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中的经济安全问题及其政府行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安全问题论文,经济转型论文,政府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转型是经济体制改革国家从一种经济形态转变到另一种经济形态的过程。对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而言，经济转型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渡的过程。经济转型的道路有自上而下的主动性改革和自下而上的被动式改革两种。其转型的具体方式在不同的国家中也不尽相同。其中对比强烈的是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激进式”改革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两种。但不论哪种，经济转型都是一个影响经济安全的国家活动。从长期看，一国顺利地实现经济转型，无疑有助于提高其经济安全保障能力，起到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效果，但在实现转型理想之前，则须经受住不同风险侵袭的考验，时时提防削弱经济安全的危险。
一、经济转型：一个影响经济安全的复杂过程
由于经济转型意味着国家经济秩序的重塑，而经济转型重塑国家经济秩序的过渡过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它不是原有制度结构中某些安排的局部改变，而是整个制度结构的全面改造；不是只对现行制度规则的运行过程作边际上的微调，而是全部经济秩序和经济生活的重塑和再造。如果我们将原经济秩序定义为O，将转型目标经济秩序定义为M，那么O、M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秩序，它们几乎是相互对立的两极，O秩序是低效率的一极，M秩序是高效率的一极，因此，从O到M的转型是一种跨极式的运动，它反映出转型国家对高效率的经济秩序的追求。而经济秩序作为一个国家社会存在的基础内容，其全部更新，必将引起社会其他方面的联动反应，意味着社会整体秩序的重塑、再造，其复杂、重大、重要，被中国共产党描述成“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在这场没有“硝烟”的革命中，却同样有诸种力量消长的变化，有阻力、有困难、有风险、有牺牲，是一个影响经济安全的可变过程。
当一国国民不变、资源不变时，要构建全新的经济体制，根本的难点不在于物的多少，而在于国民的响应，即国民意志的上下统一。只有全体国民的意志能够一致，转型的规范、措施、目标才能真实地实现，改革的各项成本才能减少，风险才能降低，过程才能顺利。但由于人类个体本身的理性差异，对同样的事物、现象，对同样的目标，不同的人、不同的组织会因各自所处的环境、条件不同，立场、素质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完全对立。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意志冲突（内容上可具体表现为：理想冲突，体制结构冲突，阶层分化形成的新冲突等等）。由于有意志冲突的存在，于是，转型就不是一个能完全由着组织者的意志独自运行的活动，而是参与者集体意志整合的运动。其组织者与被组织者之间的意志冲突定会产生，且能极大地削弱组织者推进转型、实现理想结果的能力，转型中产生的假、冒、伪、劣、腐败等现象便是这种冲突及其影响的外在表现形式。这一情况对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改革道路来说都是同样存在的，或者说对“激进式”和“渐进式”的改革方式而言都是同样存在的。
引起国家和国民意志冲突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根本的是与M秩序的选择有关。因为在O秩序下，国家的意志冲突虽然也有，但并不特别明显激烈，一定时期内也可能减弱到可以忽略的地步。这是由于O秩序下的组织者支配社会经济活动的意志（如法律、道德、社会理想和利益准则等）相对稳定、稳固，国民的跟随意志也相对顺从“从众心理”或“多数原则”（一是多年的习惯，二是多人的既定行为表现），加上国家政府的宣传教育，一国上下容易统一意志、减少冲突。而转型中的M秩序则始终是一个有待逐渐建立的理想秩序，在转型最终完成之前，M秩序通常与在转型过程中即时出现的经济秩序（我们不妨将其定义为R）不同，甚至在一定时期内差异较大，但R始终在向M接近。