出“人生文学”时，他对真实的执着追求，不下于七月批评派。周扬讨论文学与现实时，亦曾论及真实。七月批评派对真实之绝对意义的阐释，才是它所拥有的理论深度，使其区别于其他现实主义者。这有三点值得注意：
(1)在真实与政治关系上，七月派坚持政治服从真实的创作原则。当政治违背真实时，应弃政治而要真实；当政治削弱真实时，要恢复真实的面貌；当政治还未转化为真实时，政治不能代替真实而成为创作的内容。吕荧在肯定艺术与政治结合的前提下，就是以真实作为衡量标准来看政治的：“艺术是现实斗争战线之一，如果艺术游离了现实斗争，令人都接触不到内容的政治倾向，则艺术的自然而然的表现再高，也是无意义，无生命的。况且，反过来，如果作品光有政治倾向，仅是口号、标语、公式的图画，没有真实的艺术表现，则这倾向不论是多么正确、明确，也是不能产生高度的政治效果，也就是艺术效果的。”⑧这种理解是：政治不是真实时，政治对艺术的介入，就不能对创作产生良好作用。胡风的分析更加尖锐，他说，政治原本来自现实人生，如果割断政治与生活的联系，把政治从生活中抽象出来，“从政治概念一脚跨到作品，丢掉现实人生，因而没有现实人生的真象，也就不能成为艺术了。”⑨此时，即使写成作品，除了“枯燥空洞”、“思想灰白”外，只能获得“非常表面性”的效果。正是坚持了这一点，我们发现，七月批评派才反对“抗战八股”，反对“写政策”等等从政治出发，直接而又简单地表现政治的创作倾向。
(2)在写光明还是写黑暗的问题上，七月派亦突出了真实的统摄作用。胡风、吕荧、阿垅在评论田间、艾青、李季等人诗作时，对其中歌颂民族革命战争的篇章是给以礼赞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歌颂通过诗人的痛苦搏斗达到了对于生活的庄严远景的揭示，那么，诗人们指示了“出路”，又为什么要加以拒绝呢？对于人生之黑暗部分，七月派并不贬低其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他们认为光明能够产生真实感，黑暗也不意味着真实的丧失。只要这黑暗还是人生的一部分，文学创作就拥有表现它的权利。胡风说过：“我们说歌颂，说批判，……并没有丝毫的意思说作家可以抹杀对象底性格的全面关联。歌颂也罢，批判也罢，……无论你要强调的是哪一面，要说出对象底真实来这一任务却是相同的。”⑩胡风主张作家去写人民“精神奴役的创伤”，并将鲁迅看作这一传统的源头，正是基于他对“黑暗”之真实性的确认。而路翎表白他对悲剧题材的眷恋和认同时，流露的正是胡风式的思想。他赞同这样的观点：“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描写幸福，当然要比描写不幸福愉快得多，”然而，灾难就在生活中，你又怎能“简化人们的内心生活，从内心生活中抽出它的那些亲切的经验或悲哀”？(11)其实，在七月派的思想中，所谓光明与黑暗的差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是否代表真实。真实才是它们的本质，才是它们能否产生价值的内在原因。因此，七月批评派并不十分关心以光明来鼓舞人或以黑暗来警醒人，它关心的是以真实来撼动人。有了真实，就给人类带来光明：“在我们，只应该要求作者写出生活底真实来，写出生活本质的方向来，所谓‘光明’就一定附随在这‘真实’，这‘本质的方向’上面。”(12)
(3)对重大题材与一般题材，他们依然用真实加以衡量。建立在重大题材上的真实要肯定，建立在一般题材上的真实同样不应轻视。七月批评派活跃于战争之际，对于作家投身斗争，是热情鼓励的。他们对东平创作的理解，就表明了这种态度。胡风称东平的作品是：“英雄的诗篇”。吴奚如则明白指出：“必须鼓励东平再进一步地渗入壮烈的民族革命战争里去！从东平最近的来信上看，他是已经自觉自动地做到了，他已经参加了新四军的先遣队，到敌人的后方打游击去了！祝福他如他的来信上所表示的愿望：‘能够不死，那就有更伟大的材料来写小说！’他的工作方向是一个好的模范。”(13)但是，七月派不以题材之大小轻重来确定创作价值之大小轻重。他们对那种只强调走向前线，只能写“工农兵的生活”的提法，均持否定态度。胡风的论证具有严密的逻辑力量。他把生活看作一个整体，创作由揭示这种整体而得到真实性：“历史是统一的，任谁的生活环境都是历史底一面，这一面连着另一面，那就任谁都有可能走进历史底深处。