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危机与出路：21世纪社会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5届论坛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资本主义论文,出路论文,危机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联合主办的“资本主义危机与出路：21世纪社会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5届论坛”于2010年5月29—30日在苏州隆重举行，来自中国、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奥地利、爱尔兰、比利时、瑞典、挪威、西班牙、巴西、墨西哥、希腊、保加利亚、秘鲁、越南、中国台湾22个国家和地区的150多位学者出席了此次论坛。
论坛开幕式由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长、京都大学大西广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谭家林宣读李慎明副院长致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利明教授致欢迎词，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致开幕词，英国柏拉图出版社社长罗杰·范·查旺伯格接着宣布《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英文版)创刊号在伦敦发行。随后，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颁发了第二届“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刘国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大卫·科茨(美国麻省大学教授)、伊藤诚(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卫兴华(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大卫·莱伯曼(美国《科学与社会》杂志主编)、张薰华(复旦大学教授)、迈克尔·佩雷尔曼(美国加州大学奇科分校教授)、科伊乔·裴多洛夫(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研究员)获此殊荣并分别发表获奖演说。
本届论坛共举行两次全体会议和16个研讨分会，围绕“资本主义危机与出路：21世纪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及根本出路、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实践评价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当前经济危机的原因与对策
首先，本次论坛解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及各国的应对举措。与会学者一方面批判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证主义危机理论、“利润挤压理论”，另一方面从资本过度积累、全球失衡、过度金融化等角度解释当前经济危机并提出应对策略。
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理事克里斯托·卢夫特教授认为，金融资产的长期过度积累改变了金融与生产部门之间正常的比例关系，造成由高度杠杆化的金融运作所驱动的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破坏了经济和社会稳定，最终导致当前危机。解决危机的直接方法就是减少金融资本的过度积累。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教授认为，危机可能迫使美国继续采取各种新老手段维护全球霸权，如果世界上其他大国强国应对正确，那么美国式资本主义模式和美国世界霸主地位将从根本上得到动摇，并引发全球经济秩序的深刻变化和全球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动。否则，不能排除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经过调整后获得新的生机与活力，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继续会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巩固和加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程恩富教授认为，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通过以下四种具体矛盾和中间环节导致金融和经济危机：(1)从微观基础分析，私有制及其企业管理模式容易形成高级管理层为追求个人巨额收入极大化而日益采用风险较大的金融工具以及次贷方式，从而酿成各种危机；(2)从经济结构分析，私有制结合市场经济易于形成生产相对过剩、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比例失衡，从而酿成各种危机；(3)从经济调节分析，私有制垄断集团和金融寡头倾向于反对国家监管和调控，而资产阶级国家又为私有制经济基础服务，导致市场调节、国家调节和伦理调节三失灵，从而酿成各种危机；(4)从分配消费分析，私有制结合市场经济容易形成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贫富分化，导致生产和供给的无限扩大与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群众被迫进行维持生计的含次贷在内的过度消费信贷，从而酿成各种危机。危机凸显出金融体系“有毒资产”难以根治，私有制公司治理弊端深重、贫富分化继续加剧、资本主义国家调节低效。上述经济迹象和走势表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可能陷入长期动荡甚至生存危机。
英国中兰开夏大学珍妮弗·克莱格教授用马克思主义比例失调理论解释了危机的根源，指出根源在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第一生产部门的投资过剩。当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力量比较弱小时，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可以通过强权来为过剩资本的投资铺平道路。然而，随着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更加多极的世界将会抑制垄断经济积累剩余价值的能力。因此，只有通过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协同增长，国际经济才能恢复平衡。爱尔兰国立大学特伦斯·麦克唐纳教授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对爱尔兰的影响，指出爱尔兰近三十年来基本上接受了美国新自由主义思想，金融机构从事大量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与华尔街紧密联系在一起，结果在90年代“高增长”的背后积累了巨大的泡沫，最终导致危机。
