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接性结构冲突——第三方引发的中美危机及其管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间接性论文,中美论文,第三方论文,冲突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截稿：2015年6月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5)07-0090-17 一 引言 根据核平衡论、相互依存论等一些观点，中美冲突并非不可避免。即使是在中国的安全利益与力量聚集的周边地区，一些学者也坚持，“中美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高”。①但是，关于中美冲突的研究却一直不断，②近几年来对于中美走向冲突的担忧也在上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中美间战略互疑根深蒂固，即使中美双方不想走向对抗，但冲突可能因为意外因素或第三方变量而诱发。正因为如此，促进战略互信和加强危机管控一直是这些年来中美间互动的主要内容，也是学者研究的主要对象。③在笔者看来，尽管第三方因素变得日益重要，但在传统研究中远未得到充分体现。例如，有的学者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视角分析了中美冲突的可能性，主要局限于双边层面，忽视了第三方因素的存在及其影响。④有的研究虽然经常提到诸如日本、南海问题等第三方因素，但更多的是强调中美双边之间的战略及其互动，较少涉及第三方的作用以及如何管控。总体言之，在既有的中美冲突研究中，第三方因素即使有所涉及，也只是被当作边缘变量。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研究者多倾向于相信中美两国对于第三方因素(特别是在第三方为小国的情况之下)的把握能力，相信两国将“尽可能避免由于第三国引发两国的间接军事冲突，不会听任中美关系走向危险的边缘”。⑤ 但是，这种研究低估了第三方变量的介入所引起的结构性变化。特别是在东亚，许多第三方(如日本、菲律宾、朝鲜等)一方面与中美其中一方存在安全冲突，另一方面与另一方维系着安全上的相互义务。这样，中美之间不但存在新老大国间的权力性结构冲突，还存在由于第三方介入引起的间接性结构冲突。这种间接性结构冲突一方面增加了中美关系的变数以及发生偶发冲突的风险，另一方面加剧了中美间的结构性持续紧张关系，并有可能被第三方拖入一场重大的冲突之中。所以，我们需要对第三方在中美冲突发生与管控中的作用进行更进一步的提炼，为中美冲突管控提供更多的学术研究甚至政策准备。有鉴于此，本文从冲突类型分析入手，对第三方引发的中美冲突及其管控路径进行推演，最后以菲律宾为案例，说明中美管控第三方冲突的紧迫性及路径。需要说明的是，在冲突预防和管理研究中，关于第三方(如国家、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机构)作为调解人或仲裁者身份的研究很多，⑥但本文强调的是第三方作为冲突触发者的情况，管理者主要还是冲突双方本身。两者不是一回事。另外，这里的冲突管控没有对冲突的各个阶段(如冲突预防、冲突管理和冲突解决⑦)进行细分，因为本文的目的旨在为第三方所引发的中美冲突及其管控进行初步的概括性分析，而不打算对具体的冲突管控各阶段提出政策建议。 二 间接性结构冲突：第三方引发的中美危机 要理解第三方在中美冲突中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分析中美间可能发生的不同冲突类型。本文将根据冲突的根源与路径来划分冲突类型。根源决定了冲突的性质，对理解冲突的本质以及管控至关重要。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许多研究都是从起源的角度来研究冲突的”。⑧冲突的路径分析则有利于直接揭示第三方在中美冲突中的作用。 从冲突的根源来看，中美冲突可以分为结构性冲突与偶发性冲突。所谓结构性冲突，是指由于权力或权利/义务安排所导致的冲突，而偶发性冲突是由于不可预见的意外事件引发的冲突。这一区分的重要性在于，权力的结构性矛盾、冲突的权利/义务安排是显见而且固定的，因此双方对于其矛盾的不可避免性都有很清醒的认识。所以，结构性冲突的要点在于它可以预见，但很难避免，而且后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因为它往往涉及国家的根本利益甚至核心利益，历史上的历次权力转移斗争就是结构性冲突。而偶发性冲突则与权力结构、权利/义务安排无关，它可能纯粹是因为管理不当或行为误判所发生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双方有根本性的矛盾或利益冲突。例如，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就属于这种类型，尽管双方存在结构性的权力矛盾，但该冲突并非双方重新改变权力结构斗争中的一环，而是在误判与缺乏管理下的意外事件。因此，它是属于可管理的。相对结构性冲突来说，偶发性冲突的特点是很难预见，但可以避免和管理，而且一旦发生，其后果其实比较有限。 从冲突发生的路径来看，则可分为直接冲突与间接冲突。所谓直接冲突，是指由于直接互动引发的冲突，也就是说，冲突是在双方权力、权利/义务出现直接矛盾最终无法妥协的情况下发生的。其特征有两个：一是过程可控性强，因为即使双方存在沟通不畅的情况，但毕竟没有第三方的介入，管理起来相对直接、简单，可能在发生冲突的紧要关头实现悬崖勒马；二是破坏性大，因为在现代战争条件下，两个大国一旦发生直接对抗，其后果难以想象。所谓间接冲突，是指因第三方因素触发的双方间冲突。其特征是：第一，过程可控性弱。一般而言，在同盟关系或准同盟关系中，大国往往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与控制权。但是，第三方毕竟是独立因素，其主动性不可忽视。在主权平等这一国际规范之下，即使第三方是小国，往往也能独立实施自己的外交政策，这就给大国管控其政策增加了难度。特别是在全球治理背景下的多边主义体制中，小国往往有重要的作用。⑨包括在东亚，美国和东盟之所以走得更近，不但有美国的作用，也是东盟“两面下注”战略推动的结果。⑩正因如此，不少学者都对小国的作用表示关注。(11)第二，由于最终还是导致了两个大国间的对抗，所以其破坏性同样不容小觑。但一个不同于直接冲突的地方是，由于有了第三方的卷入，所以大国对抗可能会采取相对隐晦的形式，典型的例子就是朝鲜战争中的中美对抗。中国不是以正式宣战而是通过派遣人民志愿军的方式参战，而美国也有意将战场限制在朝鲜境内，这就意味着，由于第三方因素在内，双方在战争的进程及其后果方面有可能保持一定的克制。 如果我们结合冲突的根源和路径这两个变量分析，就会发现中美冲突在理论上可以有如下组合(参见表1)。
