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五国经济体制与发展模式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亚论文,经济体制论文,五国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亚国家独立已近十年。此间各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经历了复杂的进程，都在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体制和发展模式。本文仅就中亚国家正在形成的经济体制与发展模式谈点看法。
一、影响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选择的因素
中亚国家独立前已经开始考虑和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独立后继续这项工作。中亚国家经济改革并非一帆风顺，改革工作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是：
1.历史因素。苏联时期，中亚国家的经济完全是在联盟中央确定的计划框架内运行。60年代中期柯西金改革时期，中亚国家曾从经济改革中获益。这次改革前与改革过程中的争论，使“市场”、“商品经济”、“利润”等这些人们早已陌生的提法留在一些人的记忆中。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苏联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中亚国家亦然。原有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已遇到很大的困难。接近停滞的经济需要寻找新的出路。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开始改革。改革之初也收到一些效果，但比预想的要差。1988年6月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后，苏联改革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国家开始出现混乱，经济再度由低速增长转向停滞，甚至开始下滑。1990年苏联经济出现负增长。中亚国家也是这种情况。面对国内的现实，利用“舆论多元化”政策提供的自由空间，苏联经济学界就经济改革模式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提出了多年来人们不能提及的市场经济模式问题，并由此涉及到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所有制、价格、竞争、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问题。很多人赞同放弃原有的计划经济模式，转向市场经济模式。苏联最高苏维埃于1991年7月1日通过了《私有化法》，这意味着，经济领域多年来的禁锢被打破，在向市场经济过渡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联盟中央的改革决定在中亚国家也得到响应。1991年4月哈萨克斯坦制定了《哈萨克共和国改革所有制法（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和根据该法制定的《1991～1992年哈萨克共和国国家财产非国有化和私有化纲要》，这是改革经济体制的重要标志。从这时起，哈萨克斯坦在“缺乏经验和各项工作准备不足，但在以市场为原则改造经济的必要性已经成熟”的情况下踏上改革道路。（注：图·阿什姆巴耶夫：《在通向市场道路上的哈萨克斯坦经济》（俄文版）哈萨克斯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页。）吉尔吉斯斯坦学者也认为，该国在1990年10月至1991年12月间发生了由建设社会主义市场向可调解的市场的转变。（注：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吉尔吉斯人和吉尔吉斯斯坦历史》“伊里姆”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同年年底中亚国家先后独立，为自主改造本国经济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2.现实因素。影响中亚国家经济体制转轨和发展模式选择的现实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继承性。中亚国家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这种制度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已经发生变化。1990年后苏联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开始。尽管当时还没有明确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但改革的方向已大体上确定。为形成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私有制，中亚各加盟共和国从1991年起已经开始着手进行这方面工作。中亚国家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独立的。新的经济模式的建立也只能在此基础上进行。由于戈尔巴乔夫在执政后期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已进行猛烈的攻击，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已相当高涨，不少人对西方制度十分迷信，因此，各国独立后不可能再按原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起码在形式上是如此。
第二，共和国之间的相互影响。苏联解体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在原苏联版图上瞬间形成了15个独立主权国家。由于长期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各国在选择国家体制和发展模式时不免要彼此参照，互相影响。特别是与俄罗斯关系密切的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它们受俄罗斯的影响很大。
