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汉藏翻译中比喻的喻体处理
⊙ 丹 增
(西藏日报社藏文编辑部,西藏 拉萨 850000)
[摘 要] 比喻是汉藏两种语言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修辞格之一。为了使语言更加形象生动,富有表现力,无论是在藏语中,还是在汉语中,很多时候人们都自觉地把所属的文化作为出发点,借助一个所熟知、具体的形象,去说明或描述某个事物。因此比喻的喻体部分,往往带有较强的民族特色,这时常给翻译带来困难。本文从文化的差异性和读者的可接受性的角度,结合汉藏翻译中的一些典型例子,谈谈自己的体会和想法。
[关键词] 汉藏翻译;比喻的喻体;处理
引言
比喻是指描写事物或说明道理时,用事物之间的相似点“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打比方”。它能使语言更加形象直观、通俗易懂,因此,人们说话写作经常会用到,而且使用的频率极高。我国古代就有“无譬不能言”的说法,英国语言学家I.A.Richards也指出:“‘比喻是无所不在的语言本质’‘人们时时刻刻都在运用比喻,我们不可能流畅连贯地说上三句话而不用比喻。’”[1]由此可见比喻的重要性。一般情况下,比喻是由本体、喻体和喻词三个要素构成的,其中,本体是指被比喻的事物,喻体是指用来比喻的事物,喻词则是连接本体和喻体的词语,三个要素在比喻的不同格式中并不是缺一不可,然而喻体不管在什么样的格式中都会出现,而且“喻体在比喻修辞格中占据着核心的关键地位,在翻译比喻句时,把重点放在喻体上是保留比喻表达和重现原文风格的基本要求。”[2]因此,译者在处理喻体时,如何才能让读者通过译文所了解到的内容、形式以及风格与原文保持一致或基本一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翻译工作者认真思考和细细研究。
一、当前喻体处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当前汉藏翻译中,喻体处理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生搬硬套译出语的语言结构。当翻译与藏语结构不同的比喻时,“作为译者应在忠实原文的前提下,按译入语的句法结构表达习惯进行翻译。”[3]但是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译者机械地照搬译出语结构的现象时有发生。比如,“发挥桥梁纽带作用”[4],类似暗喻句,很多译者就直接译成:。笔者认为,这不符合藏文的表达习惯,为了不使读者费解甚至误解,应按照明喻来进行翻译:,这样更符合藏文的行文用字习惯,表达得也更清楚。再比如当下出现频率极高的这句:“确保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5],基本上所有译者套用译出语的语言结构,译为:;原文中使用了暗喻,即把努力解决某项任务中最困难的问题比喻为一场战斗。由于汉语读者习惯于类似的表达方法,所以知晓此处运用了比喻,同时也能立马联想到所指的是什么,而藏语的读者呢?理解起来比较费劲,甚至有可能引起误解——是不是在打一个名为脱贫的战争?这是因为藏语中没有这样的表达习惯。如果翻译类似的比喻句,我们舍弃喻体形象而译成,虽然语言没有原文那么生动形象,但起码表情达意,起到了翻译应有的桥梁纽带作用。
第二,生吞活剥译出语的喻体形象。由于“各民族的历史、风俗人情不尽相同,各民族语言中的形象性的词语也不可能完全相同。”[6]43从而使得“喻体部分中所用形象和词语,往往带有民族特色或语言特色”[7]。然而,实践中有不少译者对此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经常生吞活剥译出语的喻体形象。比如,“树立‘一盘棋’意识。”[8]有译者译为:。原文中把全局的工作思路比喻为一盘棋,然而译者在翻译中没有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动,结果翻译出来的东西违反了使用比喻时“要用具体比抽象,用浅显比深奥,用熟悉比陌生,让人容易理解,使人容易接受”[9]的要求。译文显得生硬死板甚至拗口,令读者难以接受。笔者发现目前在汉藏翻译中,这个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而且亟待解决。因此,本文将在介绍处理喻体形象的方法时,结合事例加以重点讨论。
采用常规护理模式对对照组患者进行护理干预,具体包括整理病房维持其干净,饮食指导护理、睡眠护理,对患者骨折部位进行及时换药消毒,密切观察患者骨折部位的变化,避免其它并发症的发生等。
之所以存在以上问题,主要是有些译者只译字面意义,不去深究文字背后深刻的文化内涵,只是简单地认为翻译只是两种语言文字的交替转换,较少考虑翻译与文化的水乳交融关系,这是其一。其二,过于注重“符号对等”,忽略“功能对等”,换言之就是过于注重译出语的用字行文,忽略译入语的表达习惯,结果造成了译文生硬呆板、晦涩难懂。其三,个别译者的译出语水平有待提高,如果理解阶段就没有意识到原文中运用了比喻,那么接下来必定会陷入一步错、步步错的困境中,这是显而易见的。
二、处理喻体形象的3种主要方法
小学生加法和减法口算速度的发展趋势上较为一致,都是随着年级的增长,口算速度得到提高,并在高年级逐渐趋于稳定.其中,口算广度为2的加法和减法的口算速度在二~三年级增长幅度最快,口算广度为3的加法和减法的口算速度在四~五年级增幅最大.因此,二年级和四年级是小学生口算速度发展的关键期.
