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国有大中型企业盈亏问题的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盈亏论文,上海市论文,大中型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4年10月25日至11月18日，由中共中央党校国有大中型企业盈亏问题调查研究课题组、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上海市经委工业经济研究室有关同志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上海市国有大中型企业亏损比较严重的5个工业部门：仪表局、轻工局、二轻局、化工局、纺织局以及下属的20多个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分别与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上海市财政局、劳动局、社会保险局以及上海市经委的有关领导，就上海市国有大中型企业扭亏增盈问题进行了座谈，阅读了上海市关于国有工业企业解困工作的文件和典型材料。现将我们的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上海市国有大中型企业亏损现状和原因分析
上海是我国国有企业最集中的城市，上海的国有企业，无论在上海还是在全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今后上海的进一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有企业潜力的发挥。只有搞好国有企业，上海的发展才有坚实的、健康的基础。当前，上海工业生产形势总体上是好的。但是发展不平衡，工业经济运行质量还存在着不稳定因素，突出地表现为国有工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中亏损企业比较多，亏损金额上升较快，少数行业呈全行业亏损，影响了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一）上海市国有大中型企业亏损情况
当前，上海市有乡以上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9883户，其中大中型企业923户。国有企业2028户，其中国有大中型企业659户。集体工业企业5202户，其中乡办企业2850户。其它类型工业企业2653户，其中“三资”企业1277户。
当前上海市工业经济运行的总态势很好，但是还是存在着一些影响经济运行的问题，其中突出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亏损严重。从1988年到1993年，亏损户数和金额情况如下：1988年亏损企业35户，金额1.11亿元；1989年亏损企业148户，金额3.70亿元；1990年亏损企业312户，金额10.11亿元；1991年亏损户数122户，金额3.63亿元；1992年亏损企业81户，金额2.26亿元；1993年亏损企业144户，金额3.78亿元。截止1994年9月底，在地方预算内独立核算国有工业企业总数925户中，亏损企业有280户，比上年同期191户净增89户，增加46.6%，比同年8月末减少13户，减少4.4%。亏损面为30.3%，比上年同期上升10.1个百分点，比同年8月末下降1.3个百分点；亏损金额7.84亿元，比上年同期3.98亿元，增加102.5%，比同年8月末7.83亿元增加0.01亿元。亏损企业集中于纺织、仪表、轻工、二轻和化工等工业系统。其中纺织84户，二轻57户，轻工43户，仪表33户，化工32户。
从以上情况可见，上海市国有企业经历了从1988年到1990年的亏损面扩大、亏损金额增加，从1991年至1992年的亏损面减少、亏损金额降低，从1992年到1994年的亏损面又逐步扩大、亏损金额又逐步增加这么一个波动的过程。
（二）上海国有企业亏损原因分析
国有工业企业发生亏损的根本原因，是对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不适应的结果。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产品是实行统包销，政府物价管理部门对企业产品定价的原则是：成本+利润率（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利润率）。在这种体制下，除了那些政府有意压低它的产品出厂价（主要是一些基础工业和支农产品）并给予政策性补贴的企业外，大多数企业是不会发生亏损而且会有一定的盈余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并与国际接轨，这就引进了竞争机制和淘汰机制。国内面临着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竞争；国内商品市场与国际商品市场接轨，又引进了大量外国商品。国有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激烈的竞争中，不少企业由于生产要素结构处于劣势，加上旧的企业体制的弊端，竞争力弱而被淘汰。随着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外资的大量进入，随着国外商品的进入，国有企业面临的竞争形势是严竣的，势必会再有一部分国有企业倒下去。
上海的国有企业发生亏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上海作为我国的一个老工业基地，有不少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有不少是夕阳产业即所谓传统产业，还有一些是耗能高、耗原材料高的产业。随着内地和乡镇工业的发展，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度的提高，不少行业出现了全行业亏损，不少产业处于被淘汰的境地。这是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不合理造成的，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也紧迫地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结构调整的问题。