美国麻省大学大卫·科茨教授从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SSA)的角度出发，分析了SSA演变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涵义。二战后一段时间国家干预型SSA相对缓和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积累过剩危机和阶级矛盾，降低了这些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新自由主义削弱了工人力量并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如果危机持续很长时间，那么危机就有可能激化工人运动。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认为中国能够率先走出危机旋涡并重新走上快速发展轨道，主要得益于社会主义制度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我国国有经济的中坚作用，因此要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地位，重视壮大和发展国有经济，确保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这些观点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同。
与会者讨论后一致认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以新自由主义为主要推力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是这场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生产无限扩张与全球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如何将泛左翼思潮和运动发展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和高潮，是摆在一切进步人士和全世界人民面前的重大严肃问题。
二、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
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同时，本次论坛还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态和环境危机，讨论了生态公害问题和全球面临的生态挑战，深入研讨了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程恩富教授和贵州大学经济学院王朝科教授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层面对低碳经济进行了总结，构建了一个解释低碳经济的理论框架，为深化低碳经济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方法，并提出以下命题：(1)生产的持续增长和消费水平、消费质量的持续提高，依然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核心主题，低碳经济与这个主题具有高度的兼容性。(2)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利润驱动的技术创新往往遵循“先污染后治理”的思路，在人类碳排放逼近自然界所能承载的最大排放量时，才开展相应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发展观变革。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应该在发展初期就将低碳经济融入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观念变革。(3)“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国际社会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原则。即使不算历史旧账，鉴于各国在经济规模、经济结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各国也应该有区别地承担减排责任。如果资本主义国家违背该原则单纯根据国力强弱和各自利益来分配责任，那么国际合作势必举步维艰，从而贻误减排时机。(4)减排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权宜之计，长久之计应是根据自然系统可承载的最大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年度测算全球当年的排放量，并在各国之间公平分配碳排放权。(5)给低碳经济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需要强化先进消费文化的培育，开展国家主导下的消费能力建设，而这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和销量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经济所不愿看到的。
日本东京农业科技大学吉田央教授认为生态公害根源于资本对利润的追求。主要的生态公害问题——环境污染、食品污染、药品缺陷等——都是由新技术(如PCB,婴儿奶粉或新药品)引起的。大批量生产和大批量消费扩大和加深了这些损害。
墨西哥城市自治大学的路易斯·乔治·阿瓦雷兹·罗查内教授则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提出了更严厉的批判。他指出，几十年来，人们一直认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就是增长，只有经济(国内生产总值)持续稳步的增长，人类的物质需求才能得到满足。然而，事实上增长并没有给人民带来福利，它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不能停止增长，因为追逐利益就要不断地扩大生产。21世纪的社会主义绝不能追求不顾地球承载力的增长，问题在于以什么样的眼光和理念来设计放缓增长、兼顾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计划。21世纪社会主义应坚持平等原则，消除贫困和世界上显著的不平等现象；奉行温和消费主义原则，尊重自然。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研究员约瑟夫·鲍姆也认为，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他指出，尽管《京都议定书》减排承诺第一期的截止日期(2012年)日益迫近，但由于资本主义决策权的分散性，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全球气候谈判进展缓慢，气候政策难以推行，这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已得到充分体现。气候危机、环境危机和大范围的全球贫困都根源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短视的利润机制和强烈的积累动机。要克服这些危机就必须用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替代利润机制，并增强公共产权和管制，从而实现更高的资源利用率、更小的污染排放和更公平的资源分配。
与会者大多认为，由于资本主义设定自然资源是无限供给的，所以它不可能最终消除生态矛盾，最多只能把生态系统的部分功能划归为商品以相对减轻资源流失和生态破坏的程度。例如，虽然碳市场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减排目标，但是它无法消灭污染的源头。因此，真正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一种更加重视未来的自然观和社会经济制度观，它将更加关注如何补偿和管理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造成的消极影响。
三、21世纪社会主义构想