因为，历史是统一而又矛盾的，另一面向这一面伸入，这一面向另一面发展，那就任谁都有可能走在历史底前面。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历史。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应该能够有诗。”(14)对作家讲，不应去盲目地寻找什么有意义的生活题材，生活就在他的身边，人民就在他的周围，起点就在他的脚下，他只要把握了生活、人民，从脚下开始，他就拥有了走向真实的可能条件。胡风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回答了“题材决定论”：契诃夫和鲁迅都没有写什么所谓的“重点生活”，但他们不都是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吗？七月派的真实观，不是依附于题材类型的真实观。这为作家们从广阔的生活领域走向创作提供了理论说明。
不过，七月派倡导的决不只是“物”的真实，同时也是“心”的真实，即真实不仅受制于客体的生活，也与主体的作家密不可分。单纯的深入生活，并不一定就能获得真实的果实。真实依靠主体的摄取、突入、吸收。七月派由此划清了它与自然主义者的界限。因此，在他们的论述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对生活所持的辩证态度：一方面，肯定生活对艺术真实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把这种影响限制起来，指出仅凭客体生活，真实不能出现。在他们看来，高尔基的伟大不只因为他在底层生活过，他不同于那些码头工人、船上伙伴、流浪汉，原因在于他“能够用自己的艺术的脑子非常辩证法地去认识，去溶化，去感动，并且把自己整个的生命都投入这个伟大的感动中”去。(15)东平这样说，有其特殊意义。他是真正深入生活之人，却看出生活对创作的作用是有限的，这有充分的说服力。胡风对于单一要求深入生活、扩大生活亦持异议。“如果当一个青年作者迷困在现实生活底海里，不晓得选取哪一些具体的形象来写出他的人物的时候，我们依然用‘向生活学习罢’这种答非所问的话来压死他们的困难，那恐怕是非徒无益而且有害的罢。”(16)对胡风而言，文艺不是一面平光镜，没有差别地反映生活的一切细节，文艺应是一面“生命的镜子”。所以，胡风又说：“一个诚实的作家所爱的是活的人生真实。他所追求的也正是这个。用他自己的五官和思考认真地体识了的，成了他自己的东西的东西，才能够使作家在描写过程上和他的对象融合，才能够使作家所表现的是他自己的肉体和心灵把握到了的真实。”(17)胡风坚持了七月派将真实之产生与主体之介入作为共生现象加以理解的一贯思路。
应当承认，七月批评派给我们展示的已是另一个理论空间：写真实固然是现实主义的基本特色；但以主体为条件走向真实，同样是现实主义不可忽视的问题。这样七月批评派在建立它的真实论以后，就从生活转向了创作，从真实问题转向了主体问题，建立了现实主义的主体论。现实主义的理论问题，在七月批评派的视野中，就是这样被转化和深化了。
二
那么，七月批评派对现实主义主体问题，到底提供了什么样的思考呢？概而言之，这就是肯定与阐释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胡风说过：“如果说，真理是活的现实内容底反映，如果说，把握真理要通过能动的主观作用，那么，只有从对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开始，在文艺创造里面才有可能得到创造力底充沛和思想力底坚强。”(18)吕荧也说：“新现实主义的创作过程，是作家的理知和情感深深的透入现实的一个运动的过程，或者可以说是一个战斗的过程。”(19)而舒芜认为：“人类的斗争历史，始终是以发扬主观 作用为武器，并以实现主观作用为目的的。”(20)这虽是对人类活动进行哲学概括，显然也包括创作活动在内，并为主观战斗精神之观点，寻找理论依据。就七月批评派而言，虽然各个成员对于主观战斗精神之体认，不是绝对一致的，但已达成共识并进而共同倡导，已成事实。
