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芳[1]2000年在《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及其经济效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资对我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利用外资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已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与此同时，在引进外资和利用外资的诸多方面还存在着许多实际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利用外资的问题和效果做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并从中引申出需要注意、解决的关键问题。 对利用外资问题的研究是国际经济学和国际贸易学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对东道国本身的经济效果所做的分析尚不多见，对东道国某些经济领域的研究就更为有限。有鉴于此，本文选择了“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及其经济效果研究”这一课题，旨在针对我国实际，探讨利用外资对我国多个经济方面的作用，以及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对策。 本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国际投资理论分析、归纳比较、经济计量学建立模型和经济变量的贡献率测算，尽可能准确地描述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所产生的经济效应，以及由此而来的现实问题，从理论上给予分析和解释，寻找问题的关键和解决途径。 文中对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现状和特征进行了归纳总结。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逐年上升，其中80％以上是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来自港澳台地区的比重占全国总量的60％，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资幅度有所上升；外商投资于第二产业的比重最大，约占总投资额的70％，投资于第一产业的比重不到3％，农业部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份额小的矛盾非常突出。我国各个地区吸引的外商投资很不均衡，80％以上的外资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吸收的外资非常有限，中西部地区的平均投资规模也明显小于东部地区。 具体研究内容与结果如下： 1．在广泛查阅文献的基础上，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理论进行综述和分析。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因素，从中长期发展角度看，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策略。 2．由于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具有多目标性，与东道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目的不一致，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发展具有正负两方面的经济效应。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上应当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一方面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积极地吸引外资，另一方面也需要制定系统的行之有效的政策以消除或减弱外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政府的管理、引导、协调作用是重要的。 3．已有的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理论能够从不同的方面解释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原因。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目标依次是弥补国内经济发展所需资金的不足，引进先进技术，扩大外贸规模，增加就业和政府财政收入。 4．我国利用外资的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八十年代是以国际债务为主，从1992年开始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成为主导方式，债务偿还限制了对外借款等间接利用外 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及其经济效果研究 资方式的使用。我国目前承受着较大的还贷还息压力，它是外资利用方式由对外 负债向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过渡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进一步增加对外借款的空问 有限，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是合理、必然的选择。 5．我国引进外商投资的政策环境是在实践和发展中逐步形成和成熟的，目前 己经基本实现了外资管理的法律化和制度化。国内的经济发展状况为引进外资创 造了良好的内部环境。我国引进外资的外部环境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关键在于审 时度势，采取适宜的措施和政策。 6．目前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中主要存在着五方面的问题。表现为投资来源过于 集中在港澳台地区、外资投向与国家产业导向和产业发展仍有一定的差距、外商 资金到位率低、外商现汇投入比重小、部分外商投资企业实盈虚亏、逃避税收。 指出了在引进外资政策和实际工作中还存在的一些问题。 7．实证分析表明，引进FDI促进了经济总体水平的发展，文中从资本、劳动 投入和技术进步三方面对这一作用做了详细分析。引进 FDI的规模每增加 1％，GDP 增加大约0．147％。引进FDI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并有助于解决就业问题。它显 著地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我国进、出口量每增加 1％，外商投资企业进、出日 量分别增加 l．73O和 2．58O，外资企业改善了我国的出口结构和贸易条件。 8．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只是引起我国通货膨胀的一 个因素，也只有在外商直接投资过速增长时才会引发通货膨胀。我国 1992—1996 年间的通货膨胀可以从引进外资规模的过快增长中得到部分解释。文中对其成因 做了详细的理论分析。 9．对农业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我国农业引进外资与第二、 三产业有很大的差距，原因在于农业生产效率低、产值增长速度慢。农业引进外
