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大协调学编制可持续高效益的综合发展规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论文,发展规划论文,高效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0166(2009)12-00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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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充分表现出经济全球化对经济决策错误的放大效应，由于经济规模日趋庞大和发展要素趋向复杂化，迄今综合规划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再也不能被忽视了，如果不认真研究统筹解决或预防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就会被快速放大和在交叉关联中复杂化，就不能在规划中贯彻科学发展观，就不能提高规划的预期效益，任由这些问题延续甚至会给发展系统带来崩毁性的灾难。例如，由于缺乏足够水平的未来学家及未来研究和预测成果参加规划，我们很多企业盲目发展造成的投资损失很大，我们许多巨额投资的大型项目，待建成后才发现其没市场或没效益。再例如，由于没有运用大协调学衔接各方面的规划，我们许多城市刚建成没几年的道路、建筑物，远没有达到使用寿命，就被新的规划拆除了，浪费巨大。因为建筑物的自然寿命一般至少有30年，那么，城乡建设总体规划就至少要有30年的时间尺度，但是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只有5年，剩下的25年没有参考依据，就靠城乡规划者拍脑袋空想了。城乡建设总体规划实际上只是土地和空间利用规划，知识面很窄。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对长远的未来进行全面协调的研究。又没有规定要求必须同大协调学、未来学等相关学科联合研究共同编制规划，这种缺少足够未来研究和足够协调的规划，缺少足够地未来预测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也往往成了空话。这些不衔接不协调问题若被放大和递增严重程度，就会最终致使发展系统崩溃。统筹解决和预防这些问题，要有新思路，要研究全新的大协调化的综合规划方式，要从大局和长久利益出发，重新审视和研究许多问题。
为什么要搞综合规划？怎样筹算综合规划的预期效益？前苏联每五年规划一次的利弊有哪些？我们中国搞了这么多次“五年规划”，有多少经验教训？为什么规划周期必须是五年？发达国家不搞“五年规划”是怎么实现长远发展的？什么是比较和检验综合规划成败或优劣的客观标准？领导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涉及因素越来越多的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认真研究清楚这些问题，才能站在时代新的前沿上，组织编订出全面协调而高效益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规划。对这个重大课题，各相关部门、相关的文理工各学科，都应该展开积极地研讨或反思。本文仅提供大协调学(Macrocoordination Science)的有关可操作的研究成果和必要的建议，盼能引起人们对一些大问题和重要问题的关注并展开协作研究。
一、要在大尺度交叉协调上确定最佳发展目标和最佳规划周期
最有效率的发展，是发展本身能够消除社会经济整体损耗的发展；最有效益的规划是能充分挖掘各行业各环节宏观经济潜力的规划。拼盘式的规划不可能有效率；片面追求GDP的规划不可能有持续效益；只有全面协调能整体运作的综合规划才可能有可持续效益。这就必须运用大协调学编制大尺度交叉协调因而可操作出高效益的综合发展规划。
过去，人们常说，要从一粒沙子看世界；大协调学——研究人类同自然与社会各环节大尺度交叉协调规律及其应用的科学，主张还要从世界看每一粒沙子。规划的本质就是要在足够大的时空尺度上谋求最好的发展；综合规划的目的就是要克服各种发展的矛盾交叉，使各行业的发展在交叉协调中实现整合效益最大化。大协调学的研究发现：人类的许多事情和许多发展目标，从局部和短期来看，是在努力实现协调，但若把时空尺度一拉大，就会发现其实是在制造不协调。许多人们以为很急的事或极力追求的目标，若从大时空尺度上的协调要求来看，却是不必急办的，而真正亟待解决的问题却隐藏在人们的盲目之中，一俟显露已经到了难以解决的程度。小时空尺度上的真善美，用大时空尺度衡量就不尽然，有些甚至是相反的。即所谓小善大不善，小美大不美。在不能两全的情况下，首先应该或者侧重追求大善大美，进而使大善大美与小善小美统一起来。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一开始就能统筹兼顾大善小善，大美小美。但是，绝不能牺牲或忽略大善而成全小善，否则，这种小善客观上就会成为灾难之源或罪恶之根。因此，大时空尺度的协调才是本质的协调，有了这种本质的协调，才能实现普遍而持久的协调。符合每一个人利益或愿望的事情，不一定符合整体的长久利益；只有符合整体利益才符合每一个人的长久利益。所以，顾全大局、注重整体可持续发展效益，才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才是综合规划追求的最终目标。
从全球各地兴衰交替的世界史上看，政治衰亡是因为失去民心；经济衰退是因为失去生态环境；文化衰败是因为失去创新。所有这些现象的深层原因，是没有充分认识和自觉运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大尺度交叉协调规律。违背了宏观协调规律，必然会在微观上造成普遍的灾难。自觉地全面遵循和运用三大文明协调规律，才能实现美好的全面协调的未来，才能充分挖掘社会协作的潜力，使各种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人民在山清水秀、政通人和的环境中普遍幸福地生活。
