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中的生态伦理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伦理论文,生态论文,因素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一命题，反映了孔子对于人与自然在生态关系上的一致性的追求。在如何认识和处理人际道德和生态道德的关系这一生态伦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上，孔子虽然把人际道德置于生态道德之上，但人际道德并非道德的唯一轴心，他主张在二者之间建立合理的关系（中庸）。孔子还分别从政治（礼）、心理（仁）和生态学知识（艺）三个方面论述了生态道德何以可能的问题。
[关键词] 生态道德 人际道德
（一）
生态道德是生态伦理学中的核心范畴，它指的是人们规范和评价自身生态行为的准则体系。孔子曾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1 〕这一思想很接近我们所说的生态道德概念。
首先，我们来看“知”的含义。在孔子看来，致力于“义”就叫作“知”，而不必求神问鬼，“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2〕。什么是“义”呢？第一， 义是指春秋时代的等级差别以及对这种差别的意识，由此，它才成为了人们的行为规范。只有符合义的言辞才可付诸实施，“信近于义，言可复也”〔3〕，而“言不及义”〔4〕则是必须加以禁止的。第二，义是理想人格具有的内在品质。在孔子看来，名实相符才可算作义，“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观色，虑以下人。”〔5〕这种内在的品质在实际行为中的体现， 才展示出理想人格的品德，“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6〕第三， 义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和内在的道德品质相结合所体现出来的强大的道德威力和感召力。孔子看到，“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7〕，因此，他将为仕的目的规定为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8〕而行义的目的在于达道，“行义以达其道”〔9〕。道将内在和外在两方面的约束统一了起来，成为了人们的行为规范。总之，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道德，因此，说知为义，即是说，知也就是道德。
其次，我们来看“仁”的含义。仁在《论语》中有以下几层相关联的含义，第一，仁起源于血缘关系，亲亲构成了仁的基础。在孔子看来，“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10〕，仁是血缘关系发展的必然，孝悌为仁之根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11〕孔子就是这样将处理血缘关系的准则发展成为处理人际关系的社会准则的。第二，仁是推已及人之道。在孔子看来，“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12〕作为社会规范的仁就是通过这种心理机制得以实现的。第三，仁可以作为全德之名。仁是要通过具体的德目体现出来，“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13〕这样，仁又转化成统率德目的总称，在这个意义上，知是从属于仁的。总之，孔子所讲的仁也就是我们所讲的道德。
最后，我们来看“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含义。如前所述，知、仁可泛指道德。因此，这里的“智者”、“仁者”泛指理想人格或有道德之人。乐即悦，是喜好、爱好的意思。山水除指具体的山、具体的水之外，也可泛指自然事物。由之，“知者乐水”可释读为，“夫水者，缘理而行，不遗小闻，似有智者。动而下之，似有礼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历险臻远，卒成不毁，似有德者。天地以成，万物以生，国家以宁；万物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乐于水也。”〔14〕而“仁者乐山”可释读为，“夫山者，万者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万物植焉，飞鸟投焉，走兽休焉，四方益取于焉。出云道风，从乎天地之间，天地以成，国家以宁，此仁者所以乐于山也。”〔15〕因此，“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不仅说的是知、仁之性，而且说的也是知仁之质。即，第一，这一命题反映了从领悟自然之性到领悟人之性的过渡，领悟自然之性和领悟人之性的类似之处唤起了人的道德意识，由此扩展成人的道德行为。第二，这一命题反映了人和自然在生态关系上的一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讲的就是人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一种规范和评价的准则。
