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农村妇女日常生活中的交往互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日常生活中论文,农村妇女论文,圈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3863/j.issn.1674-5094.2011.03.013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094(2011)03-0060-07
1 研究背景
以前，妇女一直被认为是从属于丈夫生活，古代有男女授受不亲甚至妇女不出闺房的严格限制。古代家庭妇女通常被认为是没有公共活动空间的，完全生活在家庭的牢笼里，典型的“男耕女织”说法反映了农村社会的部分现实，妇女被安排在家中做家务，并且通过手工劳动帮助提高家庭的收入，妇女的生产、生活仅仅局限于家庭内部[1]。然而近代以来，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带来了家庭结构功能的变动，解放初新婚姻法的颁布，推动了男女平等理念在农村社会生活中的贯彻。当代农村妇女的行动逻辑还是从属于丈夫和家庭的阴影之下吗？虽然有关妇女研究的文献、著作层出不穷，但大多关注的是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妇女在摆脱了传统的父权束缚之后开始显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独立自主的要求，而且许多有关妇女的研究明显受到西方社会性别、女权主义理论的影响，往往热衷于与西方的理论承接对话，而忽视了当下的农村妇女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变迁。例如，在众多的研究中比较多地关注农村政治妇女参与的程度，背后显然有着西方女权主义集体行动的理论作为支撑。
对妇女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妇女权利的伸张和政治参与方面是不够的，还需要关注当下农村妇女在农村公共生活中的现实处境，即妇女在农村中生活状况如何？怎样与村庄的其他人打交道？妇女一开始作为一个外来者，又是怎样逐渐融入她丈夫所生活的社会环境的？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使得妇女原有的行为逻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原来的大家庭中解脱出来成为家庭中与丈夫有着平等地位的妻子，家庭地位与社会地位的提高改变了妇女原有的社会交往方式，妇女再也不会像传统时代那样足不出户。但是摆脱了原有传统束缚的家庭妇女在村庄层面的社会交往和人际互动，仍然受制于原有的传统结构的制约，妇女的交往尤其是妇女之间的互动所构成的“圈子”成为考察当代农村妇女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视角。
2 妇女交往的形式
薛村地处皖北，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型村庄，但它临近镇中心、靠近省会的特殊地理位置，呈现了与其他农业型村庄不同的面貌。在中西部地区农村，由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出现了众多“空巢”型村庄，村庄的大多数妇女和中青年劳动力都流入沿海地区，剩下老人和儿童留守村庄。薛村虽然也有劳动力外流，但调研中发现大多数劳动力仍然留守村庄，这显然是与近年来该村所在镇和地区经济发展有关。劳动力就业的就近吸收以及与省会交邻的便利使村庄保存了主体性，大多数人选择留在了村庄，即使是外出打工也都是在省会城市附近。乡镇经济的发展和就业距离的缩短，使女性劳动力不用出远门就能工作，更多的妇女有机会选择留守村庄，村庄中的大多数妇女可能年轻的时候出去打工，但是一旦结婚生孩子之后就留在家里务农或者在家带孩子。