王文峰[2]2006年在《外商直接投资、分工演进与中国产业成长研究》文中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在全球范围内迅猛增长。伴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国际直接投资已成为当今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与此同时，由国际贸易主导的国际分工形式逐步让位于国际直接投资主导的国际分工，跨国公司逐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导力量。而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是近代经济史的主要特征，随着回归古典经济学的分工与专业化理论逐渐被人们重视，特别是基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为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发展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20多年来，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我国吸收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增强。同时，引进外资过程中原有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也变得更加尖锐和复杂化，特别是国内各地方以推介优惠政策为主导方式的招商引资行为和外商投资企业对国有企业带来的冲击引起了各方面的激烈争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和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的新趋势，使中国引进外资的国内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加之我国加入WTO后面临的竞争压力，新形势下中国引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问题成为经济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 一国经济发展往往以产业成长为基础。产业成长是一国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的体现，一国产业成长更能反映一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所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业成长的作用就显得更加重要。同时，现有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大多涉及了产业组织、产业转移等问题。因此，追随前人的研究脉络，从分工演进角度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产业成长问题就成为本文的出发点。 本文的研究采用了规范与实证、抽象与具体、历史与逻辑、超边际分析与计量分析等多种分析方法，结合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工与专业化理论，对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产业成长、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问题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 首先对产业成长进行了重新界定和发展，认为产业成长应该包括产业规模扩大、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组织演进三部分内容。而产业成长过程中，产业结
赵丹[3]2008年在《外商直接投资对山西省经济发展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不断加快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脚步,加大引进外资力度。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对山西省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促进了山西经济的持续、快速和稳定发展。然而就外资利用水平来讲,山西省与中部兄弟省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本文对山西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外商直接投资(FDI)状况进行深入了解,对其经济增长与FDI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策建议,为山西省今后的引资政策调整提供一定的实证支持与帮助。本文首先对FDI的概念进行了界定,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在回顾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发展的基本理论入手,利用山西省统计资料中的时间序列数据,从外资利用规模、外资来源地、外资来源方式以及外资投向的行业分布四个方面分析了山西利用外资的现状及结构特征。在以上FDI结构特征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己有理论研究成果,分别吸收和借鉴有效的实证研究方法,利用实证分析和计量检验,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山西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广泛影响。首先根据1992年以来山西省吸收外资的实际情况,通过协整检验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证明FDI与GDP之间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通过对外商直接投资对山西省GDP增加的影响,得出FDI对山西经济发展起重要促进作用的结果:然后利用线性回归进行时间序列资料的计量分析,系统地分析出山西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经济效果。最后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并对山西省如何有效利用外资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刘媛媛[4]2005年在《外商直接投资对北京市经济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资本国际流动的速度加快,数量增多,但分布不均。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外资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特别是在20 世纪末21 世纪初,随着全球化范围内的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不仅发展中国家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在我国国内,如北京、广东、上海、福建等地也都纷纷发挥各自的地区优势,改善投资环境,为更多地吸引外资做准备。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既需要对北京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外商直接投资(FDI)状况进行深入了解,也需要对其经济增长与FDI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更需要对FDI 如何影响北京市经济增长加以系统研究,从而对北京市今后的引资政策调整给予一定的实证支持与帮助。本文源自导师王玉珍教授的北京市教委人文社科研究计划项目“外商投资方式改变对本市影响分析”。主要研究思路是,在国内外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基础之上,吸收和借鉴有效的实证研究方法,先利用北京市1987-2003 年统计资料中的时间序列数据整理制表,从投资总量、投资方式、投资来源等方面来分析北京市FDI 的现状和结构特征;再与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相联系,分析不同类型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促进北京市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的不同作用,以及它们在利用外资方面存在的问题;之后,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验证FDI 与北京市经济增长间是否存在格兰杰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之上,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法,对北京市表征经济增长的各相关指标进行时间序列资料的计量分析,试图验证FDI 对该市经济增长是否有影响和如何影响的问题;最后,针对研究中反映出的一些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及建议,为进一步完善北京市的引资政策作适当的策略探讨。