以上组合并非仅仅是逻辑上的，而是在中美冲突中均有其可能性。第一，直接性结构冲突。这种冲突后果严重但并非不可避免。前述所说学者多相信中美冲突不大可能，也主要是指这种冲突而言。第二，直接性偶发冲突，如前述所说的中美南海“撞机事件”。这也是当前中美双方最担心出现的一类事件。如果从美方的角度来看，1999年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也可属于这一类，因为它坚持“误炸论”。但不管如何，事实证明这类冲突即使发生，结果也是可控的。第三，间接性偶发冲突。它类似于直接性偶发冲突，区别在于它是由第三方因素引发的意外冲突。例如，当前由于中菲在南海发生主权争端，美国派飞机到南海争议海域巡航，结果引发中美关系紧张。如果因此发生意外冲突，就是间接性偶发冲突。第四，间接性结构冲突。如前所述，这样的冲突已发生过，即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也算，因为中国也派出了军队，但主要承担的是后勤任务。这样的冲突先例表明，间接性结构冲突其实可控性更差，发生的可能性更大(相对于直接性结构冲突)、后果更具灾难性(相对于偶发性冲突，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 目前，我们更关注的是第一类、第二类和第三类冲突。所谓战略互信，主要致力于解决第一类冲突，而危机管控则主要针对第二类和第三类冲突。例如，2015年6月结束的第七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再次强调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重要性，提出两国“力争在2015年9月前就行为准则中的‘空中相遇’部分达成一致”。(12)对于第四类冲突即间接性结构冲突，当前研究仍往往忽视其重要性与可能性。可能由于历史的先例(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许多人潜意识里认为中美双方都会汲取经验教训，从而避免此类冲突的再次发生。但正是由于它属于结构性冲突，所以其实是很难避免的。当前，中美间的直接性结构矛盾常隐居幕后，而间接的结构矛盾常走到台前。中美其中一方与许多第三方结成了盟友或准盟友的关系，从而对其承担了某种安全上的义务，如美国对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泰国等，中国对朝鲜、缅甸等。此时，如果第三方又与另一大国存在安全冲突，那么中美间就会出现间接性结构冲突。第三方的独立性越强，它与其中一个大国的安全关系越紧密，与另一大国的安全矛盾越激烈，那么中美间的结构性冲突就越紧张，发生实际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这种情况下，朝鲜、日本、菲律宾都是很有可能触发中美间接性结构冲突的第三方。在近几年的东亚局势中，由于中国与日本、菲律宾的关系出现紧张，特别是在南海紧张局势上升的背景下，许多人开始担心中美出现冲突。与此同时，朝鲜仍然是一个潜在因素，虽然由于半岛无核化的共同目标中美间在此问题上有所合作，但如果涉及朝鲜政权走向问题，不能排除中美因此出现冲突的可能。事实上，由于朝鲜是中美关系中最具独立性的第三方，它仍是最有可能引发中美间重大冲突的国家之一。其他第三方的情况在此也稍做分析。缅甸由于与中国的联盟关系不那么紧密，而且与美国关系出现了缓和，所以当前引发中美间接性结构冲突的可能性较小。泰国虽然是美国的盟友，但与中国政治安全关系良好，故成为第三方的可能性亦很小。韩国当前也是类似情况，但如果半岛局势出现变化，中韩在统一等问题上出现根本性分歧，则也有可能成为引发中美冲突的第三方。总体来看，由于东亚已成为中美战略接触与竞争的前沿地带，加上诸多第三方的存在，且在民族主义上升(其后果之一是第三方因素的独立性与主动性进一步增强)、领土争端根深蒂固等客观情势之下，第三方因素引发的中美间接性结构冲突已经成为现实的威胁。有学者指出：“在未来十年中，美国可能面临的涉华军事突发事件有：台海冲突、网络战、南中国海或东南亚发生冲突、中日在历史和领土问题上的争端、中印在边界和缅甸事务上的争端。”(13)除了台海冲突与网络战之外，其他的都是第三方引发的冲突。如果管控不好，这些冲突就可能由间接性偶发冲突上升为间接性结构冲突，从而严重危及中美关系与地区和平。 三 冲突管控的基本路径与战略 上述对中美间接性结构冲突的概念剖析事实上也指明了其管控的路径。第一，由于这种冲突的结构根源在于中美其中一方对第三方做出了安全承诺而另一方与其存在安全冲突，所以如何消除这种冲突的权利义务结构应该成为冲突管控要考虑的根本性问题。第二，由于这种冲突的发生是因为第三方作为一个独立变量而介入，所以从大国角度看，出台有针对性的管控第三方的办法十分必要。遵循这一思路，下面即从结构预防与管控第三方两个方面论述如何避免间接性结构冲突的发生。 (一)结构预防 在冲突管理研究中，结构预防通常是指通过着眼于长远的举措(如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建立安全共同体、实现社会善治等)，解决潜在冲突的深层次原因。(14)根据这一认识，从解决冲突的权利义务结构入手，是一种典型的结构预防方式。由于间接性结构冲突是第三方引起中美间的权利义务矛盾，所以根本的办法就是把第三方与两国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隔离”开来。当然，由于中美所处的角度不同，所谓“隔离”的意义也各异。本文把对第三方有安全承诺的称为支持大国，把与第三方有安全冲突的称为冲突大国，下面分别分析两种角色所应采取的“隔离”措施。 第一，对支持大国来说，就是澄清同盟关系常常存在的模糊之处，使其对第三方的安全承诺不主动、不直接涉及冲突大国。考虑到在同盟或准同盟关系的情况下，支持大国不可能全部放弃对第三方的安全承诺，但至少可以做到不支持第三方的进攻性行为，安全承诺范围仅限于得到国际公认的权利，不支持另一方违反国际规范的行为。例如，支持大国应该避免卷入第三方与冲突大国之间的领土争端，因为这些争端使其盟友的权利尚未得到国际公认。有人可能认为，同盟的目的就是针对威胁的。第三方之所以要与支持方结盟，其主要目的就是防止来自另一大国的威胁。但是，同盟又可进一步分为两种，即防御性同盟和进攻性同盟，只有前者才有利于和平并且应该得到允许，而上述界定是符合防御性同盟范围的。许多国家在缔结同盟条约时都宣称出于防御性目的，但由于在关键的安全承诺条款或其应用方面保持模糊，许多同盟事实上也可能被应用于进攻性目的。这或许是国际政治中的实用做法，但考虑到中美冲突后果的危险性，保持这种模糊性是危险的。所以，当美国界定其对盟友的安全义务时，应该排除对第三方挑衅行为的支持，并明确其安全承诺不包括与中国有争议的主权区域。而中国在界定自己对传统盟友如朝鲜的安全与政治义务时，也需要将那种由朝鲜自己挑衅引起的后果明确排除在外。 第二，针对冲突大国而言，所谓的“隔离”就是把这种冲突局限在与第三方的范围之内，使之不成为与支持大国之间的议题。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还是将争端控制在一定程度，不至于激化到可能引起支持大国干预的地步。由于第三方与支持大国存在同盟关系这一背景，很难在冲突大国与第三方间冲突无限升级的情况下，支持大国始终保持不介入的姿态。第三方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以及同盟中常常存在的模糊条款，都会促使第三方极力寻求支持大国的合作以对抗冲突方。而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支持大国有隔离的意愿，但可能也难抵制第三方“基于同盟义务”提出的要求。