(一)保留原文喻体形象
例如鲁迅先生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10]81这两句,有译者译为:。原文第二句中采用了暗喻,其喻体“孺子牛”是个典故,说的是春秋时期,齐景公与儿子嬉戏,景公叼着绳子当牛让儿子牵着走。后用它来比喻甘愿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人。可见“牛”在原文中是个褒义词。但是在藏语中“牛”往往是顽固不化和寡廉鲜耻的代名词,含有强烈的贬义色彩。比如对那些顽固不化、不听劝说的人,软的不行而需要来硬的时候,常常喻为(对于不听使唤的牛,棍棒比国王的诏令更奏效);对寡廉鲜耻的人也骂其为(这人像牛一样)。因此不难看出“牛”在两种语言中概念意义对应,文化意义却不同,也就是说它们的文化内涵不同。那么上文中译者有没有处理好这个矛盾呢?显然没有。译者望文生义,只是简单地完成了字面意义的转换,却忽略了真正内涵的移植,结果造成了读者的误解。为了传达原文的真正意义,避免引起译文读者的误会,我们只能舍弃原文的喻体形象,把后一句译为:。虽然丢失了原文的语言风格,但它仍然传递了原文的真正内涵,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如果条件允许,也就是说如果译出语和译入语之间存在较多对应式的概念,且译入语的读者听得懂、看得来,就应该尽可能多采用这种方法,因为它有利于保持原文的风格,也有利于给译入语输入新的表现手法。对此鲁迅先生也主张:“译者只能‘改换衣裳’,即转换语言形式,而不能‘削鼻剜眼’,即尽量保存原作的‘异国情调’,也就是尽量保存原作的‘洋气’‘洋风’‘洋味’。而要完整地表达原作内容的‘洋气’,就不能将语言彻底地‘归化’。”[11]这样的例子俯首皆是。例如,原文:“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10]85,译文:;原文:“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12],译文:;原文:“鸟贵在羽,人贵在智”[13],译文:。以上的原文都采用了隐喻的形式,其语言凝练形象,对仗工整,读起来朗朗上口,其中的喻体也十分贴切形象。而译文呢?也是相当成功的,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解到表达,忠实地传达了原文的独特风格,完美地再现了原文的优美丰姿。
舍弃原文喻体形象,是指舍弃原文中文化词语的文化意义,仅译出文化词语的一般语言意义。由于语言文化不同,使得两种语言之间有时会出现难以逾越的障碍,即所谓的文化真空。因此在翻译中无法保留、替换原文中的喻体形象,而不得不舍弃原文的喻体形象。当然,舍弃原文的喻体形象并不意味着喻体形象的含义丧失。当我们无法从译入语中找到一个对应的词语去替换原文中的喻体形象时,需要采用此法。虽然译文在风格传递上多少会有些损伤,但它仍能保证翻译的交际功能。
(二)替换原文喻体形象
替换原文喻体形象,是指用译语中文化意义不同但含义相对应的词语去表达原语中的文化词语。由于语言文化差异使得两种语言之间缺乏相对应的风格标记,表达方式和习惯用法上也出现冲突,因此在翻译中无法保留原文喻体的形象,必须做出一些适当的变动,即改变原文的字面意义,译出原文的真正内涵。
再比如,“他们带着城市观点去处理农村,主观地作出许多不适当的计划,强行执行,常常碰了壁。”[6]44此句有译者译为:。不难看出,原文通过借喻“碰壁”,十分形象地说明了“事情的行不通”。翻译中,如若我们硬要保留原文喻体的形象,由于两种语言的习惯用法不同,译文的读者不会由“碰壁”联想到“事情的行不通”,势必会造成理解上的困难。因此上文中译者改变原文的字面意义,用“碰鼻”()替换了“碰壁”。而“碰鼻”呢?藏族人经常习惯性地拿它来比喻事情在进展中受挫,两者说法不同,真正内涵却同出一辙,从而使译文读者得到相同或相近的阅读体验。由此可见,“语言的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符号表层所指意义的转换,更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转换。”[15]基于此,“译者在翻译时应根据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在文化方面的差异,在译文的表达方式上作出适当调整,以此来提高译文的可接受性效果”[16],其实这也是《语合二章》中提到的“要使吐蕃人易于理解”的原则。
