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研究
农村青年就地城镇化实践机制分析
——基于珠三角D镇的经验调研
□ 朱战辉
摘 要： 就地城镇化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的重要模式，在地方经济发展和城乡界线淡化的背景下，珠三角经济发达地区走上了农村青年就地城镇化的实践路径。在城乡空间和职业流动的双重结构张力下，发达的乡村工业化基础、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丰富的集体经济福利以及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等，成为珠三角吸纳农村青年扎根乡村的重要机制。就地城镇化实践中，农村青年群体面临着职业发展、社会阶层分化、价值转型等多重困境，促进“人的城镇化”实践需要注重经济、社会和个体价值的均衡发展与转型。
关键词： 就地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农村青年；珠三角
一、引 言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快速增加到近60%。中国传统的城镇化是以异地城镇化为主导的，与快速的城镇化发展进程相伴的是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镇迁移，带来了农村空心化、留守群体以及大城市病等诸多问题。2013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强调了“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原则是“人的城市化”。《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努力实现1亿左右的流动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关于中国城镇化模式的讨论，不同于人口向大城市迁移集聚的“异地城镇化”，小城镇具有拦阻和蓄积人口流动的作用，是防止人口向大城市过度集中的“蓄水池”［1］。就近和就地城镇化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有别于异地城镇化的一种独具特色的道路［2］，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实践形式。“就地城镇化”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乡村聚落及其人口没有通过大规模的空间转移和重组而实现了向城镇或准城镇类型转化的现象［3］。
李叔和听到这个消息，有点心惊肉跳。捻船的时候，李老鬼对他说，我早就知道，这个娘们属是非窝子，我不让你给她有来往，是看她面相上有杀气哩，还好，你早给她断了，这事儿粘不到咱身上。
既有研究主要从宏观的中国城市化模式以及从迁移距离等空间角度探讨了就地城镇化的空间特征和具体内涵，但是对就地城镇化的微观机制，尤其是作为城镇化主体的农民就地城镇化实践研究不足。城镇化的主体是农民，青年群体是城镇化进程中最为活跃的群体，青年的城镇化比其他年龄的人群规模大、进程快，中国的城镇化是青年人的城镇化［4］。相关研究对农村青年的城镇化进行了后续性思考，农村青年城镇化中面临着城镇适应与发展困境［5］，由于空间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发展不协调，失地青年会面临人际压力和消极情绪，对社会稳定产生不利影响［6］。不同于异地城镇化模式下农村青年的迁移和进城问题，就地城镇化主要是本地青年群体的就地城镇化转换和城市生活适应，然而相关研究并不充分。基于此，本文主要关注就地城镇化模式下本地青年的城镇化行为选择与其所受到的外部环境的结构性影响，以及就地城镇化转换中农村青年群体的适应与面临的困境。
二、农村青年就地城镇化概况与特征
中国地域辽阔，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存在较大差异，不同于中西部农村劳动力大量远距离迁移务工，在东南沿海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农村人口并未出现大规模迁移现象，而是就近就地实现了城镇化［7］。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就地城镇化模式具有典型性，对于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探索具有借鉴意义。在东部发达地区青年群体是就地城镇化的主要群体，农村青年的就地城镇化建立在一定的经济社会基础之上，下文基于珠三角D镇的经验调研总结农村青年就地城镇化的概况与主要特征。
