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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五十年，我们应记取什么？
许力以（注释：中国版协图书贸易促进会会长）
喜庆新中国五十年，中国人民将迈出坚挺的步伐，跨入21世纪。今天，中国在世界上有如此地位，不能忽视在文化思想方面包括出版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回顾五十年以前，中国图书出版非常贫乏，一年出书只有几千种。新中国建立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到了八九十年代，出版事业突飞猛进。现在一年出版十三万种图书，新书有七八万种。世界每年出版图书八十万种，中国约占十分之一，堪称出版大国了。然而，我们图书的制作水平，与发达国家比较，还有相当差距。从内容上来看，如实估量，在科学技术和现代知识的含量方面，我们也还赶不上先进的国家。
但是，我们同以前相比，同新中国建立后的前几十年相比，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如果我们设问，这样的变化从何而来，又有些什么特点呢？
一、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致力于繁荣学术和创作，鼓励对科学和理论进行探索。五十年来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应永远深刻记取。人们记得1956年“双百”方针刚提出时，曾获得知识界的衷心拥护。当时科学与理论的研究气氛大大增强，艺术的创作开始活跃，图书出版也得到发展。但是时间很短，只是“昙花一现”，而思想领域“左”的倾向越来越厉害，批判的面越来越宽，使得繁荣的局面没有得到展开。60年代初，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思想领域也取得一些教训，图书出版有些复苏，出版物的品种达到新的高度，有了两万种之多，这是很可喜的。但是好景不长，“文革”开始，中国各方面遭受到严重的破坏，文化尤甚，一般图书的出版，几乎被彻底摧毁。
1978年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反对“两个凡是”，在全国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念。从此，思想领域就沿着邓小平理论正确的指针向前迈进，出版事业也开始恢复和发展。从70年代末到80和90年代，每年出书都有很大的发展。
二、调动地方和全国的积极因素，发掘教学和科研部门的潜在力量，促进出版事业繁荣。1979年长沙出版会议确定了“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以后，大大地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地方出版社改变了过去“三化”的作法，纷纷展开竞争，“问鼎中原”，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些地方出版社在出书品种和质量方面超过部分中央出版社。直到现在，地方出版社出书占三分之二，成为全国出版事业的重要支柱。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从80年代初开始，教育部门协同出版部门领导陆续审批建立了一大批高等院校出版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些出版社依靠校内一面教书一面搞科研的老师，出版了许多学术著作。“文革”前只有一家人民大学出版社，现在有百余家。许多社工作很有成就，如北大、清华、北师大、外研、广西师大等出版社，其出书跃居全国前列。
三、走出国门，参与世界的出版活动，扩大引进和输出，增进知识，开阔视野。封闭是没有出路的。历史经验证明，扩大科学和文化交流，对国家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70年代末以来，出版方面与世界各国与地区的交流，日益开展。特别是90年代初，中国建立版权法后参加了国际性版权公约，中国出版界扩大了与海外的交往，许多出版社飘洋过海，获益匪浅。过去中国版权输出大于引进，现在引进大大超过输出。近年引进一年达四五千项，输出只有五六百项。今后引进还会扩大。引进以科技和新知识的读物居多，这对促进我国经济与科技文化的发展起着无比重要的作用。
四、出版部门深化改革，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过去我们出版社最大的毛病，是不善于经营管理，近年有很大变化。有的出版社不但出书有很大的规模，而且扩大了资金的积累。如商务、高教、人民教育、地图、外研、中青、中少、北大以及河北教育、浙江教育、大象等等诸多出版社，他们都有很大的发展。销售图书码洋数以亿计。一个出版社如缺少资金，对于具有规模的和长期的项目，就难以运作。出版社如善于经营，会积累资金，长袖善舞，能扩大规模，运作自如。
五、发展高科技，提高印制水平。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大家都在呼喊要缩短印刷周期，现在很少听见这种呼声了。十四年前还普遍采用铅印，现在火和铅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今日许多出版社配备了电脑，自己可以植字排版。印厂为适应市场环境，改革了管理。管理部门也开始取消了分配制度，融入竞争体制。
人们更没有想到，深圳和东莞地区，迁入如此众多的印刷厂。这些印厂多属港商，印厂设备新，产品质量好。由于内地劳动力便宜，商家们看好内地市场，竞相迁厂投入。客户自然择优而取，特别是彩色印件，厂家更是应接不暇。近年来对于这种冲击，社会议论纷纷，但是它却大大促进改革，融入竞争的大潮中。
