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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李劼人(1890-1962)从1935年起创作了三个连续性的长篇《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初版于30年代，解放后重写，到1963年出版1-4部）。这三部长篇小说都以作者的故乡四川为背景，以深广的历史长卷，深蕴浓郁的时代气氛和鲜明的地方色彩。
一 社会场景
三部曲的历史品格，首先表现在社会场景的真实描绘上。《死水微澜》以成都近郊天回镇兴顺号女主人蔡大嫂的性爱纠葛为主线，显示出庚子事变前后中国社会的重大变迁。精灵能干而姿色撩人的邓幺姑，之所以能被父母许配给貌不惊人的兴顺号蔡掌柜，除了他有一个铺底殷实的杂货铺与老实本分的性格之外，他那身为袍哥的老表罗歪嘴的声名势力，更把蔡傻子抬高了几倍。罗歪嘴担当哥老会本码头舵把子朱大爷的大管事，“能够走官府，进衙门，给人家包打赢官司，包收滥帐”，“纵横八九十里，只要以罗五爷一张名片，尽可吃通”。凭借罗歪嘴的护法力量，镇上那些谗涎欲滴的登徒子谁也不敢对蔡大嫂轻举妄动。哥老会，四川俗称袍哥，清初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秘密结社，会众有农民、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游民，也有地主，还有在编的军人及散兵游勇（注：参照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袍哥继承了中国的武侠传统，有行侠仗义、与官府对峙、反抗贪官污吏的一面，在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等革命斗争中，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也有其恃强凌弱、敲诈勒索、吃喝嫖赌等消极、落后的一面。罗歪嘴讲述的余树南的事迹就代表了袍哥的光荣。余树南十五岁就敢在省城大街，提刀给人报仇，把左手大拇指砍断。武举人王立堂做“浑水生意”（打家劫舍）时犯了人命官司，余树南使了个掉包计，将王立堂放走，而凭自己远播蜀中的声名找了个李老九顶替人犯上了县衙，然后疏通师爷，将李老九保出，一桩人命案化为乌有。然而，鸦片战争以来，洋教的势力仗着洋枪洋炮的威力愈来愈盛，其势直逼官府，也令袍哥节节败退。一个城里粮户因五斗谷子的小事将其佃客送到县里，一关就是几个月。佃客有个亲戚是码头上的兄弟，托罗歪嘴说情，已准保提放。粮户不服，立递一呈，连罗歪嘴也告在内。县大老爷签差将这粮户锁去，正欲用刑，那粮户却忽然大喊，自称他是教民，结果吓倒了满堂官卒。后来，即使查明了这人并未奉教，县官也不敢追究粮户咆哮公堂、欺骗父母官的罪愆，因为他担心粮户当真去奉教，等洋人走来，自己要因此丢掉官帽。如果说这还是袍哥与洋教的间接交锋，就已经扫了袍哥的脸面的话，那么等八国联军把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吓得远逃西安后，袍哥的脸面才真是扫了个精光。此前，色迷心窍的绅粮顾天成在天回镇陷入了罗歪嘴布下的迷魂阵，原本用来捐官的和在成都赢来的银子输个精光，又遭了一顿毒打。因为牧师的洋药治愈了重病，更是为了复仇，他奉了天主教。顾天成奉教后，忽然飞来了义和拳杀到京城、且有官军相助攻打使馆的消息，妨碍了他的复仇大计。皇太后电谕叫把这里的洋人通通杀完，教堂通通毁掉。四川将军建议以折中的办法对待电谕，派兵驻扎在教堂周围，并将洋人接到衙门里，以礼相待，静观局势发展。顾天成的遭遇恰恰反映了一波三折的形势发展。他4月初奉教，4月底就被顾幺伯通知亲族，在祠堂里告祖，将他撵出祠堂。5月中，义和拳的风声更紧，他怕被当作二毛子杀掉，跑到城里藏身，家里的田地农庄连同一条水牛全被幺伯以充公的名义占了去。就连埋在祖坟埂子外的老婆的棺材，竟也被破土取出，抛在水沟旁边。等到局势翻了过来，幺伯当面赔礼、认错，“充公”的财产尽数奉还，又格外奉送五十亩良田，说是给他老婆做祭田，老婆的棺材，也已端端正正葬在祖坟埂子内。另外还赔付了一封老白锭等。县官为了替教民复仇，不惜捉拿无辜、制造冤案，罗歪嘴等星散逃亡，蔡大嫂与蔡掌柜也受到连累。先前顾天成只能在花会上趁乱挤挤摸摸的蔡大嫂，终于如愿以偿地娶进家中。袍哥罗歪嘴的大势已去与教民顾天成的翻转发烧，透露出满清统治摇摇欲坠的态势，也反映了庚子事变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严重危机。