本文的创新之处是:第一,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首次对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和变化趋势作出全面系统性的描述,发现了近年来北京市FDI 的新特点及存在的问题;第二,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对北京市FDI 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检验,证明了1987 年到2003 年间,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促进了北京市的经济增长,但北京市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吸引更多FDI 的主要原因;第三,利用SPSS 统计分析软件,通过计量经济学中的一元或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首次对表征北京市经济增长的相关指标和外商直接投资相关指标的关系进行回归估计,系统地分析出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经济效果,并进行评价;第四,针对实证分析结果,为今后改善北京市的引资政策提出建议。
苏桂馨[5]2009年在《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效果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量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自1993年起,我国成为利用外商直接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布的《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5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增至724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三大外商直接投资接受国。截至2008年10月,我国已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8413.19亿美元。但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量多并不等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效果好。本文采用时间序列回归模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和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对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效果和环境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实证分析,本文得到以下几点结论:1.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税收增加和出口增长确实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推动经济增长、税收增加和出口增长方面,外商直接投资的推动作用普遍小于国内投资的推动作用;在技术进步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强于对私营企业的技术外溢效益;在税收方面,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对工业增值税的贡献最大,其次是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由于税收优惠政策的存在,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比例越大,将会引起我国税收收入流失的越多。2.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具有挤出效应,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增加将导致我国就业岗位减少,不利于我国就业问题的解决。3.在1985～1991和1992～2000这两个时间段内,港澳台投资对推动出口增长和促进就业的贡献大于其他外商直接投资,在2001～2007时间段内,二者的贡献基本相当。4.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我国第二产业,且主要集中于污染密集型行业,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环境污染有加剧作用。在实证分析结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本文从合理引资、加强政府调控和监管、降低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度三个方面对进一步优化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效果提出了七条对策、建议,如选择性的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优化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逐步减少、取消给予外资企业优惠政策等。
顾玮玮[6]2007年在《外商直接投资与江苏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江苏积极跟进国家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战略，加大了引进外资的力度和对外资投向的引导，利用外资步伐明显加快。外资的进入促进了江苏经济的持续、快速和稳定发展。本文对江苏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外商直接投资(FDI)状况进行深入了解，对其经济增长与FDI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从而为江苏省今后的引资政策调整给予一定的实证支持与帮助。 本文对FDI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在充分了解中外相关文献之后，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发展的基本理论入手，利用江苏省1985—2005年统计资料中的时间序列数据，从外资规模、形式、来源地、地区、行业分布五个方面来分析江苏利用外资的现状及结构特征。 在以上FDI结构特征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己有理论研究成果，分别吸收和借鉴有效的实证研究方法，利用实证分析和计量检验，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广泛影响。首先根据1985年以来江苏省吸收外资的实际情况，通过协整检验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证明FDI与GDP之间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通过建立C-D生产函数得出人均内资对人均GDP的贡献率要大于人均外资对人均GDP的贡献率；然后利用线性回归对江苏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以及对外贸易发展等表征经济增长的相关指标进行时间序列资料的计量分析，系统地分析出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经济效果。 