经济发展必须同环境保护协调起来，才能实现长久的可持续发展；政治必须符合人民长久利益才能进步；文化必须融合科技、教育、经济、政治、社会、生活、文学艺术等等的不断创新，才能繁荣不衰。综合规划的作用就是在大尺度上把各种文明的发展协调起来，为各行业的发展提供理性的引导，避免冲撞的损失和提高发展的长久效益和整体效益。
只是研究经济与社会二维曲线的规划方式，已经不能用来规划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资源、气候等多维曲线交叉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了。前者只需描述经济与人口结构、劳力资源与就业等简单因素相互作用及其运动的曲线，传统规划模式往往连这种二维协调的计算也没有，只是各种发展愿望单线性的拼盘；后者则必须周全地研究人类的经济社会在与生态、资源、气候、环境及自然支持系统协调中发展相关的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要计算描述其曲面、多曲面、多面体。就像描述一个真实的房子，至少应该是三维的，还要加上时间一维，不计算建筑寿命和使用寿命，就无从规划。二维的东西只存在于讲述片面知识的书本上，片面的知识在真实的多维交叉的世界里就会碰壁，就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用片面的知识搞规划，就会造成许多不协调问题，就会造成巨大损失和浪费，甚至会由规划性的错误造成规划性的灾难。全球气候恶化、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枯竭、耕牧地退化、人口过多、经济危机等，都是片面知识造成的灾难。
人类在地球上生存需要140个条件，任何一个条件的缺失，人类都不可能诞生和存活。把这140个条件构成140维的坐标，并且建立反映真实的交叉关联的逻辑模型，才能用以全方位地判断和描述人类生存质量的状况。缺少任何必不可少的一维，都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如果这一维的数值达不到或超过适宜人类生存的阈值，那么人类就不可能存活。
大协调学认为，人类正处在同自然对立向同自然和谐的大转折过程中，这个大转折能否及时实现，决定着全球人类的生死存亡。这个大转折需要人类社会各方面的协同进步，需要彻底改革各行业的运作方式，需要科技体系全面更新，也需要经济学及经济运作方式全面更新。在这个大转折中，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对准更远的理想目标，走一条曲率小、波折少的短程线，而发达国家由于在破坏自然的不协调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实现这个大转折的包袱太重了，很可能落在大转折的后面而成为落后国家。例如，普遍的住宅区远离上班区的建设布局，使上班族不得不每天开车几小时上下班；大量的高层建筑使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离不开电梯，而这就需要耗费大量的煤炭和石油发电，而资源可持续开采量和环境容量从两个方面不允许再运行这样的经济模式。顺应这个大转折的要求，努力实现人类经济社会同生态环境全面协调，才会有美好前程。有人请我给一个方向，无论今后十年、几十年、上百年如何变化，坚持这个方向，都会立于不败之地。我告诉他，这就是大协调的方向——人类及社会经济系统同生态环境及自然系统大尺度交叉协调的方向。
要运用大协调学把各门相关学科、各相关部门及各行业衔接起来展开全面协调的研究，展开整体协调的各种交叉计算，才能确定各行业的最佳发展目标——局部和整体、本行业同相关行业、近期同远期全面协调的发展目标，才能编制出全面协调而高效益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规划。必须足够地研究未来才能理智地走向未来，中国有很多亟待未来学和大协调学协作研究解决的课题，例如迄今的五年一次的规划是20世纪50年代学苏联的，按照大协调学的研究应该与时俱进，以技术更新平均周期和投资项目平均经济周期，决定规划周期。未来应该一次规划多少年？这就是需要未来学、技术经济学、大协调学协作研究的大课题。
二、综合规划应有全局观念，应该规避一些错误
搞综合规划首先要有全局观念和一切从大局出发的伦理道德及行为规范。周恩来当总理时，他家乡的县领导想请他批示在该县建设一个棉纺厂。周总理说，你那里建个棉纺厂，把棉花原料都用了，上海的棉纺厂缺少原料怎么办？我当的是全中国的总理，必须从大局出发。这就是全局领导者的职业道德。有了这种敬业精神和为大局负责的责任感，周总理领导编制和实施的几个“五年规划”，就取得了优秀成就。据铁路建设部门说，十多年前，有个领导要求铁路规划向他家乡的县绕个弯，说是为了帮助他家乡的发展。从局部看，确实有利于他家乡的发展，但是如果从全国大局看，每年几万车、几千万吨货物都要绕这么大个弯，浪费多少能源？产生多少污染？延长了多少运输距离和运输时间，牺牲了多少货主利益和社会效益，增加了铁路运输多少成本？影响了多少国家发展速度？这种以损害全国全省效益为代价的爱家乡，太狭隘了！若领导干部都这么干，别说足够地提高规划的协调水平，就连粗线条的协调也不可能达到。世界银行估计，中国“七五”到“九五”期间，投资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大约在4000～5000亿元。据阿祥《决策者，你不可乱拍板》一文中的有关资料，“八五”期间全国共引进彩电生产线160多条，生产能力达到2000多万台，而市场容量只有1000万台左右，有一半以上的企业开工不足。另据报道，全国汽车生产线目前的开工率只有58%；棉纺生产线闲置1/3，相当于120～150亿元的投资未发挥作用；铝材生产厂230多家，设备利用率只有20%；全国易拉罐年需求量50亿只左右，而各地耗费巨额外汇引进的易拉罐生产线年产量高达100亿只。盲目建设、重复建设，还有各类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造成了中国经济结构的严重不合理。有关专家说，我国决策失误率达到30%。发达国家却只有5%左右①。这其中有多少是明知故犯的错误？！决策失误是最大的浪费，错误的规划不如没有规划。
异地为官、实行决策失误终身负责制、制定规划纪律和法律、进行规划效益审计等，都是必要的措施，更重要的是要建立领导者、规划者乃至规划研究者的伦理道德。一切从大局出发，是全局领导者和规划者的起码品德，有了这种职业道德，才能避免类似“铁路绕大弯”的错误。规避这种明知故犯的错误，主要由领导者把关和担负责任。