从调查情况来看，上海国有企业的亏损，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1.乡镇企业的崛起，使上海国有企业的劳动成本处于劣势，这是一批纺织、二轻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发生亏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上海国有企业的劳动成本与乡镇企业比较，一是工资即劳动力价格较高。以上海平均工资水平较低的棉纺织业来说，上海第二棉纺织厂的职工平均每人收入，1994年是7000元左右（包括工资、各种津贴等）。而上海的郊区县，如松江县泗泾镇的大中华胶鞋三厂农村工人，每月工资收入仅是300元左右。如果是内地乡镇企业，它的劳动力价格还更低。二是退休职工多。上海第二棉纺织厂的在职职工是4800人，而退休的职工有5000人，超过了纺织厂的在职职工。而乡镇企业一般来说都是亦工亦农，不存在退休职工的问题，也没有或很少有退休金支出。三是职工的劳保福利费，主要有职工的医疗费，职工住房建设费，职工的托儿所和幼儿园等等。特别是医疗费，近几年来直线上升，1993年上海市有关部门对60户工业企业作过调查，医疗费占职工工资总额比例从1987年的11.3%已上升到了1993年的17%。职工住房建设费也是一项庞大的支出。这些费用，乡镇企业是不必支出的或是很少支出的。
以上这些费用加起来，据上海第二棉纺织厂测算，每个职工平均约10000元，上海耐火材料二厂测算是15000元，而乡镇企业职工平均每人约4000元左右，这就使国有企业的劳动成本大于乡镇企业的1.3～1.5倍。再者，国有企业机构臃肿，富余人员多，而乡镇企业较精简。上海第十一针织厂原有职工1400人，厂长说只要700人就够了，也就是说可减员一半。上海耐火材料二厂的一位厂长也说，可减员一半。这一半的富余人员，就增加了劳动成本一倍。根据我们的调查，有些厂只要劳动成本能与乡镇企业一样，即可扭亏转盈。
2.内地企业的发展，使上海国有企业物耗成本处于劣势，这是一批化工等耗能高、耗原材料高的产业发生亏损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原材料工业、交通等基础产业的产品和运费价格定得很低，而对加工工业的产品价格又定得很高，利润率也很高，国家财政部门从城市加工工业中获取大量的税收和上缴利润。这是上海等城市解放后加工工业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随着能源、原材料的价格逐步放开，这几年来，我国的能源、原材料价格就直线上升。1994年5月1日，轻油从308元／吨，调至1700元／吨，1994年橡胶从每吨6300元涨至14000元／吨，棉花1987年是每担175元，1994年已高达568元，上涨了3倍多，长丝1987年为54000元／吨，1994年是220000元／吨，上涨了近4倍。据测算，1994年上海市由于煤炭价格放开，电力、原油、棉花提价等，将影响生产成本43.5亿元，因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过猛，企业难以消化而引起亏损的，约占全市亏损企业数的15%，计49户。上海是一个没有燃料和原材料的城市，从很远的地方将燃料、原材料运至上海，这笔运费也是巨大的。内地工业离燃料、原材料产地近，它们的成本处于优势，特别是那些耗能高、耗原材料高的企业更处于优势。在市场竞争中，上海的企业就处于劣势并陷入了亏损。再者，上海是个老工业基地，很多设备都老化，解放后，基本上都是国产的设备，耗能、耗原材料高，而内地企业是近几年来新发展的，不少企业都引进了国外的先进设备，它们的能耗、原材料消耗都较低。例如，30万吨合成氨，内地已引进了30套，而上海吴泾化工厂的一套是国产的，它生产的尿素成本要高出内地企业引进的国外设备生产的尿素成本一倍，每吨亏损近1000元，1994年净亏将达3亿元。
3.国有企业缺少“造血（资金）”功能，负债累累，利不抵息，这是造成亏损和没有后劲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国有企业原有体制是实行统收统支，企业的利润都上缴国家，后来实行企业留利制，但由于所得税高达55%，再加上调节税，企业留利甚微，一般只能是用作职工的奖金和福利。因此，上海的国有企业虽然上缴国家财政甚多，例如大中华、正泰两个橡胶厂，解放后到1989年成立公司时，35年中上缴财政51.9亿，是这两个厂的国有资产原值的29倍。但在上缴后，企业就没有多少积累了。加上财政、金融的改革，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实行拨改贷、流动资金实行信贷，使企业雪上加霜，负债累累。仪表局所属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达84%，1994年9月亏损企业有62户，占企业总数60%。亏损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平均高达90%。据统计，我国国有工商企业的资本金利润率为7.4%，而银行贷款利息率一般是9.5%左右。按此计算，资产负债率若超过78%，就必然要利不抵息而陷入亏损。何况，一般的亏损企业资本金利润率还远远达不到全国平均数7.4%的资本金利润率的。