七月派的主观战斗精神，不应被误解为唯心主义。方然就曾指出，这不是“提虚劲，打空拳”，而是要人们从“苟安、萎靡中，抬起头来，看一看人生的高大目的与艺术的高大目的。”(21)主观战斗精神实际上离不开对生活之依附，并以生活作为判断其意义的标准。胡风就有过这样的分析：“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都是在现实生活里面形成，都是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映。只有深入到现实生活里面才能够不断地丰富，不断地完成，只有为了献身给现实生活底战斗才能够得到它所享有的意义；深入并且献身到现实生活底战斗里面，所谓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不但不会成为抽象的概念，反而能够得到思想底真实和感情底充沛，而且也决不会向个人主义的各种病态的死路走去。”主观战斗精神属于热爱生活的人，属于献身生活的人。对于脱离生活的主观主义，胡风坚决抵制和反对：“如果主观作用跳出了客观现实底内在生命，也一定会使人物底形象成了空洞虚伪的东西。”因此，主观战斗精神的发扬，“并不是把现实生活看作污贱的世界，用不着过问，只应该一纵而过。”只有“情绪底饱满，是作为对于现实生活的反应的情绪底饱满，”“主观精神燃烧，是作为对于现实生活的反应的主观精神作用底燃烧，”(22)它才是现实主义的。
吕荧更为小心。他对主观之分析，更加突出了防范唯心主义介入的警觉性。他反对“把主观看作是一种无所限制的力量，独立的存在，和人脱离，和社会并立，看作是一切的征服者和创造者；因而在革命实践上，强调主观精神的搏击就是一切，否定思想（认识）的意义，乃至宣布‘思想体系’的灭亡；在创作上，也认为主观精神的燃烧包括了现实人生以至现实战斗的一切内容，主张主观的精神世界的绘画。”吕荧认为，这是表面上强调主观力量，实质上削弱战斗的要求的意义。他把主观战斗精神的本质看作“是为了加强战斗，为了强化政治倾向的感染力，加强艺术的思想力，火力；并不是说有了主观的精神就有了一切，可以取消作品的政治倾向、思想和真理的表现，也不是说主观的战斗就能代替现实斗争的全部实践。”(23)离开生活，离开政治的主观精神，吕荧不仅不接受，并且已经明确加以批判和否定。
就是舒芜，虽把主观作用定位为人类的主导活动，并以为它随时代推移而强化，在作出主观不是“唯心”的辨解中，也坚信主观与客观的联系：“主观作用，是以客观因素为质料而有机的构成的。被克服了的客观因素的具体的质量，也构成了主观作用的具体的差异，所以发扬了自己的具体的主观作用，自然就可以显示出自己的战斗地位来。”舒芜认为“主观”和“客观”都属于“物”的范围，(24)在理论上显得含混不清，但这不是多少传达出了要将主观与客观联系这一思想吗？
由此可知，有两种对立的主观精神，一种是与生活联系的现实主义主观战斗精神，一种是脱离生活因而是反现实主义的主观精神。七月批评派追求者正是前一种。
从创作活动来看，七月派倡导主观战斗精神看重的是其化合作用和体验特征。七月派批判客观主义的理由之一即是认为它们缺少化合生活的功能。吕荧认为：这些作者大都从观察生活出发，把收集到的材料加以分配，然后铺张事件的细节和人物的外表，浮光掠影地描写生活，进行创作，以为由此可以大功告成，结果只是“没有深入现实”，“没有血肉的生命，没有感动人的力量”，而成为“教条、图式、技巧的混合物”。(25)胡风把问题明朗了，他强调：“‘观察、体验、研究、分析’这说法，稍有人心者就应该抓往‘体验’去提出问题，发展下去。”(26)在七月派，观察生活，收集生活素材，乃至分析，研究它们，都还不是创作的起点。只有“肉搏生活”，“突入生活”，(27)主体占有客体并与之结合，才揭开了创作活动的序幕。七月派的同人在评价东平时，就把体验置于重要位置。鹿地称“在东平里面被我们看到的最好的地方是对于现实的拼命的肉搏。”辛人把“对于现实生活体验的丰富”，作为东平的成功原因看，离开了能体验生活、能化合生活这一先决条件，现实主义没有其他接纳生活的途径。