规划者及规划研究者，主要应该规避知识性的错误。多年前，中央电视台曾组织一个当场辩论的节目。辩论内容是一棵年岁较长的榕树挡在规划中的一条公路上，是把树移开还是把规划的路绕开？参加辩论的有大学生，也有教授，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主要是他们的知识面都很窄，都是小尺度单线思维方式。用大协调学在大尺度交叉协调上来审视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从宏观上看，植树造林是为了吸收CO[,2]，减少道路绕弯可以减少汽车油耗和排放尾气，也都是为了减少温室气体、维护适宜气候。这就把问题处理得可计算了：把避免道路绕弯减少排放温室气体的量和这棵榕树吸收CO[,2]的量比较，或者把由于道路绕弯每年车流量多排放的尾气和因多占土地减少植被少吸收CO[,2]的量，同这棵榕树每年吸收CO[,2]的量比较，就不难得出移开榕树更利于环境保护及综合效益。
为了规避知识性的错误，首先要避免学科空白造成的先天不足，把相关的学科都请来协作研究制定综合规划。令人奇怪的是，迄今无论行业规划还是综合规划，都没有邀请未来学家参加。致使许多规划严重缺乏预见性，因而不能实现规划的预期效益。有些刚建成的公路不断被开口子，又是因为缺少同相关行业、相关单位的预先协调。就像会诊时缺少主任医师参加不仅是主任医师的不幸更是病人的不幸一样，决策和规划缺失大协调学家和未来学家参加，也不仅是大协调学家和未来学家的不幸更是社会或国家的不幸。大协调学和未来研究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是否到位，不仅是科学家们的事，更关系国家的未来和人类的前途。当然，这也要求未来学尽快提高预测和筹划争取美好未来的水平，一俟有人请了就真能发挥作用，使人们看到有无未来学参加的规划实施效益大不一样！就像医院会诊不能缺少一个相关科室、工程设计不能缺少一个环节一样，综合规划也必须要把相关学科都请到，才能研究制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规划。
参与规划的各相关学科的专家，应该避免规范性的错误。各学科的专家在规划中的协作，必须共同遵守一些原则，例如既要主动同相关学科讨论衔接，又不要在自己不懂的外专业随便发表议论，更不准为谋取不当利益（比如搞房地产）乱说。在这里，最忌讳搞微观研究的随便发表对宏观问题的议论。有些搞微观研究的专家却总喜欢钻营官场而参与宏观决策，从其狭窄的知识视野出发随便发表对宏观问题的“高见”，挡驾甚至武断地阻止领导人听取宏观科学的见解，怕跟其争宠或抢风头。就像一个小提琴手却喜欢充当交响乐总指挥一样。有些干部知识面太窄，对科学发展观领悟不够，却随便拍拍脑袋就制订了庞大的“宏伟”规划，根本不向未来学家咨询。结果，必然是交了巨额“学费”还没学到未来学的知识。虽然这类规划鼠目寸光，但是它们的危害却很长远。所以必须制定参与综合规划的足够周全的规范，例如必须规定领导者只能把参与专家在其本专业发表的意见视为专家意见，专家在其本专业以外发表的意见只能作为参考意见，不能作为专家意见。各学科的专家都要有足够的自知之明，你在你的专业以外就是需要虚心学习的学生；你在同相关学科协作时就是需要平等商讨的协作关系，不是师生关系；务实求真、友好协作、周全负责，应是对所有参与综合规划的各门学科专家的规范性要求。
在医院的会诊中，往往由于某个科室来的医生特别有分量，致使有些其他科室来参加会诊的没有名气的医生不敢说话，或者只敢顺应其意见。也就往往会影响会诊效果，甚至造成误诊误治。为了规避或减少这种医源性或药源性的疾病，医院需要不断研究防范措施。综合规划也要规避这种情况，要给每一个相关学科的专家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这不仅仅是尊重专家本人，而是给每门相关学科参加编制和审视规划的机会，才能周全地提高规划的质量和协调水平。即使某个专家没有名气，也要给他足够的发言时间，因为他是代表他所专业的学科为规划负责，不能留下学科空白，才能使规划避免该学科的常识性的错误。
规避利益扭曲性的错误，必须用健全法纪的办法实现。规划领导者和参与规划的各学科专家，都不准带着私心或被某些利益集团收买来搞规划。建筑学是搞微观研究的，城市规划是搞宏观研究的，涉及的因素和顾及的方面都不一样。本来的逻辑是建筑物必须服从城市规划。搞建筑学的教授不该随意发表违反城市规划规律的文章，是其职业要求的起码的自知之明。为什么这极少数建筑学的教授却发表主张盲目扩大城市的文章呢？这些盲目扩大城市规模的主张若实现了，不仅18亿亩耕地的红线保不住，甚至宜农宜林的1/3国土都要被城市侵吞了。不仅没耕地种庄稼，就连草和树生长的地方都没有了，站在被水泥和沥青铺盖的大地上的人们吃什么？怎么活？
综合规划本身是避免重复建设、盲目建设造成浪费的重要手段。各种建设计划都必须依法纳入综合规划中寻求最佳方案。例如，为举办奥运会，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一流的体育场馆及设备，为什么紧接着筹办的亚运会、全运会都要另外选址重建呢？而且北京早先还建有亚运村。为什么如此大搞重复建设浪费投资、浪费土地呢？为什么不能通过统筹规划节省这些巨额投资和大片土地呢？这些巨大浪费都要用提高综合规划的督察权力，用严厉的综合措施去规避。
还要以求实效的原则，挑选邀请确有真才实学的确实能为提高规划质量及协调水平发挥作用的专家，参加编制或研讨综合规划。真正的学术权威至少应该在该专业的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过一定数量的论文，这是国际公认的客观标准。
搞综合规划，更应该请吃透各方面实际情况的人参加，对国情、省情、市情、县情没有足够全面地了解，规划就会沦为空划、鬼话。同时，既要看正面情况，也要看反面情况；对同一个情况，既要看正面也要看反面，例如，中国用占世界不足9%的耕地成功解决了世界近21%的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既是我们的成绩，也是中国生态系统负荷已经很吃紧的险情。运用大协调学进行大尺度交叉协调的研究早已指出，我国的人口问题比感觉到的要严重得多，比人口学家和计生委说的警戒线更紧迫。因为我们现在支撑一半人口肚皮的粮食，是靠化肥农药增产的部分，而这又是以破坏生态、损害土壤、污染环境为代价的，已经不可持续。我们必须要勇敢地正视所有的问题，积极吸取各国宏观协调的经验教训，周全地制订和实施顾及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策略，才能避免类似巴西和墨西哥先高速增长30年后停滞不前、陷入连场危机的命运②。
