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对构建民族精神的重大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精神论文,司马迁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5035（2000）04—0003—05
司马迁是西汉时代伟大的史学家、传记文学家和思想家。他以毕生精力写成的巨著《史记》，在中国古代史学、文学和哲学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司马迁对于构建中华民族精神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民族精神是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的集中体现，也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来源。中华民族要振兴，需要每一个民族成员尽可能地认识本民族的民族精神。司马迁在《史记》中以超越前人的气魄和创新的才能，总结并反映了先秦以来至汉武帝时期中华民族精神的理想追求。在其流传千古的过程中，《史记》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影响、教育了世世代代的中华民族的子孙。研究积淀在《史记》中的中华民族精神，探讨司马迁构建民族精神的历史贡献，无疑是有现实意义的。
民族精神从精神文化的层面看，它包括了对自己民族的认识、民族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念、理想人格和民族的思维方式等。司马迁在《史记》中构建民族精神的重大贡献主要表现如下：
一、史学观念上创新了“大一统”的国家观和民族观
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民族”与“国家”，在中国史上，是早已“融凝为一”的。[1]所以，我们把国家、 民族联系起来说。“大一统”一词出于《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羊传》解释《春秋》隐公元年的经文为什么说“王正月”，即“正月”前为何加一个“王”字？回答是为了表示“大一统”的意思。这里的“王”指周天子。在“正月”前加一个“王”字，表示全国一切统一于周天子之下。所以“大一统”指统一事业。《史记·秦始皇本纪》：“今陛下……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这里的“一统”即指全国统一的意思。以后称统一全国为“一统”，据地一方为“割据”，由此而来。而《史记》创新了“大一统”思想，这实际包含两个意思：中国是个统一的国家；中华各族都是黄帝子孙，中华民族是个整体。这就是“大一统”的国家观和民族观。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传统。春秋时代，孔子修订《春秋》，主张大一统。战国时代孟子回答梁襄王“天下恶乎定”的提问，说“定于一。”[2]梁襄王问孟子天下要怎样才能安定， 孟子的回答是：天下归于一统，就会安定。这种历史主张到了汉代逐渐成为一种民族的精神力量，反映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中，就有董仲舒儒学思想的大一统理论和司马迁大一统的国家观、民族观。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3]（P2523）王吉说：“《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3]（P3063）可见大一统已是汉代人的流行观念了。
司马迁与其父司马谈都很崇尚天下统一。他们认为对于统一天下的明君盛世，应该歌颂，应该载入青史。从《史记·太史公自序》所知，司马谈临终以身为史官不能在“海内一统”之时讴歌明主贤君、记载大一统之功德而深为遗憾。司马谈将自己的遗愿留给了儿子，而司马迁表示绝不辞其责。
司马迁在《史记》中明显地表述了主张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观点。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评价秦朝历史地位时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认为秦朝统一天下虽然依靠暴力手段，但时代不同了，形势变了，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可见司马迁对秦统一中国事业的肯定态度。司马迁对西汉兴建以来国家统一为社会带来的繁荣景象极为赞赏，在《太史公自序》中又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这是对西汉盛世的歌颂。而对汉初吴楚七国地方叛乱是加以否定的。司马迁对此在《太史公自序》中评议说：“诸侯骄恣，吴首为乱，京师行诛，七国伏辜，天下翕然。”他认为平定叛乱，达到了天下平静。这充分体现了司马迁“大一统”的国家观。