第三，独立后经济面临新问题。中亚国家在苏联时期经济较落后，多数国家长期靠联盟中央补贴过日子。吉尔吉斯斯坦1985年人均国民收入只相当于全苏的一半，但从生活水平上没有反映出来，因为中央给予10亿卢布补贴，约占该共和国国民收入的20%。（注：参见《吉尔吉斯人和吉尔吉斯斯坦历史》，第264页。）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现象，几乎年年如此。正是靠苏联一平二调政策，塔、吉、土、乌等共和国才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平。然而，苏联一解体，情况发生急剧变化。以前的补贴没有了，原有的经济联系中断了，许多工厂因无原料或产品无销路被迫停产或破产。这不仅造成国家财政收入急剧减少，也迫使各国改变原有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独立后，各国在财政收入减少的同时，又面临许多需大量开支的事情要做，如扩大国家机构、组建军队、开展外交活动等。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尽管知道本国经济结构不合理，但为取得急需的外汇，不得不将经济发展重点放在原有优势生产部门。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存在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问题，但中亚国家这样做，更多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一点也影响各国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的确定。再有，一些国家在确定发展战略时也有维护国家安全的考虑。如乌兹别克斯坦减少棉花生产而发展粮食生产，大力发展石油加工业，就是为了减少对别国的依赖，防止受制于人。
3.地理位置与生产要素。中亚国家位于欧亚大陆腹地，没有出海口。历史上“丝绸之路”经过这里，欧亚第二大陆桥修通之后，这里又有了新的“现代丝绸之路”。中亚地区自然资源丰富，蕴藏丰富的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黑色金属和其他矿产资源。特别是近年来“里海石油”的发现，使中亚地区具有21世纪能源基地的战略地位。农牧业也有一定基础。哈萨克斯坦盛产小麦，其他四国盛产棉花。吉、土、哈畜牧业也较发达。中亚五国除哈萨克斯坦外，其余四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都很高。劳动力资源丰富，并且有一定质量。
4.领导人的意志。独立前后，中亚国家多数领导人都出访过土耳其，当时他们都感到土耳其不错，很想学习“土耳其模式”。后来，他们多次出访欧美国家，感到西方国家发达的经济才是学习的榜样。“土耳其模式”随之在领导人讲话中渐渐消失，却常常言及西方市场经济模式。中亚国家是总统制国家，领导人意志高于一切。其发展模式是领导人意志的体现。
二、现行经济模式的形成过程
中亚国家独立初期经济面临两大任务。一是实现由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变，二是作为发展中国家，需要选择适宜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使本国经济尽快摆脱长期形成的依附性、落后性和危机性，让经济尽快发展起来。因此，它们在经济发展方面较一般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困难。
在确定向市场经济模式转轨之后，中亚国家经济改革主要在社会市场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这两种市场经济模式中选择，最终它们都选择了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应该说，当时中亚国家作出这种选择是从国家实际情况出发的，大体上符合本国国情。
中亚国家的经济转轨工作基本上是从所有制改革开始的。事实上中亚国家的所有制改革在苏联解体前即已开始。哈萨克斯坦从1991年中期即已开始这项工作，独立后在经济真正自主的情况下，加大了改革工作的力度。该国先后通过了三个《国家非国有化和私有化纲领》，对各类国营企业进行非国有化和私有化。至1997年底全国已完成非国有化和私有化的企业共有6 777个，其中小私有化5 590个，群众性私有化1 122个，专项私有化47个，国营农业企业18个。1991年哈国有制企业占90%，1997年私有制企业已占到80%。在所有制方面，这是一个从量到质的变化。在各经济部门中除工业、交通、邮电外，在其余行业中私有制企业皆占多数。私营部门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超过50%。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这样说明私有化在本国经济改造中的位置：“吉尔吉斯斯坦私有化计划是经济改革的最主要的优先方向之一。”他还以赞赏的语气引用诺贝尔奖得主密尔顿·弗里德曼的一句话：“通往自由社会大门的钥匙只有三句话：第一，私有化；第二，私有化；第三，还是私有化。”（注：阿·阿卡耶夫：《开诚布公的谈话》，“秘闻”出版社1998年版，第99页。）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吉尔吉斯斯坦所有制改革取得较大进展。截至1997年，该国工业中非国有制企业已占74.3%，国有制企业只占25.7%。（注：《1998年独联体国家统计手册》，第46页。）