“资本”是企业发展的第一的和持续的推动力。在市场经济中，资本实力是决定竞争胜负的关键。有了资本实力，可以购置或引进先进设备；可以聘请第一流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可以发展新技术、新产品；可以大做广告和推进促销手段；可以发展规模经济。总之，它可以打败竞争者而取得胜利。而我国国有企业缺少“造血”机制，不仅无积累，且负债累累。由于国家财政对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采取了倾斜政策，所得税率1994年才开始统一，在这之前，国有企业是55%，乡镇企业是20%，三资企业是33%（还可以二免三减），私营企业是33%。因此，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它们的资本积累能不断增加，竞争力不断增强，而国有企业的资本积累却越来越少，大部分是负数，竞争力越来越弱，所以现在理论界有人提出国有企业衰落的根本原因是无积累，亏损的重要原因也是无积累。
4.一批老的国有企业是老设备、老技术、老产品，面对拥有新设备、新技术、新产品的“三资”企业的大量涌入，产品市场占有率不断下降而陷入了亏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迅猛发展。当前，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实质上是技术的竞争，新技术能促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劳动成本不断降低。据测算，现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65%以上是靠技术更新。上海有一家纺织厂与日商谈判合资，引进全套日本先进设备，这家厂子有6000多名职工，日商说，合资后，使用这套新设备，1000个职工就够了，劳动力和劳动成本将大大节省。新技术又是使产品提高质量、开发新产品、提高附加值的重要源泉，如国际上流行的薄花呢，需要很先进的设备和很高的技术才能生产出来，它的附加值要比一般花呢高几倍。
从上海的情况看，情形却不容乐观。上海有一批国有老企业，它们的设备很老，有些设备还是解放前的，技术老、产品老，几十年未变。消费者特别是青年都喜新厌旧，他们喜欢“三资”企业的新产品。这样，国有企业的这几个老，便集中表现在市场占有率的不断下降上，产品缺少或没有销路，使这些企业亏损，并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的境地。如上海饼干历史上最高产量是1985年，达4.99万吨。以后年年下滑，1992年降为2.16万吨，下降了二分之一以上。在上海的市场占有率也从90%降为60%，主要是被广东饼干占领。广东有不少“三资”企业，引进了国外先进设备，饼干酥松可口，表面光亮，香味好，包装好，使上海生产饼干的企业陷入了困境。近几年来，上海搞了三个规模较大的合资企业，年产能力2万多吨，使本地饼干在上海市场上的占有率回升到了70%以上，但是上海国有企业生产的饼干相对额却更下降了。据统计，上海国有企业由于产品老化，技术改造滞后，产品不适销而引起亏损的占全市国有企业亏损总数的10%，计33户。而由于企业部分合资后，生产要素优势转换，母体发生“空壳”现象而发生亏损的，约占全市国有企业总数的3%，计10户。
5.宏观失控、盲目投资、水货冲击，是造成企业亏损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宏观失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哄而起，盲目投资，许多产品供过于求，一方面大量生产能力放空，一方面产品大量积压。企业为了争市场，竞相压价。这是我国近几年来发生电扇大战、彩电大战、冰箱大战、乳胶手套大战等等的主要原因。例如医用乳胶手套，是上海乳胶厂的主要产品，原占该厂产值的70%，利润的80%。由于该产品投资小、效率高、生产工艺简单，各地竞相投资上马。1987年全国生产该产品只有7家企业，32条生产线。1988年底达537家，1043条生产线，总投资达20多亿元。每条生产线生产能力是2000万只，一年可生产200亿只，而全球一年需要量是20～30亿只。出口手套由1988年的9美分／只，下降到现在的1.4美分／只。1991年该厂亏损达828万元。二是走私和水货冲击。国家把关不严，致使大量走私和水货进入。例如，上海无线电三厂是国家录像机定点企业，工厂一批技术人员花了近10年时间、近千万元的投资开发录像机，但随着水货的大量涌入，国产机便无法在市场上立足了，使该厂陷入了严重亏损。
6.对外开放度的扩大，使规模经济小的企业，遭受外资的冲击，这是一批仪表等高新技术产业萎缩和陷入亏损的一个重要原因。
规模经济是现代发达国家的大企业集团进行国际竞争的一个重要手段。上海有些企业达不到规模经济，虽然受国家关税的一定保护，但由于与国外大企业的单位成本相差悬殊太大，因此在竞争面前，还是陷于失败和亏损。最明显的是上海仪表系统的元件厂，大多是由于达不到规模经济而亏损的。再如DF300照相机是高技术产品，1989年大量水货进入时，上海照相机总厂还未形成规模经济，当时每架报价1750元，水货日本的照相机报价1800元，该厂降为1490元，水货报价1550元，该厂再降为1290元，竞争价又报1350元，该厂只好以低于成本价998元销售时，走私照相机又相应降低价格竞争，以致上海照相机厂陷于严重亏损。现该厂已达规模经济，，1993年生产6万架，国际上报价100美元一架。而日本美能达的DF300照相机是170美元一架，国际照相机商转向我国大量订货。总之，规模经济是现代市场竞争的一种重要手段，特别是若在我国复关后，这方面的竞争将更为剧烈。有些国有企业没有达到规模经济，这是造成企业亏损的一项重要原因。
7.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没有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灵活，这是一些国有企业在竞争中陷于困境而造成亏损的又一原因。
国有企业的机制不及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灵活，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决策机制。国有企业的重大决策，都掌握在上级政府的手里，而上级政府有批准权，但却不负决策失误的责任。因此决策失误的情况屡见不鲜，从而造成企业亏损。例如，上海感光胶片厂的彩卷项目，当时国内已有厦门、汕头、保定三家投资上项目，国内市场显然供过于求，然而上级认为也要上一个，结果化了2亿元的投资，硬件上去了，软件跟不上，产品质量差，每年要亏1000多万元。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自己有决策权，这种决策失误，虽也会有，但是它比国有企业要少得多。