（二）
生态道德调节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人际道德调节的是人和人（社会）的关系，因此，如何处理认识和处理这两类道德的关系，构成了生态伦理学中又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孔子的基本观点是，人际道德比生态道德重要（重人贱畜），但人际道德决不是道德的唯一轴心（毋我），在二者之间应建立合理的关系（中庸）。
首先，我们来看孔子“重人贱畜”的思想。这一思想是这样提出来的，“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16〕这是由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取向造成的，但重人贱畜思想的形成恐怕也有生态学上的考虑。孔子已在生态学意义上认识到了“群”和“类”的重要性，正是由于他认识到了人和畜分属于不同的群类，才使他形成了重人轻畜的思想。据《论语》记载，“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耨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对天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其人之徒，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17〕这里的“群”与下述引文中的群一样，都是指聚集在一起，“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为慧，难矣哉！”〔18〕因而，“群”具有一定的生态学意义，“鸟兽不可与同群”说的是人和鸟兽分属于不同的群。在孔子的思想中也形成了“类”的概念，除他教育思想中“有教无类”〔19〕的“类”外，他还从生态学上提出了“类”的概念。据《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曾说，“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站在人类种群的角度来看人和自然的关系，当然是重人贱畜。
其次，我们来看孔子“毋我”的思想。据《论语》记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20〕这里，“绝”是断绝、割裂的意思，“意”是计较私利的意思，“必”是指预先有所期的行为（行为出于功利），“固”是执滞不化的意思，而“我”只能解释为自我。据《说文》，“我；施身自谓也。”这段话讲的是，孔子断绝了自私、自利、固执和自我这四种行为。孔子为什么要反对以自我为中心呢？这固然在于，“述古而不自作，处群而不自异，唯道是从，故不有其身。”〔21〕对待古人、对待他人不能以自我为中心，在对待自然的行为过程中，难道这种价值取向不也在发挥着重大作用吗？张横渠认为，“四者有一焉，则与天地不相似。”〔22〕这里，“与天地相似”肯定了人和自然的一致。因而，在“仁”的学说结构中，用自我来解释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行不通的。
最后，我们来看孔子“中庸”的思想。孔子认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23〕其一，“中”的含义。中是内在适宜的意思，据《说文》，“中，内也”，“上下通也。”这里的“中”与下述引文中的“中”相同，“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这段引文中的“中”是介于狂（进取）和狷（有所不为）之间的一种适宜的行为。因此，孔子又提出了“允执其中”的要求。其二，“庸”的含义。“庸”即用，据《说文》，“庸，用也。”《论语》中是将“中庸”作为一个整体来用的。作为一种方法来看，“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人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24〕这里，“中庸”体现为执两用中。作为一种行为来看，“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25〕。这里，“中庸”体现为“过犹不及”〔26〕。其三，“德”的含义。德包括忠、信、义等内在的道德品质，“主忠信从义，崇德也。”〔27〕孔子要求在政治上要“为政以德”，〔28〕在刑罚上要“道之以德”〔29〕。可见，德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行为规范。综上，“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说的是，内在、适宜、有所指的行为具有一般的意义，要将它作为最普遍的思想方法和最高的行为规范来运用。因此，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在解决人际道德和生态道德的关系问题上，也存在着一种“中庸”之德。