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还应该开门搞规划。例如，改革开放初期，一些港澳商人和外国商人到大陆来大量购地圈地囤积起来，待市场急需时再高价出售，其运作的资金又是从我们国内银行得到的优惠贷款，整个过程是空手套白狼。中国劳动人民的大量血汗钱被这类投机者吸入腰包。直到前几年，还有港商购买预期升值地段的困难企业，然后把工厂搬迁到廉价地段，再把升值地段的地皮卖掉，然后把工厂折价出售，赚了几个亿走人。香港的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认为，大陆国企改制造成的大量国有资产流失本来不该发生，这种改法得不偿失，且有后患。这些现实教训，都要求我们必须改变关起门来搞政策研究、搞综合规划研究的方式，要主动邀请确实对我们友好、确实希望中国良好发展、确实能提高规划预期效益避免规划损失的境外和国外专家或有真知灼见的人士，参加我们的政策、决策和规划研讨。为我们伟大祖国高效益的可持续发展献计献策。中国迄今邀请的外国顾问基本上都是某个行业搞微观研究的专家，搞宏观研究并能为宏观决策当参谋提供有价值建议的专家极少，这已经不适应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注重宏观协调的要求。我们应该积极邀请世界级的金融家、未来学家、城市规划与管理等方面搞宏观研究的专家来参加我们国家或省市的宏观决策和综合规划的研讨，认真听取他们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当然对他们也要注意该保密的一定要保密。
要制定并要实行规划责任制，参加规划的所有人，无论官员还是专家，都必须对自己的规划意见和国家机密终身负责，因故意坚持错误意见给规划造成缺陷而在实施中给国家或地区造成严重损失或浪费的，都必须承受相应的惩罚。同时，对在参与规划中提供了独到的真知灼见和良好建议，提高于规划质量及协调水平和预期效益，并在规划实施中确实产生了巨大效益或避免了巨大浪费，也应相应地给予物质奖励或精神表彰。即使被邀请参加评审规划草案的各方面专家，也不能不想说就不说，或者简单地投票评分，必须以其代表的学科或专业对规划质量及协调水平负责，要提供有根据有数字或有计算方式的审评及修改意见，并要签字终身负责。
三、综合规划涉及多方面和多学科，要研究建立大协调化的规划软件系统
一门学科就是一盏灯，它在照亮事物的同时，也会产生一片阴影。例如，若按照只追求GDP增长的经济学的眼光，即使整个地球没有人类的生存之地了，只要GDP能快速增长，也是值得吹嘘的成绩。似乎发展经济已经不是为了改善人类的生存质量，而是为了一个魔鬼。必须把各盏灯的焦距和角度都调整适当，才能产生无影效果，这就是手术台上用的无影灯。认识和解决现代经济问题，也需要无影灯，这就需要用大协调学从整体上协调相关的文理工各门学科的焦距和角度。例如，若从近期快速发展经济的角度，应扩大沿海经济区，但是从地理科学的角度审视：占中国2/3面积的中西部是干旱半干旱地区，若把气候温和、水土滋润的沿海东部地区过多地开发为工业经济区，就会严重损毁中国的植被及生态和生物多样性，就会丧失太多宜耕宜林的土地，就会严重降低中国生态系统的人口负荷能力，就会大面积地损毁中国的鱼米之乡及粮仓，就会对中国造成整体损害而威胁全国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从国家发展大局出发，必须限制东部工业经济区的进一步扩大，工业必须积极向西部地区转移。但是，对西部地区也不能乱开发乱转移，必须以国家整体效益为大前提掌握适度的分寸。再例如，建筑学只是考虑为建筑项目选择合适的地质条件和土层承受力，而城市规划学则要从城市总体布局决定该项目的限定区域和其规模能否审批，气候学要对其进行气候影响评价，环境科学要对其进行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价，土壤学还要审视其占用土地的肥沃程度决定其是否应该进行沃土转移置换。
今天，单纯的经济问题、单纯的卫生问题、单纯的环境问题等等，已经很少。单纯的问题往往只在学生的课本或实验室里，几乎每一个现实的问题，都涉及或受制于其他方面的问题。各行业的发展都需要其他行业及各行业整体协调程度的支持，并受制于各种相关因素的制约。单一学科已经不能编制任何规划，即使编制单个行业的规划，也必须联合相关学科才能编制出顾及各相关因素的比较协调可行的规划。因此，各门相关学科不仅要研究如何在综合规划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还要研究如何同其他学科协作，为提高综合规划质量及预期效益共同努力。参加综合规划的各学科专家不应该是临时受邀请来发言后走人，而是必须长期从其本学科角度研究综合规划问题的有系统化成果的专家。各学科的协作也不应该仅仅是在一起开会商讨，而应该在综合规划中实现学科知识的衔接和计算公式及数据库的衔接，要研究建立大协调化的规划软件系统，在统筹运算中提高综合规划的预期效益。
没有一门研究总规律的学科，就难以纲举目张、提纲挈领地衔接各门学科及各部门为提高编制综合规划水平协作努力。这就必须用大协调学衔接生态学、资源学、能源学、地理学、土壤学、气候学、环境科学、生理学、营养学、卫生学、养生学、人口学、城乡规划学、国土规划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民俗学、水利学、水土保持、工效学、交通运输、未来学、全球问题学、国际关系学、系统工程、数学模型、软件设计、网络技术、遥感技术等相关学科及经济学的各学科如金融学、生态经济学、技术经济学、规模经济学等，良好地交叉协同研究，建立大协调化的综合规划软件系统和数据库。同时要建立能及时吸收各门相关学科最新有用成果及数据不断完善该系统的机制，避免少数专家知识面局限和拖延造成的决策错误。
大协调学的学科特点是知识面宽、衔接点多、包容量大、应用广，可操作性强，对全面贯彻中央确定的科学发展观和统筹协调发展方针很有用。在迄今文理分家的科教体制中，对研究解决跨地区跨行业跨学科的文理工交叉的问题，就更加需要大协调学发挥作用了。
四、宏观协调必须进行系统化的计算，综合规划必须有弹性可操作
没有计算就没有科学，缺乏足够全面到位的计算就不能实现全面协调；不提高全面协调水平就不能实现高效益的可持续发展。只有计算出效益才能规划出效益，才容易实现发展效益。首先需要大协调学把看起来不相关的各方面各环节的内在的数量关联研究清楚，建立数量逻辑模型，把各种问题处理得可计算；其次需要各相关学科把各自负责的部门或行业同整体的逻辑关系研究清楚；然后需要数理逻辑专家、系统工程专家和软件设计专家帮助建立总系统和各子系统的数理逻辑模型，使之可具体计算和具体运作。