二是国有企业缺少激励机制。分配上的严重平均主义，导致了人才的大量流失。上海一零一厂、上海无线电二厂、上海无线电三厂，这三个厂的产品海燕、红灯、美多都是名牌。它们的技术人员，被乡镇企业大批挖走，遍及江、浙、沪（郊县），他们带走了厂里的技术和研制开发的成果，反过来再与这三家厂的产品进行竞争，使这三个厂都陷入了严重亏损，一零一厂已破产，上海无线电二厂也将破产。
三是用人机制不活。国有企业，由于要上下对口，因此，机构庞大，人员臃肿。人多了，又不能随着辞退和精简，因而劳动成本高昂。但是乡镇企业、三资企业都很精简，人多了也可以随意辞退，所以，它们的劳动成本低，在竞争中处于优势。
四是营销机制不活。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下是实行统购包销，当时是短缺经济，产品是皇帝女儿不愁嫁。因此，它们的营销机构很不健全，营销人员少而素质差，营销手段也少。上海正广和汽水曾败于雪碧，这当然有多种原因，而营销手段大大不如雪碧，是其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8.厂长素质不高、经营管理不善，也是有些国营企业亏损的一个重要原因。
国有企业的厂长，大多习惯于计划经济，一切听从上级指令办事，而对于市场经济，大多缺少经验，因而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转轨时，适应不了，从而使企业陷于失败和亏损。例如，正广和厂的原厂长、华生电扇总厂的原厂长，这些厂之所以陷入亏损和失败，与他们的市场观念不强、驾驭市场经济能力弱有密切联系。治厂不严、经营管理不善，也是使企业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青浦化肥厂、松江药棉厂主要是管理不善、浪费严重而陷入了亏损。调换了一个厂长，加强了经营管理，很快就扭转了亏损局面。
综上所述，可见造成国有企业亏损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它有产业结构、区域结构不合理的原因，也有体制上的原因；有宏观上的原因，也有微观上的原因。总之，要找准病因，对症下药。至于对每个企业来说，更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的是单项原因，有的是多项原因。对于多项原因造成的亏损企业，就要综合配套下药了。
当前，对国有企业亏损原因的认识，主要有三种论点：一是体制论。认为原有体制有弊端，只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才是解决亏损企业的根本出路。这种观点在理论界较为普遍。二是内因论。认为国有企业发生亏损，主要是厂长素质不高和内部经营管理不善造成的。因此，主要应靠撤换厂长和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来解决。这种观点，在企业上级政府部门较为普遍。三是外因论。认为国有企业的亏损，主要是历史包袱重、资金短缺、债务沉重，冗员多而又不能辞退出去，上级过多的干预造成决策失误等等。这种观点，在厂长、经理中较为普遍。通过调查，我们认为这几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都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例如，棉纺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劳动成本高昂，即使改为现代企业制度，也还是要亏本的。因此，出路只有两条：一是象发达国家那样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劳动成本低的地区去，即转移到内地和乡镇企业中去。二是实行外向战略，产品由内销转为外销，因为上海的劳动力成本比发达国家还是要低许多。外因论、内因论也是如此。总之，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找准病因，才能对症下药，这才是企业解困的正确途径。
根据调查，我们认为：造成国有企业亏损的最根本原因，是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后，由于引进了竞争机制和淘汰机制、引进了竞争对手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和国际上的大企业而形成的结果。由于有些国有企业的生产要素结构和体制处于劣势，而竞争对手处于优势，从而在竞争中便遭到失败而亏损，有的已濒临破产和淘汰。因此，我们认为，要防止片面地研究问题，要从对立面斗争中来观察、研究问题，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二、进一步搞好上海市国有亏损企业扭亏增盈若干问题的理论思考和对策建议
上面的分析表明，正如我们在其他地方所看到的那样，上海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也有着我们国有企业的通病，诸如效率不高、债务沉重、设备陈旧、冗员过多、管理混乱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对国有大中型企业问题的解决，需要从深层次的角度着眼，而不能仅仅满足于一些治标措施的出台，应把治标与治本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国有企业现存的致命弊端，使国有企业能同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具有同样的效率和活力。