在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程恩富教授指出，危机的根本出路不是从新自由主义政策和体制转型为凯恩斯主义政策和体制，而是用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政策和体制，或者说用科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和体制替代陈旧落后的、弊端丛生的各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政策和体制。对此，与会者积极响应，就社会主义提出了各种不同层次的理论构想。“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创始人之一汉兹·迪特里奇讲述了“21世纪社会主义”的科学哲学基础和基本特点，其他学者进一步阐述了“21世纪社会主义”的定义、要点、标准和范式及其蕴含的复杂性和差异性。
墨西哥城市自治大学德籍教授汉兹·迪特里奇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是，自16世纪(伽利略)以来形成的所有现代实证科学的时间空间运动模式。在该模式中，时间范畴已得到扩展，并从三个方面定义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生存的物质条件，我们生活的意义(超越意识)和我们的自觉意识。我们正在接近一个十字路口，公正民主社会和生命道德价值的伦理标准与经济社会组织及生产模式的事实标准在此交会。由此产生了21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决定性问题：21世纪后资本主义社会和国家应该如何组织以满足其正义、民主和有意义的存在？答案是通过物质生产、道德意识和民主参与之间的相互作用。存在的这三个方面，是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子系统，三者统一于时间。由于物质需要和生活质量只能通过社会劳动得到满足，而且商品的经济价值最终由时间(劳动价值)衡量，所以21世纪社会主义的普遍道德基础与其现实经济组织是一致的。因此，21世纪社会主义的两个基本特点是参与式民主和民主规划的等价经济。参与式民主将通过联合代表形式，使民主和随机选择机制在人类生存的四个基本社会关系(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中运行；民主规划的等价经济将民主规划经济与劳动价值理论及等价原则结合起来，建立一种与牟利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质的不同的生产模式，其中的经济循环完全由价值决定，而不是价格。
美国佛罗里达棕榈滩州立大学大卫·佩内教授强调了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不能停留在以往的荣誉和成就上。要取得对资本主义的制度优势，社会主义需要率先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也即协调好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四个要点之间的关系：(1)政治体制必须是人民民主制，实行人民的政治议程。(2)经济体制必须起生产的功能，满足人民政治议程各个方面所必需的基本物质需求。(3)培养恰当的国家文化特征，培育人民的民族认同感，同时要让本国人民认识到与其他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4)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卢森堡基金会克里斯托·卢夫特教授认为后资本主义社会要满足五个标准：第一，就贫困问题给出新的解决方案；第二，发展一个可持续的自然资源利用模式；第三，从为获取私人利润的剩余价值生产转向满足全人类生命需求(身体、文化和精神)的生产活动；第四，民主遍及政治领域和其他社会关系中；第五，重新定义GDP，加入人类进步的定性因素。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心李欣广教授概括了21世纪社会主义的科学范式，认为21世纪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精神、生态各领域的科学范式分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引导与自由相结合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调节市场经济与工业文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生态文明建设。该范式的总体特征是：劳动者的解放与人文精神的弘扬相结合；由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体现经济、政治、文化与生态之间关系的平衡协调。
挪威奥斯陆大学格诺特·恩斯特教授总结了复杂性理论在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发展中的应用：(1)新自由主义关于“经济人”的人类行为假设并非永恒不变的真理。合作战略和利他行为不只是理想主义，而是一种客观存在。合作甚至可以作为除突变和选择之外的第三类根本进化力量。(2)马克思主义进步思想及历史科学是对长期阶级斗争中的经验与规律的提炼，能够从自组织临界理论中找到理论支持。相较之下，修正主义的历史诠释集中在“重要人物”的历史影响上，忽视群众的自组织能力，从而与运用自组织临界理论模型所得到的历史分析结果相矛盾。(3)新的数学系统理论方法与分析社会和经济系统稳定性的新兴算法，可以用来管理、协调社会和经济。总之，来自复杂性理论及其相关领域的新兴科技成果有助于21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
四、拉美“新社会主义”实践和“中国模式”
在理论构想的基础上，与会学者讨论了当前拉美以及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重点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拉美的“21世纪社会主义”实践。来自中国台湾的学者萧衡锺首先从政治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模式”的特点和长处，国内外多位学者则进一步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模式、特征和发展方向等议题。
1.对拉美“新社会主义”实践的评价
日本东京国家大学新藤通弘教授在概括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构想的基础上赞扬和鼓励了拉美社会主义实践。他指出，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三个国家为了清除新自由主义都开始了宪政改革，建立自己的行政机构，并在经济领域通过实行以下措施来修复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破坏：恢复经济金融主权以及自然资源主权、恢复国家对支柱产业的控制以保障人民的福利、恢复工人的劳动权利、消除贫困以及民众中大多数人的极端贫困、恢复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制、减少增值税等等。除此之外，这三个国家还致力于农业土地使用权结构的民主化以促进农村发展和社会公正；将调查官员舞弊情况和保护环境的条款纳入宪法，以维护公民权利，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国家在社会改造进程中都采用了具体而务实的政策，虽然这些实践可能会有失误，但它们都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探索，都将有助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
此外，秘鲁阿普里马克卡埃拉·巴斯蒂达斯国立大学阿尔弗雷德·苏米·阿罗帕教授等学者也高度评价了21世纪社会主义在拉丁美洲重建中的作用。纽约大学西班牙籍教授艾德尔多·苏必瑞茨则讲述了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思潮和东方文化思想之间的渊源。