大协调学认为，各方面必不可少的工作都要研究其在整体中的功能并要计算出其对整体的效益。例如，环境保护的功能是维护和增加环境容量，这应该是环境保护的主产品。环境容量是可计价的，种植环保林带、增加降尘设备及效率、提高污水处理能力，就增加了环境容量，就可以增加工业项目数量的适度阈值，就可以为城市的适宜发展扩大空间，还可以规定企业占用环境容量要购买，也就在宏观和微观上实现了环保效益。生态建设的功能是维护和增加生态可持续负荷的能力，生态系统的负荷能力增加就可以增加人口及庄稼、果树等的适度阈值，也可以换算出宏观效益。人类及其社会经济同生态环境及其自然全面协调系统的各环节，都对整体具有各自独特的功能和经济效益。同各环节对应的各学科都可以运用大协调学研究计算其对整体的功能效益，从各角度研究和提高整体的宏观效益，同时在大尺度上全方位认识发展问题，从而在全面协调中实现高效益的可持续发展。
宏观协调必须进行系统化地计算，才能建立科学的依据。每个行业都可以计算出自己获得的效益，同时又作为社会经济循环中的某个环节发挥着功能，而使社会经济整体获得宏观效益。双重的效益。宏观效益是建立在各种微观效益基础上的，而微观效益又必须服从宏观效益才能长久③。对各方面各行业的发展规划及投资，都必须计算其对社会经济整体发挥功能的宏观效益决策其适度的发展规划及适度投资。各方面各行业的发展规划及投资都要适度，才能整合规划综合协调而效益最大化。例如，根据大协调学对人口与相关的各方面国情的研究，中国人口的极限是15亿，适度人口是5～6亿，较适度人口是7亿。就目前的控体效益而言，必须实现人口负增长，才能使整体效益正增长。就全国情况看，计生工作是有力的，但还不够有效，还应该研究采取更有效的配套措施。人口压力系数是一个整体的动态结构，以美国的消费水平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就等于以印度人均消费水平的15倍。也就是说，即使人口不再增长，人口压力还会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加大；也就是说，人口适度线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而降低。提高消费水平必须相应地减少人口，否则就会加大人口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要把适度人口作为重要的国家发展目标，要研究计算计划生育减轻人口压力对经济社会整体的宏观效益，并要把这种研究具体到地区工作指标的计算中，使之可计算才可操作，才能掌握适度而使宏观效益最大化。再例如，最有效益的生产发展规划，是能克服目前三大资源（科技、劳力、自然资源）浪费并使三大资源充分结合的规划。必须以三大资源的可期供应量，规划扩大再生产的适度规模。生产发展不够，就不能把已经得到的三大资源充分化合为物质成品和经济实力，而造成经济潜力的浪费；如果投资过头，生产规模过多地超出三大资源的供应量，就会造成生产性的亏损③。离开了这种系统化的科学计算，所谓综合规划就只不过是各行业发展愿望的拼盘，就不可能使规划效益最大化。
编制长远发展规划，要有足够的未来研究成果，要能在繁荣中看到陷阱，在困境中看到希望，才能足够地把握未来。各行业编制规划，都要学会从大局看问题。例如，大协调学的研究发现：中国三农问题的本质是农村人口过多。9亿农民是个巨大的压力，每个农民种那么一点地，人均产出就那么一点，有些地区农民种的粮食还不够自己吃，怎么能致富？农村计划生育不搞好，免税、补贴等都不能解决三农的根本问题。如果国内粮价高于国际市场太多，国外粮食就会从不同渠道流入国内市场，就会挤垮中国农业。审计中国经济社会的整体结构，不难算出通过严格地计划生育，实现人口负增长，把人口调控到适度线内；通过鼓励晚婚晚育，拉开生育年龄，提高人口结构的经济系数，是提高中国经济社会整体效率的最急切的基本国策。这对中国农村更迫切。偏离了这个基本国策，片面强调要在农村实施最低收入保障，让国家背负着全世界人均耕种面积最少、人数最多、生产率最低的9亿农民，钱从哪来？单靠工业反哺农业，犹如毛驴背大象，又能持续多久？所以说，计划生育是统筹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措施。但是，迄今很多搞农村工作的同志对这个基本国策的认识和执行效果还不到位，甚至研究“三农”问题的专家，也缺少足够的认识，也热衷于鼓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城市缺劳力吗？！城市的下岗待业人员已经很多，农村劳动力的涌入更加重了城市的就业等问题。之所以发生这种思想片面的错误，主要是缺乏从全国看问题的大局观及思维方式。这里还要纠正把农村人口都当作农民的误区，从功能上讲只能把种粮食的人当作农民，所以种粮补贴只能补给真正种粮的劳动者。到城里打工者不能纳入农民低保范围。必须这样才有利于国家发展大局。
再例如，中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最大挑战是国外高端产品降价后，严重压榨了中国对外出口的中低端产品的利润空间，若再加上外国政府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就会使原来只有低价优势的中国产品出口受到严重挫伤，就会使中国一些“两头在外”的来料加工出口企业关闭或破产。这同中国人口过多的国情也密切关联：农村剩余劳力大量转移到城市工业经济区。这些低技术水平的劳动力只能以低劳力成本生产中低端的工业品大量出口，使中国成了利润很低的“世界工厂”，由于低廉产品抗市场挤压的能力也很低，也就使中国贸易长期处于隐患的风险中。
各种准备列入规划的项目，都必须事先计算出其有根据的预期效益，要跟初步纳入规划的各项目平均预期效益比较，还要计算其给整体带来的效益或负担（例如核电站会增加国家安全的负担），在系统化计算整体协调效益的基础上，最终决定是否准入。以此避免规划性亏损，提高规划的实现效益。