要避免第三方与支持大国的这种联合，冲突大国至少要做到两点：一是避免争端上升为武力冲突，万一发生武力冲突也要争取在短时间内停止；二是避免紧张局势的长期化，因为即使没有武力冲突，紧张局势的长期化也会全面恶化双方关系，从而增加第三方寻求支持大国安全承诺的动机以及给支持大国提供更多介入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讲，冲突大国往往处于一种弱势地位，因为这种管控争端升级的措施往往意味着无法充分实现自己的应有权利。中国就面临这种“维权”与“维稳”之间的挑战。对中国而言，应对这一挑战的根本战略还是管控主权争端，最终实现和平解决，这样才符合中国外交的长远利益。但是，作为支持大国的强势方美国，却必须首先采取行动。因为在国家行为博弈中，强势方往往面临更小的风险成本(涉及第三方的冲突往往与支持大国的重大利益无关)并有更强的报复手段，不必担心先行一步后被背叛的问题(如果冲突大国不管控危机，支持大国还可重新介入)，而弱势方却因报复手段较弱而不愿意先行一步。(15)所以，理想的战略应该是两方达成管控危机的战略共识，支持大国首先采取隔离措施，冲突大国则随之采取隔离措施，从而在双方间形成良性互动。 (二)管控第三方 这里的管控第三方，指的是支持大国对与自己结盟或准结盟的第三方的管控，其目标旨在避免第三方成为两国关系中的一个干扰因素。由于第三方的主动性与独立性已对两个大国间的关系平衡造成挑战，故当事大国不能不从理性的角度出发，通过管控盟友的方式尽量减少其负面影响。当然，根据现代国际法，国家间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用“管控”一词已有歧视与不平等的嫌疑。但从大国的角度而言，之所以有管控的必要，在于第三方的行为可能危及本国与另一大国的关系，从而导致本国的安全利益处于危险之中。因此，这种管控有其现实上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而且，这里所说的管控强调在国际法理与现实政治之间达成平衡，当然要排除那种传统上将第三方特别是小国置于附属地位的做法。 要实现这种平衡，有效的办法还是建立盟友间的对话与协调机制，它既可使大国影响第三方的途径合理化，同时使第三方的行为受制于双边机制，以合理的方式减少其负面的主动性。总的来看，美国对其盟国的管控是基本成功的，目前的状况是美国在利用这些盟国牵制中国，而没有让盟国牵着鼻子走。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效果，关键在于美国与盟友间的关系实现了法律化、机制化。所谓法律化，是指通过防御条约以及更加具体的规定落实了美国的安全影响，如军事基地的设置、军事力量的派驻、防务费用的分担等。所谓制度化，是指双方的安全关系通过防长和外长对话(2+2)、联合军演、日常联络协调机制甚至是共同指挥机制等方式把美国的主导性落实下来。尽管这些安排也常常遭到第三方国内民族主义的反弹，但总的来看它在抹上一层薄薄的平等色彩的同时，把美国的影响力具体化了，同时使第三方的负面主动性降到最低。相反的例子是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中国之所以缺乏相应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就与这种法律化与制度化的缺失有关联。尽管《中朝友好互助条约》对双方安全关系做了抽象规定，但由于缺乏相关的具体机制与制度化，中国事实上无法发挥相应的影响力。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就很难出现新的变化。 在以上两个方面的管控过程中，还有两点至为关键：一是大国的自我管控，特别是处于强势地位的支持大国要尽可能抑制自己利用第三方牵制对方的想法。在这方面，美国应该承担特别的责任。因为在中美关系中，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美国而不是中国担任支持大国的角色。由于中国坚持不结盟政策以及在东亚缺少与美国存在安全冲突的第三方(除朝鲜之外)，事实上很少有中国利用盟国反过来牵制美国的可能。而对当前美国来说，利用盟国平衡中国已成为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内容。如“在南海主权争议上，奥巴马政府事实上已经公开抛弃了其一贯坚持的‘不选边’的传统，开始全力支持越南、菲律宾等国的主权主张”。(16)这表明，美国错误地采取了介入而不是隔离的战略。之所以如此，在于它希望以一种更清晰的承诺遏制中国。(17)而其理论基础就是在冷战中取得成功的遏制理论。根据这种理论，美国相信，“在一定的条件下，威慑能够通过同盟拓展，那就是一方的如下威胁是可信的：如果其盟友受到攻击，它将像自己受到攻击时那样施行报复”。(18)基于这一认识，无论是现在强调“在西太平洋直接保卫其利益和盟友能力”的封锁威慑，还是未来可能“利用远程武器和更容易生存的平台”的报复威慑，(19)美国的对华政策始终以实力威慑为基础。但是，当前与冷战不同，众多因素决定了这种以遏制理论为基础的介入战略只会导致对双方都更糟的结局，达不到冷战中对苏联那样的效果。 首先，尽管美国的整体力量仍然占据优势，但中美力量对比正在不断接近而不是像冷战后期时美苏那样逐渐拉开。由于遏制不但基于现实实力对比也基于对前景的预测，这种不同的趋势势必增加中国对抗美国遏制的信心，从而减弱遏制战略的效果。其次，中国在历史、文化以及体制上已不同于苏联，复兴目标、民族主义以及公共舆论等社会性、情感性因素都在外交决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美国的对华遏制战略因此常常激起更大的敌意而不是顺从。就如近期的南海局势一样，对中国领土政策素有研究的傅泰林(M.Taylor Fravel)认为，面对美国通过直接派遣飞机展示力量的挑战，“中国并不会停止它所认为的基于自己领土与主权权利的活动”。(20)这种互不妥协增加了各种冲突的可能性。最后，承诺变成有效威慑的一个前提在于对手默认而不是挑战这种承诺，(21)但在间接性结构冲突的情况下，中国还可以采取介入默认与挑战之间的中间办法，即仅仅挑战第三方，避免与美国的直接冲突，从而使得遏制战略成为美国自身难以选择的困境：兑现第三方的承诺则“过”，不兑现则感觉“不及”。 一些智库提出的建议相对理性、平衡，如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认为，“为了改善直接防御效果并减少升级危险，措施之一是美国帮助中国的诸多邻国提升军备，提高并增强决心。这样的策略不应是，也不应被视作美国试图拉拢周边国家包围中国，否则会使中国的敌意更强。实际上，美国应该同时努力将中国纳入安全合作的活动中。这不仅可以避免显得美国在构建反华联盟，而且也会使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国为国际安全做出更多贡献”。(22)但是，在实践中，美国政府强调的是前半部分，有许多实际动作，而忽视了后半部分，至多是给予中国一些诸如“欢迎崛起”的空洞言词，从而不可避免地激起中国的反应。所以，要避免从长远来看对双方都不利的间接性结构冲突，处于强势地位、总是处于支持大国角色的美国必须反省仅仅考虑自我利益的自私政策。 二是第三方的自我定位。作为独立变量，第三方采取什么政策对于大国间冲突管控亦十分重要。