随着高科技的发展，电子激光的兴起，纸张作为出版物的载体，将逐渐被取代，“洛阳纸贵”的成语将成为过去。现在出版部门正在投入，虽然目前还未成为气候，但是毫无疑问，这是发展的趋势。一些出版社在视听读物中，已经投入，并已取得很大成效。
新中国五十年，应热烈庆贺！出版五十年，值得颂扬！然而，为了鞭策自己，还需要总结。问题很多，出版如何配合我国科技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如何满足读者精神生活的需要，如何更能发挥知识界的作用，这些都让我们共同来探讨吧！
商务在新中国获得新生
杨德炎（注释：商务印书馆总经理）
商务印书馆创办于上个世纪末，这家著名的出版机构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成就，成为亚洲最大的出版印刷集团。“一·二八”被日本帝国主义炸毁，损失惨重，后来虽然复业，但在旧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情势下也只能勉力维持。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商务印书馆十分关怀和重视。至1954年，商务印书馆迁址北京，成为人民的企业，开始了崭新的旅程。
1958年，中央确定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任务主要是“翻译出版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和“编纂出版中外语文辞书”。从那个时候起，商务组织了一大批专家、学者，首先翻译了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继而拓展至西方古典名著。到1981年，商务将这些译作汇编成“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通过这些著作，读者可以触摸迄今人类所达到的精神境界，汲取时代文明的精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已出版八辑，共三百四十种；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为中心，商务把西方学术名著的翻译出版，从古典拓展至近现代，或者以某一个国家为系列，先后出版了“美国丛书”、“日本丛书”、“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商务新知译丛”等丛书。近年来又积极开拓，推出“商务印书馆文库”、“中国文化史丛书”、“宗教文化丛书”和《我知道什么？》丛书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词典》等一批重点图书。
在中外语文辞书的编纂出版方面，商务拥有传统优势，具有丰富的出版经验，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更向前发展了一步。外国语文辞书，出版了《英华大词典》、《大俄汉词典》、《现代日汉大词典》、《新西汉词典》等世界主要语种的外汉、汉外词典。此外还出版了二十多种非通用语汉语词典，如《波斯语汉语词典》、《新印度尼西亚语汉语词典》等，其中不少填补了国家的空白，满足了读者的需要。在汉语辞书的编纂出版方面，商务成果卓著，出版了《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这两部词典在现代汉语规范化、汉语教学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修订版《辞源》、《古代汉语词典》、《成语熟语词典》、《俗语词典》、《汉语成语考释词典》等也都形成了系列，成为学习、研讨中国文化的必备工具书。
五年前，海内外五家商务即北京、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商务印书馆在京共同创办了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开创了中国出版界与海外同仁资源共享、共创精品的先河。
与建国初期相比，今天的商务印书馆已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在海内外有一定影响的现代出版企业。商务仍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可以在新的世纪里大展宏图。
为共和国灿烂的明天争光添彩
海飞（注释：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成立于1956年6月1日，是惟一的国家级专业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社以“为了孩子，为了未来，为了祖国，为了世界”为办社宗旨，为共和国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提供精神食粮。在共和国五十华诞的大喜日子里，我们正以改革开放带来的高速发展、以“中国少儿出版快艇”的鲜明形象，向祖国母亲献礼，向新世纪迈进。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半个世纪来，我们出版社的发展壮大，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得到了一代又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情关怀。建国初期，我国少儿读物奇缺，“十二个小孩只有一本少儿读物”。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就是在毛泽东主席关于“大量地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重要批示下应运而生的。