中亚各国对作为市场经济机制重要组成部分的价格机制也都进行了改革，只是在改革的时间和步骤上有较大的不同。哈萨克斯坦于1992年1月6日放开绝大部分商品价格。当时该国并不具备采取这一措施的条件，而是在俄罗斯1月2日放开价格后被迫采取的行动。不管哈萨克斯坦政府如何看待或是否准备采用“休克疗法”，事实上它已被迫跟随俄罗斯采用了这种方法。一步放开价格对哈萨克斯坦经济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很短时间内该国就出现了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经济混乱，人民生活恶化的现象。哈萨克斯坦学者说，这种方法给哈萨克斯坦带来的是生产的“休克”，但却没有“疗法”。（注：《在通向市场道路上的哈萨克斯坦经济》，第35页。）哈萨克斯坦政府于1994～1995年又进一步放开了能源和粮食的价格，基本上实现了价格自由化。与哈萨克斯坦情况类似的还有吉尔吉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则没有跟随俄罗斯全面放开价格，在改革价格问题上采取谨慎的做法。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作为经济学家，清楚地认识到：“放开物价是改革经济的关键问题，改革将朝什么方向发展，产生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后果，都完全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注：伊·卡里莫夫：《乌兹别克斯坦沿着深化经济改革的道路前进》，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1996年版，第58页。）说乌兹别克斯坦反对价格改革是站不住脚的。只是该国不赞同俄罗斯等国采用的“休克疗法”，而是主张价格改革应“逐步地和分阶段地进行”。在该国逐渐解决了粮食和能源的自给以后，从1995年起该国也逐步放开了包括粮食和能源在内的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乌与哈、吉采取不同的方式达到了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价格自由化的目的，但该国蒙受的损失明显要小于哈、吉两国。
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中亚国家积极建立和完善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基础设施，包括商品交易所、职业介绍所、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市场等，并改革了会计制度。特别是大小商业银行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不过，这类机构在有些国家的建立带有自发性。哈萨克斯坦学者指出，在哈开始建立的金融机构不是为了发展生产，而是为了追逐高额利润，具有投机倾向，导致后来哈政府对银行业的整顿。
反对垄断、提倡竞争，这个问题在中亚国家也相当重要，而且非常尖锐，因为在苏联时期兴建的企业有许多是大型和特大型企业，它们本身就具有垄断性，对市场进行垄断已习以为常。为解决反垄断问题，中亚国家先后制定了反垄断法，在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还建立了推行反垄断与价格总局等政府反垄断机构，该国658家大型企业成为被监控的对象。尽管如此，反垄断问题在中亚国家仍然任重而道远。
经过独立后近十年的努力，中亚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取得如下成果：第一，人们的观念发生重大变化，从改革之初的不理解到逐步理解和适应；第二，初步形成了为市场经济服务的法规，市场经济基础设施也已基本上建立起来；第三，所有制发生重大变化；第四，经济管理权限呈现分散化，由过去集中在中央而转向地方或部门，特别是企业作为经营主体在市场中开始发挥作用；第五，已奠定开放型经济的基础，与世界各国进行广泛的合作；第六，经济结构改造和经济活动已开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经济工作的重心转向财政货币领域和外贸工作。
三、现行经济体制概述
可将中亚国家现行经济体制归纳为以下几点，尽管各国之间在一些方面也有所不同：
第一，在计划方面，各国基本上已经或开始放弃由国家下达计划的做法，改为市场调节，国家运用经济杠杆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相比之下，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国家计划作用仍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
第二，在价格方面，多数国家基本上实现了自由化，土库曼斯坦是一个例外。土库曼斯坦总统表示，该国只有在“完成私有化进程之后，才能向放开价格过渡”。（注：萨·尼亚佐夫：《永久中立，世代安宁》，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49页。）
第三，在所有制方面，通过对国有资产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各国所有制形式已呈现多样化，成混合型，而且各国都明确规定，各种所有制形式一律平等。
第四，在市场经济基础设施方面，包括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基本上有了雏形。各国都努力从国内外扩大融资渠道。保险业也已实行商业化。
第五，在金融货币方面，各国先后发行了本国货币，从而为保障本国经济独立奠定了基础。各国对本国货币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哈萨克斯坦开始由国家调节汇率，从1999年4月起改行浮动汇率制。坚戈已实现国内自由兑换。吉尔吉斯斯坦货币也实现了国内自由兑换。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尚未实现本国货币的自由兑换。因此，在乌国存在外汇黑市交易市场，尽管该国对此严加打击。
第六，在外贸方面，放弃了传统的由国家垄断的做法，实行外贸自由化和非集中化，允许多种所有制成分和地方政府从事外贸活动。
第七，在农业方面，管理体制也发生了变化。哈、吉、塔、乌等国已将原有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改造成为小农场、合作社、股份公司等私有制和非国有制形式。土库曼斯坦则没有完全取消原有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各国都允许农产品自由上市，国家只通过市场方式订购部分农产品。国家已放弃了向农业部门无偿调拨生产资料的做法，农业生产费用通过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商业贷款形式取得。土地私有化问题正在讨论，目前有的国家如吉已通过。