反过来看，对第三方来说，避免中美冲突也常常对其有利，没有任何一个小国想在两头大象的冲突中被压得粉身碎骨。所以，小国也有一个政策选择的问题，而其正确路径就是从与其中一方结盟走向更加超脱的中立或平衡政策。在这方面，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例子。成功的例子是新加坡。正如有学者所强调的那样，新加坡“在国际上拥有其他小国所无法拥有的国际地位，发挥着与其人口和土地面积极不相称的影响力。这些成就的取得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新加坡在李光耀外交战略思想指导下，大国平衡战略的形成和实施”。(23)一方面，作为华人国家，新加坡与中国保持着良好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另一方面，新加坡又是美国在东亚发挥作用的坚定支持者，事实上，樟宜海军基地已成为美军在东南亚发挥作用的重要中心。(24)由于这种平衡战略，新加坡得以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在地区与国际舞台上发挥了与其国力不成比例的影响力。失败的例子是乌克兰，独立较长时期内一直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搞平衡外交，(25)但是，2014年的危机改变了这一方向。反对派在推翻亚努科维奇政府以后，事实上采取了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战略，结果导致俄罗斯总统普京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反击”。(26)乌克兰面临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国家陷入内战之中，不但丢失了克里米亚，东部一些地方也可能不保。俄罗斯尽管也因此受到了西方的国际孤立，但损失最大的无疑还是乌克兰自己。 四 菲律宾与中美冲突管控 在东亚，有可能引发中美间接性结构冲突的第三方众多，但菲律宾具有典型的意义。它既是美国的盟友，又与中国因南海争端而存在安全利益上的冲突。特别是，当前中菲关系正因为南海问题而僵持，而美国也加大了介入的力度，以此作为案例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作为第三方的菲律宾 菲律宾之所以成为中美冲突的第三方，在于以下两个事实：第一，它与中国在南海岛礁主权问题上存在争端。菲律宾声称对中国南沙群岛中的33个岛、礁、沙、洲拥有主权，并称之为“卡拉延群岛”。1968年，菲律宾就已分别在南沙群岛的南钥岛、中业岛和北子岛设立哨所，并先后占据了马欢岛、费信岛、西月岛、双黄沙洲、司令礁、仁爱礁等9个岛礁。(27)2012年9月5日，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签署命令，将所谓“卡拉延群岛”所在及周围海域命名为“西菲律宾海”。中菲关系总体发展良好，唯有岛屿主权争端构成了重大阻碍因素。事实上，中菲关系中的严重停滞甚至倒退均是岛礁主权争端引起的，例如20世纪90年代的美济礁事件。此事件的一个后果就是菲律宾重新强调与美国的同盟关系，(28)从而为双边关系的结构性紧张埋下伏笔。在阿罗约政府时期，中菲关系一度进入黄金时期，甚至中菲越之间签署了为期三年的联合地震工作协议。(29)但由于菲律宾国内政治影响，阿罗约签订的一系列对华协议遭到质疑甚至废弃，(30)严重恶化了中菲关系的基础。 第二，菲律宾与美国存在军事同盟关系。菲律宾本是美国的殖民地，1946年独立后，仍然在安全上依赖美国。1947年，美菲缔结了一项《军事基地协定》。根据这一协定，美国可使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1951年，两国又缔结了《双边防御条约》，条约中的相关规定勾勒出美国的安全承诺，如第2条规定，缔约双方将以“自助和互助”的方式保持并发展“抵抗武装进攻”的能力；第3条规定，双方将通过外长或其助理随时协商条约的实施问题，在缔约国任何一方的领土完整、政治独立或安全受到武装进攻威胁时应进行协商；第4条规定，在太平洋区域对缔约国任何一方的本土或在其管辖下的太平洋岛屿领土以及对它在太平洋的军队、公用船只或飞机的武装进攻，将危及它自己的和平与安全，两国将依照各自的宪法手续采取行动，以对付共同危险。(31)虽然菲律宾学者不无遗憾地指出，该条约并不包括自动反应条款，美国得以保持条约义务的模糊性，(32)但根据这些规定，美国和菲律宾都可以进行扩大化解释，将美国的安全承诺覆盖中菲争议岛屿，从而构成本文所强调的间接性结构冲突。 特别是要看到，美菲之间的这种军事依赖关系由于菲律宾的一些特性而进一步加强。一是菲律宾薄弱的军事实力。尽管目前拥有超过一亿的人口，但其军事力量特别是海空军力量长期羸弱，许多军事装备保持着20世纪60年代甚至是二战时的水平，军费开支曾多年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阿基诺三世上台后大力推行军事现代化计划，但又面临经费短缺、军队腐败以及国内叛乱力量仍在(对付这些叛乱主要以陆军为主)等因素的限制。(33)这种薄弱的军事力量使得它迫切需要美国的支持，特别是在南海争端上依赖美国的军事介入。二是菲律宾根深蒂固的亲美文化。美国的殖民统治塑造了菲律宾的教育、语言甚至是社会生活，许多精英都在美国接受教育。笔者在与一些菲律宾学者访谈时，他们都指出菲律宾对美国有一种爱恨交织的情结。但在笔者看来，“爱”的一面无疑是主要的。尽管反美的民族主义力量存在，但不是社会舆论与政府政策的主流。相反，菲律宾与中国之间很少存在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联系，这就决定了菲律宾外交更容易偏向美国，更不用说在与中国存在安全冲突的时候了。 (二)当前中美冲突的可能性及其后果 近年来，菲律宾作为第三方引发中美间接性结构冲突的可能性在上升，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美国加紧利用它与菲律宾的同盟关系牵制中国。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牵制中国，既是美国盟友又与中国存在南海争端的菲律宾是一个理想的战略支点。特别是2010年阿基诺三世取代对华较为友好的阿罗约执政后，美国对菲律宾的政策力度不断增加。为了迅速提升美菲关系，美国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先后向菲律宾提供了1.4亿美元的直接经济军事援助和4.34亿美元的援助合同。2010年年底，美国又将“全球合作伙伴计划”适用范围扩大到亚洲，使菲律宾成为亚洲首个受惠于美国这一战略合作计划的国家。(34)对此，菲律宾学者也指出：“美国深化与菲律宾同盟关系的努力不仅希塑挫败那些(活跃在南部的)恐怖主义团体，还旨在反击中国对菲律宾的政治和经济影响。”(35)当然，美国最直接的政策体现还是在南海问题上。正如朱锋所指出的：“美国的南海政策目前正在不断从‘幕后’走到‘台前’，从‘不介入’转向‘介入’，从‘不选边’走向公开‘选边’。