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为中少版《神圣抗战》题写书名。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总书记为中少社建社四十周年题词：“出版更多优秀作品鼓舞少年儿童奋发向上。”正是这种充满前瞻、充满希望的支持和关注，使中少社在共和国的旗帜下茁壮成长。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一代人。”半个世纪来，中少社出版了一万多种少儿读物，发行了十亿多册图书，为全国亿万少年儿童奉献了大批高品位、高质量的优秀读物。五六十年代的《宝葫芦的秘密》、《小布头奇遇记》、《小兵张嘎》，七八十年代的《大地的儿子——周恩来的故事》、《八十年寻路记》，90年代的“少年百科丛书”、“共和国儿童文学名著金奖文库”、“中华人物故事全书”、《我们的母亲叫中国》等都是中少社的标志性读物。中少社先后有四百多种图书在国内外获奖，十五种图书获“国家图书奖”等三大图书奖，并有四百多种图书在海外出版。
国运昌，书业昌。中少社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代不断发展，成为共和国最具实力和活力的少儿读者出版基地。中少社每年出书六百多种，办有少儿期刊七种。1998年，全社发行总码洋二亿五千万元。1993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被中宣部、新闻出版署评为全国首批优秀出版社。世纪之交，正在构建跨世纪的中少版书刊工程，向“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少儿出版社奋进，为共和国灿烂的明天争光添彩。
昨天·今天·明天
——广东科技出版社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黄达全（注释：广东科技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广东科技出版社于1978年成立时，全社只有十来号人，狭小的办公场所还不是自己的物业，连个电风扇都没有，就靠每人一把大葵扇度过炎热的夏天，真可谓一穷二白，创业艰辛。
二十一年后的今天，空调取代了大葵扇，电脑已在全社普遍配置，联网使用。两年前一次性付款买下六千五百平方米的一栋大楼，拥有自己的物业。今天的广东科技出版社是由各个学科、各个专业人员组成的高素质的群体。这个群体已经跨进了亿元产值的大型企业的行列；这个群体，被评为全国优秀出版社、全国新闻出版系统先进集体和广东省文明单位。
经过二十一年的艰苦奋斗，广东科技出版社逐步形成了自身的出书风格和特色，逐步实现“实用技术类图书上规模、学术专著上档次、外向型图书上台阶”的出书目标。
在实用技术类图书方面，实用技术类图书构成全社图书的主体，丛书、套书粗具规模、形成系列。“农业种养新技术丛书”、“临床医学丛书”、“广东名菜”系列等长销不衰。创利百万元以上的系列书不断出现，产生了群体效应，成为全社图书的经济支柱。
在学术专著方面，高水平的学术专著朝着“三个一流”（一流的学术水平、一流的作者、一流的编校印装质量）迈进。“青藏高原研究丛书”、“广东山区研究丛书”、《昆虫病理学》、《鼻咽癌的临床实践与研究》等高水平的学术专著，为出版社赢得了荣誉，连续九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中有十二种图书获奖，在十一届中国图书奖中有十种图书获奖，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在外向型图书方面，从零敲碎打的引进推出，过渡到系列引进、成套推出。直接销往海外的图书已逾十万册，版权贸易成功推出的图书有五十多种。
多年来，全社图书的重印率维持在百分之六十二以上，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面对成绩，我们并没有满足于现状，我们的发展战略是：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向现代型企业迈进。我们的目标是使纯国有资产的出版社与纯职工股的股份公司同步发展，并驾齐驱。经过若干年的奋斗，待股份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具有相当的实力，一旦外部环境条件成熟，纯职工股的股份公司与纯国有资产的出版社合股，真正成为一个以资本为纽带、以股份制形式组成的现代科技出版企业。
五十年：创造心灵太阳的历史
程志方（注释：云南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创造太阳——这是云南人民出版社从五十年的历史经验中提出的出版理念。
每种图书都应是人类精神家园升起的一轮新的太阳——这是创造太阳这一出版理念内涵的追求和目标。
创造太阳的出版理念，反映了出版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的自身的规律和它必须履行的一种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出版文化之所以成为一种文化，只是因为它是社会文化发展与创新、积累与传播的载体。否则，它就不能称之为文化。
云南人民出版社五十年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不断创造新的太阳的历史。它所出版的图书，无论学术类或通俗类，无论政治类或文艺类，无论本版或版贸，都着眼于对中国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推动，都具有创造性的高品位的文化个性和文化品格。