就人物创造、题材运用与技巧处理而言，七月派依然坚持主观战斗精神的作用。胡风认为：只有作者与人物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才能创造出成功的艺术形象。他把“生活在角色里面”当作人物创作的准则，如果离开这一点，不能“从人物的内心出发，从历史、从本质、从心灵中体验这过程和内在发展着的东西，而是从外面的现象去观察、去写，”(28)那就创造不出有血有肉能感人的形象。胡风曾认为：尽管题材是好的，题材是真的，“但如果没有和作者底情绪融合，没有在作者底情绪世界里面溶解，凝晶，那你就既不能够把握它，也不能够表现它的。”要“使杂质成灰，使精英更亮，而凝成浑然的艺术生命”，(29)只有主体主动地介入题材，才能完成，吕荧的一段话，则把技巧对于主体化合功能的依附性和盘托出：“真实的诗的创作，它的艺术因素决不是支离分立的，而是有机地融合的；不仅要求这些因素本身的融合，而且要求这些因素在艺术家本身中的融合。因为艺术创作决不仅是技术的课题，而是生活的、人的课题。”(30)把技巧问题归结主体问题来认识，这意味着技巧同样是主观战斗精神活动的一个有机构成，是主观战斗精神的自然产物。在七月派这里，整个创作活动，无不受制于主观战斗精神的巨大作用。它不仅决定着主体应取什么样的创作态度，也决定着主体应有什么样的创作心理与方式。主观战斗精神的作用呈示出了系统性特点。
问题可以更深一步。对主观战斗精神的重视，已被七月派泛化成人格问题加以阐发。在胡风思想中，人格力量已是人的本质之一，已是主体的必然属性和标志。“深入并且献身到现实生活底战斗里面，所谓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不但不会成为抽象的概念，反而能够得到思想底真实和感情充沛，而且也决不会向个人主义的各种病态的死路走去。”(31)七月派已把创作是否拥有主体的人格力量，作为一个标尺，并由此判断作品的积极功用。“就文艺自己一方面说，只有提高这种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才能够在现实生活里面追求而且发现新生的动向、积极的性格，即使他所处理的是污秽或黑暗，但通过他底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也一定能够在读者底心里诱发起走向光明的奋发，所以一切不能理解或故意抹杀这个道理，专门用武断的政论威吓文艺家的办法只是徒劳无益；就社会一方面说，只有认识而且尊重这种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承认它是各自经过了长期形成，含有特殊性格的活的整体，才能够帮助文艺底发展。”他们或指出：“创作的内容……包含着作者的人。”(32)或主张“首先是人格底达到和完成，然后才有风格底达到和完成。首先是生活里的诗人，然后才有艺术中的诗人。”(33)或认为：“第一是人生上的战士，其次才是艺术上的诗人。”(34)把做人置于做文的首位，以为做人已辉煌，做文才不朽，体现的均是人格力量实乃创作成功的内在机制这一思想。所以，在创作上，离开了人格力量，离开对于生活的干预或者减弱干预，只能使艺术成为无关生活痛痒的游戏。
突出这一点，对于七月批评派是重要的。这说明，主观战斗精神并不完全是一个具体的创作问题，同时，还对主体自身有着重要限制，那就是主体本身必须通过真诚地生活，认真地生活，热情地生活，从而完成自身的性格塑造，使自我的生命蕴含着巨大的力量，深广的智慧，无边的爱心。这显示出七月派是一个独特的批评派别。它坚信的现实主义，是充满人格力量的现实主义，有着强烈的伦理色彩和丰盈的生命意识，是以伦理生命建构而成并突出其体验特征的。换句话说，伦理生命成为其主体的主导内涵，伦理生命也成为其现实主义形态的基本特征。
三
以写真实和发扬主观战斗精神相结合的七月批评派，还把现实主义定位于最优越的创作方法，这围绕着“现实主义的胜利”而展开。这一命题因恩格斯论巴尔扎克和列宁论托尔斯泰而建立。一般地讲，这一命题强调：一个世界观有着矛盾的作家，可以凭借其现实主义者的严肃、认真、清醒、真诚，创造出伟大的作品，从而达到他的世界观所不能达到的思想高度和深度。七月派对此表现了极大兴趣。一方面，他们不否定世界观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们也相当重视现实主义的力量。吕荧指出：“马克思主义要求艺术为人民战斗，反映现实，使艺术作者获得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达到真正的自由。”(35)这样，是否拥有好的世界观，往往决定着创作成就的高低和优劣。