（三）
生态道德何以可能（这里的可能是能不能成立的意思）？这是生态伦理学中一个根本的理论问题。孔子从三个方面涉及到了这一问题，他从“礼”这一最高政治理想出发而趋向于重农，而重农必然要重自然；他从“仁”这一最高道德理想出发而趋向于重道德心理建设，将生态道德建立在同情心的基础上；他自身多技多能的生活经验，使他对生态学知识有一定了解，将生态道德建立在生态学知识的基础上。
首先，我们来看孔子的“克已复礼”的思想以及由此而决定的重农和重自然的思想。孔子的一生是为恢复“周礼”而奔波的一生，“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30〕而周公则是他心目中的偶象，“甚矣，吾衷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31〕而周同殷一样，都是农业部族，有着重农的传统。周将“以九职任万民”作为了“大宰之职”，而农列为九职之首〔32〕，而周公本人对文王耕稼的德行是大为赞赏的，“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33〕这里，即为从事的意思，“康功”指平易道路之事，“田功”即为从事农事。可见，周人和周公是重视作为人和自然之间物质资料变换基本形式的农业的，因而，作为农业生产对象和资料的自然在周礼中也占有重要位置。孔子继承了周人和周公这一重农和重自然的传统，他不仅对民“耕也馁在其中”〔34〕抱有一种同情心，提出了“因民之所利而利之”〔35〕的主张，而且提出了“庶—富—教”的模式〔36〕。反之，超出了“礼”的范围而问稼学圃时，孔子认为这是“小人之事”，决非“君子之学”〔37〕。而只在礼的框架内认识自然和农业的重要性，这样，孔子就赋予了重自然以伦理道德意义。
其次，我们来看孔子“仁”的道德理想以及由此而决定的同情自然物的态度。孔子的理想是恢复周礼，但这是通过“仁”的途径实现的，“克已复礼为仁”〔38〕。当樊迟问“仁”时，孔子直接用“爱人”这种道德感情来解释“仁”〔39〕，将仁看作是由一系列的道德感情构成的，“刚、毅、木、讷近仁”〔40〕，“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曰：恭、宽、信、敏、惠”〔41〕。孔子也用这种心理学的方式来看待自然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据《论语》记载，“曾子有疾，孟敬之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42〕这里的“哀”也就是怜悯之心，从而唤起了人们的生态良知。又据《孔子世家》记载，“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辟（避）之，而况乎丘哉！”这样，“哀”和“讳”就成为孔子生态道德的心理基础。
最后，我们来看孔子的生活经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生态学认识对其生态道德理论的影响。孔子的一生是颠沛流离的一生，他自己曾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又说，“吾不试，故艺”，〔43〕，这就决定了他对待人生和自然的态度都具有务实的倾向。他不仅不轻视“鄙事”，而且尽职做好管理牛羊的工作，据《孟子》记载，“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44〕孔子已看到了人对自然的依赖和自然能为人提供物质资料这一生态学法则。不仅如此，孔子也将掌握生态学知识看成是与道德教化具有同等意义的大事，“小子何莫学夫《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45〕为什么将“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置于这样重要的位置呢？正如刘宝楠指出的，“鸟兽草木，所以贵多识者，人饮食之宜，医药之备，必当识别。匪（非）可妄施。故知其名，然后能知其形，知其性。”〔46〕因此，当孔子形成其生态道德观念时，这种重自然的生活经历和对生态学知识的重视，难道会不影响他的思维吗？
可见，孔子从政治、心理、生态学三个方面论证了生态道德的可能性。
（四）
生态道德的从善性原则规定人们在与自然的交往中应该做什么，或什么样的行为是正当的。孔子曾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47〕这一思想很接近于生态道德的从善性原则。
首先，我们来看孔子“使民以时”的思想。“使民以时”反映了在以农为本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生态行为的主导方面。“时”原本指的是四时，后来引伸为岁月时刻之用，是我们祖先对生物季节演替这一生态学规律的认识。孔子认为客观自然的运动造成了四时（季）的交替，从而，“时”就成为人们应模仿的范本，“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48〕而“使民以时”中的“时”讲的是这一规律在农事中的体现。当然，这还得从考察“民”的含义中才能看出来。人与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民往往是从属于人的，如“周人以粟，曰使民战栗”〔49〕，“善人教民”〔50〕；同时，民往往也是从属于上的，如“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51〕因此，“民之本义，当属农人。”〔52〕根据上面的考察，“使民以时”也就是要求统治者（上、人）要尊重生物季节演替的生态学规律，不能耽误农时。当然，孔子提出这一主张也有政治上的考虑，“春秋时，兵争之祸，日事微调，多违农时，尤治国者所戒也”。〔53〕因此，“使民以时”就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普遍的生态价值法则。