再比如“人民币与外币同时流通,对人民币不利,会打击人民币,因人民币脚短,外币腿长”。[6]44此句有译者译为:。原句中“人民币脚短”“外币腿长”这两句使用了暗喻,作者通过直观的“脚短”和“腿长”来说明外币和人民币的范围大小。上文中译者也在无法模仿原作的情况下,没有生搬硬套、拘泥于原文,而是灵活地采用舍弃原文喻体形象的方法,从而译出了原文的真正内涵。
例如“雨后春笋”这个成语作为喻体的时候,很多人将其译为或。原句中的喻体“春笋”,对于生活在内地的人而言是熟悉的事物,用这个喻体加以说明很容易理解,可对于高寒地区的人们来说则是个十分生疏的东西,难以引起读者的联想。这主要是由于生活环境不同所造成的。翻译时必须把喻体“移花接木”,换成一个藏族人熟悉且含义相对应的事物,只有这样,喻体才会在译文中起到像原文一样的作用,从而也能达到使用比喻的目的——让人容易理解,使人容易接受。著名的语言学家马进武老先生在其著作《藏语成语辞典》中,把“雨后春笋”这个成语创造性地译为[14]。老先生很巧妙地用藏族人所熟知的(蘑菇)来代替(春笋),既忠实地传达了原文的信息,又在译文中活脱脱地再现了原文的真正内涵。
(三)舍弃原文喻体形象
夏斌、郑耀东用固定比率法、加特曼法分析了我国1985—1997年第一季度的游资总量,〔1〕刘超运用夏斌、郑耀东的固定比率法,对1997年至2005年前10月的国内社会游资总量进行了测算。〔2〕刘超认为,根据夏斌、郑耀东的计算方法,我国游资量除1999年有所增加外,自1997年以来总体是趋于下降的。到了2002年出现了拐点,从正数变面了负数,也就是从2002年开始没有社会游资。本研究运用该方法对2005至2011年我国的社会游资总量进行测算(结果如下表)。
保留原文喻体形象,是指模仿原文的风格,保留原文中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内涵。采用此法时,只要译者把握好原作的表现形式,实行恰当的对应式的转换,就能成功地模仿原文的风格,保持译文与原文内容和风格的一致性。例如,原文:“同错误的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了免疫力。”[10]64有译者译为:。原文中使用了明喻,读者通过形象而具体的喻体,不用费多少脑筋,马上就能了解到一个原本相对较为抽象的道理。译文没有因为语言的转换而让人费解,相反,人们凭借这个具体、形象的喻体,更加直观地了解到原文的思想内容。这种直译的方法,笔者认为是比较妥当的。如此一来,译文的读者不但会了解原文的思想内容,而且也会学到原文的语言特色,从而在不同的民族之间,起到了交流、沟通的作用。
怎样处理喻体?总结老一辈翻译家们的译著,大致采取了以下3种处理方法:即保留原文喻体形象、替换原文喻体形象和舍弃原文喻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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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我们在报刊、电视上经常看到“瓶颈”“排头兵”“领头雁”等词语,对于这些带有比喻义的词语,我们也可以灵活地采用以上的三种方法来处理。例如,拿“瓶颈”这个词来说,其本意是指瓶子上部细小的部分,后经常用它来比喻事情进行中容易发生阻碍的关键环节。现在很多译者译为。译者在不能保留原文喻体形象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去替换原文的喻体,其出发点应该提倡和学习,可是替换原文喻体的同时也应该考虑:替换的词语和被替换的词语之间,在“真正内涵”的传递层面上能否画等号?《藏汉大词典》中对有两个解释:“①②”[17],如此看来,两种喻体的“真正内涵”有一定出入。把“瓶颈”译为,难以完整地表达原文的思想内容。因此,笔者认为还是使用第三种处理方法,即舍弃原文的喻体形象,将其译为较为妥当。因为在翻译中保持原文的风格固然很重要,但是忠实内容始终是第一位的,尤其是在政论文的翻译中。如果因为传递原文的风格而忽略或牺牲原文的内容,这是舍本逐末,要不得。
约90%的受访学生表示感兴趣。随机抽样访谈中,受访学生均对文化导入表现出强烈的学习兴趣和积极的学习态度;而部分学生希望在导入英语文化的同时,也能结合相关的中国文化进行对照讲解,一则可通过参考比照了解文化差异,二则能满足英语四、六级考试文化知识储备的需求。