大多数妇女留守的村庄成为考察妇女社会交往活动的一个基本前提，正因为有如此多妇女的存在使得妇女的交往构成了村庄显性的社会现象，而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是家庭院子中和乡村公路边一群群妇女坐在一起的聊天场景。这些妇女的聊天群构成了妇女交往活动比较独特的圈子，这样的圈子往往是以妇女为主，很少有男人掺和，更不是从属于男人以男人活动为主的附属圈子[2]。至少薛村妇女活动的圈子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固定性：稳定性是指圈子中的妇女常常就是几个相互熟悉的人，很少有外人加入；固定性是交往的圈子具有固定的场所，这个场所成为圈子中妇女最经常去的地方。这种交往圈子成为村庄妇女生活的次属群体，也成为农村妇女闲暇的主要表现方式。圈子所显露出的妇女交往的特点成为认识农村妇女活动社会交往的观察视角，圈子本身作为妇女交往的主要形式也反映了当代农村妇女交往的一些独特性。
2.1 限于传统家门交往的圈子
社交活动的贫乏是乡村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男人们利用场所地点创造的公共空间满足自己日常交往的需求。例如：薛村男人们经常在某几个相对固定的地方聊天和交流，这些地方同时又是村庄舆论的聚散地，也是村庄公共道德的载体，在此地可以看到村庄的公共道德的标准是什么。但这只是村庄男人们创造的一个公共话语群，属于一个男性视角下的公共空间。在男人主导的公共空间中很少有关妇女的表述，通常妇女话题的存在主要是被男人作为笑话或者顺带的话而提出。只有在远离了男人的公共空间，才会发现妇女自身会以她们的方式建构彼此之间的互动交往网。在薛村最主要的就表现为一个“家门”一个“门份”之间的串门所构成的交往圈子，该村妇女很少跨越家门和生产队与其他队或家门的妇女产生社会交往互动。
最早注意到朱姓家门妇女之间交往的圈子来自于笔者某次对一位朱姓妇女的访谈，访谈之中陆陆续续参与了其他4位妇女，与访谈者的对话不断地被其他妇女插嘴所打断，最后，只好放弃了与访谈者本人的谈话。而后观察了这些妇女的聊天互动，逐渐意识到这几位妇女之间的特殊关系，她们自称是一个“家门”的，同一个门份的。所谓同一家门是指这几位妇女的丈夫是同一宗亲的，在这个地方性知识的范畴之内同一家门可以不断的伸缩，呈现一个“差序格局”的结构状态[3]。然而其中最核心的是四代、三代之间，她们把同一个曾祖父的称之为“一个太太的”，而把同一个祖父的称之为“一个爹爹的”，其中最亲密的核心圈是同一个“爹爹”的范围。所观察的几个妇女，她们都是同一个祖父下叔侄辈的媳妇，而她们嫁过来已经多年，特别是一些四五十岁的妇女的活动交往圈，还是停留在自己丈夫的亲属活动范围之中，即使隔着一个池塘近几米远的另外一个小组，她们从来也没有去串门。
当家庭结构的关系已经从原有纵向的父子轴朝着横向的夫妻轴转时，妇女的地位也从原有的父权、夫权束缚之中解脱出来，妇女与男人有了更加平等的位置。然而，农村妇女虽然摆脱了原有家庭的束缚但她并没有摆脱家门网络的亲属圈，交往关系还牢牢建立在她们丈夫所属的亲属群体之中。建立在家门关系之上的妇女的交往是正式、稳固的，而摆脱了家门圈子束缚的妇女交往则是随意性的，尤其是家门之外的异姓之间的妇女交往活动很少。一个妇女的家门圈子根本不会出现重叠，朱家媳妇的圈子、李家媳妇的圈子、王家媳妇的圈子都是相对独立的，王家在薛村是大姓又可以分为几个家门，在村庄中呈现明显。
2.2 基于原有生产队编制所产生的地域圈子