珠三角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区域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水平高，不仅本地农村人口实现了就地非农就业和城镇化，而且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到本地务工。笔者2018年10月在东莞市D镇进行了为期20天的经验调研，关注了当地农村青年群体就地城镇化现象，与中西部地区大多数农村青年的外出务工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东莞市镇域经济发达，实行地级市直管镇模式，中间没有区县，D镇是东莞市中等发达镇，紧邻深圳特区，以纺织产业为主。D镇户籍人口8万人，外来务工的新莞人30万人左右，且主要分布在镇域的各个村庄社区。由于D镇的工业化和城镇建设是改革开放之后快速发展起来的，不同于当地中老年群体还有务农和传统村庄生活的经历，80后、90后的年轻人对于农业生产和传统村庄生活的经历基本是没有的，他们的主要生活面向是现代城市生活，是就地城镇化的主要群体。D镇农村青年就地城镇化呈现出明显的特征，主要如下。
1.农村青年镇域范围内就地城镇化群体数量大比例高
与中西部地区农村绝大多数青年人迁移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城镇务工不同，D镇调研发现，本地青年群体就地非农就业和完成城镇化的群体数量大、比例高，且在镇域内各村具有普遍性。以D镇坪村为例，全村人口1600人500多户，而外出就业和进城的很少，主要在本地就业。近几年坪村去深圳发展的有2个，40岁左右，主要是早年到深圳经商有企业的老板，在深圳定居了；在东莞市有三四个，一个30多岁设计专业毕业在路桥公司做设计，另外两三个是大学毕业考到市里做公务员，在东莞定居；其余全部在镇里或者村里就业、居住。在D镇其他村庄也是类似状况，除了少数求学、经商等原因到镇域以外的中大型城市定居外，百分之八九十的农村青年群体在镇域范围内实现了就地城镇化和非农就业。
2.农村青年就地城镇化群体受教育程度高且有一定层次差异
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相关统计显示珠三角各市高中阶段教育入学率达到95%以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以上。D镇地处珠三角核心区，是当地的一个教育重镇，农村青年基本都达到高中以上教育水平，受过高等教育层次的青年占半数以上。不仅青年群体普遍地受教育程度高，而且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返乡就业和就地城镇化现象突出。近年来珠三角本地籍大中职毕业生回乡就业率维持在七成以上，其中东莞籍大学毕业生回乡就业率连续多年超过70%［8］。D镇调研发现本地青年人对于留在当地就业都很接纳，很少有人有意愿到更大的城市去发展，本地外出求学的大学生在毕业之后普遍会选择回到本镇就业，只有少数人在深圳、广州、东莞等大中城市有更好更稳定的职业才会选择在大城市定居发展。
3.农村青年的居住选择以所在村庄社区为主，生活和就业空间高度重合
D镇乡村工业化发展分散在各个村庄同时进行，各类企业也分布在镇域内各村庄社区，不但可以吸纳本地人口非农就业，外来人口务工也是分散在各村就业。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释放的就业机会较多，充分吸纳了本地青年非农就业，并且很大一部分青年在村庄范围内就可以实现就业，还有一部分虽然在乡镇核心区或者工业园就业，但是镇域范围内的交通便利，基本是每天开车往返。镇域范围内就业，本地年轻人的居住空间以村庄为主，例如D镇坪村是处于乡镇的边缘村庄，全村到镇中心区商品房小区买房居住的也只有10户左右，大部分青年还是居住在村庄自建房，在本村就业或者每天开车往返，最远也就一二十分钟车程。而乡镇核心区村庄社区村民购房比例更小，很多村民都住进了村庄开发的农民公寓，就业也在家门口，十分便利。
D镇产业类型以毛纺织业为主，属于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就业类型也以工厂流水线为主，对一线工人的需求量大，甚至近年来面临一定的用工紧张状况。从D镇的外来人口统计数据来看，全镇20多万统计范围内的外来人口有91.82%为初中毕业学历，大学本科受教育比例不足0.3%，而就业类型近90%为生产工人等职业为主，可见D镇职业类型层次并不高。与外来务工人口的就业不同的是，本地青年基本没有进厂做一线工人的，就业选择以相对体面轻松有保障且有固定假期的职业为主，比如银行职员、护士、企业会计、工厂中层管理人员、写字楼职员、地方政府和事业单位雇员、村委会雇员等。虽然其中有些职业工资水平不如工厂一线工人高，但是工作相对自由轻松且有固定的休息时间，在当地人看来也是比进厂更为体面的职业，是“类白领”的中产阶层从事的职业。
4.青年群体的就业选择以相对体面的“类白领”职业类型为主
如果已经确认是伴性遗传（且基因不位于Y染色体的非同源区段上），只需观察正交和反交后F1表现型即可判断基因位置。若正交和反交后F1表现型相同，则基因位于XY染色体的同源区段上；若正交和反交后F1表现型不同，则基因位于X染色体上的非同源区段上。
三、扎根乡村：农村青年就地城镇化的行为机制分析