其次，我们来看孔子“节用”的主张。节本来指的是竹节，后引伸为节省、节制、节义等几个意思，孔子将之上升到了国策的高度，认为“政在节财。”〔54〕如何才能做到“节用”和“节财”呢？孔子提出了“尊五美，屏四恶”〔55〕的主张。“五美”指的是，“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与之相对的“四恶”是指虐、暴、贼和有司四者。具体来讲，“不教不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各谓之有司。”只有这样，“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56〕。美恶的问题也就是一个道德与否的问题，这样，“节用”和“节财”就具有了伦理道德的意义。不仅如此，孔子还在一般意义上提出了如下一个原则，“礼欲其奢也，宁俭；丧欲其易也，宁戚。”〔57〕在礼这一最高原则和理想的问题上都提出“宁俭勿奢”的主张，由此可见孔子对“节”的重视。客观上有助于人们保护自然资源。
我们再来看孔子对待“民”的态度。孔子要求统治者一方面要“使民”，另一方面又要“重民”。据《论语》记载，“民、食、丧、祭”是孔子尤为关注的四件大事〔58〕，将民、食置于丧、祭之前，可见他对民、食的重视了。因此，只有足民才能重民，这样才会有“君足”，“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公私田合而为一），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有若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59〕在此基础上，孔子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法则，他在称赞子产时指出，“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60〕这里，“道”指的是伦理原则或最高的道德品性，“养民也惠”，也就是“因民所利而利之”，“使民也义”也就是“节用爱人”，因此，孔子将他们作为道的内在规定，就赋予了“养民也惠，使民也义”以伦理道德的价值，而且内在地包含着重视生产以及作为生产对象和工具的自然资源的思想。
可见，孔子是倡导尊重自然及其规律，有节制地利用自然资源的行为的。
（五）
生态道德的弃恶性原则是规定人们在与自然的交往中必须反对什么，或什么样的行为是必须禁止的原则。《论语》中有这样的记载，“子钓而不网，弋不射宿”〔61〕。以其他材料为佐证，我们认为，这一思想很接近于生态道德的弃恶性原则。
首先，我们来看孔子“钓而不网，弋不射宿”的思想。这一主张体现了孔子反对无节制地获取自然资源和毁灭生物物种的思想，它是有生态学依据的。早在夏朝时，就有了“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62〕的规定，而“钓而不网”是与此相一致的。“钓”指的是用一钩而钓鱼的一种方法，“网”指的是用罗列多钩而捕鱼的一种方法，一钩得鱼少，多钩得鱼多。孔子为什么要舍多取少呢？这在于，孔子捕鱼有不得不为之的原因，但他决不采用竭泽而渔的方法，因为他注意对生物资源的持续利用。《周礼》曾规定打猎“禁麂卵者与其毒矢射者”，〔63〕而“弋不射宿”是与此相一致的。“弋”指的是用生丝系矢而射鸟的一种方法，“宿”指的是夜宿之鸟，白昼射鸟难，夜取宿鸟易。孔子为什么要舍易取难呢？这在于，孔子捕鸟有不得不为之的原因，但他决不采用斩尽杀绝的方法，因为他注意保护生物资源的持续存在。而这些思想不仅体现了孔子的生态学思想，而且也可视作他提出的生态道德的弃恶性原则，因为“钓而不网、弋不射宿”中的两个“不”字体现了孔子在处理人和自然关系上的弃恶的价值取向。
最后，我们来看孔子“损者三乐”的思想。“损者三乐”是孔子在指向行为主体的意义上提出的生态道德的弃恶性原则，它要求人们不能因为内在的欲望而损害自然。孔子认为，‘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64〕这里，益者三乐是作为肯定性原则提出来的，“损者三乐”是作为否定性原则提出来的，因此，我们这里主要考察“损者三乐”的问题。“损”本来是灭的意思，后来引伸为改动、损害的意思。“骄乐”指的是“侈肆而不知节”，“佚游”指的是“惰慢而恶闻善”，“宴乐”指的是“淫溺而狎小人”。〔65〕孔子为什么将“骄乐”、“佚游”、“宴乐”看成是三种必须禁止的行为呢？这在于，人的欲望在自身之内是不能满足的，为此必须诉诸外部的自然界，而无限膨胀的欲望必然会造成对自然的破坏，因此，在人的欲望和自然之间也存在着一种生态关联。“损者三乐”的思想不仅具有生态学意义，而且也应视作孔子提出的生态道德的弃恶性原则，因为“损益”的问题也就是一个价值问题。可见，孔子是反对破坏和掠夺自然资源的行为的。