薛村三组的李秀船媳妇嫁过来多年，儿子都已经结婚，但是据她自己说从嫁过来之后很少到别人家串门，仅有的串门也是李姓的另外两家，这两家都是自己丈夫侄子辈的媳妇；其次，就是经常到隔壁某位姓王的人家中去串门。在这个组中王姓是大姓，在乡村公路前的一排居住的人家都姓王，仅有这家姓李。还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虽然李秀船的媳妇经常到隔壁王家去串门，但是每当隔壁王家的几个媳妇聚在一起聊家常的时候，李秀船的媳妇几乎不参与其中，也不加入他们王家媳妇的聊天活动中。显然，在这里地缘因素已经让位于血缘，在妇女交往的活动无形之中受血缘家门的内在因素影响，否则跨血缘的地缘网络可以取代血缘而成为妇女交往活动的基本单位。
然而这并不是说地缘关系不发生作用，地缘其实是在一个比血缘更大的范围内制约着农妇们的交往活动。以地缘因素制约着妇女活动网络的是以“组”为单位的村组模式，小组是一个自然村庄，小组内部是一个熟人社会，而跨小组的行政村则是一个由多个自然村小组组成的半熟人社会[4]。妇女在熟人之间多少会打点交道，无论是在农田干活或者隔壁邻居帮个忙什么的，而跨组的妇女交往活动就很少，即使嫁过来多年的妇女问及其他小组人家的情况，她们多半也不熟悉。所以以小组为地域单位构成了妇女交往的另一个基本活动圈，在这个活动圈之中又有着核心圈：那就是以亲族关系为基础的妇女交往的内层圈。
2.3 现代性的休闲网络活动圈子
传统的交往结构方式在村庄愈发不稳定的时候，现代性的交往网络则打破村庄原有的血缘、地域限制，开始了一种流动性的交往，然而以各自的兴趣结成交往结构并不牢固，一遇到矛盾、摩擦就发生断裂。在薛村以打麻将为中心使妇女交往形式的存在，这种交往形式并不以血缘为基础；而且往往同一家门之内很难形成牌友圈，所以更多地表现为不同姓氏妇女之间的交往方式。例如：在该村东二组的妇女们就存在以打牌来结成的妇女交往圈子，这些妇女有几个是一个家门的，但有几个并不同姓，有王、顾、陈、袁等几姓。以打牌活动结成的妇女活动圈子不一定时刻都是在牌桌上交往，而在平时也经常表现为串门的形式，如在某家门前坐一下聊聊家常，打牌实际上间接促成了她们的交往范围的扩大。该队有一王姓媳妇，自己平时在家带孩子很少串门，但是因为喜欢打牌也经常跟几个妇女交往，而且她自己说，有时候打牌也会到别的生产队的牌友家去坐一下，或者聊聊家常、打打牌。
打牌不仅促成了不同家门妇女之间的交往，同时也使她们跨越了生产队的活动范围，成了村庄内的流动交往形式。但打牌的交往作用毕竟还不明显，还只能说更多地停留在生产小组的层次之上。跳舞则成为村庄层面的妇女交往另一活动方式，它突破了原有的几人互动模式，形成了全村妇女整体层面的互动交往。薛村距离镇集市较近，在薛村的防洪大堤前专门开辟了一个舞场供农村妇女学老年舞、交谊舞，夏日的傍晚一直到晚上8、9点歇场，这里就成了跨生产队、跨村的妇女交往活动场所，这个舞场也成为农村夏日的欢娱场所，成为村民夏日的聊天场地。但这种交往方式还是有限的，大多数薛村的妇女并不会融入这样范围的交往互动，所以仍然只是少数妇女会参与其中。
3 妇女互动交往圈子的特征
薛村妇女活动的圈子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家门范围内的活动圈子，即同属于“一家”，她们之间有着亲戚关系；二是邻里关系的圈子；三是因为打牌结成了团体，彼此成为熟人，之后联系开始固定化，形成了一种交往圈子。按照社会学家对社会群体的分类，我们可以把这三种圈子分别归结为血缘群体、地缘群体和趣缘群体，但是在农村这些群体都有着复杂的交叉关系，并不能只单单归结为一类。徐勇曾经对农村的圈子作过归纳，认为农村的圈子有多层意义：首先圈子是一个空间概念，是人生活的地域范围；第二，圈子是社会交往关系；最后圈子本质上是一种互利性的活动关系。徐勇认为圈子本质上是一种互利性的活动，是人们出于自身的需要而结成的交往方式，而无论这种需要是一种利益还是情感[5]。