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与资源配置效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源配置论文,制度创新论文,效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简短的历史回顾
中国经济是一种典型的发展中经济。回顾中国经济成长的历史，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来，将近一个半世纪，其中近一个世纪是在忍辱负重中渡过的，另外半个中世纪中，又有近二分之一的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理论指导下混过来的。尽管如此，中国经济成长过程还是发生过两次令世人瞩目的奇迹。
第一次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1953-57年中国经济所取得的突飞猛进的发展与成长。当时中国面临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强大封锁，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中国经济能够取得工业化建设的全面发展和国民经济的高速成长，必然会引起国际舆论的重视，造成封锁者心理的大崩溃。这是一次世界公认的成功。
第二次是1978年底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以后，中国经济发生持续时间长达15年的高速成长，GNP年均增长率长期维持在9%以上，远远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和后起的经济高增长国家的，成为一个巨大的世界经济成长点，为世界各国所称道。
回顾历史的目的在于说明现在。当我们简要地浏览一下中国近代经济史以后，就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中国经济的衰败和50年代前期以及近15年来中国经济所获得的巨大成功，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原因究竞是什么？近年来，人们特别喜欢讲人口众多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危害的一面，而不大愿总讲“地大物博”是中国经济重新走向辉煌的重要物质基础一面。其实，人口过多的危害，说到底仍然是制度和体制不能反映经济发展本身的要求的结果；相对而言，中国终究还是世界上的一个为数不多的“地大物博”之国，也只是由于制度和体制的原因，中国才没有能够把这份资源充分地利用好。从这个角度进行一番思索，我们是否能够得到某种新的启示呢？
二、奇迹的创造首先是制度和体制的再造
人类进入理性时代的一个标志，就是能够理智地进行思索。现在，如果回过头去、面对中华民族已经走的历史做一番认真的思索，我们将会惊奇地发现：整整一个半世纪中，“中国的窝囊”和“中国的扬眉吐气”都是首先源于“制度”和“体制”。1840年以后的近500年，中国被动挨打，并不是因为中国的林则除、邓世昌太少，而是因为中国封建制度的压抑和王朝政治的腐败太重。1958年以后直到1978年为止，中国经济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倾向，中国的实际经济成长速度大幅度下降，原因也并不是因为中国的科学家无能，更不是因为中国的资源过于贫乏，尤其不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志气。追根究底，最首要的原因还是经济制度和体制的僵化以及“左”的理论与路线的束缚。同样不奇怪的是，50年代前期的成功，并不是因为那时资源比别的时候多了多少，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经济实践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创造了一种能够反映和适应当时生产力成长与发展要求的经济制度与体制，解放和促进了生产力的成长与发展。而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上半叶的成就，就到底也不是因为资源比别的时候更富足了，而是因为有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实行了对内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对外全面开放和发动全民进行组织和技术创新的新路线，从而才在制度与体制上进一步解放和促进生产力的成长与发展。回首以往，波澜壮阔。这就是历史。它同样是人们用血与火写成的历史。这段历史表明，虽然从表面上看，中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高速成长将直接取决于资金、人才和技术，因为中国目前确实既缺少资金，又缺少人才和技术；但从实质上看，中国真正缺少的则首先不是资金和技术，而是能够反映生产力的成长与发展内在要求的体制。就是说，只要中国能够找到一种适应生产力成长与发展要求的制度和体制，中国就能够获得实现经济高速成长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创造出历史奇迹。我相信并坚持认为，未来中国经济成长与发展奇迹必将是从这种选择中、而不会是从其他选择中产生！
