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文人文集的“境外”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宋论文,文人论文,境外论文,时期论文,文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734(2015)01-0037-07 北宋时期文人文集的传播，呈现出“全方位”、“多角度”、”多样式”的特点，就传播的范围而言，可以分为“境内”传播和“境外”传播两类。对于文人文集在“境内”的抄写、刊刻等形式的传播，当今学界已有一定的关注，而对于文集的“境外”传播状况，学界则论之甚少。为了更深入地观照和探讨北宋时期文人文集传播的整体风貌和特征，笔者不揣谫陋，对北宋时期文集的“境外”传播进行一番初步的探讨，以求正于方家。 一、北宋时期文人文集“境外”传播的概况 北宋时期文人文集的“境外”传播，是指文集在北宋王朝政权以外地区(辽、西夏、高丽、日本等)的传播，这类传播虽然没有如境内传播那样丰富和多样，但也是北宋时期文集传播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北宋文人，特别是著名文人的文集在“境外”传播的现象非常普遍，苏辙《论北朝所见于朝廷不便事》一文中所言苏轼《眉山集》在辽国传播之事，是为学者所熟知且经常提及的北宋时期文集“境外”传播的典型例子。且看苏辙所言： 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界无所不有。臣等初至燕京，副留守邢希古相接送，令引接殿侍元辛传语巨辙云：“令兄内翰[,谓臣兄轼]《眉山集》已到此多时，内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传至此？”及至中京，度支使郑颛押宴，为臣辙言先臣洵所为文字中事迹，颇能尽其委曲。及至帐前，馆伴王师儒谓臣辙：“闻常服伏苓，欲乞其方。”盖臣辙尝作《服伏苓赋》，必此赋亦已到北界战也。① 类似的话，苏辙说过不止一次，其《颍滨遗老传》(上)亦云： 颍滨遗老姓苏氏，名辙，字子由。……奉使契丹。虏以其侍读学士王师儒馆伴。师儒稍读书，能道先君及子瞻所为文，曰：“恨未见公全集。”然亦能诵《服伏苓赋》等，虏中类相爱敬者。②苏轼也多次提到其作品在境外的传播情况，其《记虏使诵诗》云： 昔余与北使刘霄会食，霄诵仆诗，云：“‘痛饮从今有几日，西轩月色夜来新。’公岂不饮者耶？”虏亦喜吾诗，可怪也。③ 《答陈传道》(三)亦载：“某顷伴虏使，颇能诵某文字，以知虏中皆有中原文字”。④ 据苏辙所言，在其出使辽国的时候，“《眉山集》已到此多时”，则苏轼文集“境外”早有传播，又据苏辙“为臣辙言先臣洵所为文字中事迹，颇能尽其委曲”、“能道先君及子瞻所为文”且辽国王师儒以未见苏辙全集为憾的描述来推断，苏洵的文集当亦传播到了辽国。相比而言，苏轼的知名度更高，因而，其作品在“境外”传播得也更为广泛，辽国使节都“颇能诵”其作品，就是明证。 当然，北宋时期在“境外”传播的文人文集，远不止苏轼、苏洵等人的作品，聂冠卿的十卷《蕲春集》也曾在辽国传播。王珪《聂内翰冠卿传》载： 聂内翰冠卿，字长孺，歙县人。……奉使契丹，其主谓曰：“君家先世奉道，子孙固有昌者，尝观所著《蕲春集》，词极清丽。”因自击球纵饮，命冠卿赋诗，礼遇甚厚。……冠卿嗜学好古，手未尝释卷，尤工诗，有《蕲春集》十卷、《河东集》三十卷。⑤ 《蕲春集》在聂冠卿出使之前就已经在辽国传播，显然不是他自己带过去的，辽国君主由于观览了聂冠卿“词极清丽”的《蕲春集》而对其文采颇为赞赏，因而，宴饮时仍不忘让聂冠卿赋诗且“礼遇甚厚”，这是聂冠卿的《蕲春集》在辽国的传播给其带来的荣誉。 北宋名臣范镇的作品在“境外”也有广泛的传播，韩维《端明殿学士银青光禄大夫致仕柱国蜀郡开国公食邑二千六百户食实封五百户赠右金紫光禄大夫谥忠文范公(镇)神道碑》云：“公讳镇，字景仁。……契丹、高丽皆知诵公文赋。少时尝赋‘长啸却胡骑’，及奉使契丹，敌相谓曰：‘此长啸公也。’”⑥ 范镇的“少时”之作如何传播到辽国，不得而知，但从“契丹、高丽皆知诵公文赋”一句来看，范镇传播到辽国的作品当不止一两首，很可能存在着其文集在辽国传播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文人的作品在传播到“境外”以后，还出现了境外重新编辑、刊刻，形成了新的文集在“境外”传播的现象，这是北宋时期文人文集在“境外”传播中颇值得注意的现象。