司马迁关于民族“大一统”的思想，最有创新意义的是提出了黄帝是中华各族祖先、中华民族都是黄帝子孙的观点。[4] 司马迁在《史记》第一篇《五帝本纪》写的第一个人物就是黄帝。其他四帝颛顼、帝喾、尧、舜都是黄帝子孙。《夏本纪》：“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殷本纪》记殷的始祖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殷契是帝喾的儿子，自然也是黄帝的后裔。《周本纪》记周的始祖后稷，其母为帝喾元妃，他当然是帝喾的儿子，因此也是黄帝的后裔。《史记》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认为少数民族也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匈奴列传》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又《五帝本纪》：“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匈奴先祖即大禹的后代，自然也是黄帝的子孙。其他如《南越列传》：“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南越王尉佗是中原真定人。司马迁第一个把生活在中华大地上各族的祖先都归总为黄帝，认为中华儿女都是黄帝子孙。这种把中华民族看成是一个整体的思想，就是司马迁“大一统”的民族观。
司马迁的“大一统”的国家观、民族观是他生活的西汉时代国家统一后新形势的反映。自西周末年起，周天子权威旁落，诸侯掌权了。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秦统一了全国。秦统治的时间很短，秦汉之际发生了陈胜吴广起义、楚汉争霸，结果，由汉高祖称帝，汉又统一了全国。从汉高祖到司马迁生活时的汉武帝时代，全国统一政权不仅得到了巩固，而且使当时的经济、文化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从《史记·平准书》等可知。可见，《史记》写作的历史背景，正是中国形成统一的封建大国的时期。司马迁的“大一统”思想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形成，并且充分地反映了汉帝国统一后所呈现的时代面貌和中华民族对自己民族的共同认识。这对中国以后的统一事业和中华民族的团结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发掘历史人物奋发进取、自强不息和爱国的精神
司马迁在《史记》中叙述了先秦以来至汉武帝时期国家和民族的统一过程，塑造了在这一统一过程中出现的从各代帝王、诸侯将相一直到各阶层代表人士的人物形象，而在众多的人物形象身上着重发掘和表现了他们奋发进取、自强不息和爱国的精神。[5] 这种精神正是他们的价值观念和人格理想的集中表现，也就是中华民族精神。
司马迁在《史记》12本纪中塑造了多位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与统一作出贡献的帝王形象。黄帝轩辕氏，战胜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6]（P3 ）可见黄帝是中华民族最早受诸侯尊重而统一天下的始祖。黄帝之后，中国又出现过多次从分裂到统一，从反抗暴政到建立新的政权的历史过程。这期间出现过被司马迁赞扬的不少英雄帝王。先看夏禹，《史记·夏本纪》记夏禹治水，“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后世传为佳话。夏禹的精神就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人勤劳奋斗、顾国忘家的高贵品质。
建立商朝的成汤是讨伐夏桀的英雄，建立周朝的周武王则是推翻暴君纣王的英雄，汤武革命体现了中华民族反对社会黑暗，追求光明的奋发进取精神。
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中用了浓重的笔墨，较前述帝王更为细致地描述了秦始皇、项羽、刘邦的形象。秦始皇统一中国，功不可没，司马迁在指出他实行暴政的同时，还是肯定其成功大，而项羽在推翻暴秦的历史中更建有大功。项羽在钜鹿之战中与秦军决战，破釜沉舟，其部下一以当十，终胜秦军；而在垓下之围中，尽管其部下越战越少，但他本人还是溃围、斩将、刈旗，勇敢非凡。其英雄气概，令后世人叹惋。刘邦个人武力虽不及项羽，但他善于用人，终成统一的汉朝大业。从政治上说，刘邦也是个大英雄。从黄帝到汉朝的当代帝王，司马迁有选择地进行描绘歌颂，从这些帝王身上，不仅反映了古代统一事业的来之不易，更集中代表了中华民族追求统一事业的不可阻挡的意志。
《史记》30篇世家中有8 篇塑造了完整而鲜明的诸侯或相当的人物形象，并在这些人物形象身上较集中体现了诸侯辅佐天子成就统一大业的奋发进取精神。《越王勾践世家》突出记叙了春秋时代越王勾践报仇雪耻的故事。越国一度被吴国打败，几乎亡国。但勾践不忘国耻，司马迁写道：