本文以为圈子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固定的交往关系，形成固定的社会交往形式是一种团体而不是群体和圈子。在某些农村确实存在着很强的妇女团体，而且团体的形成有着共同的特性。而圈子并不如此，它只是一种社会交往活动的特征，虽然其内部有受结构性力量的制约，但显然比团体活动更为松散，并且妇女交往的圈子并不是必然追求情感或者物质上利益需求，妇女圈子的交往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习惯和传统，当然还与由于农业生产上改进所带来的大量闲暇时间有关，这可以从妇女圈子交往的内容和特征上看出。
3.1 不以群体自我为中心的话语重心
妇女聊天和话语是妇女圈子的主要活动方式，而话语内容的重心并不是有关她们自身，她们的话语内容不是围绕着妇女自身展开的，关注的其实是不在场的人和事情。曾采取一种外在的观察方式倾听一个圈子妇女话语的内容，她们所讲的内容非常繁芜和絮乱。这个圈子中的妇女主要是来自王家的媳妇，她们摆谈的内容：就是为什么该地方的计划生育工作抓得这么严，而且生儿子的观念特别严重，她们围绕着这个话题七嘴八舌地谈起来，认为农村封建意识强，生儿子的观念改不了；从生儿子又谈到儿子的读书，议论今年村里的孩子考上大学的情况，她们也很注重儿女的教育，对上大学的孩子考上的是专科本科也很在乎；为了让孩子能上好学，她们还讨论到底孩子念高中之后是否要父母过去陪读；之后又谈孩子的成长，孩子的身体方面，怎么给孩子增强体质，接着又抱怨学校食堂的饭菜差；又谈到了自己丈夫抽烟给家里添麻烦，说到丈夫抽烟增加家里的开销以及对丈夫抽烟的不满；妇女另外一个较为关心的话题，就是由于天干地旱农业灌溉用水的问题，妇女表现出了担忧，从农业的用水再讲庄稼的农药喷洒，再讲到自己农田的除草和收成，以及菜园的种植等等。
归纳她们所讲的话题有：孩子的培养、婚礼的花费和不同村里的风俗、丈夫的日常生活、农田庄稼以及村里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等，由此引发的她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和意见，话题大多围绕着家庭、生产、生活展开。但是奇怪的是几乎没有听到她们关于自己生活的话题，在采访的过程中没有听到妇女们谈自己的穿着和娱乐，也没有谈到自己需要什么。这可能是出于农村妇女较为含蓄的原因，有妇女曾说过，把自身的需求向外人表达出来，怕被别人传开影响不好。
3.2 非制度化的圈子
妇女交往的圈子很少有计划和互动的正规性，不像某些妇女团体呈现有组织的体系。曾在某浙东农村调研发现在村庄存在着正式的妇女宗教组织，在当地叫“念经会”，这个在佛教名义下组织的妇女团体有着固定的成员和定期的活动。她们会事先预定好在每月的某天，大家聚集在一起念经，念经的前后也夹杂着团体的其他活动形式。在此定期的活动中，主要以中老年妇女为主，她们是一种村庄层面的妇女交往活动，超越了狭窄的血缘、地缘限制，有时候其他村的妇女大老远的也赶过来参与念经活动。而薛村的妇女圈子交往却并没有这么有计划、有组织。比如，有个妇女在门前乘凉或者缝衣服，随后另一个妇女搬凳子过来聊天，渐渐的几个妇女过来参与其中形成了一个互动的话语群和圈子，当某位妇女的丈夫回来要妻子一起做农活的时候，这个圈子马上就散了，随后大家都各自回自己的家中去了。这样的随意性和话语的漫无固定性，正是妇女交往活动的主要特征。
3.3 无权威、无核心的圈子交际
薛村的妇女活动体现了一种个体互动意义上的平等，在圈子中的妇女并没有呈现核心化、权威化的趋势，即使是在同一家门内的妇女虽然也有长幼尊卑的秩序礼仪，但在妇女圈子的互动中这些都表现得不明显。侄媳妇跟叔伯婶之间就像平常的妇女一样聊天，相互之间还取笑打骂，没有严格的等级界限。这种妇女圈子是一个缺乏权威也无核心的互动网络，交往圈子虽然内在的结构较为固定，但其活动形式却是流动，今天有可能在她家门前，明天又有可能在别家门前进行，这样的形式也外在地显示了一个无核心的妇女互动群体。