中亚国家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之间也略有不同。这主要表现在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社会政策上。乌、土两国十分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作用。乌总统卡里莫夫认为，“在尚未形成受供需关系的作用而能自我调解的情况下，在缺乏自由竞争、对外关系相当有限的情况下，放弃国家对经济的调解，只能促使危机加深、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注：伊·卡里莫夫：《乌兹别克斯坦沿着深化经济改革的道路前进》，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1996年版，第11页（前言部分）。）因此，乌、土等国对国家经济的管理作用明显要强于哈、吉。而后者强调经济规律的自身作用，特别是哈萨克斯坦，近来该国领导人在谈到本国经济模式时，有时也使用“自由市场经济”这个词，反映出该国对经济模式选择的微妙变化。
另一个不同表现在社会政策上。在这方面，乌、土两国较哈、吉做得要好些。乌、土两国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占国家财政收入比例很大，乌兹别克斯坦约占45%，土库曼斯坦约占60%。而哈萨克斯坦则强调市场化机制，如通过实行强制医疗保险等来解决居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国家对教育、卫生部门的投入也少于乌兹别克斯坦。
四、经济发展战略与发展模式
经济模式确定后，还有实现模式的方式选择问题，或者说，还存在发展战略的选择问题。发展战略是以实现某种发展目标为前提的。各国独立后都很快提出了自己的发展目标，有的国家还为此制定了完整的发展战略。但要指出的是，这些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当时听起来十分诱人，但并不能顺利实施，甚至很难实施，因为中亚国家并非独立伊始就能自主左右本国经济。当时各国都处在卢布区内，没有自己的货币，这意味着，经济命脉仍控制在俄罗斯的手中。只是在各国发行本国货币之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各国有了自己的货币，才谈得上经济独立，才可能按自己制定的发展战略来治理国家。各国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大方向相似，但彼此间也有不同。各国经济发展战略都具有自己的特点。
哈萨克斯坦从1994年开始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药方治理国家。它以稳定经济、控制通货膨胀、营造市场为主要目标。哈政府独立初期曾提出过进口替代型经济发展战略，但并未真正实行，而真正实行的是资源密集出口型发展战略，发展石油开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初级产品生产并使之出口是这一战略的核心。1997年该国在至2030年的发展构想中再次肯定了这一经济发展战略。目前该国正按资源密集出口型发展战略来安排本国的经济工作。2000年该国重新提出发展进口替代工业的问题，能否真正实行，还有待观察。
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分阶段形成面向社会的市场经济，建立多种成分的经济，为企业和公民提供广泛的经济自由，实现深刻的经济结构改造，使人们形成新的经济观念。乌兹别克斯坦从本国国情出发，确定了以进口替代型经济发展战略为主、资源出口为辅的发展战略。该国首先把解决粮食、能源的自给放在战略地位，其次是使消费品、食品及其相关资本品做到自给。为此，该国把克服经济结构不合理、提高产品质量和加强国际竞争力、扩大商品出口能力、消除部门内和地区的生产比例失调等，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
土库曼斯坦为自己确定的经济发展目标是：在最近几年进入世界最发达国家行列，在2000年以前在各方面取得完全的独立，克服落后状态，扎扎实实地巩固朝发达国家前进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实力。在经济发展战略上该国也采用了资源密集出口型战略。石油天然气工业和棉花生产是该国经济重点发展部门。与此同时，该国也注意发展轻工食品工业，以替代进口。
吉尔吉斯斯坦确定了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基础设施、在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基础上改造所有制形式、发展私有制、发展中小企业、鼓励竞争、减少政府对经济干预的战略。吉尔吉斯斯坦由于缺少资源禀赋，因此，它不可能像哈、土那样选择资源密集出口型发展战略。从吉政府的主张来看，该国采用的是以农业为基础和发展过境贸易的发展战略，其特点是在大力发展农牧业，以保证本国人民的衣食问题，同时依靠国家为对外经济活动创造良好的环境，发展过境贸易和引进外资来发展经济。铸造“新丝绸之路”是实现这一战略的有力措施之一。争取外援也是其中的一种方式。畜牧业也是该国发展的重点。
塔吉克斯坦也缺少可大量换汇的资源禀赋。丰富的水利资源由于缺乏资金难于利用。目前还不能明确描绘该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医治战争创伤、克服经济危机是该国的重要任务。
五、战略选择与各国经济形势
经济转轨近十年，各国经济与独立前相比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原有经济联系中断、经济结构不合理、生产设备落后、企业生产骨干流失等，同时也与各国经济转轨方式和发展战略不无关系。