越王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曰：“女忘会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越王勾践以“尝胆”自苦自励，发奋图强，自己带头劳作，团结全国人民等待时机，后来终于在众贤臣帮助下战胜吴国。勾践灭吴故事在后世流传久远，勾践的尝胆精神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砥砺后代自强不息。《孔子世家》中的孔子虽不是王侯，但司马迁认为孔子“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6]（P3310）他的著述给天下制定了仪法，对中国以后的统一事业有重要影响。司马迁笔下的孔子，不仅是个学问渊博、诲人不倦的教师，更是个积极用世，坚持理想的思想家。他那乐观处世、奋发有为的精神，显然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陈涉世家》是司马迁为中国第一个农民起义领袖陈涉作的传记。《史记·太史公自序》指出：“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陈涉称王虽只6个月，但他是抗秦起义第一人， 其发端之功可与汤武革命、孔子修《春秋》相比。陈涉这位起义领袖的英雄形象，反映出农民阶级及其领袖人物的智慧、勇敢、觉醒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显示了捍卫自己的基本人格，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反抗黑暗统治的精神，这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
《史记》中《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留侯世家》、《陈丞相世家》、《绛侯周勃世家》共5篇， 写了汉初佐刘邦打天下和巩固天下的功臣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5人。显然这5人都以他们各自的智慧和才能为汉朝统一事业奋斗并作出了贡献。提到萧何的形象，就会让人想到他在为刘邦打天下时在后勤保障上的突出贡献。曹参不仅跟刘邦有战功，且在刘邦死后惠帝时任相国，实行与民休息政策，也有历史功绩。张良是汉初功臣三杰之一，他是谋士的典型，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王者之师”。陈平也是一个“智”者的典型，在建立和巩固汉政权中作出过重大贡献。周勃是一员猛将，为刘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特别在汉初粉碎诸吕的变乱中，更成为安刘氏天下的元勋。为统一事业奋斗，使他们都成了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在他们身上也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奋发进取的精神。
《史记》70列传除6篇写少数民族或周边国家的史实， 其余多为古今社会上各种杰出人物所作的传记。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指出作列传的出发点：“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即是为那些能扶持正义、才干卓越，不让自己失去时机而建立功名的人作列传。在列传中有众多的建立功名的人物形象，同本纪、世家中的英雄人物一样，体现了鲜明而丰富的中华民族精神。如果说，本纪、世家中的英雄人物其民族精神多表现为在国家统一事业中的奋发进取精神，那么，列传中的杰出人物为扶持正义、使自己不失时而建立功名，其民族精神多表现为个人在功名追求中，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人格中的自强不息精神和爱国精神。
春秋时代的伍子胥，其父兄遭楚平王无端杀害，伍子胥由楚奔吴，为吴王阖闾任用，后领吴兵入楚，替父兄报仇。事见《史记·伍子胥列传》。伍子胥何以能成就功名，实现复仇？司马迁在论赞中指出：“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伍子胥在投奔吴国的路上过昭关的故事，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自强不息的精神使他战胜了一路上的困难，终于到达了吴国，为成功名创造了条件。
范睢是战国末期的游说家，早年在魏国被误为勾通齐国，受魏相魏齐笞击几乎死去。范睢后逃至秦国成为国相，封为应侯，佐秦昭王建远交近攻之策，废太后，逐穰侯，在秦的统一事业中起过一定作用。其仇人魏齐后被秦国追得走投无路，终于自杀。事见《史记·范睢蔡泽列传》。蔡泽之事近于范睢。他们在个人受辱之后，自强不息，既为秦国统一事业作出贡献，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司马迁本人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自述，受李陵之祸后，忍辱完成《史记》，他也是自强不息的典型。
这种个人人格上的自强不息精神表现在个人对国家的关系上就是爱国精神。《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所写的廉颇、蔺相如是战国时赵国人。蔺相如出使秦国，完璧归赵，又能“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廉颇与相如结为刎颈之交，这就是后世广为传颂的“将相和”的故事。他们二人都以国家利益为重而放弃私见，也就是都从人格上自我意识到国家要自强而自己对国家负有责任，这就是爱国精神。