作为转型的最终秩序，M对人们的行为选择具有极强的指引作用，是人们的现时行为选择的尺度。根据这个尺度人们各自在自己的个体世界中获得了相应的行为预期，用这个尺度（国家或组织者给定的公共标准）和预期（个人在经济理性的条件下形成的自我标准）作比较的方法，便成为绝大多数人在转型期中，认识社会事务，作出个体行为判断和选择的通常做法。显然只有当两者接近或一致时，一国上下意志才统一，转型活动才能得到顺利推进，否则便有冲突、摩擦，这实际是所谓摩擦成本、交易成本的主要生成之源。以自上而下的改革为例来说，在转型过程中，国民会以比较“尺度和预期”的方法来检验国家在构建M秩序过程中所施行的各项变革措施的实效，以是否符合个人理想为中心而作响应、跟随与否的选择。于是，在转型过程中，国家意志是既定的，国民的选择是待定的，一般情况下，广大民众必然会因他们的选择不同而在转型期中出现三种不同选择态度的群体：有积极参与的“激进”阶层，有固守既得利益的“保守”阶层，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阶层。国家与国民的意志统一或冲突，实际上成了国家与这三种不同阶层之间的意志统一或冲突。避免国家与国民的意志冲突求得意志统一，是转型期中的政府重要工作内容之一，是转型能否安全成功的关键任务。当两方意志冲突形成后，国家便可根据三种阶层的特点，能动性地做工作，调节其意志选择，以便上下一致，做事顺利。
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可见，转型期中的国家与民众之间的意志冲突，通俗地说，也就是一国转型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这一矛盾对立幅度越大，对国家经济秩序、经济利益的影响越大，经济安全面临的风险也越大。因此，我们所思考的转型过程中的经济安全问题，实际上是在由转型过程涉及到的三种不同状态构成的空间中进行的。这三种不同状态分别是原有的O秩序、理想的M秩序和正处在由O向M过渡过程中的各个具体的现时（现实）状态R。转型中的经济安全问题可在下图中清晰可见。
图中O为初始秩序，M为终期秩序（也即理想状态），RI为现时状态。OM线描写了转型的理想过程，ORM为实际的转型过程。因为转型实践中存在着意志冲突，故ORM一般难与OM重合。RI偏离OM的距离（即MI RI的高度），反映了转型过程中的风险程度（或经济安全遭受威胁的程度）。
表现在经济转型中的重大经济风险同样是通货膨胀、通货紧缩、严重的失业、金融危机、经济增长率下降等不正常的经济现象，这同定型社会的经济活动表现一样，他们的根本差别就在于，转型时期中的这些风险形式比定型时期更容易发生，更难治理。
二、与国际经济接轨：加大了转型中的经济安全压力
与国际经济接轨的任务既是经济转型国家内生的任务之一，又是国际经济发展大势所趋的外在压力。大多数改革国在自己的转型理想目标中，都有希望适应全球经济发展要求，打破闭关自守的封闭格局，主动推行对外开放的战略内容。这正好切合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客观需要。与国际经济潮流的这种里应外合，对民族国家完成国际接轨的任务无疑有便利之处，可能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但另一方面的问题是，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当改革国经济体制改革任务尚未最终完成，经济秩序尚未定型时，能否经得起经济全球化大潮的冲击而免被其害，是一个需要很好解决的、非常现实的内容。因为经济全球化使得各种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相互流动，为我所需。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这些参与流动的要素范围更广，不仅有经济，还有科技、文化、政治、军事、宗教等等方面，且在每个领域中的流动内容更细、更全。各种要素的流速也不断加快。一个国家在这些流动要素中能不能有效地获得“我所需”，是与一国自身实力分不开的，综合实力强的国家自然从中获利较多、受益很大，能力、实力弱的国家自然从中所获较少、受益也浅。于是，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显示出，对发达国家有利，他们往往“入超”（收入大于支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更多的风险，他们容易“出超”（付出大于收入）。大多数转型国家目前尚未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承接国际接轨的任务之重、压力之大，陡增了其中的风险，尤其当他们均处在转型和接轨的双重任务之中时。