最后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并对江苏省如何有效利用外资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王蕴琪[7]2003年在《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及技术扩散效果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外资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因此，对外商在华投资现状做全面系统地归纳分析，客观评价外资在我国的经济效果，从中引申出需要注意和解决的问题，对今后更好地利用外资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采取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评析入手，通过对大量时间序列统计数据的归纳和整理，利用比较分析、经济指标分析、案例研究和计量经济分析等方法，从多个角度对我国利用外资的现状和外资在华的经济效果进行研究，全面、客观、准确地描述其中的经济规律。 分析结果认为，利用外资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具体表现在促进了国内资本形成、引进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扩大了社会就业、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推动了我国对外贸易增长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等五个方面。同时，引进外资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在不同层面上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如加剧了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抑制了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给国内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资源供应构成压力；造成国内市场上的不公平竞争；降低了我国工业的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等。 本文对利用外资与我国出口贸易的关系、外商在华技术扩散效果两个重点领域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资在促进我国出口贸易增长、改善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和地区结构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外资在华的技术扩散效果并不显著。
赵矜娜[8]2008年在《外资对西部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及日益与国际经济秩序接轨,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外商在华投资有了很大发展,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FDI东道国。吸收外资有效弥补了我国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促进了国内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加速了对外贸易发展,提高了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我国在利用外资上还存在着严重的地区不平衡,区域经济“二元结构”与FDI分布“二元特征”并存,东、中、西部地区吸收FDI业绩存在很大的差异,使得FDI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贡献方面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加剧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西部地区要取得快速增长,需要大量引进外资,弥补资金缺口,因此,如何将更多外资吸引到西部并提高外资的有效利用率,已成为政府关注的重要战略问题。本文采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我国西部地区吸收和利用外资历程和现状,探讨了西部地区外资利用的资本形成效应、外贸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阐述了外资对经济增长发生作用的机制、路径及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定量研究了外资对西部经济增长的实际绩效和效果;探索影响西部利用外资发生作用的影响因素,提出提高西部利用外资效果的对策建议。本文分为六章论述:第一章绪论,说明本研究的背景、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对有关概念作出界定,论述国内外研究动态,是文章的引子。第二章西部利用外资的现状分析,从发展历史阶段、当前状况、主要问题几个方面作出介绍。第三章外资对西部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对外资有效性进行检验。第四章从资本形成、产业结构、对外贸易、技术水平几个方面对外资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正面负面效应和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并指出影响这些效应的因素。第五章从区位条件的角度,论述了影响西部利用外资的主要因素,包含了政治、经济、教育等软硬件条件。第六章提出了促进西部地区利用外资发展的政策建议。本文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外资通过弥补资金缺口、推动技术进步、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增进对外贸易等方面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吸引外资的数量和效益取决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等区域融资综合环境因素,为此西部地区吸引外资应注重优化外资结构和提高质量,应着力于引资政策的调整和引资环境的改善。
毛新雅[9]2006年在《中国长三角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显著，国际直接投资增长迅猛。总结历史、面对现实，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FDI)的问题，而是要引进怎样的FDI，引进的FDI其经济增长效应究竟如何的问题。二十一世纪以来，长江三角洲(长三角)地区已成为中国引进FDI的最重要区域，研究FDI在这一区域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及这一区域利用FDI的经济增长效应问题，对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引进和利用FDI都有着较为重大的现实意义。本研究从FDI的区位选择理论及对东道国经济增长效应理论的文献考证入手，借鉴长三角地区FDI问题研究的已有成果，主要运用邓宁的OLI模型及综合发展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等关于FDI对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增长效应的主要观点，采用面板数据方法，对长三角地区FDI的区位选择及经济增长效应问题展开分析。首先，对长三角地区FDI的区位变动及发展趋势进行了考察。其次，从产业集聚理论视角出发，构筑了次国家层面的FDI区位选择模型，以分析长三角地区FDI区位决策的影响因素。再次，从FDI的资本形成作用、直接经济增长作用、生产率溢出效应、对外贸易效应等方面，展开FDI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作刚问题的研究。并进一步从FDI的就业及城市化效应角度，对FDI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进行了拓展。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论，提出有关政策启示，并对长三角地区未来引进和利用FDI问题进行了一定战略思考。本研究主要有以下发现。第一，1980年代中期以来，长三角地区与珠三角地区引进FDI所占全国比重呈现此消彼涨态势；FDI在长三角地区16城市间的区位变动，由集中趋向平衡分散，但比较GDP和人口等的分布，这一地区FDI的集中度仍属较高。第二，长三角地区FDI流入与地方专业化指数等产业集聚因素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以江苏为例)；FDI在16城市间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工业产品销售收入和FDI前期累积等产业集聚因素。