吕荧在讨论古典作家时，大都不忘指出他们缺少科学世界观的缺憾。胡风也肯定：“正由于作者底人生观或世界观底正确，从接触客观生活中所发生的感觉、情绪，才能够走向正确的方向，对于现实斗争才能有积极的意义。”(36)但是，七月批评派毫不含糊地指出了世界观的有限意义：一个作家不能仅仅依靠正确的世界观来创作。“以为艺术创造上的思想可以随随便便地借得，”这是创作上的投机主义者，它抛弃了生活，也就意味着抛弃了真实的思想。所以，“有健康的人生观的作者也会写出失败的作品”。(37)七月批评派在分析现实主义作家获得成就时，总是敢于承认这一点。对托尔斯泰，吕荧就说过：他的哲学虽是主观主义的，但是由于他以人类的真正幸福善和爱为思考对象，“以无私的心去接触现实；并且以严肃的生命的笔把它表现出来。这接触不是表象的，是内心的，深刻的。”(38)这就形成了他的特有的艺术力量和思想力量。胡风鲜明而反复地说明过世界观与创作的分裂状态。早在1935年，他借阐释法捷耶夫思想之机，就认为“恩格斯说在巴尔扎克里面看到了现实主义底胜利，那创见在这里得到了活的说明。”(39)1937年，他又说：“真实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能够补足作家底生活经验上的不足和世界观上的缺陷。”(40)1954年，他不仅坚持着这种补充论，还区别了这种补充的两种形式：“从艺术实践上看，在巴尔扎克底场合，他的感受世界推翻了他的观念世界，在托尔斯泰底场合，他的感受世界压伏着他的观念世界。”(41)这可见“现实主义的胜利”，已成为七月派看待文学的一个原则。
七月派为什么如此信任这种理论？应当说，这与他们对于现实主义实践品格的确认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吕荧讲过：表现现实，创造典型，揭示真理，“这不单是一个技巧、才能或者方法的问题，这关联着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的根本问题。”吕荧理解的“现实主义”，就是一条“面向生活”、“深入现实斗争的战斗者的路”。(42)这表明：坚持现实主义，就要不欺诈，不作伪，作家不是面对思想和需要去创作，而是面对人生创作，面对存在创作。胡风甚至把现实主义与认识方法相提并论：“现实主义是艺术方法（认识方法）。”反对“把创作过程当成一个技术过程”，主张“现实主义的创作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生活的过程，在创作中，我们要与人物一道生活，同时还要发掘出对象历史的东西，并克服我们自己身上不健全的缺点……”(43)在这里，现实主义不仅意味着重新生活，更意味着它是一种以生活为对象，也以生活为标准的实践活动，它将检验主体的真伪，作品的真伪，真理的真伪，以达到去伪存真之目的。对七月派来讲，选择现实主义，就是选择了一种严肃认真的生活方式，选择了一条以真实为最高准则的创作道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动摇它，它却能够改变一切。说现实主义能够克服世界观的缺陷，能够修正主体的思想错误，正是来自这一求真实的坚定追求。正惟如此，鲁迅生后说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七月批评派才认为这能给与艺术以伟大的永生的光辉；果戈理说他“从没有一次创造出我底眼睛在自然里面不能够看见的东西”，七月派才赞许他是一个死守住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的作家，坚强地证实了现实主义底胜利。