苏轼的作品在辽国重新结集，形成《大苏小集》进行传播的现象就颇值得关注： 张芸叟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题子瞻《老人行》于壁者。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大苏小集》。子瞻才名重当代，外至夷虏，亦爱服如此。芸叟题其后曰：“谁题佳句到幽都，逢着胡儿问大苏。”⑦ 范阳书肆所刊刻的苏轼的“数十篇”诗，必定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因而，《大苏小集》可以看作是苏轼作品的“精选集”。毋庸讳言，书肆重新编选、刊刻《大苏小集》，当是出于销售方面的考虑，而客观上，这种“重选”和“新刊”，形成了宋人文集“境外”传播过程中的“深加工”现象，这在北宋时期的文人文集的传播中，是颇值得注意的。 二、北宋时期文人文集“境外”传播的途径 北宋时期文人的文集是如何传播到“境外”的呢？换言之，是通过哪些途径传播到“境外”的呢？据现有史料分析，北宋时期的文人文集主要通过“民间私传”、“使节传播”和“商人传输”三种途径传播到“境外”的。 (一)民间私传 “民间私传”主要是指北宋民间私刻文集、再将文集通过边境贸易传播到境外的情况。北宋时期，民间刻书活动非常兴盛，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云：“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⑧ “日传万纸”，说明北宋民间刻书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虽然“转相摹刻”的是“诸子百家之书”，但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北宋民间已经初步具备大规模刊刻文人文集的能力。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正月所颁布的《诫约属辞浮艳令欲雕印文集转运使选文士看详诏》中有“仍闻别集众制，镂板已多”⑨之语，说明了北宋文集刊刻的兴盛景象。北宋刊刻文集的兴盛，与文集在北宋作为商品、可以销售获利有很大关系。学界所熟知的穆修刊刻韩愈、柳宗元文集在相国寺售卖，就是典型的例子。⑩ 文人文集、特别是重要朝臣的文集中，往往会有一些与军国大事相关的记载，这些记载往往涉及到北宋王朝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的内容，具有一定的机密性。辽、西夏等北宋周边政权通过搜集文人文集中的这些记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北宋王朝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因而会不惜高价来购买北宋文人的文集。而北宋的民间刻书者，见有利可图，就不顾国家的禁令，将文人的文集刊刻后销售到“境外”，这样，就在客观上促成了北宋时期文人文集在“境外”的传播。 苏辙《论北朝所见于朝廷不便事》云： 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界无所不有。……臣等因此料本朝印本文字多已流传在彼，其间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论，言朝廷得失，军国利害，盖不为少。兼小民愚陋，惟利是视，印行戏亵之语，无所不至。若使尽得流传北界，上则泄漏机密，下则取笑夷狄，皆极不便。访闻此等文字贩入虏中，其利十倍。人情嗜利，虽重为赏罚，亦不能禁。(11) “贩入虏中，其利十倍”，这是北宋民间刻书流通到“境外”的重要原因，也是北宋时期文人文集传播到“境外”的强有力的推手。北宋时期文集的这种“境外”传播模式，对于扩大北宋文人文集的影响而言，是颇为有利的，但对于整个北宋社会而言，则有诸多不利因素，因此，当时的许多有识之士都对这种私刻文集并将其销售至境外的现象提出了自己的忧虑，除了上文所提到的苏辙之外，欧阳修在至和二年(1055年)所上的《论雕印文字札子》中也表达了他的担忧： 臣伏见朝廷累有指挥禁止雕印文字，非不严切，而近日雕板尤多，盖为不曾条约书铺贩卖之人。臣窃见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为《宋文》者，多是当今论议时政之言。其首篇是富弼往年让官表，其间陈北虏事宜甚多，详其语言，不可流布。