经过近16年的探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路子。我们既没有走南斯拉夫的“市场社会主义”道路，也没有走苏联的“全盘私有化”道路，而是走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关于这条道路的主体框架，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已经做了比较明确的概括和描述。目前我国的改革事业正沿着《决定》指出的方向健康地向前发展着。尽管其中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问题，还需要我们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新的探索与创造。例如，在从传统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还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宏观经济管理的真空和体制接轨过程的某种错位，因而难免出现微观主体行为的扭曲、甚至出现诸如“权力资本”这类具有较大腐蚀性与破坏性的经济成长赘痣。但是，只要我们坚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方向不动摇，最终我们就能够摆脱困境，创造中国经济成长与发展的第三次奇迹。
经验表明，今后中国制度和体制的改革与再造能否取得成就，将主要取决于如下三点：
一是要继续严格按照邓小平提出的“三个利于”，即“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决定各项改革措施取舍和检验其得失的根本标准”。只要我们在能够在严格坚持这个标准的前提下，从上到下，敢于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真正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重视他们的切身利益，在具体操作上既注意改革的循序渐进，又不失时机地在重要环节取得突破、实现整体推进，中国的制度与体制再造就能够不断取得重大进展和历史性突破。
二是要继续深化理论研究。如果以为《决定》已经给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因此不再需要理论研究、甚至认为理论研究已经无关大局了，那么，这将是使改革走下坡路的起点。实践证明，我国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成长和发展理论的研究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不是已经有很高的水平了，而是还处于相当低的层次，还远远不能充分反映和深刻说明现实，从而也还远远不能满足指导经济和政治改革与社会经济成长和发展的需要。目前，政府在理论研究方面的投入还明显不足，工商企业界和理论专家个人在这方面的投入也还存在一个继续提高质量、加大力度的问题。除此之外，继续贯彻“双百方针”，鼓励和保护高度负责的学术争鸣与大胆探索，也将是能否使理论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与突破的一个重要前提和条件。只有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制度和体制的创新才会有所成就。
三是允许进行制度和体制创新的新探索和新实验，并及时将那些成功的探索与实验结果制度化。真正的理论不是产生于地理论家的书本之中，而是产生于丰富生动的具体经济实践中。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仍然如此。这是一种天经地义。因此，正确的作法是，积极制定有关规则，以符合经济规律的规则为基本界限，从政策上鼓励各个行业、各个部门、各类企业以及所有市场经济行为主体（包括城乡居民个人），在经济与政治改革和制度与体制的创新中进行大胆的探索和实验。实践证明，一切成功都是首先来自大胆的探索和实验。例如，如果没有1979年安徽凤阳农民创造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不会有后来在全国农村普遍推行的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如果没有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工商企业创造性地实行股份制，直到今天这种生产方式也不可能被越来越多的部门、企业和个人所接受。当然，人们普遍接受某种生产方式是一回事，某种生产方式真正成为适应中国生产力成长与发展的制度和体制形式又是另一回事。因为，把某种生产方式制度化，中间还有一个制度和体制的再造过程。这个过程是社会性的，而不是局部性的和单体性的。因此，必须放手让微观主体进行更能反映自身特点的制度创新与体制改革，并不断将其中那些成功的探索与实验制度化。否则就不可能形成一个具有较高的运作效率的制度和体制。
三、奇迹的创造不仅取决于制度效率，而且取决于资源及其配置效率
制度和体制的改革与再造是经济奇迹由以形成的基本前提。在制度无效率的情况下，尽管个别企业或个人仍然有可能创造出生产经营活动的高效率，但全社会的经济活动是不可能出现高效率的。因此，能否创造出经济奇迹来，首先取决于制度效率的高与低。但是，仅仅具备制度效率这一条是不够的。在给定制度效率的情况下，国民经济成长与发展能否创造新的奇迹，还将取决于资源状况以及资源的配置效率。
资源状况主要是指资源存量和资源流量的存在状态。不可再生性资源大都属于资源存量范畴，可再生资源则大都属于资源流量范畴。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一国的资源存量越多，其国民经济成长的潜力和余地就越大；反之就相对较小。而在资源存量给定的情况下，一国经济成长与发展的潜力和余地将主要取决于可再生资源的创造和整个资源配置的效率。通常，资源存量都是已经给定的（尽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还将有许多未被发现、未被开发、未被利用的存量资源得到开发和利用，因而，真正被认识已知资源将日益接近其存量最大值），于是，问题的关键就不再是资源绝对量的多少、而是资源配置次序的高低。