农村青年群体是就地城镇化的实践主体。他们的就地城镇化行为选择是在特定的外部结构环境影响下有主体性的行为实践，是在结构与行动之间理性选择的结果。在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和结构模式下，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已经是一个分析人口流动和城镇化的模型和普遍规律，乡城人口迁移是城市拉力和乡村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9］。然而在经济社会较为发达的珠三角核心区，本地青年群体并没有显现出很强的流动意愿和迁移行为，而是普遍选择了“就地城镇化”的实践模式。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这种并未通过大规模人口迁移而实现转型的就地城镇化现象，是一种“双拉力”结构下行为均衡的结果［10］。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改善之后，对农民的迁移、城镇化路径以及人类聚落形态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形塑。农村青年“扎根乡村”就地完成城镇化和生活就业转型，是在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城乡二元结构界线淡化与农村青年群体有主体性选择的实践模式。
1.乡城迁移和职业流动的结构性压力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户籍对人口自由流动的限制已经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人口自由流动对流入地的选择整体上是一个市场行为，谋取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是吸引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11］。农民的迁移行为选择是理性的，是否迁移取决于能否获得预期迁移收益的最大化，而预期迁移收益最大化取决于其所处的外部环境因素和内在自身因素的综合作用［12］。对于农村青年来说，虽然限制人口自由流动的制度性因素已经弱化，但是向更高层级的城市迁移依然会面临着城乡空间结构和职业流动所带来的双重结构压力，这种异地迁移进城的结构性张力会削弱城市优势条件对农村青年的吸引力，进而影响他们向大中城市迁移的意愿和行为。
农村青年就地城镇化选择除了本地充分的就业机会、稳定的生活保障和便利的公共服务以外，还与本地青年浓厚的乡土情结有关，大多数青年表示不愿意离开家乡到陌生的城市去，迁移意愿不强。本地青年不愿或难以承受离开家乡与亲人的痛楚，或觉得去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难以适应，因而不愿意迁往竞争激烈、人情味淡薄的城市［13］。在家乡就业生活，保持了家庭生活的完整性，减少了远离亲人的心理成本。与此同时，镇域范围内的就地城镇化还保持了熟人社会或者半熟人社会相对完整的社会关系网络，农村青年的生活和社会交往很容易展开，提高了他们适应城市化生活转型的能力。D镇的农村青年与坪村的韩某一样，在村庄生活在镇域内就业，除了开车上下班之外，还在晚上和周末与村庄的同龄人和读书时的同学保持着密切的交往，晚上一起去镇上的商业区喝茶、喝咖啡、蹦迪等。镇中心的商业区是本镇青年晚上的娱乐和社交聚集地。韩某与村里同龄人、同学一二十个人保持了密切的交往关系，周末会经常一起聚餐或者开车自驾游，丰富了城镇化的生活形式。平时有什么苦恼和困难可以相互倾诉和帮助，在他们看来这是陌生城市不可能有的。
吴某，24岁，D镇松村人，村委会雇员，2017年广州商学院毕业。2017年毕业前经村委会推荐到D镇武装部实习，主要做征兵工作，在实习期间就签了意向合同，作为村社区民兵营副营长岗位的候选人。大学毕业后没有想过在大城市找工作，而是选择直接回到家乡就业，“年轻人喜欢扎根，在家门口工作，不用买房、租房，生活负担会小很多，本地工作机会还是蛮多的，本地工作安逸一点”。自己的同龄人同班同学大多都是大专以上学历，本科有20来个，70%～80%是正常一般上班的，基本都在镇范围内，不会跑很远，出镇的很少，工资一个月三四千元，高的四五千元。自己在村里工作一个月两三千元，还想着考公务员，去年考了一次没有考过，如果考不上还会这样工作下去，在乡镇慢慢发展。
2.农村青年就地城镇化的乡村吸纳与保护机制
相较于大中型城市的吸引力，珠三角乡村地区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逐渐模糊了城乡界线，原来的乡村社会对农村青年的吸引力逐渐增强。乡村的就业吸纳和福利保障是农村青年返乡就业和就地城镇化的重要动力来源，乡村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的经济社会基础，不但对农村青年形成了乡村拉力，同时也为农村青年群体在更高层次上实现职业、生活的城镇化转型提供了基础条件。