中亚国家转轨方式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乌、土实行的渐进式，另一类是哈、吉实行的“休克疗法”。从十年实践来看，五国经济状况已显示出不同。1998年占1991年的相应比例，国内生产总值：哈萨克斯坦为69%，乌兹别克斯坦为91.1%，吉尔吉斯斯坦为65.9%，塔吉克斯坦为51.5%，土库曼斯坦无统计数字；工业产值：哈萨克斯坦为49%，乌兹别克斯坦为111%，吉尔吉斯斯坦为58%，塔吉克斯坦为36%，土库曼斯坦无统计数字；农业总产值：哈萨克斯坦为55%，乌兹别克斯坦为92%，吉尔吉斯斯坦为92%，塔吉克斯坦为59%，土库曼斯坦为71%（1996年数字）；固定资产投资：哈萨克斯坦为13%，乌兹别克斯坦为75%，吉尔吉斯斯坦为31%，塔吉克斯坦为33%（1994年数字），土库曼斯坦为174%（1993年数字）。（注：独联体跨国统计委员会编：《1998年独联体国家统计手册》，莫斯科1999年版，第13、28、30、32、34、128页。）上述数字表明，采用渐进方式的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形势要好于采用休克疗法的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
各国采用的发展战略也取得不同的结果。哈萨克斯坦在多数经济部门生产下降的情况下，石油开采和有色金属生产却保持了独立前的水平，形成一支独秀。同时，日用消费品的自给率进一步下降，由独立前的20～30%降至10%。乌兹别克斯坦经过十年的努力，商品自给率明显提高。该国在减少棉田种植的情况下，粮食接近做到自给，石油制品也做到自给有余，还有部分可以出口。汽车等工业产品也基本上可以满足国内需要，还能对中亚国家出口。该国工农业产品在中亚地区所占的比重也有所上升。
上述指标显示，实行渐进式改革和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的乌兹别克斯坦宏观经济形势要好于哈萨克斯坦。另外，社会领域的若干指标变化也可说明经济转轨方式带来的影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1987～1988年，哈萨克斯坦为5%，吉尔吉斯斯坦为12%，土库曼斯坦为12%，乌兹别克斯坦为24%。1993～1994年，哈萨克斯坦为50%，吉尔吉斯斯坦为84%，土库曼斯坦为57%，乌兹别克斯坦为47%。（注：乌兹别克斯坦经济中心编：《1999年乌兹别克斯坦人权发展报告》，第26页。）预期寿命：1991年，哈萨克斯坦：69岁，土库曼斯坦：66岁，吉尔吉斯斯坦：68岁，乌兹别克斯坦：69岁，塔吉克斯坦：70岁。1997年，哈萨克斯坦：68岁，乌兹别克斯坦：68岁，土库曼斯坦：65岁，吉尔吉斯斯坦：68岁，塔吉克斯坦：67岁。（注：乌兹别克斯坦经济中心编：《1999年乌兹别克斯坦人权发展报告》，第14页。）在独立后的十年中各国人口预期寿命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1～3岁，说明经济形势恶化已严重影响人民的生活。
上述数字都表明，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进行的经济体制转轨给各国人民生活都带来暂时的困难，生活质量明显恶化，人口预期寿命缩短。在苏联时期已成为工业农业国的中亚国家，开始向农业国倒退。各国面临重新工业化的战略选择。
六、经济转轨中的问题
第一，哈、吉等国经济改革缺乏本国特色。尽管这些国家领导人多次说过，不会照抄别国的做法，但实际上它们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国和国际组织的影响和左右。外国主要是指俄罗斯，国际组织是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确实，哈、吉等国领导人并没有明确说过要实行休克疗法，但独立后最初几年的经济活动实践却是按照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进行的。因此，它们经济改革的后果与俄罗斯极其相似，这就是：社会生产全面大幅度下降，通货膨胀恶性发展，财政赤字扩大，三角债严重，本币汇率下跌不止，外汇减少，人民生活急剧恶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哈萨克斯坦开出的也是硬性紧缩通货的货币主义药方，尽管此方法使该国通货膨胀问题有所缓和，但生产却急剧下降。
第二，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工作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从建立市场经济机制出发，各国都力图明晰产权关系，通过私有化达到财产的私人占有，并为经济自由活动创造条件。因此，产权改革成为各国迈向市场经济模式的第一步。然而，多数国家对这项工作控制不力，在哈萨克斯坦甚至认为国家越放手越好，因而出现了多年来形成的巨额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少数人在这个过程中暴富，多数人贫困。由于缺乏对转轨资产的明确规定，加之缺乏竞争环境，转制企业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第三，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在多数国家依然存在。在哈、吉等国尤为严重。单一化和原料型经济结构问题没有解决，长期困扰它们的消费品生产不足问题继续存在，例如，目前哈萨克斯坦生产的消费品只占消费品市场需求的10%。
第四，缺乏资本是主要问题。中亚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在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中，资本最为短缺。因此，资本形成的快慢就成了促进或限制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资本缺乏限制了投资，而投资严重不足又是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哈萨克斯坦1999年的投资仅为1990年的15%。缺乏投资很难保证经济的恢复和持续增长。寄希望于外国公司投资，使经济出现新的依附性。这一点在哈萨克斯坦表现得十分明显。
第五，防止垄断问题没有解决。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机制之一的防止垄断问题，在这些国家中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尽管国家反对垄断，提倡竞争，但真正实施需要一个过程。
第六，伴随经济危机而出现了社会危机和道德危机。这包括由于分配制度的变化而出现的社会严重分化、失业、教科文卫事业衰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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