国有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在的重要作用和特殊性，决定了在它的运行中至少要达到以下三方面的目标：第一，在国有企业的运行中，劳动者必须具有较高的劳动效率和对资产的关切度，这是与劳动者在国有企业运行中的主人翁地位相适应的，也是国有企业能否真正具有活力的关键所在。第二，在国有企业的运行中，必须造就一个使经营者具有促动力和约束力双重压力的机制。从理论上说，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是国家从社会的优秀成员中选拔出来的，他理应具有比其它所有制类型企业的经营者更高的素质，更强的社会责任感。然而，仅仅具有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还是不够的。在现实生活中，经营者的产生除了选拔方面的因素外，还有一个使其能力发挥的机制问题。没有这样一个机制，即使经营者选拔得再好，也未必能把企业真正搞好。第三，在国有企业的运行中，必须能够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这一要求也是不过分的，因为即使其它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也会要求在发展中不断壮大，而不会仅仅满足于年复一年的简单再生产规模。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保值增值的要求也是国有资产本身的最基本要求。当然，国有资产要保值增值，首先必须以前面两条的有效性为基础。没有劳动者和经营者的共同努力，保值增值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我们认为，我国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扭亏增盈工作应该围绕着上述的三点要求来进行。从我们对上海市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调查情况看，要做到以上三点，必须要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一）国有大中型企业运行中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的动态优化与调整问题
国有企业应是一个整体，它的优势，也应从一个整体的角度来把握。过去，我国的国有企业从理论上来说是一个整体，但在现实的实践中，却是相互之间资产彼此无法流动，造成国有资产存量的呆滞与凝固。现在，我国许多地方已经开始逐步建立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公司，从价值上来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从上海的情况看，我们在进行调查之前，上海便已成立了两个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上海仪电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总公司和上海纺织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总公司。上海仪电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总公司在介绍情况时谈到的一个思路我们认为是值得重视的，这就是扭亏除了其它方面的措施之外，还要把很大的注意力集中在通过资产存量调整上，以求得最大的资金回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我们认为这种思路是可行的。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新的资产管理机构对企业是以资产为纽带的，它们同企业之间存在着资产关系。它们也从事经营，但却是从事资产经营，主要考虑把资产交给谁经营以及用怎样的方法去经营这两个方面，即所谓“一次经营”；而企业是为资产创造资本利润，即所谓“二次经营”。前者是资产经营，后者是商品经营。正因为这样，这种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便有可能对其下属企业的整个资产存量进行盘活处理。通过这种资产存量的盘活调整，便会改变过去国有企业中生产要素的能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国有资产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状况，开发国有资产的潜能，使国有资产产生更好的效益。
（二）国有大中型企业运行中建立经营者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问题
在国有企业中，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现在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建立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仍然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很大问题。这个问题若不能彻底解决，可以说，要彻底解决国有企业的弊端，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于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机制问题，我国政府已经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并决定从1995年起，先在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中试行年薪制。对于这一决策，我们所调查的企业经营者和有关管理部门是普遍持欢迎态度的，有些部门还制定了年薪制的具体实施细则。比如，上海东风机械（集团）总公司便认为，年薪制应分为两部分：(1)经营者的年薪基数。这个数字应相对固定，即使经营者发生了经营失误而造成企业亏损，这一部分也应予以保证，因为这种情况表明了选拔者选拔人才的失误，而不应由被选拔者来负责。当然，如果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触犯了有关法律，则需由法律机关来相应处理。(2)由于经营者的苦心经营，使企业资产不但得到了保值，而且还有了大于有关部门要求的增值额，则超出原资产及增值额部分的数额，即企业纯留利部分，应根据企业的划档情况，与经营者再进行一定比例的分成。我们认为，上海东风机械（集团）总公司的这种思路，对于我们搞好年薪制是有启发意义的。