而雕印之人不知事体，窃恐流布渐广，传入虏中，大于朝廷不便。(12) 由于文人文集中“陈北虏事宜甚多”，所以“不可流布”，一旦“传入虏中”，则“大于朝廷不便”。所以，欧阳修、苏辙等人都建议加强对民间刻印文集进行规范管理，严格监管文集的销售流通： 明降指挥下开封府，访求板本焚毁，及止绝书铺，今后如有不经官司详定，妄行雕印文集，并不得货卖。许书铺及诸色人陈告，支与赏钱二百贯文，以犯事人家财充。其雕板及货卖之人并行严断，所贵可以止绝者。今取进止。(13) 禁民不得擅开板印行文字，令间每欲开板，先具本申所属。州为选有文学官二员，据文字多少，立限看详定夺。不犯上件事节，方得开行。仍重立擅开及看详不实之禁，其今日前已开本，仍委官定夺。有涉上件事节，并令破板毁弃。(14) 事实上，北宋最高统治者对涉及国家的重要信息的外泄也是颇有忌惮的，宋仁宗、宋真宗都曾颁布诏令，严格限制机密文字的外传。宋仁宗于康定元年(1040年)五月就曾发布禁止镂板鬻卖“边机文字”的诏书：“访闻在京无图之辈及书肆之家，多将诸色人所进边机文字镂板鬻卖，流布于外，委开封府密切根捉，许人陈告，勘鞫闻奏。”(15) 宋真宗《非九经书疏禁沿边榷场博易诏》亦载：“民以书籍赴沿边榷场博易者，自非九经书疏，悉禁之。违者案罪，其书没官”。(16) 宋仁宗和宋真宗的诏令从另一个层面说明了北宋私家刊刻“边机文字”和私自赴边境销售非九经类书籍状况的存在，这些私家刊刻的“边机文字”不排除出自文人文集的可能，边境销售的“非九经书疏”也不排除文人文集的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北宋朝廷对边境的私自贸易屡次三番提出禁令，(17)但由于“立法不严”、“边帅未尽得人”等多方面的原因，(18)边境的私相买卖，依然屡禁不止，这就为文集的边境买卖提供了契机，再加上文集“贩入虏中，其利十倍”的诱惑，北宋时期的文人文集通过边境买卖传播到境外的主客观条件都已经具备。因此，我们在考察“北宋时期文人文集如何传播到境外”这一问题时，民间的文集刊刻和文集的边境销售是一条不可忽视的重要线索。 (二)使节传播 所谓“使节传播”，就是指北宋时期各国使节通过在北宋境内购买、抄录、受赐等方式将文人的文集传播外“境外”的情况。 北宋地域广袤、物产丰富、经济发达，各国使节出使到北宋，大多都要购买一些物品带回去，这些物品中，就包括书籍： 使者所至，图书山川，购买书籍。(19) 元祐八年二月初一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礼部尚书苏轼札子奏：臣近准都省批送下男子监状：“准馆伴高丽人使所牒称，人使要买国子监文书，请详批印造，供赴当所交割。……”……近者因见馆伴、中书舍人陈轩等申乞尽数并勒相国寺行铺入馆铺设，以待人使买卖……今来只因陈轩等不待礼部申请，直牒国子监收买诸般文字，内有《策府元龟》、历代史及敕式。(20) 天圣中，新罗人来朝贡，因往国子监市书。(21) 在各国使节所购买的书籍中，有一部分就是文人的文集。北宋文人苏颂就有“高丽使者过余杭，求市子瞻集以归”(22)之语，可见，北宋时期文人文集确有通过境外使节购买而传播出去的情况。 除了“购买”这一方式以外，对于作品数量不多或者规模不大的文集，外国使节也可以通过“抄录”的方式将其传播到境外。《大清一统志》卷一百四十六“济宁州·人物”项在记载宋人李邴事迹时，云：“李邴，字汉老，任城人。徽宗时迁翰林学士，命赋诗，高丽使前请传录以归。” 李邴赋了多少首诗？高丽使者“传录”了多少首？这些都不得而知，如果李邴所赋的诗有多首且高丽使者皆加以“传录”了的话，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就相当于将一部小型的“诗集”以抄录的方式传播了出去。 北宋王朝为了宣扬自己的文德教化，常常向周边各国“赏赐”各类典籍： 淳化四年、大中祥符九年、天禧五年曾赐高丽《九经书》、《史记》、《两汉书》、《三国志》、《晋书》、诸子、历日、圣惠方、阴阳、地理书等。(23) 近者高丽人使乞赐书籍，此乃祖宗朝故事，且屡尝赐书与之矣。(24) 诏夏国主：省所奏：“伏为新建精蓝，载请赎大藏经帙、签牌等……至时乞给赐藏经。”事具悉。……所宜开允，当体眷怀。所载请赎大藏经帙、签牌等，已令印造，候嘉祐四年正旦进奉人到阙，至时给付。(25) 这些典籍的“赏赐”，虽然有时候是应各国的请求而实施的，但这些典籍以“赏赐”和“接受赏赐”的方式实现了由“境内”到“境外”的传播，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北宋王朝“赏赐”给周边政权的这些典籍中，有一部分就是文人的文集，且看释文莹《玉壶清话》中的一则记载： 祥符中，契丹使至，因言本国喜诵魏野诗，但得上帙，愿求全部。