改革开放初期D镇就开始了乡村工业化发展进程，以外资推动的乡村工业化发展为本地农民创造了丰富的市场化就业机会。同时地方经济发展壮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和村集体经济基础，由地方政府和村集体提供的公共就业服务和福利性就业岗位，为本地青年群体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四十年的乡村工业化发展使D镇形成了以毛纺织为主导的完整产业链，镇域范围内各村都分布有较多的民营企业，虽然本地青年很少进厂做一线工人，但是众多的民营企业为本地青年提供了会计、企业管理等丰富就业机会。同时D镇紧邻松山湖科技产业园，一些科技型企业进驻，为本地高学历青年提供了丰富且多层次的就业岗位，吸纳了一部分本地青年人在科技园区的写字楼、科技型企业就业。除了工业化为农村青年就地城镇化提供了丰富的市场就业机会，随着当地居民农转非程度的提高，地方政府和村委会进入21世纪便承担起了为村民提供公共性就业服务的责任，地方政府和村委会都设有专门的劳动就业机构，其中一项重要职能就是为本地农民和青年群体提供就业信息和就业推荐服务，促进本地居民充分就业。例如各村社区都与辖区内的企业联系密切，有合适的就业机会及时推荐给本村村民，同时镇域范围内的不同层次的就业信息也提供推荐给本地青年。除了公共性的就业服务，农村青年返乡就业还可以充分利用本地的社会关系资源，这是当地农村青年就业的重要途径。不仅地方政府和村委会承担了就业服务的责任，同时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通过“聘员”等形式提供了大量半市场化或者福利性就业岗位，吸纳了大量本地青年就业。一方面，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大量治理和服务任务，需要地方政府和村级组织配备大量人员；另一方面，这些招聘的工作人员岗位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就业，丰富了本地青年就业的机会。比如D镇政府和职能部门吸纳的“聘员”有1600多人，绝大多数是本地青年，且学历水平都在大专和本科及以上层次，与此同时，各村社区都有几十人到上百人不等的村委会聘用的“办公人员”，多数是本村年龄在40岁以下的年轻人。
（1）乡村工业化发展基础上的多元化、多层次就业机会保障了对农村青年的充分就业吸纳
（4）就地城镇化保持了相对完整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提高了农村青年城镇生活的适应能力
一类人，崇尚“德才兼备德为先”。他们为人正派，为官清廉，爱憎分明，原则性强，无论对人、对己，首先看的是品德，而对祸国殃民的腐败以及社会上的种种“不正”和“缺德”，自然是批评批判为先。面对罪错事例，他们会汲取别人的教训，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更加厌恶和抵制腐败等假丑恶现象。他们往往“不用扬鞭自奋蹄”，是表率、是楷模，令人敬仰。
珠三角是改革开放最前沿，土地开发权和经济发展权下放到地方政府甚至村级组织，给了地方政府和村级组织使用土地和发展经济的自主权，壮大了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和村集体经济实力。经济发展收益留在了基层，通过再分配形式给当地村民提供了逐步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分配。D镇村民享受了与城镇居民均等的社会保障体系，比如社保、医保等制度化保障体系很早就建立起来了，并且地方财政和村集体经济承担了大部分社保缴费，村民只需负担一小部分甚至有些村集体经济基础好的村不需要村民负担费用。与此同时，当地各层次的用人单位也都为员工提供了完善的社会保障，这些都与大城市正式单位职员没有本质区别。除了制度化社会保障外，土地开发和经济发展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有的村集体经济年收益达上亿元，平均水平也有几千万元，雄厚的村集体经济基础为本地村民提供了较高的福利分配，其中主要的是集体经济分红。D镇各村集体经济分红都有几千元不等，并且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村民固定分红还在不断上涨，福利分红以本村户籍为原则平均分配，稳定且有保障。农民福利房或者农民公寓也是重要的福利保障。D镇很多村庄社区都建设了农民公寓，村民可以享受免费或者很低费用的福利住房，村民住进了小区，极大地缓解了当地近2万元房价带来的住房压力。除了地方政府制度化保障和村集体经济提供的福利分配，当地村民主要且有保障的来源就是民房出租。当地村民经历了几次建房潮，基本每户村民都有较大的住房面积，除了自己居住主要就是用来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居住，以此收取房租收入。在松村，农户平均都有一套以上的住房出租，月租金收入在几千元至上万元不等，有的村民每月房租收入高达几万元。房租收入构成了村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稳定且有保障，很多村民表示“不用干活就可以数钱”。乡村社会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稳定且有保障的福利收益，提高了农民家庭城镇化转型的经济能力，为农村青年群体适应和融入城市生活完成市民化转型提供了制度和物质保障。
有学者对于中药重金属污染情况特别关注，并进行了系统的考察评价。赵连华等［8］得出这5种重金属的污染率在9.33%～26.35%，并且因为产地不同污染情况不同。郭兰萍等［9］以《中医药——中药材重金属限量》ISO国际标准为依据，分析了中药材中Pb、As、Cd、Hg 4种重金属元素的污染情况，结果显示4种重金属的超标率分别为3.46%，4.03%，2.91%，1.41%。而重金属元素一旦进入人体后，由于其半衰期较长，在人体内的含量不断增高后，会诱发人体内的各种疾病［10］。