深度介入南海主权争议、为弱小的东盟南海主权声索国撑腰、进而达到削弱和限制中国南海主权权益与战略利益的空间，已经成为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36) 第二，中菲间南海主权争端恶化。由于阿罗约时期的共同勘探计划以及两国一系列合作计划受阻，迫使中国开始调整自己在南海问题上的一些具体做法。阿基诺上台后，加紧在南海进行资源开发，也迫使中国进一步转变政策。在黄岩岛对峙事件中，由于菲律宾意欲抓扣中国渔民，中国海监力量及时介入，并赢得了对黄岩岛的实际控制权。自2014年以来，针对岛礁设施一直落后，而且越南、菲律宾等相关方面一直在进行建设活动的做法，中国也开始了自己的岛礁建设活动。菲律宾对此十分不满，积极推动美国介入，并利用东盟平台指责中国。从阿罗约到阿基诺时期中菲关系的转变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第三方的菲律宾虽然是小国，但在作为一个主动变量介入中美关系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阿罗约时期，她在恐怖分子绑架菲律宾人质的情况下，不顾美国的反对将部队从伊拉克战场撤回，从而导致美菲关系倒退。相反，阿基诺三世采取疏离中国、亲近美国的立场，如将军队的重点从国内安全转向领土防卫、推进更紧密的菲美安全关系、购买美国军事装备、根据《相互防御条约》寻求美国更明确的安全保证等。(37) 在这种情况下，不但菲律宾而且美国也开始强调所谓的“安全承诺”。在黄岩岛对峙期间，菲律宾国防部长博尔泰雷·加斯明(Voltaire Gazmin)放出风声，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和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Leon Panetta)向菲律宾保证，将遵守1951年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38)而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战区指挥官杜安·蒂森(Duane D.Thiessen)中将也重申，美国将履行《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规定的义务。(39)作为这一“承诺”的体现形式，当时美国还派出了弗吉尼亚级攻击性潜艇“北卡罗来纳(North Carolina)”号抵达苏比克湾。2014年4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菲，行前双方签署了增进防卫合作协议(EDCA)，美国部队通过轮换驻扎的方式扩大了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访问期间，奥巴马公开宣称：“我们保卫菲律宾的承诺坚不可摧(ironclad)，美国将信守这一承诺。”(40)同年10月，美国驻菲大使菲利普·戈德伯格(Philip Goldberg)也公开表态，美国对菲律宾的承诺坚定不移，“在语言和行动上”都得到了充分体现。(41)这种“行动”的一个最新体现发生在2015年5月，在中菲南海争端仍然僵持之际，美国派出侦察机飞临中国正在扩建的岛礁的上空，而且还可能派出力量进入这些岛礁的12海里领海范围，从而引起战略界和舆论界对中美可能在南海爆发军事冲突的担心。(42) (三)管控冲突：中美菲关系的理性选择 根据前面的分析，要避免菲律宾引发中美间接性结构冲突，应从以下两方面着手进行。第一，结构管控。即中美达成战略共识，分别从冲突大国与支持大国的角度采取“隔离”政策，即美国首先放弃利用菲律宾牵制中国的做法，明确声明它在主权问题上不选边、不介入的立场，同时避免采取任何偏袒行为，而中国随后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争端的扩大化和升级。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不必担心中国的“背叛”，因为它的隔离措施并不是不可撤销的，而且中方的隔离措施也符合其长远利益。事实上，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就曾回绝过菲律宾的游说，声明它对于有争议领土不持立场的政策。(43)也就是说，中立而非介入才更符合美国的传统政策。 对于中国来说，挑战在于如何与阿基诺政府进行有效互动，以有效管控争端。挑战之一是阿基诺处理南海问题的方针已定，而且不可能把仲裁案撤回来。根据法庭确定的程序性规定，可能要到2016年才会做出最终裁决。(44)这也就决定了直至2016年6月阿基诺任期结束，双方关系都难以根本好转。但是，双方至少可以在此背景下使争端回归“静默”状态，如菲律宾不在国际上渲染南海问题，不在军事上、外交上继续谋求外部力量介入，中国亦可不扩大建设岛礁，不采取新的行动。另外，在达成这些共识的基础上，双边可以考虑逐步恢复关系的全面发展，如推进经贸领域合作与人文交流。从中国方面来看，要达到这一目的，一方面，必须在坚决反击菲律宾挑衅行为的同时，展现出在具体政策目标以及接触方式上的灵活性，以达成有效管控危机的目的；另一方面，中美间的战略协调也有利于促使菲律宾改变政策调门，与中方共同努力有效管控争端。 第二，管控第三方。管控第三方的责任主要是美国，因为美国是菲律宾的同盟国。在美菲同盟框架下，美国拥有各种制度和非制度的手段影响菲律宾的外交决策。当前，美国要做的是改变以前那种鼓动菲律宾通过诉诸仲裁、联合东盟甚至日本等方式以逼中国就范的做法，因为这些方法只会进一步加大中国的孤立感甚至愤怒感，从而采取进一步的反制行动。如果立足于仅仅是菲律宾基本安全保障者这一角色、不去利用菲律宾牵制中国，美国应该发现在南海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应该做的，除非中国采取了首先直接攻击菲律宾的行动。相反，它应该做的是关注菲律宾的反应，劝说甚至制止菲律宾采取挑衅行为。就像岛礁建设一样，仅仅指责中国是不公平的。事实上，正如傅泰林所指出的那样，从历史上看，在20世纪70年代其他各国开始抢占岛礁时，中国并没有占领一个。(45)进入21世纪以来，也是越南、菲律宾等国首先开始各种开发活动。菲律宾学者也指出，在南海争端各国中，菲律宾在批准开发活动方面被认为是最积极的。(46)对此，美国也应该有公正的认识，而不是“拉偏架”。 从菲律宾的角度看，它有必要采取更加平衡、独立的外交政策。面对大国政治，小国确实面临艰难的抉择，如到底该采取追随、遏制还是结盟等政策，要衡量清楚并不容易。但至少对菲律宾这样一个在地理上十分邻近中国、在经贸关系上也越来越与中国关系紧密的国家而言，在中美关系中选择对地处遥远的美国“一边倒”是极其不明智的。如果中菲间发生冲突，对于菲律宾是核心利益的事情对于美国却可能只属于次要利益。这就决定了在更多的时候是菲律宾为美国充当“车前卒”，而很难期待美国在关键时刻来为菲律宾做出牺牲。所以，一个更加平衡、中立而不是“一边倒”的政策才能为菲律宾自己谋得更多的实际利益，当然，这种外交在推行上要复杂得多。例如，菲律宾学者德·卡斯特(Renato Cruz De Castro)提出过一种“准平衡战略(equi-balancing strategy)”，根据这种战略，菲律宾应该同时与各有竞争关系的大国保持接触，不与其中任何一方建立重大的政治军事联系，不受限于任何联盟，也不卷入与大国间的长期争端以及避免国际政治的极化现象(因为它常常限制小国的政策选择)。