无权威、无核心的圈子交际之所以成为可能，也与内在世代关系和村庄结构的不稳定相关。前面谈及这个村庄的家门世代并不是绵延长久的，在村民的眼中最为重要的是三代之间的关系，三代之间也是堂兄弟之间的关系最为紧凑，代际收缩导致了权威的丧失[6]，一般来讲农村世系代越长则辈分等级观念也较强，短世系的认同结构造成了妇女圈子的去核心化。例如，在妇女的圈子几乎看不到三代之间的互动，最长的也是两代妇女之间而且年龄差距不大的交往互动；其次，村庄结构的不稳定也是造成圈子去核心化最重要的原因，村庄妇女精英的流失和新型年轻妇女的外向型都导致了圈子的短时效应。
3.4 不同妇女年龄层的交往断层
调研所在的村书记家的公公婆婆单住在村头的西边，他们居住的房子就在几个儿子房子的中间。书记的婆婆有70来岁了，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她就从来没有出过自己的家门，早晚都坐在自家门前拿着一把扇子乘凉，她说“老年人与其他人处不来”，所以就不会出去串门，而老头子还经常上镇里赶集；与此相反，作为儿媳的黄书记40来岁，一天到晚见不到人影，她不仅忙于村里的事情，也时常出去到外面旅游，休闲的时候抱着自己的孙女到村子的公路上走走，跟人家闲聊，在家的时间是少之又少。儿媳家与婆婆家相邻，就是在家也没时间到老人家说说话，老人更是从来不到她媳妇家。
妇女之间的交往受年龄影响因素很大，在访谈中也很少看到老人参与中年妇女的谈话，老年妇女不仅因为年龄段上同岁的较少，而且有与中年妇女思想、价值观念上的不同。所以，从表面上看来，因为年龄导致的身心差异限制了妇女交往活动的不同范围。例如老年妇女可能因为身体原因不愿意出门，但实际上却体现了世代和代际之间的关系转变。当代婆媳关系之间的重心下移造成了老年人地位的降低，其中不仅仅是父权制度遭到冲击，影响最大的还是婆媳关系。婆媳关系的平衡在传统时期是以一种接力模式维持的，媳妇在刚娶进门时与婆婆的关系处于相对陌生紧张的状态，伴随着夫妻关系的逐渐融入，婆婆与媳妇的关系会一直处于拉紧弦的崩裂状态，导致分家的最主要一个原因就来自于外来媳妇与婆婆关系之间的紧张，最终会使大家庭关系破裂，分裂出以夫妻为主的核心家庭[7]。然而，在多年的煎熬之中，媳妇自己变成了婆婆，她把自己的过程又重复到自己儿媳妇之中。正是婆媳关系中婆婆的权威，导致了传统时期中青年妇女交际关系的相对闭塞，在婆婆的管教之下与异性的社会交往更是不可能。
但是现在这一权威关系在变化，婆婆地位的降低和代表家庭的社会功能消失，老年妇女在家庭之中无法发挥作用，更加上分家单过后的困顿生活也无法支持她参与社会交往活动；相反，年轻妇女则在这一过程中地位上升，所以很自然地构成了村庄妇女互动的主力。在薛村从来没有看到过老年人聚集在一起谈家常构成老年妇女圈子的现象，而更多的是中青年妇女相聚一起谈天说地的形式。老年妇女作为个体已经被甩出了村庄妇女交往活动的结构模式，表现为老年妇女的自我生活半隔离的状态。中年妇女与老年妇女有着相互交往封闭的趋势，老年人不能也不敢与中年妇女之间产生社会互动，即便是婆媳之间也表现为尽量少打交道，而中年妇女也不愿意老年妇女插嘴。
3.5 流动婚姻所带来的交往变动
虽然妇女活动仍然是在传统的资源影响之下存在，但传统的活动交往形式随着宏观制度环境、家庭结构的变动也产生了变异。如果是以家门为活动交往圈子体现了传统宗亲家族主义色彩，那么生产队的活动其实是一种人民公社社队体制留下的新传统。虽然在这两个传统遗留下来的交往互动仍然是农村妇女交往的主要表现形式，然而近30年来的市场以及高度流动的社会体制已经给妇女的交际和互动带来了深刻的变革[8]。