真宗始知其名，将召之，死已数年，搜其诗，果得《草堂集》十卷，诏赐之”。(26) 北宋诗人魏野的十卷《草堂集》，通过北宋朝廷“赏赐”的方式传播到了辽国，“赏赐”的直接接受者，是辽国的使节，因而，使节的“受赐——带回”是北宋时期文人文集传播到境外的一种重要方式，在文集的“出境”传播过程中，各国的使节扮演了“中转站”的重要角色。 北宋时期，除了各国正式派出的各类使节以外，一些从高丽、日本等国来到中国学习的留学生和僧人，其实也充当着文化传播“使者”的身份。(27)这些留学生和僧人在中国期间，通过购买、受赠、抄录等方式获得一些中国文人的文集，回国的时候又将这些文集带回去，从而实现了北宋境内文集的境外传播。日本僧人成寻就是这些文集传播“使者”队伍中的一员。成寻于熙宁五年(1072年)到中国开始巡礼之旅，(28)他将在中国旅行的见闻和北宋当时的社会生活情况以“日记”的方式记录下来，写成了《参天台五台山记》一书。其中，卷六“熙宁六年(1073年)正月二十三日”一条中，就提到了成寻得到《寒山子诗》、《永嘉集》等文集并将其送至日本之事： 廿三日丁卯，天晴。……《百官图》二帖、《百姓名》帖、《杨文公谈苑》三帖八卷、《天州府京地里图》一帖、《传灯语要》三帖、《法花音义》一卷、《唐历》一帖、《老君枕中经》一帖、《注千字文》一帖，以上进日本左大臣殿。……《寒山诗》一帖、《历》一卷，进上治部卿殿。……《永嘉集》一卷、《证道歌注》一帖、《泗州大师传》二卷、《广清凉传》三帖、《古清凉山传》二卷、《入唐日记》八卷，送石藏经藏。(29) 《寒山子诗》、《永嘉集》等文集经成寻之手东传日本，从而实现了这些文集的境外传播。令存日本的寒山诗集颇多(30)，然年代最早的已是南宋刊本，成寻所带回的“《寒山子诗》一帖”，或早已亡佚。 (三)商人传输 北宋时期，商业发达，南来北往的商人们，不仅带来了北宋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北宋社会的繁荣，而且对于推动北宋文化的广泛传播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北宋时期的各类文化典籍，通过商人之手传播到境外的情况，比比皆是。苏轼元祐四年(1089年)十一月所上的《论高丽进奉状》中所提到的福建商人徐戬传播《华严经》至境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福建狡商，专擅交通高丽，引惹牟利，如徐戬者甚众。访闻徐戬，先受高丽钱物，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费用浩汗，印板既成，公然于海舶载去交纳，却受本国厚赏，官私无一人知觉者。(31) 次年八月，苏轼上《乞禁商旅过外国状》，再次提到了这一事件：“徐戬不合专擅为高丽国雕造经板二千九百余片，公然载往彼国，却受酬答银三千两，公私并不知觉”。(32) 商人在境内刊刻典籍，刻好后，又将印版运往境外，这在宋代书籍刊刻与传播史上，是一个颇值得关注的现象。由于传播到境外的是印版而不是成品的书籍，这就使书籍在境外的传播实现了由单线程有限传播向多线程辐射传播的转变，大大提高了书籍的传播效率，扩大了书籍的传播影响。 当然，北宋时期像徐戬这样直接将“书籍源”——印版传播到境外的现象并不多，更多的情况是商人直接将成品的书籍带到境外进行贩卖或者馈赠，在商人所带出境的典籍中，就有一部分是文人的文集。 严绍璗《日藏汉籍蒋本书录》下册“集部”载录“《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条，在该条的“附录”部分，有这样的记载： 据十一世纪藤原道长《御堂关白记》记载，一条天皇宽弘三年(1006年)中国宋代商人曾令文曾向左大臣藤原道长赠送折本《白氏文集》及《文选》各一部。此处之“折本”即为“刻本”之意。宽弘八年(1011年)，藤原道长又将此“折本”两部献赠一条天皇。(33) “宽弘三年”即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据《御堂关白记》所载，当时的刻本《白氏文集》乃是由中国商人曾令文传播到日本的，曾令文所传播出去的《白氏文集》，有可能是北宋时期最早传播到日本的白居易文集射本。 天圣五年(1027年)二月，宋仁宗颁布《禁辄行雕印臣僚撰著文集及将带出界诏》，诏文曰： 自今并不得辄行雕印。