《暴风雨前》表现的时代为1901年至1909年。义和团虽被镇压下去，但华与洋、官与民之间的矛盾仍未得到缓解，反而更趋紧张。成都北门外红灯教盛极一时，二十几个乡下小伙子呐喊着“红灯教来了”，冲向制台衙门，但腰刀宝剑毕竟敌不住官军的洋枪，以死伤惨败告终。半个月后，不仅省城的红灯教烟消火灭，就连石板滩的那个顶负盛名的廖观音，也被生擒活捉，斩首示众。由盲目的仇恨与发洋财心理激起的砸抢四圣祠教堂的行动，只是带来了酷烈的清算。时代在向前发展，红灯教之类的造反已经渐渐地失去了历史的光荣，取而代之的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新潮。大批有志青年赴海外留学，归国后，开创报纸与出版业，兴办新式教育，开启民智，为宦者也顺应时潮推行新政，如开办劝业场，实行警察制度、卫生管理等，连令官老爷头疼的谘议局，也在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跟着归天之后，终于设立了起来。革命党人奔走呼号，激烈无畏，但不免有幼稚、浮躁之处。涪州一个党人一支手枪，就敢喊拢一百多个船夫，扑进城去。叙永试做炸弹失败，险些被官府发现。江安县预定放火为号的戴氏父女被告发，起义失败，革命党人惨遭杀害。成都起义拖延既久，走漏风声，起义未遂。然而，在这群山环抱之中的四川盆地，水已不再是巨石只能激起几丝涟漪的死水，山也不再是沉睡不起的醉汉，官吏昏庸，营伍腐败，人有思乱之心，官无防御之术，一种腐朽僵化的社会制度到了崩溃的边缘，只待时机到来，便会掀起滔天大波。确如作品里的王中立所感叹：世道大变，好看的戏文，怕还在后头。《死水微澜》里，变法维新与义和团还只是作为远景来处理，到了《暴风雨前》，政治性的人物与事件便走上了前台，党人的起义虽然相继失败，但革命党人的激烈言辞与震天动地的爆炸声已经预示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态势。
《大波》接下来描写了辛亥时期川江上下的历史巨澜：保路同志会宣告成立，罢市罢课，省谘议局正副议长浦殿俊、罗纶等六人被拘，四川总督衙门前发生枪杀和平请愿群众的“开红山”血案，革命党人发“水电报”传播消息，同志军、学生军揭竿而起，龙泉驿兵变，三渡水陈锦江部惨遭屠杀，重庆反正，湖北新军起义杀死钦命接替总督大任的端方，赵尔丰假独立，东校场点兵发饷银时巡防军哗变，洗劫省城，少壮派川籍军官尹昌衡乘机夺权，改组军政府，自任都督，成立四川军政府……四川从保路风潮初兴到同志军风起云涌、再到革命结出果实的历史进程，及其对武昌首义所起的契机作用，被真实清晰地再现出来。在这一历史演进中，立宪党人、革命党人等各种政治力量的矛盾冲突与相依相生，革命党与袍哥对军事力量的渗透与争取，同志军、团防、义军，陆军、巡防军等多种军事力量的分化、重组、联合或冲突，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满清官吏在四面楚歌之际的垂死挣扎，各种社会关系犬牙交错的复杂局面，不同社会力量在历史舞台的登场表现，都得到相当充分的展示。
历史在这里，呈现出接近原生相的丰富性，也就是说，没有为教科书式的揭示必然性而忽略偶然性的事件，而是如实地表现出当社会怨愤积累到一定程度，只要一点火星的偶然迸发就能引起燎原大火。彭县风潮的发生，其导火索缘于营务处总办的女儿田小姐的妖冶招摇。田小姐是两任总督太太的干女儿，又是两个总督公子的相好。她在把一个制台衙门搅成一塘混水后，尊干妈之命嫁给一个光杆候补知县，于是那候补知县被派到彭县得了个经征局局长的肥差。风流成性的田小姐在彭县土地会看戏时，故意在看台上扭来扭去，被一些人当作监视户（妓女），要她陪酒烧鸦片，局长命局丁开枪，激怒百姓，上千人冲进经征局，见人就打，见东西就抢，抢不走的砸得稀烂。