在采访的年轻媳妇之中，几乎很少看到她们出去串门聊家常的现象，最为典型的是该村书记家的媳妇除了回娘家之外，几乎就足不离户。书记家的媳妇不是本村人，而是从镇里嫁到这边来的，像这样的村外婚，外地媳妇因为进入一个全新的陌生环境所造成的疏离，导致她们宁愿在家里带孩子、看电视，外来媳妇甚至连本队的人都不熟悉。有的外地媳妇也很少待在家里，她们与丈夫是在外地打工认识的，除了结婚之后在村内生活一个短暂的时期之外，其他大多数时间都是夫妻俩在外面生活。这些妇女已经脱离了原有的村内妇女交往方式，她们更多的是一种以独立姿态出现。所以村庄妇女的交往圈会愈发倾向于个人本位模式，最后只剩下单独个体的互动方式或者完全脱离村庄而进入另一个层面。
4 制约妇女交往的相关因素
村庄的妇女交往活动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家门圈子之内的互动，也有个人私人网络关系的互动，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较为孤独自我封闭式的妇女。在研究妇女互动所构成的圈子时，仅仅只局限于农村妇女圈子的结构是不够的，同时也要关注一些现代性的观念和技术的进入，使村庄妇女的交往产生的变化。
4.1 村内婚与村外婚的不同融入方式
村庄妇女一开始的交往活动并不仅仅局限于丈夫家，同时也与自己娘家有着很大的关系。根据妇女嫁入村庄的来源地，可以划分为村内婚和村外婚，而这两种类型的妇女分别称之为外入型妇女与内移型妇女。外入型指从本村之外嫁入村里来的妇女，她们是同一乡镇不同村的，或者是跨镇的，这些妇女中年龄较大的大多是通过别人介绍的，而年纪轻的多半是在打工认识的，外入型妇女在此之前对本村的情形根本不熟悉或者只了解一些；内移型指嫁给本村之内男人的妇女，只是跨组婚姻或者是同一组内的婚姻，这样的妇女从小就生活在丈夫所在的村庄，相对来讲，村庄是一个熟人构成的领域。
从一般常识来看，村内婚的妇女可能更容易进入村庄妇女活动的圈子，而村外婚的妇女可能融入村庄妇女活动圈子的过程则较为漫长，或者干脆自己就脱离丈夫村庄的妇女交往圈子，另外构成自己私人的交往关系网络。然而，访谈中却发现外入型妇女更容易进入丈夫家门的妇女活动圈子，往往对丈夫所在的生产队也更为熟悉；而内移型的妇女则相对较为平淡，她们中有些人在本队内根本就不与其他妇女打交道。其原因可能在于外入型妇女与内移型妇女的娘家的牵引力，内移型妇女的娘家在本村，所以她对自己的娘家更有亲切感，与娘家生产队家门的妇女构成的交往圈子也更具有认同感，所以不自觉地会脱离丈夫家门和丈夫所在生产队的妇女圈子。例如，对3个内移型的妇女做过统计，她们回娘家的频率一个月有10来次，而外入型妇女回娘家的频率一个月只有1～2次。
由此看来，外入型妇女的生活重心更愿意放在自己丈夫所在生产队内，也愿意与丈夫家门的妇女打交道，进行频繁的社会交往，所以她们对这个圈子就更加有认同感和熟悉感；而内移型的妇女则更加倾向于娘家妇女的活动圈子，她们的生活重心是一种缓慢的转移，随着嫁到夫家的时间越长，回娘家的次数逐步减少，慢慢地也会减少对娘家生产队的认识和融入，进入丈夫所在小组的妇女交往圈子。但是这种现象在年青一代妇女交往之中可能出现断层，因为社会流动和生活重心的外移，年轻妇女更向往的是都市生活方式。
4.2 财富、地位、声望对妇女交往的影响
市场竞争必然带来社会分化的结果，家庭承包之后的分户单干虽然促进了农村每个家庭生产的积极性，但同时也带来了村庄内部的社会分化，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深入使得村庄内部的分化趋势愈加明显。最富的人可能已经脱离村庄的生活圈进入大城市；而较富裕的人则在邻近的镇里买了房子，搬到镇里去；有点小富的就在村庄中盖起了楼房。村庄中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声望的差异引起了村庄内部交往活动的变化，在妇女层面的互动也开始显现了相应的微妙变化。