结语
总之,比喻能增强语言的表现力、感染力,而且通过鲜明生动的形象,能引起人们的丰富联想,从而使得要表达的思想内容更加通俗易懂。但是在翻译中,由于各民族的生活环境、历史背景、风俗习惯等不尽相同,所用的喻体形象也有所区别。因此,在处理喻体形象时,首先应该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文的喻体形象,能直译则直译。其次,不能保留原文的喻体形象时,要考虑从译入语中找一个相对应的词语去替换。最后,既不能保留原文的喻体形象,又不能从译入语中找一个相对应的词语去替换,那么译者就不能再拘泥于原文,生搬硬译,要舍“形”而取“义”,即舍弃原文的喻体形象。
处理好比喻的喻体形象绝非易事,因为这里涉及的内容很多,译者要脚踏着两种语言之船,既要忠实内容,又要传递风格,还要考虑读者的接受性。处理好了,对翻译起着重要的作用,否则有可能导致整句乃至整篇翻译“满盘皆输”,所以翻译工作者应特别加以注意。同时翻译既然涉及两种语言,更涉及两种文化。那么,译者必须加强文化意识,提高文化素养,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
参考文献:
[1]路静.汉英比喻差异与互译技巧刍议[J].文教资料,2009(4):49.
[2]曹程,郭会茹.浅析比喻的翻译方法[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5:65.
[3]胡书津,王诗文.藏语文化语言学发凡[M].四川:四川民族出版社,2007:358.
[4]蒋翠莲.把牢政治方向 发展桥梁纽带作用 为西藏长足发展和长治久安凝心聚力[N].西藏日报,2017-01-10(1).
[5]冯骥.用绣花功夫 聚力产业扶贫 确保如期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N].西藏日报,2018-11-07(1).
[6]拉都.汉藏语法比较与翻译[M].四川:四川民族出版社,2007.
[7]周季文,傅同和.藏汉翻译教程[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350.
[8]丹增平措.区政协研究部署全面推开“证照分离”改革工作[N].西藏日报,2018-10-24(2).
[9]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现代汉语知识(第2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324.
[10]周季文,傅同和.藏汉翻译教程[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11]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120.
[12]大普布次仁.略谈汉藏翻译中的直译方法[J].西藏大学学报,2000:11.
[13]周拉.汉藏翻译教程[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149.
[14]马进武.藏语成语辞典[Z].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99:145.
[15]胡书津,王诗文.藏语文化语言学发凡[M].四川:四川民族出版社,2007:353.
[16]普布次仁.论翻译与文化的关系——以牛粪文化为例[J].西藏研究,2007(4):75.
[17]张怡荪.藏汉大辞典[Z].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906.
[中图分类号] H214.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80X(2019)02-0076-05
作者简介:
丹增,男,藏族,西藏日报社藏文编辑部翻译,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汉藏翻译研究。
(责任编辑:李佳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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