胡风提出的自我扩张概念，相当确切地揭示了现实主义实践活动对于世界观进行修正的内在机制：“对于对象的体现过程，在作为主体的作家这一面同时也就是不断的自我扩张过程，不断的自我斗争过程。在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里面，对象底生命被作家底精神世界所拥入，使作家扩张了自己；但在这‘拥入’当中，作家底主观一定要主动地表现出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而对象也要主动地用它底真实性来促成、修改、甚至推翻作家底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这就引起了深刻的自我斗争。经过了这样的自我斗争，作家才能够在历史要求底真实性上得到自我扩张，这艺术创造底源泉。”(44)实际上“自我扩张”，不是什么“自我表现”，也不完全是主体对客体的“设身处地”的体验。“自我扩张”体现了主体在实践活动中思想情感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过程始于主体向客体的肉搏、突击，但却以客体对主体的补充、提高为结局。所以自我扩张，不是主体的无限膨胀，而是主客体结合、共参、互补的有前提有条件有制约的充实丰富，是作家实践活动的有机构成部分。胡风用它说明主客体的结合，有揭示创作过程的用意，更有揭示主体思想情感如何被现实生活所改变之过程的用意。七月批评派对现实主义胜利的探索，还是围绕着它的以写真实和主观战斗精神之结合而论现实主义的主导思想的。
从四十年代开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成为现代批评的核心思想之一。这产生了一个理解上的分歧：即作家是改造好世界观才去创作，还是带着没有改造好的世界观去创作呢？七月派承认思想改造的理论。不过，他们认为思想改造不能脱离创作实践，一个作家不必等到世界观完全正确了才去创作。“要求作家获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那是在为作家底实践取得更有利的或最有利的条件这一意义上说的。”(45)在作家还没有获得绝对成熟的世界观时，他应当创作，能够创作。胡风认为现实主义的创作实践，正包含着思想改造的内容。坚持这种创作实践，即坚持了思想改造，而要思想改造，亦不能无视或离开这种创作实践。“就那些和人民有着联系，争取着深入人民底内容的作家们说，他们的创作实践原就是克服着本身底二重人格，追求着和人民结合的自我改造的过程。已有的成果是这样获得的，应有的发展是只能这样达到的。因为，历史现实的发展中的存在，作家底反映历史现实的创作实践（把握客观对象或深入人民底内容）并不是只须一次的‘取得资格’的结果所能够保证的。”胡风进一步指出，通过这种实践能够“逐渐达到或变革世界观，”“达到马克思主义”。(46)鲁迅和高尔基，都是这方面的典范。这样，现实主义的创作实践，既是生活与创作的统一，也是生活与主体思想情感的统一，既不影响那些思想还需要改造的作家继续进行创作，也引导这些作家在创作之中去改造自己。
在七月批评派这里，现实主义的地位就是如此重要；现实主义的选择，就是包涵着成功的选择。拥有现实主义，就是拥有生活，拥有艺术，拥有真理。七月批评派在现实主义评价上的毫无退让妥协之姿态，全凭他们对于现实主义的这种信仰。
四
如果上述分析大略是符合事实的话，七月批评派并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没有背离人民，没有背离现实主义。然而它又怎么成为反马克思主义、反人民、反现实主义的派别呢？这与极左思潮的泛滥有关，与一定时代的政治气候有关，与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宗派主义情绪有关。七月批评派的论点往往被否曲了。即便冷静严肃如茅盾，在投入批判胡风的斗争中，也未能免俗。他就提供了这样的总结：“胡风创造了这样一个公式：文艺创作是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或融合；文艺创作过程就是作家以其主观精神去拥抱世界，而达成作家的‘自我扩张’。”(47)茅盾在此抽去的正是胡风讨论“主观战斗精神”、“自我扩张”时所强调的那个“生活”。胡风又怎么不成为唯心主义者？周扬在分析阿垅反对神化“正面人物”时，就将文章发表于1949年作为一个证据，得出阿垅借此“要在文艺创造中为其他阶级来与工农阶级争‘主角的资格’！”(48)恰恰不对神化正面人物与反对正面人物之间的根本差别，作出评判；把反对神化与反对正面人物混同起来，以定性质。而何其芳在引述胡风观点时，亦不求完整。胡风说：“我们底批评用不着关心创作与生活的联结问题么？不，恰恰相反，无论什么时候，批评总得用全力向着这个目标挺进。”又说：“我们的基本要求是从特定作品或特定作家底创作过程所达到的生活内容和形象的统一里面去探求他和生活的接触方法，他把握生活真理的真实程度。”(49)何其芳仅以“作家对待生活的态度”就是“创作底源泉”，(50)判定胡风否定了生活源泉说。即使撇开胡风上述引文有关文艺与生活关系的论说不讲，把对生活的态度，说成创作源泉，与生活源泉说亦无区别。因为对待生活的态度，从本质上讲，就是确定以生活为源泉还是不以生活为源泉这个根本问题。至于胡风曾说：为战斗而生活，才有创作的源泉，这段话，不知何其芳是否读到。