妇女交往的圈子虽然以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为牢靠的基础，但是在经济地位的分化下，圈子之内也会出现分化甚至有的妇女会主动脱离圈子，而构成交往圈子主体的妇女也会采取一种回避、排斥的态度拒绝与自身地位不相称的妇女交往互动。有个圈子中的妇女就说过“穷了，就看不起你，你还硬跟她扯什么”，“人家有钱了，富了就不会跟我们这些穷人打交道”。所以，圈子中的妇女地位其实具有匀质性，彼此之间相差不会太多，一旦圈子之内的妇女产生较大的差距时，这种关系都将显得不那么牢靠。
4.3 电视、报纸等大众媒体对妇女社会交往的影响
电视作为影响农村私人生活变革和交往活动的现代传媒，正愈来愈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毫不夸张地说，电视给农村社会带来的变化是其他方面无法比拟的，无论是现代都市消费理念的广告，还是适合市民社会大众口味的电视剧，都成为农村农民模拟的对象[9]，甚至农村小孩也通过电视了解现代都市流行元素。电视同样对农村妇女的交际产生毋庸置疑的变革，让妇女把更多的时间打发在了私人生活空间的卧室中，明显地减少了外在的社会交往动力。很多妇女都说到以前没有电视的时候，大家在门前乘凉谈天相互联络感情的交往方式，也充满了对以前的这种交往活动的怀念。
电视通过另外一种形式把妇女与距离遥远的人和物相互联系在一起了，但这只是一种单方面的灌输和知识传入，并没有充分的互动，只是单向的传输机制。这与农村妇女圈子之内的互动形式不同，面对面的互动可以联络私人之间的感情，也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面对面的互动内容是再造村庄熟悉感的重要表达，而电视的内容和互动方式只是一种远在天边的感觉，无法起到相互互动所形成社区内的流动和熟悉机制。所以电视的传入同样也导致了妇女对村庄生活的陌生感，妇女缺乏动力去了解村庄小社区内的生活；甚至有时候对村庄层面活动产生厌恶和脱离村庄的思想，这样无形之中也瓦解了村庄妇女的交往圈子。
5 结语
与外在显性的乡村男人之间的互动相比，妇女的社会互动网络和社会资本是比较隐性的，它往往掩藏在男性的活动之下，所以很少有研究农村妇女的互动形式[10]。然而，性别的差异、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并不意味着农村的妇女是单独的个体，她们其实也生活在自己的亲属网络之中，所以仍然可以观察到妇女之间的多种社会互动方式。在薛村，所看到的妇女活动的圈子就是如此，虽然交往的圈子在现代性的冲击下有可能显得非常脆弱，或者随时瓦解于村庄社会的流动之中，但它有内在的社会隐性的结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基于家门“门份”的概念，尤其在农村的社队体制中，农村妇女的社会交往结构仍然显示着传统结构性力量的影响。但从中也看到这种结构往往还无法满足村庄妇女在现代性之下的社会交往需求。
现代化的东西破解着原有的传统的互动交际网络，现代化的取向产生了妇女交际的跨边界效益，这样的互动方式是以脱离原有的社会交往圈而重构的一个新型互动圈子。在村庄妇女获得更多资源的同时，其交际活动不断对外延伸的时候，也往往造成原有妇女圈子活动的瓦解，带来村庄妇女自我主体性的私人交际网络，妇女互动由一种网状的交际变成一根根线状的横向的联系方式。这是原有的社区正在逐步走向瓦解的演化趋势，或者更加严重的是妇女自我封闭化，即以自我为中心的交往方式来脱离村庄妇女之间的互动，这样的交往结构同时也使家庭本身走向了原子化，妇女交往关系的断裂也造成了家庭联系的断裂，村庄不再是一个社区的共同体，而是一袋子马铃薯。
朱静辉.圈子：农村妇女日常生活中的交往互动[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3(3)：6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