如有合雕文集，仰于逐处投纳一本附递闻奏，候到，差官看详，别无妨碍，降下许令刊板，方得雕印。如敢违犯，必行朝典，仍毁印板。及令沿边州军严切禁止，不得更令将带上件文字出界。(34) 这则诏令虽然未明言针对商人，但从“不得辄行雕印”、“不得将带文字出界”等表述来看，符合商人传播文集的特点，因而，可以这么认为，这则诏令对商人将文人文集传播到“境外”的行为进行了约束(当然，诏令对与“商人传输”相同性质的文集传播行为皆进行了约束，不仅仅是针对商人)，这种约束不仅影响了商人对文集的“境外”传播，限制了文人文集“出境”的数量，而且，对于北宋文人“国际影响”的建立，也有一定的负面作用。 当然，“民间私传”、“使节传播”、“商人传输”仅是北宋时期文人文集传播到“境外”的三种基本方式，除了这些方式以外，文人在“境外”的创作结集后直接进入传播也应该可以算作文人文集的“境外”传播方式之一。 北宋时期，有许多文臣都曾出使到“境外”，这些文臣在境外期间，不少人都创作了一定量的诗文，(35)这些诗以“集群”的方式传播开去，其实就构成了文集的“境外”传播。需要指出的是，文人文集的“境外”生成与直接传播与上文所提到的通过“民间私传”、“使节传播”、“商人传输”三种途径实现的文人文集的境外传播是有很大不同的。境外直接生成的“文集”，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大多还只是一定量的作品的松散“结合”，不具备或较少具备严格意义上的“文集”的特征，这种松散型、概念意义上的“文集”是与“民间私传”、“使节传播”、“商人传输”三种途径传播出去的文人文集有本质区别的。此外，“境外”直接生成、即时传播的“文集”没有经过“跨境”这一程序，因此，在传播方式上也是与“民间私传”、“使节传播”和“商人传输”所形成的文集“境外”传播有很大不同的。 与文人文集的“境内”传播相比，文集的“境外”传播，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要逊色很多。“境外”传播由于要面临诸多限制，因而，不可能所有文人的文集都能传播出去，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文人的文集都能受到境外各国的欢迎。因而，文人文集的“境外”传播，是一种有选择性的传播，而对文人文集的“境外”传播作出选择的，既包括了传播者，也包括了接受者。一般而言，拥有重要政治地位或文化地位的文人，他们的文集所具有的信息价值或文学价值相对更高一些，将他们的文集传播到“境外”，会更受欢迎，因此，北宋的民间书坊和商人，出于利益的驱动，更愿意刊刻和传播这类文人的文集。同时，北宋周边各国出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各种目的，对北宋境内具有较高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的文人的各种著述和文字抱以很高的期待，非常希望这些文人的文集能够传播过来，因此，各国使节出使到北宋的时候，往往会通过购买、求赐等方式获得他们所认为的重要典籍(包括文人的文集)。将这两方面综合起来，就是为什么像苏轼这类重要文人的文集会在北宋“境外”有较多传播的重要原因。 北宋时期，文人文集的“境外”传播，不仅促进了北宋和周边各国及周边政权的文化交流，彰显了北宋的文化繁荣，而且文集的外传，在延伸文集本身的文化影响面的同时，也大大提升了那些文集传播到“境外”的文人的“国际影响力”。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北宋时期文人文集的“境外”传播也是北宋文化输出的重要形式，这种形式的文化输出，在促进周边国家和政权对北宋社会进行深入了解的同时，也切实推动了以北宋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的巩固和繁荣。 *收稿日期：2014-11-17 注释： ①宋·苏辙：《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之一，《全宋文》卷2059，第94册，第358-35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按：为避免繁琐，以下引《全宋文》，只列册数、卷数和页数，不列出版社和出版时间)。 ②《全宋文》卷2098，第96册，第213-224页。 ③《全宋文》卷1938，第89册，第326页。 ④《全宋文》卷1903，第88册，第64页。 ⑤《全宋文》卷1154，第53册，第190-191页。 ⑥《全宋文》卷1071，第49册，第249-253页。苏轼《范景仁墓志铭》亦去：“契丹、高丽皆知诵公文赋。少时尝赋‘长啸却胡骑’，及奉使契丹，虏相目曰：‘此长啸公也。’”载《全宋文》卷1995，第92册，第52页。 ⑦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七“歌咏”条，《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9-90页。 ⑧《全宋文》卷1968，第90册，第397-398页。 ⑨《全宋文》卷235，第11册，第415页。石介《祥符诏书记》亦有类似记载，详见《全宋文》卷632，第29册，第369页。 ⑩宋人朱弁《曲洧旧闻》卷四“穆修伯长自刻韩柳集鬻于相国寺”条载：“穆修伯长在本朝为初好学古文者，始得韩、柳善本，大喜。自序云：‘天既餍我以韩，而又饫我以柳，谓天不予飨，过矣。’欲二家文集行于此，乃自镂板鬻于相国寺。性伉直不容物，有士人来，酬价不相当，辄语之曰：‘但读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赠。’或怪之，即正色曰：‘诚如此，修岂欺人者。’士人知其伯长也，皆引去。”(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42页。)事实上，文人的著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的现象，在五代时就已经出现，五代著名文人徐寅《自咏十韵》一诗中“拙赋偏闻镌印卖，恶诗亲见画图呈”之语即为明证(载《全唐诗》卷711，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1册，第8186页)。 (11)宋·苏辙：《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之一，《全宋文》卷2059，第94册，第358-359页。 (12)《全宋文》卷686，第32册，第226页。 (13)宋·欧阳修：《论雕印文字札子》，《全宋文》卷686，第32册，第226-227页。 (14)宋·苏辙：《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之一，《全宋文》卷2059，第94册，第359页。 (1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二四，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6507页。 (1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之二八，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5480页。 (17)宋真宗《令偿河北商人与北境私相贸鬻所致逋负诏》(大中祥符五年七月壬申)载：“河北商人与北境私相贸鬻，有所逋负，致被移牒辨理者，宜令缘边安抚司趣使偿之，自今仍禁其市易。”(《全宋文》卷242，第12册，第140页)；宋仁宗《禁河北沿边商人多与北客贸易禁物诏》(至和三年闰三月癸卯)载：“河北沿边商人与北客贸易禁物，其令安抚司设重赏以禁绝之。”(《全宋文》卷979，第45册，第348页)；文彦博《乞禁止汉人与西人私相交易奏》(熙宁二年)载：“检会累降指挥，沿边诸路经略安抚使严切禁止汉人与西界私相交易博买……今欲再下逐路经略安抚司，依累降指挥施行。”(《全宋文》卷645，第30册，第190页)；朱光庭《言边人与夏国私相交易奏》(元祐元年正月)云：“累降指挥下陕西、河东逐路经略司，禁止边人不得与夏国私相交易。”(《全宋文》卷2010，第92册，第359页。) (18)司马光元祐元年(1086年)二月十二日所上之《乞未禁私市先赦西人札子》可为一证：“令窃闻执政用臣下策，止令禁私市。又立法不严，边帅未尽得人。若边吏拘文，获一漏百，私市滔滔如故；或此路禁绝而彼路放行，如堤防一存一亡，将何所益？”(《全宋文》卷1204，第55册，第255页)；元祐元年(1086年)，朱光庭在向朝廷的上奏中亦有“访闻私易无所畏惮”之语。(《言边人与夏国私相交易奏》，《全宋文》卷2010，第92册，第359页。) (19)宋·苏轼：《论高丽进奉状》，《全宋文》卷1873，第86册，第339页。 (20)宋·苏轼：《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一)》，《全宋文》卷1881，第87册，第136-138页。 (21)宋·范镇：《东斋记事·佚文》，朱易安、傅璇琮等编《全宋笔记》第一编第六册，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页。 (22)此乃苏颂诗中自注之语，苏颂于元丰二年(1079年)曾有一段与苏轼“同在狱中”的经历，苏颂曾作诗对这一经历进行了记载，诗题谓《己未九月，予赴鞫御史，闻子瞻先已被系。予昼居三院东阁，而子瞻在知杂南庑，才隔一垣，不得通音息。因作诗四篇，以为异日相遇一噱之资耳》，诗有四首，其第二首云：“词源远远蜀江流，风韵琅琅舜庙球。拟策进归中御府，文章传过带方州。未归纶阁时称滞，再换铜符政并优。叹惜钟王行草笔，却随诸吏写毛头。”其中，“文章传过带方州”一句下，作者自注：“前年高丽使者过余杭，求市子瞻集以归。”《全宋诗》卷528，第10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392页。 (23)宋·苏轼：《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全宋文》卷1881，第87册，第143页。 (24)宋·黄庆基：《劾苏轼状(一)》，《全宋文》卷1702，第78册，第154页。 (25)宋·欧阳修：《赐夏国主赎大藏经诏》，《全宋文》卷669，第31册，第278-279页。 (26)宋·文莹：《玉壶清话》卷七，《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6页。 (27)北宋时期，从日本到中国僧人中，较知名的就有奝然(著有《入宋巡礼行记》)、寂照(著有《来唐日记》)、戒觉(著有《渡宋记》)等。熙宁五年(1072)与成寻同期来中国的僧人就有赖缘、快宗、圣秀、惟观、心贤、善久、长明等数人(参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一，王丽萍校点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28)元·脱脱：《宋史》卷491《日本国传》载：“熙宁五年，有憎诚寻至台州，止天台国清寺，愿留。州以闻，诏使赴阙。”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0册，第14137页。按：“诚寻”即“成寻”。 (29)(日)成寻著，王丽萍校点：《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513-514页。 (30)参见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下册“集部”，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423-1425页。 (31)《全宋文》卷1873，第86册，第340页。 (32)《全宋文》卷1876，第87册，第39页。 (33)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下册“集部”，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474页。 (34)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之三○，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5481页。 (35)王珪《聂内翰冠卿传》就记载了聂冠卿出使辽国时，辽国君主“命冠卿赋诗，礼遇甚厚”(《全宋文》卷1154，第53册，第191页)，如果聂冠卿所赋的诗有多首的话，就形成了其诗歌“集体传播”的现象。北宋文人“境外”创作与作品“境外”直接传播的情况还有不少，王珪《太子少师致仕上柱国天水郡开国公食邑四千五百户食实封一千四百户赠太子太师谥康靖赵公(槩)墓志铭》所记载赵槩的境外创作与作品传播情况，也是一例：“公讳槩，字叔平，姓赵氏，宋虞城人。……皇祐三年，馆伴契丹泛使，遂报聘契丹，席上请赋《信誓如山河》诗，公诗成，契丹主亲酌玉杯劝公饮，以素折迭扇授其近臣刘六符，写公诗自置袖中”(《全宋文》卷1162，第53册，第327-3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