但是，七月派受挫依然有着理论上的重要原因。它从反映论出发，却又试图发展、扩大反映论的内涵，把反映论的主观能动性演变成主观战斗精神加以反复倡导，甚至把主观战斗精神作为创作的驱动力看，这就使得反映论的理论光芒不无黯淡之嫌。所以，它要遭致反映论的制约与收缩，以防这一内涵溢出其界限，已是一件显然的事。七月派坚持的真实论，符合现实主义的本质规定，虽不反对表现政治倾向性，然而突出真实的至尊地位，就带有了对政治倾向之轻视的色彩，使得更重政治、更重倾向的主流派对其进行纠正。因此，七月批评派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中，就以其独异令人不安，从而遭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批判。
事实上，七月派的某些偏执，恰恰来自它对反映论、对政治的倾心与固执。胡风把象征派、印象派、未来派等现代派的创作视为帝国主义及封建意识的反动文艺，就缺少应有的分析研究，体现了其文艺观的封闭性。吕荧评曹禺的《原野》，以为仇虎成了江湖好汉之类的人物，失去了一切农民的根性，因而作品失去了真。这虽然看出了作品的创造特点，即追求象征的虚拟性，但简单地把作品当作“唯心的人性论”的产物，是不能接受的。吕荧以真实衡估一切作品，就有以现实主义代替非现实主义之弊。还有七月批评派反对“冷静的美学”，这与时代精神保持了一致，然而完全无视冷静的美学中包涵着艺术规律探讨，亦是偏狭。七月批评派对于现实主义的执着中，就产生了它对现实主义的固执。这就是特点造成了弱点，弱点也体现了它的特点。
七月派的批评贡献应当受到重视。第一，他们虽然难免庸俗社会学的影响，由于批评思维已从政治第一上游离开来，生活与主体的地位真正受到重视，使其对于庸俗社会学的脱离生活、脱离主体、脱离艺术特性的创作倾向，可起到真正的针砭作用。如对公式主义、概念化，周扬等人多以为形象化不够，思想仍是正确的。七月派却以为不从生活中来，不仅形象化不够，思想也不一定正确。所以，在周扬等人，克服公式主义、概念化，是守住原有思想、加强艺术性的表现；在七月批评派，这就成了重新生活的问题。公式主义、概念化作品给人的虚假感，证明了七月派的批评视点是正确的。第二，七月派的理论主张对艾青、田间、路翎、丘东平等人的成长起到了关键作用。作为艾青名诗《大堰河》的最早批评者，胡风的评价恰到好处，又亲切感人。一句“吹芦笛的诗人”之评，成为艾青所得到的最恰切的诗歌桂冠。对田间，胡风有褒有贬，但爱护之情跃然纸上，把少年诗人称作“战斗的小伙伴”，充分肯定了诗人走向战斗、走向人民的创作之路。至于把路翎与鲁迅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相联系，亦相当准确地揭示了路翎创作的思想意义。吕荧《人的花朵》，合论艾青和田间，对两位诗人之评价，突出了他们与人民、与时代、与革命相联系的特点，对诗人成长，对扩大诗人影响，均有相当功绩。阿垅的《箭头指向》以及其它诗论可以说是新诗论在四十年代的重要收获。七月批评派还通过编辑杂志、出版丛书的方式，团结与支持了一大批诗人、作家，如鲁藜、邹荻帆、冀汸、贺敬之、贾植芳、曾卓、罗洛、绿原，为现代文学的发展注入了一批活力。
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七月批评派的理论遗产时，不能不作这样的结论：它与主流派有过长期论争，其性质并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的范围，也没有超出现实主义的范围。它有弱点乃至错误，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现实主义者的弱点、错误。它的悲剧是它的真诚和执着。而它的悲剧却又完成了理论的创新。这也许就是真正的创造者所必然面临的选择吧，所必然背负的十字架吧。