规划弹性是规划可操作的条件。犹如打仗，目的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得准备几个战役方案供根据情况变化而选择，选定一个适合方案后，也要在实施过程中随机而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机动灵活，才能打胜仗。如果定死一个方案，无论牺牲多少同志无论能否消灭敌人，都要死板地执行，没有可操作的余地和弹性，那就不可能打胜仗。综合规划也类似，目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效益，若在实施中遇到提高发展效益的机会当然不能放过，若遇到损害发展效益的障碍当然也应该随机而改。例如，若原计划五年间陆续建设40座核电站，但在实施期间出现太阳能发电技术提高效率且成本降低许多的新情况，使核电成为成本最高的电力，那么就应该及时扩大太阳能发电，减少或停止建设核电站。因为尽管有关部门可以编制核电站发展规划，但是综合规划只是需要满足电力需求，哪一种发电技术最合算就采取哪一种，不能死板地固守于某个行业的规划。必须服从国家效益这个大局。
又例如，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航空运输等方面的发展，也不能各自为是，也必须服从国家整体效益这个大局，并且要同未来协调，要有长远筹划。过多地占用土地、过快的车速，不符合节能减排的宏观协调的要求，就会降低国家整体的发展速度和效益。中国交通运输规划不该总盯着目前的交通需求很大，随着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低消耗经济的发展以及传统节日的淡化，随着网络的普及和服务外包劳务模式、电子商务、网上购物等等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在家上班、购物，就使交通运输的需求量大为减少，那么，就更会使过多规划建造的公路、铁路等过多闲置或亏本营运。对未来需求有足够准确的预测，才能避免盲目投资。适当搞一些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是必要的，但是必须要掌握适度和布局合理。开车的人都知道，车速过快或过慢都不经济，必须保持经济速度才合算，国家交通运输也应该注重保持经济速度，并且要把公路、铁路、航空、水路、地铁、轻轨、自行车、步行等协调起来，才能提高国家整体效益。比较各种交通运输工具，水路运输的成本最低、基建投资也最低。针对能源价格上涨和对温室气体排放限制及要求节省土地占用的趋势，在制订交通运输规划时，应该把能耗低运量大又节省土地占用的水路运输作为重点。内河和沿海船运应该尽快重视起来。据估算，如果较充分地利用好我们国家的沿海的船运，就相当于南北铺设20条铁路的运输量，就可以相应地适当减少陆路（铁路、公路）投资及占用的土地。这节省的土地、能源和投资都是巨大的。建议作为运输重点抓起来。综合规划要着重满足交通运输的需求量，追求降低整体成本和效益最大化，各种交通运输工具及行业都必须在此整体要求下，适时调整、相互协调实现高效益的发展，都不能死板地固守自己制定的发展规划。如此综合，就必须修改原先公路部门和铁路部门自己制定的发展规划；必须如此综合，才能为提高国家整体效益使各种交通运输发展规划相互协调。
再例如，民居建筑业也不应该总盯着中国人口不断增长、城市不断地急速扩大搞规划。任何国家综合协调都会把适度人口调控作为重要目标之一，任何地区编制大协调化综合规划，都会把城市适度规模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这对中国来说更加重要更加迫切，而且中国政府已经感到了一些不协调问题，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并且将必然会不断加大力度和不断完善，所以，民用建筑业不要把砝码押在近20年来城市近乎疯狂地盲目扩展上。发达国家现在都十分注重控制城市规模，居住建筑物也多追求平房或两三层楼的单独院落并种植许多花草树木，比如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瑞典、芬兰、美国等，规划思想早已经转变了。但是，中国的一些官员却把出国看到的外国以前规划建造的被现在的国际规划界批评的高层建筑群当作现代化的标志，极力推广扩大，可谓东施效颦。目前中国遍地开花并极力扩展的高层建筑群，潜藏着很大的隐患。一俟由于能源紧张等原因造成大面积停电停水，那些住在7层以上乃至15层以上靠电梯上下的居民，生活就会发生难以克服的困难。同时这类高层、超高层的建筑群也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方针，不利于完成节能减排的刚性指标。高层建筑虽然节省对土地的占用，但是每天使用的电梯和建筑材料的加大耗费，都会加大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而且，中国若确定适度人口的发展目标，更扎实地搞好计划生育，10年至20年内就会使人口住房需求压力大幅度下降，完全可以推行发达国家目前较高收入居民喜欢的更宜人养生的小型化住宅院落。到那时，过多建造的高层建筑群或其7层以上就会发生房荒。结合现在的全球背景、国情和未来发展前景，我认为，最好主要普及多层（7层以下）建筑群，（不必每套都是大面积设计，够用就行），即使停电停水也能凑合使用。希望各有关学科及行业的专家都来研讨，如果确定了这个主导的规划思路，就可以使城市规划和建筑业避免绕弯路，避免将来的巨大损失。不是不可以搞一些高层建筑的小区，但是必须要适度且要布局合理（比如要符合维护适宜小气候、土地经济级差利用等要求），不要超过未来各阶段的能源供应和环境容量承载能力。
还例如，农资行业的规划也必须符合综合规划及未来的整体协调的要求，全世界的大协调学家和未来学家、生态学家、环境科学家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农业的根本出路是生态大协调化，石油农业已经没有出路。靠化肥、农药、除草剂、转基因技术生产的粮食及各类农产品，将来不仅市场越来越小，而且难以持续。破坏土壤结构的化肥、污染粮食和瓜果蔬菜的农药、破坏生态的除草剂已经受到许多严重指责，并将越来越不受欢迎。它们不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当全球人口降到适度线内时，在讲究生存质量的人类面前，它们就会被彻底淘汰。虽然现阶段就全部淘汰化肥、农药难以实行，但是必须知道总的发展方向，自觉地逐步淘汰它们。可以先推行测土施肥、测虫施药，减少盲目用量，并积极研究机械除草、生态除虫除害、激光灭虫、微波灭虫等，替代除草剂和农药等。要把这些有战略意义的技术研究纳入综合规划和农业规划，并随着其研究成果的实现程度，随机调整农资发展规划及其涉及的综合规划部分。