新繁县知县余慎在步出衙门要上街巡查时，忽闻一声震耳爆响，循声逮到一个约摸十二岁的又脏又烂的放爆竹恶作剧的娃娃，知县不愿在一个调皮娃娃面前失去威风，命人用刑，打得皮开肉锭，一个当地袍哥的舵把子挺身而出，知县要把他拿进衙门去重办，结果激起民变，百姓跟着袍哥一起动手，打跑了官吏，索性抬出了同志军的招牌，趋势招兵买马，霸占了城池。叙事者评论说：“新繁县的乱子，几乎同好多州县的乱子一样，都是由于一二桩小事情闹起来的。”作品在偶然性事件的生动描写中，揭示了从保路到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也写出了个体由于共同或相近的利益要求，怎样由自发无为的行动汇成汹涌澎湃的时代激流。作品中的人物王文炳对立宪派召开的市民大会的感受，就是一个象征：“大家坐在一堂，你一言，我一语，三下两下，人的话就变成了一股风。风一起，人的感情就潮动了。风是越来越大，潮是越动越高。于是潮头一卷，……连自己也不知不觉随波逐流起来。”
保路风潮有旗帜鲜明的进击，也有不无狡黠的策略，譬如所谓“郭烈士”跳井的“壮举”，就是“借鸡下蛋”式的变形张扬。四川提法使江毓昌开办了一所法官养成所，各州县遵命保送人员竟达千余人，引起司法学堂方面的抗议，向谘议局弹劾。新任提法使周善培要搞甄别考试，32岁的秀才郭焕文因担心自己被筛选下来而忧心仲仲，再加上在周善培点名接见时，他从门旁缺口爬进去，受到周善培一顿尖酸刻薄的讥刺，便患上了被迫害狂，不管白天黑夜，老是找同乡重复他的执见：卖国的奸臣盛宣怀与卖川的奸臣周善培勾结起来，就只为了害他一个人。他一连两三天没吃过东西，两三夜没上床睡过觉，在考试前一夜闹得格外厉害，跑遍每个同乡的房间，嘴里不停地吵着。两天后在井里发现了他的尸体。为了扩大宣传的声势，学生在传单上说他是为了爱国而死，还煞有介事地编出一段烈士殉难的动人故事：“郭君闻盛宣怀卖路事，愤极大病。二十八夜，出大厅哭且呼曰，吾辈今处亡国时代，幸我蜀同志诸君具热忱，力争破约保路！但恐龙头蛇尾，吾当先死，以坚诸同志之志！”此计果然奏效，使原本对国事川事不感兴趣的一些市民被深深打动，也都情绪亢奋地投身到风潮中去。
作品没有一味渲染革命的势如破竹，而是尊重历史，还原历史，真实地表现革命过程中的波折与盲目。如龙泉驿兵变，一般记载说是出于夏之时有计划的领导，而据作者的深入调查与研究，认为“也只是因缘凑合，并非出于夏之时的预定计划”（注：〈大波〉第三部书后.）。于是描写了这一人物不期然而然地被推上了英雄位置的历史实情，以及他在紧要关头的惶惑与振作。立宪党人与革命党人在推进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有矛盾冲突，也有携手共进，不少历史著作与文学作品在突出革命党人作用的同时，往往贬低立宪党人的影响，李劼人在《大波》里，本着历史主义的态度，如实反映两种力量在历史上的作用。肯定了立宪党人顺应民心、体察民意、发动并领导保路运动的功绩，也对其幼稚与软弱有所批判，如东校场发饷银激起兵变，就与立宪党人有着直接的关联。对四川革命党人也没有去刻意拔高，而是既写出他们的勇敢无畏精神，又写出他们的“一盘散沙”与准备不足、仓促上阵。
《大波》充分揭示了从保路风潮到辛亥革命的正义性，也没有回避革命过程中常常不甘缺席的残酷性。譬如陈锦江遇害事件，有些回忆录和历史著作把这件事说成是同志军的战绩，宣扬“伏兵一齐突出，清军投江和被击毙者八九十人，军官全被打死，无一幸存”，“革命声威从此大振”（注：转引自李士文.李劼人的生平和创作[z]：240.）。李劼人则在下了一番扎扎实实的调查功夫之后，再现出历史的真实。六十八标督队官陈锦江率领陆军第十七镇第三十四协第六十七标第一营第二队一百三十余名官兵，和四百多名脚夫，运送四十万颗子弹，前往崇庆州接济被同志军围困的官军，渡过一条大河之后，刚要整队前进，便传来了一片惊人的过山号声与倒海翻江的呼啸声。陈锦江急忙亮出自己的革命党身份，向袭来的同志军提出“和平交涉”，对方要其投降，陈锦江以保全全队生命，然后一道攻打赵尔丰为条件，率队缴械投降。同志军首领孙泽沛却为了获取武器装备与炫耀“战果”而背信弃义，并且在明知陈锦江的革命党人身份的情况下，大开杀戒。