2.对中国模式的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国光教授从“否定之否定”规律和历史唯物论出发，对中国模式的整体辩证关系提出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见解，以推进“改革在更高层次上的综合”。这些见解包括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论、公平与效率并重论、所有制和分配关系统一论、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的辩证关系论等。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各项政策都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正、反、合过程，只有对新的矛盾进行新的反正才能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更高层次上达到新的综合。。具体来说，关于经济运行机制，要在继续坚持市场改革的同时重新强调国家宏观计划调控的作用；关于所有制结构，要在坚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同时重新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关于分配关系，要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更加重视社会公平”。这正是中国模式的应有之义。
复旦大学张薰华教授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指出，“中国模式”的成功离不开计划生育。当然目前计划生育的某些具体做法还需斟酌改进，例如等问题：(1)目前我国人口过剩源于小农经济，但计划生育法在执行过程中却放宽农村出生人口；(2)多生的条件是如果头胎是女婴，还可以再生第二胎，这不仅造成人口过剩，还导致性别比例失调。
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萧衡钟博士认为，“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除土地国有审批租赁承包以及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企业国营外，还包括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重、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并行等。2008年由美国次级房贷体系崩盘所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反衬出中国模式的价值。
江苏省委党校李炳炎教授概括了“中国模式”的十项要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改革目标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富民强国、共同富裕；改革对象是自然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而不是公有制；改革的依靠力量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等广大劳动者，而不是资本家尤其是跨国资本；改革的方式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不是依靠少数地方政府官员和企业管理层；改革的宗旨是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改革的路径是渐进式推进，始终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保持社会稳定；改革的效果是走向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发展；改革的前途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
云南财经大学周文教授对中国经济模式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在中国复兴图强的历史环境中，发展经济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于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推动渐进的制度创新，不断放宽对资源利用的制度约束，充分发挥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同时，注重短期利益而忽视长期利益的做法也带来了环境问题和社会公平的问题。因此，接下去的改革必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当前中国的发展模式可以总结为由“资源扩展”向“技术深化”转型，这一转型必须依靠自主技术进步；而这又取决于合理的制度安排，即制度创新，其中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构建“中国经济学”，摆脱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话语权控制。
与会者经过讨论后一致认为，“中国模式”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的典范，成功的原因在于其基本抵制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公平与效率并重、利益共享等原则。
此外，本次论坛还探讨了地缘政治经济学、发展中国家战略选择、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知识生产等问题，分别从政治、经济与技术战略选择的角度探讨非核心国家摆脱资本主义危机和不利竞争地位的出路，并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失业理论的新发展进行了研讨，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对当前现实的解释力。
论坛闭幕式由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理事克里斯托·卢夫特教授主持。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长大卫·科茨宣读了《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5届论坛宣言》。宣言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有义务帮助建立未来社会的发展框架，为了完成这一使命，必须实现以下目标：首先，加强马克思主义者和左派内部的团结、合作与交流，通过不断地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理论来反思并超越各种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其次，必须激活人类的科学和伦理资源，并将其集中应用于各个国家和地区向后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具体策略和方法上面，同时必须让人民熟悉这些转型的工具；最后，行动国际化，在世界范围内组织社会运动。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副秘书长丁晓钦博士宣布了新一届理事会名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苏州研究院)副院长杨志教授致闭幕词。最后，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5届论坛在全体与会代表激昂的《国际歌》歌声中落下帷幕。
标签：中国模式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政治经济学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经济学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