（3）乡村的空间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为农村青年就地城镇化提供了便利的公共服务
乡村工业化发展带来的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促进了空间城镇化，为农村青年就地城镇化提供了便利的城市生活空间。不仅D镇各村都分布有各类民营企业可以家门口便利就业，而且村域和镇域内交通、公共基础设施、商业服务等都很便利，在镇域范围内甚至不用出村就可以享受到与大中城市同样的便利性生活服务。D镇的空间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密不可分，经过近40年的稳步发展，镇域各村的空间城镇化水平已经很高，在物质空间上奠定了城乡一体化的基础。除了空间的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还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领域稳步推进，以松村为代表的D镇各村社区都建立了标准化的便民服务中心，多达近百项的公共服务在村庄社区就可以得到满足，服务型政府和基层组织建设水平较高。便民服务以外，各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各类公共品，地方政府依靠雄厚的公共财政能力能够保障均等化供给，与此同时，村级组织依靠集体经济基础也为村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便利的公共基础设施。空间城镇化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稳步推进，使得D镇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逐步提高，这也是农村青年愿意扎根乡村的重要基础。
（2）乡村社会的福利保障为农村青年的城镇化转型提供了基础性保障和保护作用
D镇青年以镇域范围内非农就业和就地城镇化为主，不仅没有外迁的青年向东莞、深圳、广州等更高层次的城市迁移意愿不强，而且在外地求学的青年毕业后有很强的动力返回家乡就业。本地青年不愿外迁，在外求学青年返回家乡就业和生活，这种现象与中西部地区青年人异地迁移的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并且在D镇甚至珠三角地区具有普遍性。农村青年群体不愿意进入大中城市就业和生活，主要有两重结构性因素的限制。其一，是城乡结构的约束。虽然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因素，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不再是限制人口自由流动的主要原因，但是农村青年的城乡迁移行为依然面临城乡结构的约束，这种约束更多是迁移成本和对城市发展预期的权衡。向大中城市的迁移，会面临住房成本和生活成本上升的压力，并且异地迁移之后所能够依赖的乡村资源支持也会急剧减少，这成为限制D镇青年异地迁移的重要阻力。其二，就业空间和职业发展空间也是农村青年异地迁移的约束因素。虽然大中城市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职业发展空间，但是作为农村青年甚至受过普通本科教育的青年群体来说，到大城市发展的竞争力并不大，就业选择和职业流动机会有限，面临的发展压力很大。而相对于深圳、广州这样的大城市，珠三角的中小城镇也具有较高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水平，同样有一定的就业机会和职业发展空间吸引本地青年返乡就业，并且返乡就业可以借助的本地社会资本要远远多于大城市。以下案例具有代表性：
2.4 两组围生儿并发症发生情况 羊水过少组围生儿共77胎，正常组围生儿共78胎。羊水过少组新生儿窒息、足月低体质量儿、胎儿宫内窘迫、吸入性肺炎等围生期并发症发生率均明显高于正常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四、小镇青年：农村青年就地城镇化的困境与出路
“小镇青年”是农村青年就地城镇化形成的典型群体特征，具体指就地城镇化模式下在家乡城镇非农就业和生活的青年群体，他们是就地城镇化的主要群体，也是最具活力的群体，他们在城镇的就业和生活适应问题值得进一步关注。相对于大中城市，小镇青年就地城镇化在就业竞争压力与生活适应困难等方面都要小很多。但是，在以中小城镇为基础的就地城镇化模式下，小镇青年在职业发展、社会分化、价值观念等方面也面临诸多转型困境。以中小城镇为依托的就地城镇化，实现“人的城镇化”发展道路，更大程度上提升农村青年就地城镇化的市民化转型，就必须针对农村青年就地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的困境探索就地城镇化的出路，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
1.职业流动与发展困境