对于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约束机制问题，目前在我国还比较薄弱，在一些国有企业中甚至弱化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例如，上海第十二毛纺织厂是一个以生产粗纺绒为主，毛毯、针织纱为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它在原厂长离任之前，一直号称盈利，并是先进企业。原厂长在离任审计时，却发现企业负债已达7000多万，而企业资产只有5000多万，实际上已经资不抵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对经营者的约束机制弱化问题。
怎样解决这一问题呢？我们认为，在成立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总公司的情况下，下属各企业的财务人员的任命及工资，应由总公司来掌握。这就是说，企业财务直接对总公司负责，而不接受企业哪一个负责人的控制。这种体制依此类推，便形成了下一级单位的财务由上一级的主管部门来全面负责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上级部门只需定期对各个下属部门的财务进行审计即可。这种体制的好处，是它可以使财务人员及财务主管摆脱对同一单位领导者的行政关系及经济关系，切实地对上级部门负责。由此，也便会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使问题的发生消灭在萌芽之中。
（三）国有大中型企业运行中主业发展与“三产”发展的关系问题
我们在上海的调查中发现，在上海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兴办“三产”是比较普遍的。当然，这里的所谓“三产”，在概念上与三次产业中第三产业的含义已经有所不同。它是指国有大中型企业从自身实际出发，在企业中分流部分职工，提供部分资产，投入部分资金，举办或划出的独立核算的工业、建筑、商业、贸易、交通运输、社会服务等企业。据当地主要工业局的调查了解，至1993年底，11个地方所属主要工业局国有大中型企业共办“三产”企业2169户，平均每个大中型企业办“三产”企业4.91户；“三产”企业从业人员共92373人，占母体厂职工总人数的12.10%；资本金额110537万元，占母体厂资本金总额的7.4%；1993年销售产值766802万元，占母体厂销售产值的10.7%；人均创利税5278元，人均创利润3480元。在这些“三产”企业中，工业、建筑企业497户，商业贸易企业1168户，交通运输企业41户，社会服务企业211户，其它（指综合类型）企业252户。
从我们调查的情况看，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办“三产”的途径来吸收、分化其内部一部分职工，对企业、对国家至少有着以下的几点好处：有助于安置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富余人员；有助于调动其他人员的生产积极性；有助于盘活国有资产存量；有助于调整社会与企业的产业结构；有助于培养一批人才；有助于提高职工的生活水平等等。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加强管理，把工业企业发展“三产”摆到上海三、二、一次产业大调整战略这个高度，并结合国有大中型企业深化改革、解决富余劳动力出路的实际，加以全面考虑，进行全盘规划、引导，还应在观念上进一步解放，把大力发展“三产”，切切实实地作为一项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战略任务来抓。而从整个社会的情况来看，如果我们能借国有大中型企业发展“三产”之机，创造条件，逐步地把国有企业中的生活服务和辅助部门，包括企业内、企业外的服务项目和绿化、房屋维修、医务、食堂等剥离出来，让它们回归社会、走向市场，我们便有可能既增加社会的就业岗位，又能创立出企业新的经济生长点。从上海情况看，通过这种途径使企业摆脱困境、走向良性循环，以便企业产生出更大的经济效益，是完全可能的。
（四）国有企业破产过程中的“拣好苹果”问题
所谓“拣苹果”，亦即分立破产，就是将资不抵债需要破产企业中的一部分生产较为正常、产品有销路的一个车间或一个部门，独立出来，让其生存、发展，成立新厂，而不相应承担债务，债务由原有老企业来承担，并由老企业宣告破产。这种做法类似于从一筐坏苹果中挑出部分好苹果来，否则好苹果也一起烂掉。人们形象地把这种观点称之为“拣苹果”理论。对于这种观点和做法，我们在调整中了解到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是破产企业的债权人——银行。据有关材料，上海已明确13户分立破产方案的破产企业，所带四大专业银行贷款为20231万元，只占对原企业贷款11.5亿元的17.5%，其中，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贷款2986万元，占对原企业贷款的14.2%，留在破产企业的贷款48271万元，利息6010万元，分立后新生企业不带走工商银行上海分行的所有贷款。银行认为，这种做法是“逃避银行贷款和利息的清偿责任”。