调整综合规划不仅要服从整体效益这个大前提，各门相关学科还要为之研究一整套弹性计算公式，使之计算有依据，调整知适度。如此，才能使综合规划既有弹性又不能乱改，既有长期目标又能灵活地应对随机出现的新情况、新机遇，稳妥持续地实现高效益地发展。这也是规划和计划技术性质的区别。
五、综合规划的顺序与整合
综合规划的顺序决定着其整合效益，顺序要是搞颠倒了，不仅难以整合出效益来，甚至难以实现整合。根据大协调学的研究，大尺度交叉协调的综合规划应该遵循以下顺序：
1.综合规划首先要进行环境背景调查，掌握足够周全的环境背景资料。首先要有地质学的专家参加，要根据地震带的分布及地壳应力结构、地形地貌等，衔接各门相关学科的研究，建立较全面较准确的该地区或各地区地壳应力结构数学模型，为该地区及附近和相关地区的大型建设如水库、高层建筑群等，提供重力合理分布的科学依据，为综合规划建立足够的地质背景资料和地质数据库。还要掌握足够的天文学的资料，例如火星大冲周期、太阳黑子变化周期对地球气候变化乃至农业都有周期性的影响，我们在地球上做规划的周期应当同这类天文规律的周期衔接起来。气候模型、地球化学分布、生态结构及其负荷、环境容量等，都是环境背景调查要做的基础工作。周全地做好这些基础工作，我们才能规划生态建设、改善气候、环境保护。综合规划犹如画立体画，但我们不是在一张白纸上作画，任何规划对象都有其具体的地质结构、地形地貌、地理位置、气候、环境和其生态系统，我们应该弄清楚该地区的生态状况、生态系统的负荷能力、现有的环境容量等，运用大协调学的时序协调律、三大平衡律、最适产量可持续律、环境容量综合调适律等，规划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改善气候，提高气候适宜程度和生态系统的负荷力、扩大环境容量，给各项发展提供有效的发展空间。没有发展空间或超空间的发展，就会成为破坏性和污染性的发展。
2.运用大协调学的合理需求律、适度顺差律等，根据环境容量和生态负荷、可期生产能力等，初步规划改善人民普遍的生活方式及消费模式、提高生存质量。需要生理学、营养学、养生学、环境卫生学等同人身心健康相关的学科协作研究，并根据各种许可条件和各方面适度阈值研究规划。这种研究和规划可以使各种发展规划了解需求并产生新的需求引导发展，不断给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增长点，提供生产拉动力。
3.运用大协调学的最适产量可持续律、适度发展律、协调动力律等，根据环境容量和生态负荷、改善人民生活、提高生存质量的需要、提高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整体效益的需要，研究并初步编制工业、农业、渔业、牧业、林业、能源供应、资源开采及综合利用、排污处理、环境保护等规划。进行初步的投资效益预算比较。
4.充分统计科技资源、自然资源、劳力资源三大资源的数量和状况，运用大协调学的三大复合律，提高三大资源复合率、从而有效开发各种经济潜力。这需要科学学、科技经济学、资源学及相关的各门自然科学、资源经济学、工业生态学（循环经济）、国土经济学、劳动力经济学、宏观经济管理学等学科的交叉合作。
5.运用大协调学的功能效益律、适度发展律、适度顺差律、协调动力律，从功能效益决策经济—社会—资源—生态环境系统各环节各行业的适度发展和相互配合。这需要各行业先要各自运用大协调学结合本行业的学科，研究本行业在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大循环中属于哪个环节及应有的功能，然后从整体宏观协调的要求确定本环节本行业的努力方向和适度发展的阈值，搞好本环节同整体、本行业同其他各行业的相互配合与相互适度。
6.运用大协调学的三大平衡律研究人口、经济、自然三大平衡，明白各种适度的阈值，知道安全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界限和宏观协调的框架要求。这需要人口学展开人口与经济、资源、生态、环境相平衡的研究；需要经济学展开人口年龄结构经济系数、生态系统可持续经济产出、经济系统生态效益、资源经济效率、环境经济效益等方面的研究与平衡；需要环境科学展开环境容量与经济结构、消费结构与自然净化能力、人类在自然系统中的适宜位置和负荷等方面的研究与平衡；需要气候学展开适宜人类生存的气候构成机制及所需要的维护、大气环流与城市热岛分布的合理调控、温室气体的适度阈值和排放量的调控等方面的研究和平衡；需要生态学和人类学展开研究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在生物圈中的功能和作用、同各物种的关系及调适、合理的作用力和位置，参与生物圈物能循环的适宜途径和适宜量、过度影响和作用的危害临界线等方面的平衡。
7.同国内综合情况及发展背景协调。全面了解和系统研究全国以上三大平衡、三大资源、各环节各行业的综合情况、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及变化趋势。进而研究本省市本地区同全国良性协调的策略。
8.同国际综合情况及发展背景协调。不仅包括以上需要了解和研究的各方面，还要运用大协调学的大背景预测法，研究和预测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趋势，并制订确实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引导策略。
9.研究并自觉符合全球环境与发展宏观协调的要求。历史已经证明并将会更加证明，符合全球宏观协调要求和人类进步方向的国家，能得到最好的有效发展；只有最符合全球可持续发展宏观协调要求的国家，才能得到最好的可持续发展。在人类从同自然对立向同自然和谐的大转折中，人类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政治方式、经济运作方式、消费结构、产品结构、科技结构等各方面都面临彻底更新。哪个国家的综合发展能最符合全球环境与发展宏观协调的要求，就必然能走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前列。
以上大框架协调的综合规划初步编制出来后，各环节还要进行交叉协调的反复调适和交叉计算，把各方面各行业发展规划衔接到位、协调整合到位，才能最后确定正式的可实现持久高效益的综合发展规划。要以整体效益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最大化为目标，各方面专家运用大协调学反复讨论修改各种规划的相互衔接和交叉协调，不断提高综合规划的大协调化水平，才能最终拿出大协调化高质量的综合规划，使之能造福于千秋万代。