作品渲染了三渡水河岸边那幅残酷的景象：“三株老黄桷树的四周，几乎遍地都是用马刀，用腰刀，用各种刀，斫得血骨令当的死尸。绝大多数的死尸都被剥光衣服，有的尚穿着黄咔叽布的军裤，有的却是把裤脚拽到腿弯上的大裤管蓝布裤。而且都是用各种找得到的绳子——麻的、棕的、裹腿布一破两开扭成的，把两只手臂结结实实反剪在背上。就这样，也看得出临死时的那种挣扎斗争痕迹。因为每个死尸都不是一刀丧命的，从致命的脑壳、肚腹、两肋、腰眼这些地方，无一具死尸不可数出十几处刀伤，或者梭镖戳的窟窿。因此，流的血也多，到处都看得出一洼一洼尚未凝结的鲜红的人血。”疯狂的杀戮之中，五十多名挑子弹匣和挑行李的精壮民夫一并罹难。甚至同志军中的冯继祖，也被杀得眼红的自有人两刀斫死。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姜登选等，奉命进攻新津，本想虚应其事，以佯攻援助同志军，但因陈锦江及所部遇害激起义愤，猛烈攻击，攻陷了新津城，使同志军遭受了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叙事者以陈部横遭屠戮的惨像与新津的战局，揭露孙泽沛的凶狠残暴与目光短浅尚嫌不够，还借学生彭家骐之口，直指“草莽英雄”之流的要害说：“孙泽沛、吴庆熙这般袍哥，到底不是革命党。所以这般人要是得了势，当然不会有啥子文明举动的。”
初版本对武装起义的评价偏于冷静：“全川的乱事，诚然以争路事件做了火药，以七月十五日逮捕蒲、罗事件做了信管，但是在新津攻下的前后，变乱性质业已渐渐变为与争路与蒲、罗不大有关的匪乱……及至武昌举义，自太阳历十月十日、太阴历七月十九之后，革命消息传将进来，四川乱事的性质，又为之一变。这一变就太复杂了，仔细分析起来：正宗革命者，占十分之一；不满现状而想借此打破，另外来一个的，占十分之一；趁火打劫，学一套成则为王、败则为冠的旧把戏的，占十分之二；一切不顾，只是为反对赵尔丰，并无别的宗旨的，占十分之二；纯粹是土匪，其志只在打家劫舍，而无丝毫别的妄念的，占十分之三；天性喜欢混乱，唯恐天下太平，而于人于己全无半点好处的，又占十分之一。”新版本对这种略嫌消极性的分析做了消减，但对革命的复杂局面的分析性描写仍有保留与发展，反映了当时客观存在的假革命之名、行利己之实的情形。那边同志军正与官府的巡防军苦战之际，却也有“一些流氓痞子便乘机而起，公然宣称为同志军借粮借饷，挨家挨户地搜米派款，一次未了，二次又来，把一般二簸簸粮户吓得都朝省城内搬。”有些乡镇先前潜伏的袍哥公开亮相，夺得了当地的事权，一时间地方秩序大乱，“赌博不消说是公开了；看看快要禁绝的鸦片烟，也把红灯烟馆恢复起来；本已隐藏了的私娼，也公然打扮得妖妖娆娆招摇过市”。即便是同志军，也是鱼龙混杂，周兴武就不是真正的同志军，而是棒老二。他本是威远一带出名的浑水袍哥大爷，平时就派出弟兄四处抢劫，提起他来，无论是住家人户，还是行商坐贾，抑或地方绅粮，各个害怕。七月十五以后，他忽然打出同志军旗号，人们希望他改邪归正，反对赵尔丰。于是，大家都尽力支持他，出钱出粮出人。可是，队伍扩大、钱粮备足之后，他却不肯同赵尔丰的巡防军打仗，甚至更明目张胆地干着他那打家劫舍、横不讲理的勾当。忠于赵尔丰的巡防军趁着蒲都督发放饷银之机，骤然兵变。半天一夜的暴动，使得成都面貌全非。十一营巡防军带头哗变，四营才由雅州开到不久的边防军继起哗变，跟着哗变的还有几营陆军、千余名武装巡警、治安警察。消防队、衙门差役和散住在各庙宇、各公共场所的同志军，也有不少人卷入了这场风暴。一伙游手好闲、掌红吃黑、茶坊出、酒馆进、打条骗人、专捡魌头的流痞和哥老会的弟兄，也像嗅到腥气的苍蝇，成群结队地涌到藩库，前去“沾光”的还有难以数记的穷苦人，男女老少，甚至连一些疲癃残疾和卧病在床的男女，也带起宁可不要命的架势，拖着两腿爬了起来。暴动后首先遭殃的，是几家新式银行及三十七家银号、捐号和票号。遭殃最烈的，是藩库与盐库，被抢得精光，分别损失五百多万元、二百万元，连同各银行、银号、捐号、票号，公私共损失的现金，达八百多万元，还不计入十余家金号的金叶子、金条子、金锭子，以及正待熔铸的若干袋沙金。遭殃轻重不等的，还有十多条繁华街道上的商家。接着从繁华街道扩展到寻常街道，从商号扩展到大公馆、大住宅，及至抢到当铺，才算登峰造极。