第三，长三角地区FDI具有资本“挤入”效应，对16城市间的经济增速差距起到收敛作用，并且FDI对这一地区的直接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推动作用，不过作用力度小于国内投资和劳动力等因素。第四，长三角地区FDI的产业结构，对促成上海建设“四个中心”及提升江苏通信产品等行业形成地方优势产业具有积极影响；FDI对江苏内资企业具有显著的行业内生产率溢出效应，对浙江和上海工业领域内资企业的生产率溢出效应不显著。第五，长三角地区FDI对对外贸易起到显著正向推动作用，并对上海与其主要FDI来源国(地区)间的双边贸易也起积极推动作用，长三角地区FDI与对外贸易间是互补关系。第六，长三角地区外资企业从业人数不断增加，但FDI存量与就业增长之间存在一定负向关系，FDI对就业产生了挤出效应；FDI对长三角地区吸引人口入迁的作用不显著，但对人口非农化存在显著正向推动作用，并且FDI对促成上海发展成为世界城市意义重大。本研究的主要政策启示在于，第一，以利用FDI的总量规模和经济增长效应相结合的标准看，长三角地区仍可继续扩大利用FDI的规模，但要注意从发展地方优势产业、营造产业集聚态势等方面入手，促进FDI在这一地区内部更合理的空间分布。第二，引导FDI采用先进技术，促使FDI更多的并购内资企业，以提升长三角地区FDI的产业结构升级作用生及产率溢出效应。第三，对技术含量不高FDI的进入在政策方面应有所限制，鼓励相关行业内资企业的发展壮大，以削减FDI对长三角地区就业增长的不利影响。基于对长三角地区引进和利用FDI的现状分析和我国已加入WTO的实际，本研究进一步对长三角地区未来引进和利用FDI做出了战略思考。第一，从国家竞争力高度看待长三角地区引进FDI和提高FDI利用效率的重要性。第二，建立长三角地区统一平台基础上引进和利用FDI的分工协作机制。第三，遵守WTO公正透明原则，逐步削减对FDI的超国民待遇，为国内资本在长三角地区投资创造更加公平的政策环境。
付晓[10]2008年在《外商直接投资对山东省经济增长作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从20世纪60年代之后,国际直接投资发展迅速,资本流量与存量急剧扩大,逐渐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力量。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发表的《1992世界投资报告》中首次提出,对外直接投资己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特别是在20世纪的90年代,国际直接投资高速增长,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力量。国际直接投资及其载体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作用已日益为国内外研究者所关注。随着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我国国民经济的大部分领域,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对我国经济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产生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吸收外资的规模在国内一直居于领先地位。考虑到山东经济在全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同时鉴于国际直接投资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发展和山东省近年来吸收外商投资强劲的增长势头,有必要对山东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机制、效果以及影响其效果的因素做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找出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从而提出有效的建议。本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的是山东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效果以及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效果的作用机制。本文在回顾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首先介绍了与东道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的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归纳比较,为本文的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本文对山东省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情况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再次,本文根据我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实,构建了外商投资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理论框架,即外商投资→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形成→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并对框架中的每条路线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然后,本文根据理论框架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运用计量经济分析软件SPSS对各组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实证检验:首先验证了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形成、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证明了外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然后从资本形成效应、技术外溢效应两个方面全面检验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对山东省经济增长的效果;最后,本文为合理的引进和更好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提出一些有效的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及其经济效果研究[D]. 王晓芳. 中国农业大学. 2000
[2]. 外商直接投资、分工演进与中国产业成长研究[D]. 王文峰. 西北大学. 2006
[3]. 外商直接投资对山西省经济发展的影响[D]. 赵丹. 中南大学. 2008
[4]. 外商直接投资对北京市经济的影响研究[D]. 刘媛媛. 北京工业大学. 2005
[5]. 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效果的实证分析[D]. 苏桂馨. 江苏大学. 2009
[6]. 外商直接投资与江苏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D]. 顾玮玮. 河海大学. 2007
[7]. 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及技术扩散效果分析[D]. 王蕴琪. 中国农业大学. 2003
[8]. 外资对西部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效应研究[D]. 赵矜娜.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8
[9]. 中国长三角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经济增长效应研究[D]. 毛新雅. 复旦大学. 2006
[10]. 外商直接投资对山东省经济增长作用研究[D]. 付晓. 中国海洋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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