直观地看，资源的配置效率首先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例如，如果一个行业本来属于劳动密集型，相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来说，其资本有机构成应当相对低一些。但是，如果政策调节失当，甚至造成了该行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明显高于技术密集型行业，这里所发生的低效率，首先是一种技术性的低效率。然而，在具体经济实践中，为什么会发生这类技术上的低效率呢？
应当肯定，技术年的低效率问题，必然与技术上的资源配置失当直接相关。因此，要努力进行资源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的研究与探索，要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进行资源配置的具体操作，并在这个过程中继续发展和完善资源配置理论和技术。通过深入研究资源配置理论与技术，找到种种资源配置的基本规律及其最佳结合点（如通过理论研究，得出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是衡量资源是否有效配置的一个重要界限的结论），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一个重要保证和基础。因此，加强关于资源配置理论与技术的研究，增加这方面的投入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必须明确，技术上的低效率总是与制度上的低效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解决资源配置效率问题，还必须从制度和体制与技术两方面入手。对此，前文已从不同侧面做了较为详尽的分析，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四、抓住机遇，发展自己
21世纪是一个伟大的世纪。在这个世纪，科学技术将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许多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将进入后工业社会，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新的支撑点。目前，中国经济正以持续的高速度成长与发展着。中国作为一个迫切需要在经济上尽快实现现代化的后起国家，既面临着众多的挑战，也获得了大量的机遇。
首先，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与世界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接轨，将从根本上弥合东西方经济因体制上存在差异，大大降低中国与世界之间经济往来和交易成本，使中国的经济优势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使其他国家的经济技术优势在中国得到更加有效的运用。
其次，世界性新技术革命将给中国经济的成长注入新的活力。中国作为后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既需要大量吸纳世界各国已经成熟和进入应用阶段的新兴科学技术，又需要在引进和接纳这些新技术的同时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实践证明，消化、吸收和创新既是引进和吸纳的目的，又是进一步扩大引进和吸纳的必要条件。二者是相互推动和相互促进的。正是通过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国经济才获得了一种巨大潜能和活力。
再次，发达国家产业革命的不断深化和产业结构的大规模调整，在客观上要求把中国作为其产业更新和获取更高收益的投资重点，这种情况也给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与迅速成长提供了新的条件与机遇。相对而言，中国将越来越表现出其资源大国和市场大国的特点。因此，在世界经济结构进行大调整的过程中，谁能够抢先占领中国市场，谁能够抢先把自己的产业链延申到中国，谁在客观上就获得了实现更大规模成长与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外国先入者将从中国获益；中国也将从外国资本进入的过程中获得后发优势与各种好处，推动中国经济的迅速成长。
最后，中国经济成长过程中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大调整，将进一步使中国全面进入一个新的高速增长的历史阶段。与国内产业更新换代几乎同步的社会制度结构、体制结构、人口结构、家庭结构、文化知识结构以及生产力的地理分布结构，如此等等，将进一步随着经济体制在国际间的对接、世界最新科学技术向中国的渗透与转移、国际政治与经济往来的加强等，而出现迅速的和大规模的调整，中国将因此而获得一系列新的经济成长动力源和协调发展的基础条件与结构保证。
总之，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现代社会里，其经济每获得一点进步都将是十分艰难的。然而，如前所述，中国有着自身的特有优势与自然秉赋，又获得了其他先行国无法获得的成长与发展机遇，因此，只要中国能够正确地把握自己，通过创造制度和体制奇迹、资源配置奇迹，大量吸纳、消化与改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就能够创造出新的经济成长与发展奇迹来。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让我们为这样一个伟大的世纪而协手并肩、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