与抢者有积怨的公馆，损失更惨，能拿走的，一件不留，不能拿走的，如穿衣镜、楠木家具等，便用石头砸碎，用马刀斫破，连壁上悬挂的时贤字画，也撕成碎片。藩库和十来家当铺的火光照红了天空。作品描写了半天整夜的兵变与洗劫给这个历史上素有富庶安乐之称的锦官城的惨样，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对哗变军队及其背后的腐败官僚集团的抨击，而且寓含着对历史根源与现实基础十分深厚的盲目暴乱的清算。作者于1949年着手写的《说成都》中，痛心而又愤懑地评述了张献忠的屠城史，其意旨与《大波》相通，都是反对美其名曰“乱中制胜”、“以乱达治”的破坏性与劫掠性的暴乱。三部曲所展示的社会场景，不是经过意识形态化了的历史，而是作者亲身经历过的、并且以历史理性与个人思考烛照过的历史。
二 风俗场景
三部曲也不是一般政治史的意义，而是在历史长卷中包含着《清明上河图》式的风俗场景。作者在谈到《大波》的创作时这样说道：“你写政治上的变革，你能不写生活上、思想上的变革么？你写生活上、思想上的脉动，你又能不写当时政治、经济的脉动么？必须尽力写出时代的全貌，别人也才能由你的笔，了解到当时历史的真实。”（注：〈大波〉第二部书后.）的确，作者是把风俗场景作为时代全貌的有机组成部分来予以描写的。在作品里，由风土人情构成的风俗场景提供了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譬如，正是由于描写了群山环抱、交通不便的自然环境，才能够使人理解川人何以对修路抱有那么大的热情与执著精神，四川的哥老会何以那样山头林立，总督的兵马何以调动不灵。再如，由于山高皇帝远，吏治更加腐败，哥老会才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以致形成如此强大的势力，敢于同官府分庭抗礼，保路风潮一起，更是一呼百应，顿成翻江倒海之势。
风俗场景的变换也是历史变迁的标志。成都的皇城，唐代本为节度使府，前后蜀辟为宫室苑圃，宋元废圮荒芜，明代为蜀王的藩王府，张献忠辟为大西国皇宫，清康熙年间，改建成考试的贡院，清末光绪三十一年废止科举，成为一个百戏杂陈、无奇不有的场所，后借此来开办学堂，再后成为庆祝革命成功的会场，人山人海，好不热闹。一部皇城沿革史，仿佛千余年历史的缩影。成都的戏园开始于1906年吴碧澄设于忠烈祠北街的咏袁茶社（可园），此前只有逢年过节由会馆主力的连台本戏。（注：参见艾芦.“过去的成都活在他的笔下”——李劼人三部曲的地方色彩与生活情调[A].李劼人作品的思想与艺术.）因而，《暴风雨前》只有江南会馆里的名旦演出与新泰厚票号的堂会，《大波》则写到戏园里的“京班”、“川班”的演出，既显示出新政的一点业绩，也通过人物的活动及其感受反映出新的气象——戏园已成为编织情网的好去处。
婚丧嫁娶的仪式，是民俗的一个窗口，既能窥见地方特色，又能看出时代的演进。蔡大嫂与顾天成、王四姑儿与伍平的婚礼，均为虚写。郝又三与叶文婉的婚礼则是实写，从婚期前两天的过礼、回礼，到婚日头一晚男家热闹的花宵，再到迎娶之日的花轿迎亲、拜堂、撒帐、揭盖头、老长亲传授性知识、谢客、婚宴、闹房，写出了20世纪初四川官绅之家婚礼的热闹与烦琐、礼数与野蛮。到了辛亥年间，周宏道与龙幺妹的婚礼，则除了不得不安慰龙老太太，新娘子坐了花轿，花轿前后打着飞凤旗、飞龙旗、红日照与黑油掌扇之外，其他全是新式：介绍人演说、来宾致辞、新郎演说等等，免去了那些繁文缛节，一派新气象，而且法政学堂监督带来了人们关注的时政消息，人们的话题很快从私人空间转向了社会生活，显示了社会变革对日常生活的激荡。
士风也是社会的一面镜子，过去唯科举是正途，戊戌维新后留学成为一批有志青年的选择，郝又三没有跟上出国留学的潮流，大有落魄之感，后来进了成都的新学堂，才算弥补了一点落伍之憾。考试作文，从前讲古雅、方正，现在讲时髦、趋新，田伯行告诉老友郝又三作文的秘诀是：“不管啥子题，你只顾说下些大话，搬用些新名词，总之，要做得蓬勃，打着‘新民丛报’的调子，……随便引几句英儒某某有言曰，法儒某某有言曰，哪怕你就不通，就狗屁胡说，也够把看卷子的先生们麻着了！”这些看起来滑稽可笑的“秘诀”，却是维新时代替换“子曰”之类作为走进新门槛的切实有效的敲门砖。其实，何止20世纪初期，这种惟洋是听的学风在整个20世纪不是盛行了许多年吗？至今尚未绝迹。文风的荒唐，折射出民族文化的窘境与民族自信心的缺失。