那么，转型国在接轨过程中面临的安全威胁来自何处呢？这些威胁涉及到政治、外交、文化、军事等等，我们这里主要从经济方面略作分析。
1.制度冲突
与国际接轨，首先将遇到制度冲突的问题。国内、国际通常通行的是两套不完全相同的制度，他们各代表两方不同的意志（理想、观念、目的、利益等）。国际规则似有普遍性，但更多体现着发达国家的意志；国内制度无论怎样都会带有自己的特点，有较强的民族性。两套制度的效率不可能完全一样，对不同经济主体的约束程度不同，不同的主体对它的适应性不同，因而从中的得益不同。
转型国家怎样与国际制度接轨是个非常困难而重要的问题，顺利了也只不过达到了转型目标，而一旦不顺，势必主权与人分享，利益流失，生存能力下降，威胁经济安全，损失很重。而制度又有很强的严肃性，甚至能由此产生出特定时期和条件下的刚性，它对经济秩序和利益的影响将有长期效应。合理地处理这一冲突是影响经济转型成败的安全要素。
2.市场转换冲突
在与国际接轨之前，改革国的市场半径虽然仅限于国内，有狭窄之嫌，但这一国内市场，完全是本国自己独立享有的主权内容。当与国际接轨后，虽然一国的市场半径在理论上讲得到了扩展，弄得好，可比原来单一的国内市场大，但能否扩张这一国际市场则取决于其自身的“市场扩展”能力，市场扩展能力强自不待言，市场扩展能力弱，则很难向外拓展，而且如果国家对自己国内市场保护不力的话，原本自己的国内市场还有被别人占领的可能，从而变相地缩小了自己的市场半径。
一国的市场扩展能力，说到底是本国经济活动主体所具有的由商品、价格、服务等一组市场要素组成的竞争力，这些竞争力背后，透着经济组织的科技创新能力和资本经营能力。聚集这样的实力非一日之功，在国际经济秩序中，最具有这种实力的经济组织是活跃在世界各地的各式各样的跨国公司。总的来说，转型国家由于经济结构调整、产业政策的变动，新生力量的经济组织尚在成长中，有较强竞争能力的经济组织相对较少，因而，普遍在市场扩展能力上不占优势，在国内、国际市场转换冲突中，处于容易受伤的弱势地位。于是对转型国来说，怎样理顺民族工业和国际经济的关系，是又一项重要的内容。由于存在市场扩展能力的差别，在转型国与国际接轨的市场转换中，我们普遍看到了其自然资源、人才资源纷纷外流的现象，自然会影响到一国经济安全的质量。
3.科技落差冲突
众所周知，科技水平对经济发展进程的重要性，而科技水平在各国之间是不平衡的。我们所说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别之一，就包括科技水平的差异。就大多数转型国家来说，其科技发展水平都与发达国家相差一截距离，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他们获得了直接向国际先进技术学习的通道，但同时也遭到国际先进科技水平的挤压，使建立在一定科技水平基础上的现代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空间变得拥挤狭窄，在转轨经济活动中的自主发展选择困难、被动。
而在科技发展方面，常常存在“马太效应”，发展科技、提升科技水平，又需要足够的投入，在转型过程中，转型国需要投入的方面很多，全面地提升整体水平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能够做的只是局部地、某些环节、某些方面的改善，注定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效率难以持续。对此，克鲁格曼在《亚洲奇迹的迷思》一文中陈述的“汗水理论”可作解释。他认为，亚洲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取得的经济成就，主要“功臣”是“汗水”，而不是其他，是人民快速学习、辛勤劳作的结果。而这种“汗水”驱动的高速经济增长不可持久，只有科技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外部推动力。
4.资本流动冲突
与国际接轨也架起了国际资本流动的桥梁。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资本在上个世纪末期集聚到相当大的规模，1998年，以国际债券发行、银团贷款和其它债务工具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资本市场融资额达12247亿美元。这些国际资本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在不同的国家间游荡，以充分发挥其增值功能，200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量达11000亿美元。对转型国而言，这是难得的机会，借助国际资本的支持弥补自己资本短缺的现状，显然会增强自己的发展能力。但国际资本的本性并不因其已经增多而改变，它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改善流动性，在流动形式上创新出各种金融工具（目前国际金融市场上金融衍生工具已达1200多种），丰富了整个虚拟经济的内容，它像一匹烈性野马，驾驭不好，则相当危险。1997年东南亚危机的事实，使人们进一步充分理清了资本流动的脉络和其在经济生活中的机会与风险，于是，多数专家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巨大因素是金融危机，而资本的全球流动正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关键条件。