（六）
生态道德的完善性原则规定人们在与自然交往的过程中怎样做最好，它认为应将追求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作为完善道德的目标。孔子在道德上对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采用了一种认同的态度，这是用“和”这一范畴表现出来的，他说：“礼之用，和为贵”。〔66〕
首先，我们来看“和”的生态学含义。“和”的思想本身来源于我们祖先对物质循环的认识，同样也包含着我们祖先对宇宙万物和谐一致关系的认识，它本身就是一个生态学上的概念。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孔子明确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67〕可见，孔子决不是无原则地追求“和”的，这种价值取向自然会在生态关系上体现出来，因为“礼之用，和为贵”是作为一个普遍性极强的原则提出来的。孔子对生物和生态环境的辩证关系已有所认识，他一方面看到生物是不能脱离生态环境的，生态环境是生物存在的条件和场所；另一方面，他看到生物具有选择生态环境的行为功能，生物是生态系中的主体；这在他关于时、群、类和养的思想中都有所体现。《孔子家语》中“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一语可视为前一思想的佐证，而《孔子世家》中“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可视为后一思想的旁证。不仅如此，他对人和自然的辩证关系也有所认识，一方面，孔子肯定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联，提出了“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要求；另一方面，孔子对禹“卑宫室而尽力力乎沟洫”〔68〕的德行大为赞扬和钦佩，看到了人在维持、协调生态平衡中的作用，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人能弘道，非道弘人”〔69〕，这样，“和”也就成为孔子提出的道德理想，可视为孔子的生态道德的完善性原则。
最后，我们来看孔子的人和自然和谐统一思想的政治基础。孔子不仅将人际关系是否有序作为政治是否清明的标准，而且也将生态关系是否和谐作为从政治是否有方的尺度。《孔子家语》中的一段话可作为佐证，孔子对“子路治浦”三年所取得的如下政绩曾三次发出了“善哉由也”的赞叹，“入其境，田畴尽易，草莱甚辟，沟洫保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尽力也。入其邑，墙屋完固，树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宽，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其清闲，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断，故其政不耰也。以此观之，虽三称其美，庸尽其美乎？！”〔70〕而孟、荀也多是从这一方面肯定人和自然道德上的和谐一致的，这样，孔子“和”的思想不仅有了实践基础，而且也有了实践价值。
用“和”表达出来的孔子的生态道德的完善性原则是建立在一定的生态学基础上的，这保证了其科学性；它又是与“礼”的政治原则联系在一起的，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但它缺乏哲学上的说明，从而表现了它理论准备上的不足。
注释：
〔1〕〔2〕〔12〕〔23〕〔39〕《论语·雍也》。
〔3〕〔10〕〔11〕〔47〕〔66〕《论语·学而》。
〔4〕〔6〕〔18〕〔19〕〔34〕〔37〕〔69〕《论语·卫灵公》。
〔5〕〔27〕〔38〕〔59〕《论语·颜渊》。
〔7〕〔9〕〔36〕〔40〕〔50〕〔51〕〔67〕《论语·子路》。
〔8〕〔17〕《论语·微子》。
〔13〕〔41〕〔45〕〔48〕《论语·阳货》。
〔14〕〔15〕〔46〕〔53〕刘宝楠：《论语正义》。
〔16〕《论语·乡党》。
〔20〕〔24〕〔43〕《论语·子罕》。
〔21〕何晏：《论语集解》。
〔22〕〔65〕朱熹《论语集注》卷五、卷八。
〔25〕《论语·里仁》。
〔26〕《论语·先进》。
〔28〕〔29〕《论语·为政》。
〔30〕〔49〕〔57〕《论语·八佾》。
〔31〕〔61〕《论语·述而》。
〔32〕《周礼·天官冢宰》。
〔33〕《尚书·周书·无逸》。
〔35〕〔55〕〔56〕〔58〕《论语·尧曰》。
〔42〕〔68〕《论语·泰伯》。
〔44〕《孟子·万章下》。
〔52〕金鹗：《释民》。
〔54〕司马迁：《孔子世家》，见《史记》卷四十七。
〔60〕《论语·公冶长》。
〔62〕《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上古三代文》卷一。
〔63〕《周礼·地官司徒》。
〔64〕《论语·季氏》。
〔70〕《论语·宪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