世风的种种变化反映出时代的递嬗。先前，女学生走在街上看见有趣事情，不当心开口笑一笑，立刻就谣言蜂起。小姐逛庙会被男人看时，窘得不知如何是好。随着社会风气的逐渐开放，女学生的一颦一笑不再成为谣言紧盯不放的目标，郝家小姐逛庙会再有人看时，也变得镇定自若起来。革命党人尤铁民到郝家避难，香芸小姐大有相见恨晚之意。龙幺妹为了牢牢地拴住留学生周宏道，没等结婚便与意中人共效于飞之乐，让她那多情的姐姐在讪笑中好不羡慕。四川远离中原，自古以来礼教的钳制相对弛缓，但像三部曲里罗歪嘴与蔡大嫂、郝又三、吴金廷与伍大嫂、黄太太与楚用等那样开放，到底得益于西风的东渐。
日常生活起居，如照明的工具从菜油灯到洋油灯，留影的方式从画像到照相，也传达出历史进步的信息。再如作息时间，往昔成都人以总督衙门头门外的醒炮、起更炮等炮声为准则，反映了专制统治对社会生活无孔不入的渗透；1905年开办警察后取消夜禁，机器局上下工的汽笛开始成为相当标准的报时，待保路风潮起来后，放炮报时完全取消。百姓日常生活减少了一些整齐划一、刻板沉闷，多了一些个性色彩、自由活泼。
风俗场景除了社会意义与历史价值之外，也自有其丰富的文化意义与审美价值。如吃，城市里有官绅之家名目典雅的丰盛宴席，乡镇上有赶场日子红红火火的红锅饭铺，四城门外有专门卖给一般穷人乞丐的“十二象”；为了庆祝成都独立，皇城被允许人们进去参观的短短几天，成都人就把那里变成了小吃的天堂：凉粉担子、莜面担子、抄手担子、蒸蒸糕担子、豆腐酪担子、鸡丝油花担子、马蹄糕担子、素面甜水面担子、茶汤摊子、鸡酒摊子、油茶摊子、烧腊卤菜摊子、蒜羊血摊子、虾羹汤汤、鸡丝豆花摊子、牛舌酥锅块摊子，此外还有卖各种零食的篮子，瓜子花生自不必说，另有糖酥核桃、橘子青果、糖炒板栗、黄豆米酥芝麻糕、白糖蒸馍、三河场姜糖、熟油辣子大头菜、红油莴笋片等等，独立后人们的兴奋心情可见一斑，也表现出成都小吃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再如衣与行，清末官服，新娘子妆，当时时兴衣着的衣料、色彩、款式，出行所乘的拐子轿等，又如生育送至亲好友报喜的红蛋，小殓、大殓、成服、葬礼，中元祀祖烧袱子，正月牌坊灯，青羊宫花会等民俗活动，以及乡镇的猪市、米市、家禽市、家畜市、沿街摆设杂货摊的小市，等等，都具有史料价值与审美价值。作者尤其对几乎每一条街都有的茶铺格外青睐，描写了大小不等、布局相异、家什茶具、吃茶方式各有千秋的种种茶铺，并不避冗赘地介绍了茶铺的多种功能：一是各业交易的市场；二是集会和评理的场所；三是普遍地作为中等以下人家的客厅或休息室。坐在茶铺里，可以无拘无束地畅谈，也可以借那个地方剃头、修脸、打发辫，还可以听隔座闲谈，消磨时光。同为四川作家的沙汀也写到过茶馆，如《在其香居茶馆里》，主要是把茶馆作为人物活动的场景，虽说反映了川人的生活方式，但在对茶馆本身的文化意味的揭示与品味上，不如李劼人来得这样深入而醇厚。李劼人对四川的风土人情怀有简直超乎血缘关系之上的亲情。成都平原的秋夜景色与冬日景色的描写，洋溢出浓郁的乡情。青羊宫等名胜古迹的描写，流露出作者对四川的挚爱与熟稔。写同志军四处蜂起之际，他都忘不了忙里偷闲写上一笔麻婆豆腐的来历。作者写三部曲，不仅是为了记下历史的轨迹，而且是为了慰藉乡情。他对家乡的一切，始终抱有浓厚的兴趣。1949年初夏动笔、1960年前后定稿、约十六七万字的《说成都》，是其巴蜀情结的进一步对象化。1981年，巴金在一封信中称赞李劼人：“只有他才是成都的历史家，过去的成都活在他的笔下。”（注：谢扬青.巴金同志的一封信[N].成都晚报，1985-5-23.）
三 心理场景