农村青年的就地城镇化在就业选择中普遍追求的是相对体面的职业类型，对职业发展有所预期，这与他们的城镇中产阶层生活面向是一致的。农村青年就地城镇化的主要空间是中小城镇，虽然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高，但是像D镇这样的小城镇发展起步于乡村工业化时期，主要产业类型是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这也决定了D镇30万外来人口有90%以上从事生产工人的就业方式。本地青年基本没有从事工厂工人的就业形式，就业主要集中在工商企业和政府事业单位，大多数是工商企业一般职员或者乡村雇员。虽然在当地众多的民营企业市场化就业机会和乡村福利性就业保障下，本地青年群体基本能够保证充分的就业吸纳。但是本地青年的职业层次普遍不高，除极少数高学历和能力强的青年进入松山湖科技产业园的技术型企业，或者通过考试成为政府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正式职员，绝大多数还是普通的“合同工”。一些高层次的职业类型在D镇不论数量还是职业发展空间都十分有限，竞争性强，只能吸纳极少数高学历、社会资本丰富和个体能力强的人，大多数青年职业流动和上升的空间并不大。面对有限的职业发展空间和激烈的竞争，多数青年开始回避竞争，安于做乡村的普通雇员。有研究指出，青年人安于低质量就业，主要是缺乏吃苦耐劳精神，过于贪图安逸［14］。其深层次原因则在于中小城镇较低层次职业类型的限制，使得青年人职业发展的空间并不大，少数高质量就业岗位竞争更为激烈，大多数青年受到个体素质和能力的限制，“高不成低不就”，难以获得相应的职业发展机会和空间，这是小镇青年普遍面临的结构性制约。就地城镇化是我国未来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发展方向，能够给农村青年就地城镇化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和职业发展空间十分关键，这也决定了人的城镇化实现水平。中小城镇作为就地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要进一步推进城镇工商业发展，为就地城镇化提供经济基础和充分的非农就业吸纳。与此同时，一些建立在传统乡村工业化基础上的城镇，要加快推进产业的转型升级，为就地城镇化的青年群体提供多层次的职业选择和发展空间，提高农村青年整体的就业质量。
2.熟人社会的阶层分化困境
镇域范围内实质上是一个熟人社会或者半熟人社会的生活和社会关系空间，在实践中D镇的就地城镇化青年群体依然维持着密集的熟人社会的关系交往。熟人社会的关系交往给青年群体适应城市化生活提供了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持，但是也会带来职业发展分化和青年群体的社会分层，增加城镇生活的竞争和压力。由于本地青年在城镇化转型中，职业发展的差异性逐渐显现，城市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个体发展差异性远远高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因此会加剧熟人社会内部的群体分化甚至转化为社会阶层的分化，给青年人的交往和生活带来一定的压力。正如调研中很多青年说的那样，“最大的压力是生活消费的压力，以前一起蹬自行车的朋友，突然间买了辆豪车，自己怎么能不羡慕和感受到压力”，“一起玩的朋友工作、成家之后就会分化，开始有自己的圈子，有钱人有自己的圈子，普通人有普通人的圈子”。可见，就地城镇化维持了熟人社会的交往、生活场域，内部既有温情脉脉的人情关联，同时也有内部你追我赶的激烈竞争，而小城镇的竞争较多体现在消费性支出方面，这也是为什么多数年轻人表示生活和消费性的压力是最大的。对就地城镇化模式下群体之间的分化压力，地方政府提供的制度化保障和村集体经济的再分配模式可以带来一定的缓解作用，因此完善制度化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建立集体经济再分配中的公平和公正性分配机制，对于缓解社会分层带来的压力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研讨与练习”题是教师解读课文和了解学生情况的途径，也是学生深入学习文本的重要环节，教师必须重视起来，抓住这一阵地，促进学生语文能力的提高。
3.价值转型困境
就地城镇化不仅仅是就业模式、生活空间以及生活方式由传统农村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型，更深层次的是人的价值观念的转变。青年群体作为就地城镇化的主体，在就地城镇化进程中实现价值观念的现代化转型关乎城镇化的整体质量和层次。D镇的城镇化主要是在村镇范围内完成就地转型，大部分青年群体还是生活在原来的村庄社区，其生活模式和价值观念受传统乡村生活的影响较大，尤其是有了集体经济福利和房屋出租的经济基础之后，青年人的生活面向和价值观念面临转型困境。虽然青年群体在就业和生活方式上都已经是现代城市化的就业和生活方式，但是有了集体经济福利和出租收入的保障，也加重了青年人的依赖心理，个体职业发展和奋斗的动力减弱，认为“有地租收入，不工作也生活不愁”，“年轻人有些迷茫，认为老爸老妈条件这么好，我还拼搏干什么”。