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因为改革的需要，其资本金融体系容易变形，比较适宜国家资本的流动。在与国际接轨过程中，一方面，易成为外国资本选择的攻击对象，另一方面，本国资本为规避转型过程的风险也易选择外逃。这种资本流动的内外影响，显然会对其经济活动产生干涉，削弱其活动能力，于是，面临双重任务的转型国家，特别要研究解决好这个问题。
影响转型、接轨中的经济安全的因素很多，尤其以科技和资本两方面最为关键。因为这两方面是支撑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两个必备条件，有了科技发展，才能克服自然的屏障，提高生产力、提高交通、交流能力，缩小我们的空间范围。有了资本，经济流动才有意义，对经济主体才具吸引力，资本拥有者才会主动向外出击。经济全球化今后的推进水平仍将取决于科技和资本两方面。这两个因素越蓬勃，经济全球化将越发汹涌，带给人们的不确定因素也将更多。
三、转轨国家的政府在转型中保障经济安全需要特别注意的几个问题
既然经济转型中的经济安全问题真实存在，于是，经济转型的实践内容之一就是要设法解决好其中出现的风险威胁。经济体制改革国家政府，作为组织者和推动者的“主动地位”无法改变，其改革措施的正确与否，对保障转轨的安全起着关键作用，是最重要的“武器”。能动性的政府在转型实践中，始终要弄清这些问题。
1.增强和提高自身的素质
作为改革的实践者，政府的能动性是制约转型进程及其经济安全的主要方面，其能动性的强弱、好差，是其综合素质的结果。虽然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经济理论界争论不休，但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世界经济秩序是不可能缺少政府作用的。事实上，作为“经济主权主体人格化”角色的政府，其作用还相当大，要承担这一国家重任，政府的素质（具体化为政府官员的素质）必须提高，在转型社会中，政府不仅要有很好的政治素养，也要与时俱进，掌握过硬的业务本领。
政治素养中的核心内容是良好的公德水准，即政府要代表高度的社会责任、社会公平、社会正义，为人处事清正廉明；业务本领要求的是政府的管理素质。管理虽属政府的统治内容，但管理又不完全等同于统治，统治是统治者根据本阶级的意志进行管理；而管理则是依据事物的固有联系做事的组织活动。虽然统治有方，但管理更具有科学和艺术特性。要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政府要想取得理想的统治效果，要特别重视管理科学的学习应用，不仅要熟悉政治管理（行政管理），还需要掌握经济管理，特别要将这两种管理方式有机结合起来，提高管理能力。
2.培养良好的心态
对政府谈“心态”并不是多余的内容。因为政府意志实质也是政府官员集体意志的具体体现。一个人的心态如何会影响自己的决策，一个集体的心态如何同样会影响集体的意志决定。在转型过程中，政府要特别重视这一问题。
面对已经取得的转型成绩，政府具备良好的心态尤其重要。一方面要防止盲目乐观，另一方面也要防止背负过重的历史包袱，太过谨小慎微的小气心态滋长。要有求实务实的精神，在转型重压下，实事求是地对待转轨的艰难险阻，不被暂时的成功所蒙、不夜郎自大，也不被面临的重任所困，要振奋民族精神，共渡难关。努力使自己的政策措施切合实际，少出偏差。
3.做好充足的财政积累
转型任务所需投入很大，改革成本也很高，缺乏较强的财政基础，要顺利地推进转型，困难太多，风险很大。多数转型国的实践表明，资金缺乏是妨碍转型进程的一大难题，为解决资金问题，势必大举借债，甚至要以丧失部分经济主权为代价，受制于人。涉及转型国家要做好财政积累工作的内容很多，如严格财政预决算、把好税收关口、提高管理水平，组织好经济活动、开源节流，处理好内外债务关系，制定合理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等，多方面设法增加政府财政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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