风俗包容着丰富的心理内涵。当保路风潮乍起时，同志会通知每家须在门首显著处供奉先皇牌位，后来几百个平民百姓聚到总督衙门口去请愿，每个人都拿着一片黄纸——各家贴在铺门上的先皇牌位。这一带有地方色彩的奇特举措，暴露出民众心理深层还保留着怎样的愚昧。当初满清统治者以杀头（“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为要挟，在制造了无数因不从满俗而人头落地的惨剧之后，使男人留起了辫子（四川俗称帽根儿）。这种习俗一旦形成，便与保守、因袭的传统心理发生了粘合作用，变得相当固着，留学生归国以后为了生活的方便与生存的安全，不得不装上了假辫子。辛亥革命发生之后，一部分学生率先剪去了帽根儿，还要受到一般民众的惊异甚至嘲笑。就连对革命拍手称快的制伞铺主傅隆盛，尽管知道帽根儿早晚都要剪，但“觉得在自己身上生长了六十几年的东西，一下把它去掉，虽然不痒不痛，但心上总有点不大自在”，所以还是“想等大家都剪掉了，再剪不迟”。为了能进皇城开会，聪明的傅隆盛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拿簪子把帽根儿别在脑顶上，用帽子一扣。这很像《阿Q正传》里未庄人的“聪明”之举，也许他们的动机并不完全相同（注：赵秀才大概主要是为了留后路，赵司晨、赵白眼与阿Q、小D则大半是模仿，而傅隆盛恐怕更是缘于保守.），但保守这一点则别无二致。社会的进步从来都是伴随着风俗的演化与心理的变革，并且后者往往更为艰难与缓慢，因而李劼人在大幅度地展开社会场景与风俗场景的同时，也探入了幽深曲折的心理场景。
社会心态所反映的国民性弊端是作者关注的重要方面。在作品中，人们乐于相信并传播红灯教廖观音法力无边的现代神话，然而一旦廖观音被抓，人们却期待着照大清律例与世俗相传的活剐：将女犯人脱得精赤条条，一丝不挂，反剪着手，跨坐在一头毛驴背上；然后以破锣破鼓，押送到东门外莲花池，绑在一座高台的独木桩上；先割掉两只奶子，然后照额头一刀，将头皮割破剥下，盖住两眼，然后从两膀两腿一块一块地肉割，割到九十九刀，才当心一刀致死。等到用刑那天，果然是人山人海，人潮相激相荡。眼看着年轻女人赤着上身，露出半段粉白的肉，两只大奶子挺在胸前，在看客们的呼喊中人头落地，看客的心理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这场面很容易使人想到鲁迅的《药》、《示众》、《阿Q正传》及王鲁彦的《柚子》等篇里所描写的斩首或枪毙的场面，而且更为惨烈。喜欢围观而不论是非，说重了是残忍，至少也是无聊。专制统治严重压抑了人的个性发展与创造性的发挥，却大批量地孳生无聊的社会心态。成都下莲池的人们，哪怕各人有自己的正经事待做，但只要一听见谁家出了一桩豆大的事，大家总必赶快把手上的事丢下，呼朋唤友，一齐跑去，“一以表示他们被发撄冠的热忱，一以满足他们探奇好异的心理”。何况伍家新媳妇过门还不到一月，就同婆婆如此吵起，加以婆婆的一张利嘴，简直把新媳妇半个多月的性生活，巨细无遗地全盘抖落出来。所以，拥在门前的一般姑姑、嫂嫂们，各个都在脸上摆出了一副衷心欢乐的笑容，少年男子也趁机合不拢嘴地连向女人们挤眼睛、歪嘴。这幅“观战图”，生动地再现出那时的四川乃至中国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无聊围观。
作品也触及了无持操及缺乏爱国心的文化心态。顾天成当初皈依洋教，并非出于多么崇高的信仰要求，而是出于报仇雪恨的个人动机。蔡大嫂先前对洋教恨之入骨，义慎填膺，后来为了生存嫁给顾天成，丝毫不顾忌新夫正是她所痛恨过的洋教的教民。底层社会的人们如此，郝达三等绅士也是首鼠两端，先前慷慨激昂地咒骂洋人，称许义和团的威风，颂扬电谕杀洋人毁教堂的太后圣明，一旦形势翻转过来，便痛骂起敢犯教案的愚民来了。衣食无虑的郝家姑太太听到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的消息，非但不恐惧气愤，竟然大笑起来，视之莫若麻脚瘟之严重，照样打她们的牌。至于皇后和皇帝都向山西逃跑了，觉得更“与我们啥相干”。就连一度参加过学生军并负伤的楚用，当他伤好以后，对社会事物也失去了曾有的热情，而是沉浸在个人的感情生活之中。作者在不同的社会阶层都发现了无持操与缺乏爱国心的文化心态，冷静的表现中蕴涵着无言的愤慨与焦灼的期待。