(47)可以看到，这种战略不但相对于菲律宾外交现实有着很大的距离，其政策的复杂性与现实主义风格也对菲律宾崇尚结盟与亲美的外交文化提出了挑战。但是，这可能是最符合菲律宾长远利益的一条道路。新加坡是个例子，东盟整体上也是如此，它执行的是一种两面下注的战略，致力于建立多样化联系，避免完全倒向任何大国。(48)因此，菲律宾的当前外交与东盟整体外交实际上也是不合拍的，进行调整也理所当然。虽然不可能完全抛弃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但至少菲律宾现在可以开始一步一步地采取更加平衡和中立的外交政策。 五 结论 无论中美关系如何发展，一个显然的事实是，美国不想与中国作战，中国也不想与美国陷入军事冲突之中。(49)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在关注直接的结构冲突与偶发性危机之外，加强对第三方因素触发的中美间接性结构冲突的关注与管控。对中美关系来说，第三方介入的主要影响还不止在于提供了矛盾的触发点，更主要的是构造了一种结构性的紧张关系。这种结构性紧张使得中美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化，建立战略互信与机制也因此变得更加艰难，甚至有可能将中美拖入一场预期之外的重大冲突。特别是考虑到中美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减小以及影响中美关系的东亚第三方因素众多，管控第三方因素引起的间接性结构冲突的任务变得更加突出。当前，南海问题的僵持以及美国的不断介入，都在提醒我们这种冲突的现实可能性与提前预防管控的迫切性。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双方应该充分意识到这种冲突的复杂与危险，从两国关系的战略全局出发，尽量避免第三方因素干扰中美关系的发展。这就需要两国致力于采取“隔离”战略，避免两国间产生间接性结构冲突。特别是美国，应该从利用第三方牵制中国的战略误区中走出来，不把第三方因素人为地纳入中美双边关系议程。固然，作为有世界影响的大国，中美应该对解决影响世界与地区的问题负有责任，但双方应该通过合作而不是冲突的方式承担这一责任，更不能使双边关系被这些问题所困扰。与此同时，作为主动变量的第三方也要有清醒的自我认识与管控。中美关系既有隐性的分歧与矛盾，也有深厚的共同利益与合作基础。对第三方来说，任何试图利用甚至挑动中美矛盾以从中渔利的做法可能带来一时之利，但最终往往伤及自身。一种更加平衡、中立的政策不但有利于地区稳定与中美关系，也是第三方最佳的外交之道。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人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承担。 ①James Dobbins,et al.,Conflict with China:Prospects,Consequences,and Strategies for Deterrence,CA:RAND Corporation,2011,p.1. ②参见罗纳德·塔门、亚采克·库格勒：《权力转移与中美冲突》，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3期，第1-20页；Aaron L.Friedberg,"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Is Conflict Inevitab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0,No.2,2005,pp.7-45；蔡鹏鸿：《中美海上冲突与互信机制建设》，载《外交评论》，2010年第2期，第30-37页；James Dobbins,et al.，Conflict with China:Prospects,Consequences,and Strategies for Deterrence,2011；王帆：《美国对华战略底线与中美冲突的限度》，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第21-31页。 ③张沱生、史文主编：《对抗、博弈、合作：中美安全危机管理案例分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Kenneth Lieberthal and Wang Jisi,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Washington,D.C.:The John L.Thornton China Center at Brookings,2012。 ④Aaron L.Friedberg,"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Is Conflict Inevitable?" pp.7-45. ⑤王帆：《美国对华战略底线与中美冲突的限度》，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第29页。 ⑥参见Robert Lyle Butterworth,"Do Conflict Managers Matter?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Interstate Security Disputes and Resolution Efforts,1945-1974,"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22,No.2,1978,pp.195-214; Ronald J.Fisher,"Methods of Third-Party Intervention," Berghof Research Center for Constructive Conflict Management,April 2001; Chyungly Lee,"Conflict Prevention in Northeast Asia:Theoretical and Conceptual Reflections," in Niklas Swanstr
m,ed.,Conflict Prevention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in Northeast Asia,Central Asia Caucasus Institute and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2005,pp.51-70;徐祖迎：《公共冲突管理中的第三方干预》，载《理论探索》，2011年第2期，第103-106页；韦长伟：《冲突化解中的第三方干预研究综述》，载《甘肃理论学刊》，2011年第2期，第109-114页。 ⑦Niklas L.P.Swanstr