由以上可持续发展综合规划宏观协调的基本要求可以看出，主持研究编制综合发展规划的人，必须要有足够宽的知识面和大协调思维能力，必须作风民主能够容纳并主动衔接不同学科的见解和知识。如果找不到对大协调学有多年研究和学习的人，至少应该找文理兼通的务实能力强且谦虚谨慎的人主持。绝对不能随意任命。
六、以研究改善生活方式提高生存质量，拉动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商人的一切都是为了资本增值，资本在商人那里已经被宠坏了，已经异化为统治世界和商人自己的魔鬼，资本为增殖不惜毁灭地球。投资者自然要注重资本成效，劳动者自然要注重劳动成效，环保要注重环境容量成效，生态建设要注重提高生态系统有效负荷，资源开采与保护要注重资源成效，医疗卫生要注重健康成效，科学技术要注重创新成效，教育要注重培养人才的成效，等等，把这一切综合运算和统筹运作，就是大协调学注重的整体可持续成效。如果我们只为追求狭义利润，就自然会以汽车生产和房地产为领头，拉动其上下游产业的发展。但是，靠这种拉动必然使经济继续走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加大能耗和资源开采的轨道，而这已经被巨大的事实证明是不可持续的了。
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普遍看到：一个收入较少的家庭由于会周全调理生活，往往可以比收入多几倍的家庭健康、幸福。城市、乡村、地区、国家等等之间的比较，也有这种情况。周全协调，才能提高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周全协调，才能提高人类生存和发展质量。大协调学的研究发现，由于生活方式不科学，大约有1/3～1/5的财富被浪费了，并且危害人们的健康。仅烟、酒、鞭炮消费与生产就浪费了人类许多财富。有研究表示，现代人类约60%的疾病可追咎于其生活方式不健康。尽管大协调学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多次发表论文呼吁相关学科联合研究和周全设计生活方式，以健康有益的消费模式通过市场拉动生产结构的健康化，从而提高社会经济整体的效率和宏观效益，但是至今还没有得到实现。例如饮食结构，过多的脂肪损害人们的肝脏，过多的蛋白质损害人们的肾脏。每个人每天的营养需求量及种类，都应该根据每个人每天的生理需求状况而定。要把大吃大喝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习惯，改变为身体健康需要吃什么、吃多少，才吃什么、吃多少。这就需要研制一种能自动检测身体营养状况并提示摄入食物种类及适量的技术设备，供人们使用。人们常说，人吃五谷杂粮怎能不生病？其实，只要全面搭配合理，就是“人吃五谷杂粮怎么会生病”？营养基因学的研究表明，饮食对健康的影响还取决于每个人的染色体类型。必须进行个性化设计与营养调适。普遍推行健康的饮食结构，才能引导粮、果、菜、渔、畜牧等产业及食品加工业协调发展。
对人们的衣食住行，都要从有利于健康出发进行全方位的设计和不断改善，以此引导各相关产业的协调发展。研究改善生活方式提高生存质量，在微观上可推行“宜人工程”：凡是经政府批准建设的合法居住区的居民，都可以要求其空气、水质、噪音、电磁辐射等环境指标等，达到适宜人体健康生活的要求。所有劳动者都有权要求工作环境达到不损害身心健康的各项标准；在中观上应实现“城乡大协调运作模式”，不是在乡村推行城市化，而是以沼气技术带动物能循环的大协调化的生态建设中，使乡村的生活与劳动更有利于健康和延年益寿，充分开发城乡的各自特长在物质循环、经济协作等方面实现全面协调运作；在宏观上要研究全球宏观协调中的中国最佳选择，从人口、经济、自然三大平衡和科技、劳力、资源三大复合出发，研究“理想的中国”，并进行理想中国目标分担，如理想中国的水利、环境、生态、能源、人口、教育、科技等，理想安徽、理想江苏、理想山东等，上下左右反复调适，最后形成各种数据衔接、各方面情况及预测吻合，交叉协调能带来综合效益的整合规划，即理想中国规划整合。中国的理想必须符合理想的中国，才是真正造福于人民可实现的理想。通过“宜人工程”、“城乡大协调综合规划”、“理想中国”相互衔接，就把小尺度、中尺度、大尺度的许多运作衔接起来实现统筹协调运作了。多尺度科学也可以为此发挥作用④。只有这样引导发展，才能越发展越好；必须如此规划，才能越规划越协调。人民在不断提高健康水平和生存质量的基础上，生活才能越来越幸福。
综合规划编定后，如何把握保密的分寸和各部分各阶段的适度，哪些粗公布，哪些细介绍，哪些全保密，哪些半保密，都要周全研究。一般地说，会引起我国扩大进口（特别是资源进口）的部分应该保密，以防止外商抬价；会引起我国扩大出口的部分应公开，以促使国际市场让出份额。但是，各行业的具体行情都要各自具体调研清楚，才能权衡利弊最后决定。总之，要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实施大协调学化高效益的综合规划，也必须要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制订周全的各级政府的工作责任制并要严格执行；这就要求中国的各级政府负责人必须更加努力学习上述相关的各门学科知识，主动阅读相关学科的期刊和专著，建立现代可持续发展必需的知识结构、开阔的视野和大协调思维能力，提高工作和决策的大协调水平。同时，要有博大的胸怀，足够地吸收相关的各门学科确有真才实学、确有对口研究成果的专家和文理兼通的博学家，来讲课或参与经济决策。不管他们是否同自己有联系、是否熟悉、是否赞成自己的主张，只要对决策确实有用，就要主动地请来合作或讲学，共同把国家建设好⑤⑥。
我们中国本来就有“天人和一”的文化传统，我坚信在中央科学发展观的正确领导下，一定能取得让全世界羡慕的可持续发展的伟大成就。
注释：
①高福生，朱四倍.决策失误是中国最大的失误[J].决策与信息，2009(7).
②拉美：中国之鉴[N].［香港］信报，2004-06-16.
③赵营波.从宏观效益决策城市各行业的适度发展[J].福建论坛，1984(5).
④James Glimm,David H.Sharp.多尺度科学：面向21世纪的挑战[J].力学进展，1998(4).
⑤赵营波.走向全面协调的未来——大协调学对新世纪、新千年的展望[J].未来与发展，2001(3).
⑥赵营波.世界可以建设得更美好——再论大协调学的推广应用[J].未来与发展，2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