作品还对两性心理世界做了深入的挖掘，如通过罗歪嘴表现男性的占有欲和多变性，通过郝又三表现男性在婚姻道德感、社会责任感与本能占有欲、感情冒险欲之间的徘徊，通过蔡大嫂、伍太太等人的生存方式揭示女性的依附心理，通过黄太太的大胆宣言——你男人可以有三妻四妾，女人为啥不可以多有几个相好的——来显示女性的个性觉醒。对性心理的微妙处，作品多有生动传神的表现。如《死水微澜》里，罗歪嘴最初与蔡大嫂接触时，以保护神自居，待到看出这位表弟媳妇的气概真不大像乡坝里的婆娘们时，虽然在意识上仍保持着居高临下的姿态，但从不经意的动作中已经透露出别样的心思。罗歪嘴“无意之间，一眼落在她那解开外衣襟而露出的一件汗衣上，粉红布的，还是新嫁娘时候穿的喜衣，虽是已洗褪了一色，但仍娇艳地衬着那一只浑圆饱满的奶子，和半边雪白粉细的胸脯。他忙把眼光移到几根生意葱茏，正在牵蔓的豆角藤上去。”他“不经意地伸手将豆角叶子摘了一片，在指头上揉着”，一片被揉烂了，又摘第二片。心头仍旧在想着：“这婆娘！……这婆娘！……”在这里，豆角叶子就成了蔡大嫂的替代物，揉叶子的动作带上隐喻的意义。再如郝达三娶姨太太时，太太难过了一阵，但恰巧这时，在外冶游的小叔子尊三回到家来。太太要他帮她管家，倒也风平浪静。后来尊三要往外跑，太太大为恼怒，骂他没良心。后来，为了留住他，强把自己的丫头春秀嫁给了尊三，但看见春秀，太太就气不打一处来。又如伍大嫂给魏三爷当了干女儿之后，每每会无中生有地叹气，问她，说是想丈夫伍平，还是年轻丧夫、寡居多年的伍太婆深知儿媳叹气的真正原因，是三爷年纪偏大了的缘故。为了生计，她半是怂恿半是默许地看着儿媳走上了“半开门”的生涯。黄太太比丈夫小将近二十岁，不知不觉地对丈夫的表侄——比她年轻八岁的梦用——产生了一丝微妙的感情。她以长辈的身份格外关注这个诚恳朴实的小伙子，虽然表面上尊规守矩，但心里未尝不有些乱了方寸。在戏园看戏时，黄太太向楚用的微笑点头引起服务女宾的一个老妈子的误会，来献殷勤，愿意为黄太太传递纪念品，黄太太悄悄地把这故事告诉给楚用，让他笑得满脸通红，她也未尝不从中获得快感。她几日不见楚用，就担心楚用被下流痞子勾引下水，于是想把自己的三妹说给楚用为妻，潜意识里是想把他拴在自己的身边。刚刚还在为楚用没跟她打招呼就外出而愤怒，可是当她似乎无意中发现了楚用藏在枕头底下的宝物竟是她的绣有兰花的抽纱编花白洋纱手巾时，她为自己已经年过俗念中花儿盛开的季节却能得到青年男子的青睐而兴奋与自豪，她在意识表层想教训他几句，内心深处却不愿伤了人家的一片感情，当小伙子突然进来看见了她手里握着的手巾时，她便打破了一切心理障碍，品尝了冲破禁忌后的欣悦。而后，为此而品味忽晴忽雨、又甜又辣的情好滋味。当得知楚用受伤的消息时，像挨了闷棒一样，许多天没露出过笑脸。派人接回楚用，她那触电一样的感觉，对他不告而辞的嗔怪，问他是否想家的一语双关的探询，思念难耐的心理溢于言表。楚家来信要楚用回乡结婚，她开始劝楚用回乡成亲的一番话语，乍一听起来是反语，但其实是其内心深处的另一方面。她在道德层面，深知自己与表侄的恋情的悖伦性与危险性，何尝不想真的借此一刀两断。但接下来的嗔怪就表露出更为强烈的爱情一面，经过一夜的辗转反侧，她终于拿定了主意，要楚用回去结婚，但须遵守两个条件：一是保守他俩之间的秘密，即使对妻子也绝对不能泄露；二是成亲几天之后必须赶回成都来。这的确是一个万全之策，既可继续发展侄婶恋情，又不致于露出蛛丝马迹。大家少妇既要红杏出墙品尝禁果又要维持婚姻保住脸面的复杂心理，写得深致细腻，曲尽期妙。
三部曲以近140万言的篇幅，在社会场景、风俗场景与心理场景的交织中，全面地展示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四川的历史风貌，就其宏大的规模、真切的写实与丰富的内涵而言，确实当得起郭沫若所称赞的“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注：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J].中国文艺，第1卷第2期1937-6-15.华阳国志.东晋常璩撰.十二卷，附录一卷.包括巴、汉中、蜀、南中等十二志，记远古到东晋穆帝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期间巴蜀史事，作者系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人，对蜀事见闻亲切，所述蜀汉事迹及蜀中晋代史事较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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