七月批评派的历史，是沉重而又崭新的一页，它会不断地被人翻起。
注释：
①④(13)《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七月》第十五期。
②《文协“小说晚会”记录》（胡风发言），《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二编《理论·论争》第二集，重庆出版社，1989，6。
③(42)《坚持现实主义的路》，《吕荧文艺与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10。
⑤(41)(43)(45)《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新文学史料》1988，4。
⑥⑧(23)(25)《艺术与政治》，《吕荧文艺与美学论集》。
⑦《诗是什么·关于境界》，新文艺出版社，1954，5。
⑨《答文艺问题上的若干质疑》，《胡风评论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3。
(14)《给为人民而歌的歌手们》，同上。
⑩《论战争期的一个战斗的文艺形式》，《胡风评论集》中。
(11)《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文艺报》，1955，1。
(12)(37)《关于创作的二三理解》，《胡风评论集》中。
(15)《并不是节外生枝》，《七月》第十期。
(16)《关于创作经验》，《胡风评论集》上。
(17)《七年忌》，《胡风评论集》上。
(18)(44)《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胡风评论集》下。
(19)《论现实主义》，《吕荧文艺与美学论集》。
(20)(24)《论主观》，《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二编《理论·论争》第二集。
(21)《主观与真实》，引自倪子明《方然与〈呼吸〉》，《新文学史料》1991，1。
(31)《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胡风评论集》下。
(22)《一个要点备忘录》，《胡风评论集》中。
(26)《胡风致张中晓信》见《当代文艺思想斗争资料汇编》，山西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1973，3。
(27)(46)《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评论集》下。
(28)《创作上的三个现象和一个问题》，《新文学史料》1988，4。
(29)(34)《关于题材，关于技巧，关于接受遗产》，《胡风评论集》中。
(30)(32)(35)《艺术散论》，《吕荧文艺与美学论集》。
(33)《诗是什么》p.301。
(36)《略观战争以来的诗》，《胡风评论集》中。
(38)《〈战争与和平〉的艺术·历史·哲学》，《吕荧文艺与美学论集》。
(39)《为初执笔者的创作谈》，《胡风评论集》上。
(40)《略论文学无门》，同上。
(47)《必须彻底地全面地展开对胡风文思想的批判》，《茅盾文艺评论集》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6。
(48)《我们必须战斗》，《周扬文集》（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10。
(49)《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是什么》，《胡风评论集》中。
(50)《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何其芳文集》（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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