这种爱国精神在《史记·田单列传》所写战国时期齐国将领田单身上，表现为田单在齐国将被燕国破灭时，施展奇谋，即他用火牛阵的故事，率即墨军民反败为胜，大破燕军，完全收复齐地。体现在《史记·屈原列传》所写战国时期大诗人屈原身上，便是为实现改革楚国朝政、统一天下的“美政”理想，而与楚怀王父子及旧贵族党人的不妥协的斗争。其对楚国的无限眷恋用血泪铸成了不朽的《离骚》等诗篇。他最后虽投江自杀，但其伟大的爱国情志，将“与日月争光可也”。爱国精神虽为世界上许多民族所共有，但爱国精神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且有真实文学形象存在，则为别国少见。
《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塑造了众多的中华民族杰出历史人物形象，他们身上突出体现的奋发进取、自强不息和爱国的精神，如奔腾的江河，如涓涓的小溪，共同汇聚成中华民族精神的大海。黄帝、夏禹、勾践、伍子胥、田单、屈原、廉颇、蔺相如、陈涉、项羽、刘邦，一直到司马迁本人等等，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个体成员，他们有各自的经历与个性，但在他们身上共同拥有中华民族精神。司马迁将民族精神人物化、形象化和故事化了，这就大大有利于中华民族精神的流传和深入人心。
三、将中华民族精神哲理化、道德化
在《史记》中，司马迁不仅把中华民族精神用历史人物形象和故事表现出来，让人们去感受，而且也让人们去回味和思索。《史记》所记的人物和所叙的故事，包含了丰富的哲理，反映了民族的思维方式。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自述写作目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研究天人之间的关系，弄通古今变化的规律，形成自己独家的观点，这就离不开上升到哲理层面的探讨。就以“天人之际”说，如果把天看成有意志的天命、天道，而由天控制着人事，那么司马迁是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的。《史记·伯夷列传》中司马迁提出了“余甚惑也，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又在《史记·项羽本纪》中批评项羽“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否定天意是项羽失败的原因。可见司马迁在《史记》中有重人事轻天道的思想倾向。这与《史记》讴歌民族精神中的奋发进取、自强不息和爱国的精神是一致的、吻合的。这就使中华民族精神从哲理上说，是强调民族自身的奋斗精神，而不迷信、不依赖天道和宗教鬼神。司马迁注意到古今历史的变化，试图找出变化之规律，反映了他以变看待历史事物的思维方式。
司马迁在《史记》中所积淀所构建的民族精神含有道德化色彩，民族精神与司马迁进步的道德思想联系在一起。司马迁写《史记》是“继《春秋》”的事业。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两次提到《春秋》“善善恶恶”，“采善贬恶”。他当然重视《史记》的劝善惩恶的道德教化作用。司马迁一方面受封建统治阶级道德的影响，推崇君臣父子、尊卑贵贱的封建伦理；另一方面又受人民的道德的影响，赞扬游侠“言必信”、“行必果”、“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优秀品质。他所肯定的能体现民族精神的许多人物形象，大多数具有进步的道德品质。道德品质虽不是衡量一个历史人物历史功绩大小的唯一标准，但道德品质是评价历史人物的一条重要标准。我们所指的民族精神不包括民族的劣根性，而指民族的积极的精神面貌，因而民族精神总是与优秀的道德品质相联系。司马迁的道德思想可贵之处，不仅有一般的对人性的善恶之分，而且有自己的超越前人的义利观。他在《史记·伯夷列传》中强调义而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又肯定求利也是人的本性，充分肯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的合理性。他敢于为商人立传。钱钟书在《管锥编》说司马迁作《货殖列传》“卓识钜胆，洞达世情，敢质言而不为高论，尤非常殊众也。”商人是民族成员的一部分，民族精神当然也体现在这一人群身上。当然义利应该是统一的，离开义，偏面求利，会造成“利令智昏”。司马迁在《史记·平原君列传》论赞中批评平原君“未睹大体”，“利令智昏”，就是一例。而像《货殖列传》中所叙的范蠡、计然经商聚财，使越国富强，灭吴报仇，正是义利统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与优秀的道德品质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使后人在弘扬民族精神的同时也有助于提高民族的道德素质。
综上所述，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构建的民族精神，创新了“大一统”的国家观和民族观；将中华民族的奋发进取、自强不息和爱国的精神加以人物化、形象化；又把民族精神哲理化和道德化，使中华民族精神深入人心，流传久远，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统一，以及提高民族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0—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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