对地租经济和集体福利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部分青年人的越轨行为，调研中发现在地方政府近一两年的严打和专项整治之前，本地近10%的青年群体有赌博、吸毒等越轨行为，造成了一定的社会治安问题。例如松村的刘某，两年前卖了一半宅基地想把另一半建起来房子收租，卖了100多万元，母亲拿17万元作为生活费，其他的交给比较会管事的大儿子保管，但是半年时间，大儿子买比特币和网上赌博全赔了，还欠了银行30万元贷款。在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引导农村青年树立积极健康的价值观至关重要也十分紧迫。就地城镇化转型中，不仅要为农村青年就地城镇化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在促进乡村空间城镇化转型的同时，也要借此契机引导农村青年群体的价值转型，重塑与现代城市生活相匹配的就业、生活和价值认同观念。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和完成更高层次的市民化，实现价值观念的深层次转型是基础和保障。
（一）多阅读积累故事。每天在课每周我会用一节课时间，给同学们讲故事，有时是我站在讲台上给同学们绘声绘色手舞足蹈的边说边演；有时我把故事说完，会让孩子根据故事中的角色进行表演，并且允许他们自行改编。这也为他们改变故事和给故事写续集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五、结 语
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实现“人的城镇化”发展目标，就地城镇化是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模式。不同于西方以人口迁移的异地城镇化为核心的模式，在我国农村人口众多的现实国情下，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是符合我国特殊国情的城镇化道路，在城乡二元结构界线淡化的背景下，就地城镇化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重要实践路径。珠三角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在改革开放40年的探索中，走出了一条乡村工业化与城镇化统筹发展的道路，促进了农村青年群体的就地城镇化发展。乡村工业化的发展给农村青年群体的就地非农就业转化提供了丰富且多层次的就业机会，提高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发展壮大了集体经济。地方政府和村集体经济为农民的就地城镇化转型提供了完善的制度化保障和集体经济福利，为农村青年实现城市生活融入和市民化提供了经济基础和制度保障。但是农村青年在就地城镇化转型实践中，也面临着职业发展困境、熟人社会的阶层分化与竞争压力以及价值观念的转型困境。这要求地方政府、村级组织和农村青年群体在就地城镇化过程中，既要注重经济物质方面的转型，也要提高思想价值观念的现代化建设，最终实现“人的城镇化”发展目标。
珠三角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典型代表，其就地城镇化模式给其他地区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探索提供了借鉴。但是我国地域广袤，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珠三角等发达地区建立在乡村工业化、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基础上的就地城镇化实践，在广大的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还不具备简单复制的经济社会等基础性条件。基于此，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实践一定要立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探索符合地区实际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建设协同发展的实践路径，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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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三治”协同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8CZZ037）］
朱战辉：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杨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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