我们认为，从维护国有资产安全出发，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应该保护。银行作为国有企业债权人的观点是正确的。在分立破产或称“拣苹果”的实践中，分立后的新企业应该承担相应债务，并要得到债权人的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分立破产或称“拣苹果”作为企业解困权宜措施，不应否定。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种作法只能作为当前的一种权宜措施而存在。长期如此，既会使得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们放松压力、不思进取，也不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我们设想，在一定的时期内（比如说三年内），我们可在企业清产核资的基础上，把那些确实已经资不抵债的企业依照“拣苹果”的实践进行分立破产，分立后的企业应承担相应债务，通过这种方式，可把那些当前需要破产而又破不了产的企业，先消化掉。在这一基础上，那些新创立的企业和尚未达到破产要求的企业，便可以严格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行事，一旦这些企业破了产，便可以严格按照相关的责任要求追究经营者的经营责任。而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种思想还有助于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甩掉那些严重亏损而又救不活企业的包袱，有助于减轻整个国有企业的负担，使国有企业能够轻装上阵，再造辉煌。
（五）国有企业扭亏增盈中的治标与治本相结合问题
企业亏损的形成，主要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是竞争的必然产物。当然期望所有企业都盈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现实的，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但是消灭企业大面积亏损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个别企业或一部分企业亏损是正常的，但企业大面积亏损，特别是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则是不正常的。前面说过，国有企业亏损原因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但归根结蒂，它反映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国有企业，包括企业制度、企业技术素质、企业组织结构等等，都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因而，近十几年来国有企业效益水平不断下降，亏损面不断上升。我们过去只在企业扭亏增盈上下大功夫，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就是因为只为扭亏抓扭亏，只抓治标，没有注意把治标和治本结合起来，所以，扭亏增盈收效甚微。所谓治本，就是要使国有企业的企业制度、企业技术素质和企业组织结构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把企业扭亏增盈的治标和治本结合起来，就是把企业扭亏增盈和企业改制、改造、改组结合起来。
（六）国家宏观调控与国际竞争战略
二战后，日本政府的宏观调控已从总量调控深入到产业调控。企划厅、通产省、大藏省用强有力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对产业进行监控。我国应吸取日本的成功经验，宏观调控应从总量调控深入到产业调控上来。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度的放大，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将日益接轨。上海已明确提出，应将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提法改为境外市场和境内市场，这就意味着企业竞争将从国内扩展到国际，国有企业面临着一场大竞争。最近几年钢材的大量进入，已使鞍钢等大企业陷入了亏损。当前应引起注意的就是“中策”现象，它的实质是国际资本通过合资抢占我国的国内市场。从橡胶轮胎业来看，中策收购了我国好几家轮胎厂（国外认为，合资占51%就是收购），法国的米西厂又在青岛收购了一家轮胎厂，规模将达年产300万套，国外还有几家在洽谈，规模将达1000万套。上海市化工局一位领导惊呼，这样下去，再过几年，目前我国最大的轮胎企业——上海橡胶轮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也将跪倒在国际资本面前。因此，我国应迅速吸取日本的经验，制订国际竞争战略。
如上所述，上海市国有企业解困工作已经取得可喜的进展，但是任务还相当艰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上海的国有企业将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为了更好地完成解困任务，特提如下一些对策建议，供有关部门研究参考：(1)固定资产更新、改造是企业解困的物质基础，政府要投入资金支持。(2)迅速推进企业兼并、合并，这是企业解困的一条重要和最优的出路。(3)国有小企业加速推行股份合作制。(4)加速实施再就业工程，突破企业解困工作的最难点。(5)制订产业战略，积极开展国际、国内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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