m and Mikael S.Weissmann,Conflict,Conflict Prevention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Beyond:A Conceptual Exploration,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and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Washington,D.C.:Johns Hopkins University,Summer 2005,p.10. ⑧刘俊波：《冲突管理理论初探》，载《国际论坛》，2007年第1期，第37页。 ⑨李少军：《大国何以开展小国外交？》，载《社会观察》，2013年第12期，第41页。 ⑩Cheng-Chwee Kuik,"The China Factor in the U.S.‘Re-Engagement' with Southeast Asia:Drivers and Limits of Converged Hedging," Asian Politics and Policy,Vol.4,No.3,2012,p.4. (11)如尼古拉·兹洛宾：《世界进入“小国牵制大国”时代》，载《国防时报》，2010年11月8日；谢晓光、岳鹏：《小国挑战大国的原因与策略》，载《国际政治科学》，2013年第4期，第1-35页；Renato De Castro,"The Philippines Confronts China in the South China Sea:Power Politics vs.Liberalism-Legalism," Asian Perspective,Vol.39,2015,p.72。 (12)参见《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战略对话具体成果清单》，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6/26/c_1115727263.htm，登录时间：2015年6月26日。 (13)James Dobbins,et al.,Conflict with China:Prospects,Consequences,and Strategies for Deterrence,pp.2-5. (14)Niklas L.P.Swanstr
m and Mikael S.Weissmann,Conflict,Conflict Prevention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Beyond:A Conceptual Exploration,p.19; Peter Wallensteen,"Northeast Asia:Challenges to Conflict Prevention and Prevention Research," in Niklas Swanstr
n,ed.,Conflict Prevention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in Northeast Asia,p.40. (15)类似于大小国关系中，双方如要形成良性互动，大国就必须采取首先行动。参见李开盛：《地区国际主义与中国东亚外交》，载《外交评论》，2008年第3期，第22页。 (16)朱锋：《南海主权争议的新态势：大国战略竞争与小国利益博弈——以南海“981”钻井平台冲突为例》，载《东北亚论坛》，2015年第2期，第14页。 (17)关于承诺起作用的条件，可参见Charles Lockhart,"Flexibility and Commitment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22,No.4.1978,p.552。 (18)Anne-Marie Gardner,"Diagnosing Conflict:What Do We Know?" in Fen Osler Hampson and David M.Malone,eds.,From Reaction to Conflict Prevention:Opportunities for the UN System,Boulder:Lynne Rjenner Publisher,Inc.,2002,p.27. (19)James Dobbins,et al.,Conflict with China:Prospects,Consequences,and Strategies for Deterrence,p.10. (20)参见Andrew Browne,"U.S.Gambit Risks Conflict with China," May 13,2015,http://www.wsj.com/articles/u-s-gambit-risks-sucking-it-into-conflict-with-china-1431505129，登录时间：2015年5月26日。 (21)Charles Lockhart,"Flexibility and Commitment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p.552. (22)James Dobbins,et al.,Conflict with China:Prospects,Consequences,and Strategies for Deterrence,p.vii. (23)郄清良：《小国大外交——新加坡大国平衡战略的形成与演变》，载《东南亚纵横》，2005年第1期，第7页。 (24)关于新加坡在中美间的平衡外交，可参见卢姝杏：《新加坡的外交原则及其对华政策(1990-2010)》，载《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5期，第27-33页；胡安琪：《2014年新加坡：政治、经济与外交》，载《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2期，第62-68页。 (25)张培锋：《析乌克兰的平衡外交》，载《今日东欧中亚》，1997年第6期，第32-35页。 (26)丁原洪：《乌克兰危机的历史经纬与现实启示》，载《和平与发展》，2014年第2期，第3页。 (27)李金明：《中菲南海争议的由来与现状》，载《海交史研究》，2013年第1期，第44页。 (28)Renato Cruz de Castro,"Philippine Strategic Culture:Continuity in the Face of Changing Regional Dynamics,"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June 24,2014,p.8. (29)杨讴：《中菲关系进入黄金时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1月16日。 (30)Aileen S.P.Baviera,"Domestic Interests and Foreign Policy in China and the Philippines:Implications for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Philippine Studies:Historical and Ethnographic Viewpoints,Vol.62,No.1,2014,p.141. (31)"The Mutual Defense Treaty Between the Philippines and U.S.A.," http://www.chanrobles.com/mutualdefensetreaty.htm#MUTUAL%20DEFENSE %20TREATY，登录时间：2015年6月20日。 (32)Renato Cruz De Castro,"The 21st Century Philippine-U.S.Enhanced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EDCA):The Philippines' Policy in Facilitating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Strategic Pivot to Asia," 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Vol.26,No.4,2014,p.433. (33)参见孙立华：《菲律宾的军事实力》，载《学习时报》，2012年5月21日；陈庆鸿：《菲律宾军事现代化及其前景》，载《国际资料信息》，2012年第8期，第16-21页。 (34)鞠海龙：《中菲海上安全关系的突变及其原因与影响》，载《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6期，第71-72页。 (35)Renato Cruz De Castro,"The 21st Century Philippine-U.S.Enhanced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 (EDCA):The Philippines' Policy in Facilitating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Strategic Pivot to Asia," pp.431-432. (36)朱锋：《南海主权争议的新态势：大国战略竞争与小国利益博弈——以南海“981”钻井平台冲突为例》，载《东北亚论坛》，2015年第2期，第5页。 (37)Renato Cruz De Castro,"The 21st Century Philippine-U.S.Enhanced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EDCA):The Philippines' Policy in Facilitating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Strategic Pivot to Asia," p.428. (38)《菲律宾称美国将遵守条约保护菲免受任何攻击》，http://www.chinanews.com/gj/2012/05-10/3877309.shtml，登录时间：2015年5月20日。 (39)《美公开介入中菲南海对峙 称要履行共同防御条约》，http://news.ifeng.com/mil/4/detail_2012_04/26/14160595_1.shtml，登录时间：2015年5月20日。 (40)Michaela Del Carllar,"Obama Tells PHL,US Troops:US Will Defend the Philippines," April 29,2014,http://www.gmanetwork.com/news/story/358797/news/nation/obama-tells-phl-us-troops-us-will-defend-the-philippines，登录时间：2015年5月20日。 (41)Pia Lee-Brago,"US Denies ‘Shaky' Security Commitments with Phl," http://www.philstar.com/headlines/2014/10/26/1384541/us-denies-shaky-security-commitments-phl，登录时间：2015年5月20日。 (42)社评：《中美南海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有多大》，载《环球时报》,2015年5月25日。 (43)Diana K.Mauzy and Brian L.Job,"U.S.Policy in Southeast Asia:Limited Reengagement After Years of Benign Neglect," Asian Survey,Vol.47,2007,p.627，转引自Cheng-Chwee Kuik,"The China Factor in the U.S.'Re-Engagement' with Southeast Asia:Drivers and Limits of Converged Hedging," p.34。 (44)邢广梅：《试论中菲南海仲裁案》，载《国际关系研究》,2013年第6期，第56页。 (45)M.Taylor Fravel,"Power Shifts and Escalation:Explaining China's Use of Force in Territorial Dispu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2,No.3,2007/2008,p.74. (46)Rommel C.Banlaoi,Philippines-China Security Relations:Current Issues and Emerging Concerns,Quezon City:Philippine Institute for Peace,Violence and Terrorism Research,2012,p.26. (47)Renato Cruz De Castro,"The Philippines' Futile Efforts in Conducting an Equi-Balancing Strategy with an Emerging Dragon and a Soaring Eagle," SPARK-The Key Link Between IDEAS and ACTION,2014,p.4. (48)Cheng-Chwee Kuik,"The China Factor in the U.S.‘Re-Engagement' with Southeast Asia:Drivers and Limits of Converged Hedging," p.44. (49)Bo Zhiyue,"Could the South China Sea Cause a China-US Military Conflict?" May 27,2015,http://thediplomat.com/2015/05/could-the-south-china-sea-cause-a-china-us-military-conflict/，登录时间:2015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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