——出版了一大批对中国学术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术专著。如《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太阳历》，在中国和世界天文学史上首次发现世界历法最古老最先进的彝族十月太阳历，把中国文明的历史推到了一万年前，把中国推到了世界五大文明古国的首位。《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首次提出，中国文明多元发展的源头之一的“金沙江说”，开拓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视角。《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对恩格斯和摩尔根的母系社会理论作了重大的补充、修正和发展，把原始社会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被学术界认定是，继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后，第三个标志性的著作，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跨世纪的重大研究成果。
——出版了一大批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领先的政治类图书。《邓小平思想理论辞典》是中国第一部首先以邓小平思想理论这一概念为名出版的辞典。“哲学现代化丛书”和“中国文化观念变革丛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中国文化思想观念的变革都曾发生过积极的影响。
——出版了一大批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著作。“中国传统文化随谈丛书”把学术性和通俗性融为一体，开拓了学术化与通俗化相结合的新的出版思路。“读好书文库”从中外名家推荐的五千种名著中精选了三百种作为选题，将成为中国读书类图书中规模最大的一套丛书和“中国人家庭书架”。每种图书都由最有研究的学者专家撰写，对学术与普及并举作了成功的探索。
——出版了一大批引进和消化西方优秀文化的著作，对中国文化建设提供了借鉴和参照。“拉丁美洲文学丛书”历时十年出版了五十种，成为可供中国文学借鉴的，继俄罗斯文学、欧美文学之后的第三个参照系。“俄罗斯白银时代丛书”和“俄罗斯思想文库”为中国思想界和文化界提供了新的思考和研究课题。“名著导读丛书”由一批学科带头人执笔撰写，对世界名著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通俗的解释，成为中国人吸收消化西方文化的最好的辅导丛书。
——出版了一大批当代优秀的文学作品，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史诗式的长篇报告文学《世纪木鼓》以其独特的题材、独特的写作方式和独特的写作姿态，书写了一个独特的民族——佤族的独特的历史，为中国报告文学提供了新的经验和方向。又一史诗式的长篇历史纪实文学《世纪之门》，为中国辛亥革命时代中国人立传，其思想的深刻性，形象的丰富性，写作形式的创造性，为历史纪实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新的经验和路径。
——出版了数以千计、字以亿万计的民族文化类图书。如“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刊”以其资料的真实性和丰富性而成为研究中国民族学不可或缺的资料库。“彝族文化研究丛书”的出版标志中华彝族文化学派的诞生和中华彝族文化学说的创立，为研究和揭开中国历史文化若干不解之谜提供了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资料和理论。
——出版了一大批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和理论专著，成为中国民族文学的重要出版基地。如《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论》等就民族文学提出了独到的理论见解。《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选讲》成为中国民族院校一部优秀的教材。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曾先后出版了二十八部之多的云南各民族的民间长诗，构成了继承中国文学优秀传统的巨大工程。
创造太阳，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和发展，这是云南人民出版社坚持不懈的追求和目标。1999年，将出版一批重大选题。
——将出版列入新闻出版署百种国庆献礼图书之一的《中华民族认同之魂——中华民族精神新论》和《走向崇高——共和国英雄群体哲学世界观》。
——将出版“国际共运沉思录丛书”，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对百多年国际共运的历史与理论展开一次深刻的研究，揭示共产主义运动实践与理论发展的规律。
——将出版“中国干部文库”十种，为中国高中级干部提供用以科学决策必备的世界最新科学文化知识。
——将出版中国文化史上两个重大工程《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共一百卷）和《姜亮夫全集》（共二十四卷）。
云南人民出版社在云南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发展战略的指导下，正在为建设成中国民族文化出版强社而奋斗，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