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党与社会组织关系：功能、类型及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组织关系论文,政党论文,类型论文,功能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 5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11)09-0039-07
在西方社会，政党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对于理解政党生存以及功能实现、政党组织的稳定性和政党大选胜利等都很有意义。从政党自身的角度看，政党利用社会组织更容易倾听社会呼声或明晰社会大众的利益需求。政党通过创建与社会组织的联系与沟通渠道，能够把其价值理念或目标取向延伸到它们的核心支持区域或选区以外的地方，同时也能够稳定其选民。从西方社会发展历史看，单一的模式难以解释西方社会组织与政党的关系，两者的关系在不断发展变化。
一、西方政党与社会组织关系：选举中的功能互补与替代
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政党与社会组织较为强调自身的独立性与功能性。从本质上看，政党利用社会组织，创设一种互动的组织环境，来联系社会不同的群体或阶层，使这些群体或阶层成为政党潜在的投票仓或者政策支持者。西方社会组织种类多样，其组织结构、目标、宗旨与价值诉求也与政党有很大差别。但是，社会组织与政党都具有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政治动员与灌输、精英训练与集聚等功能，两者也都是联系与沟通社会的重要桥梁①。当前，西方政党大都是一种选举型政党，社会组织可以用自己所掌握的选票来换取政党对其政治诉求的政策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关系的本质是一种交易型关系。当然，这种交易关系所形成的选举中政党与社会组织之间的长期稳定联系，在最近几十年已经发生了变化。很多政党不再以综合各种各样的大众利益为重点，而是已经形成了以政策倡导为特点，典型地联系较为狭窄的利益。同时，在动员选民投票以及掌控选举运动方面，政党已经显得没那么重要了。尽管绝大多数社会组织仍旧受选举参与的限制，但是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承担了一些与政党相关联的活动，比如招募候选人、组织选战与执行广告宣传。在一些激烈的选战中，社会组织的声音，甚至已经淹没了一些候选人的声音。
具体来说，20世纪60年代起，二战后的经济增长，福利国家发展以及社会经济现代化等共同作用下，原先差异明显的社会结构界限逐渐模糊了，随之大众型政党的选民基础发生了变化。西欧许多大党从组织与战略上作了回应，政党模式由大众型转化为兼容型。这种变化，降低了政党对意识形态竞争的重视，而他们所支持的候选人要具有较强的管理与协调能力，需要适合政府管理职位。政党与社会的联系多元化了，政党不再仅仅是紧密依靠原先的阶级性组织，而是要尽可能多接触、联系其他新兴的阶层或相关社会群体，稳固核心支持力量，这使得政党与主要社会利益群体的联系越来越开放，以候选人为中心的选举党、媒体党等政党模式开始形成。此外，一些执政党或大党逐渐放弃以前坚守的价值目标与核心支持群体的同时，开始与国家政权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因此，在20世纪后期，另一种政党模式出现——卡特尔型政党。
社会组织与政党的关系正在不断地进行组合，纠结在一起。从现实看，选举中政党的衰落代表着一种长期趋势，这种趋势开始于世纪之交，但是主要是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政党与选举运动的一系列改革，急剧地改变了选举进程中政党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政党改革打破了原先的提名进程，因此创造了相关社会利益组织影响政党的机会。[1]21-38尤其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早期选战中的财政改变，有利于社会利益团体影响政党。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成长，政党开销的限制与个人选战组织作为候选人的合法代理机构的规定要求等因素，都削弱了政党在给候选人提供选战资源方面的作用。[2]1-3在这种环境下，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致力于把其大量的政治与财政资源用来扩展其选举中的影响力。美国工商业组织诸如工商业政治行动委员会、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与通用承包商协会等，为了选那些一旦任职就能够支持他们的共和党人，一直在紧密协调他们的活动与财政支持。另外，诸如美国教师联合会、国际电气工人兄弟会与全国委员会为影响国会等组织一直紧密地参与选举，并聘请同情于他们的在职民主党人。民主党与共和党都得益于这些协会。社会组织能够联系那些被任命为重要公共职位的政府官员。政党也获得了必要的政治支持以及拥有在选举期间所需要的广泛组织资源的途径。[3]13-14社会组织的领导层，一般是由各方面的精英所担任，甚至有些社会组织精英比政党精英还具有影响力。在欧美，一些社会组织与政党精英间存在着长期联系及正规化协商的渠道。政党通过协商或政策让步或有利于社会组织的立法提案等形式来动员社会组织拥护它们等。大多数政党都是为了赢得选举胜利，需要最大限度地代表社会大众利益。然而，社会各团体或者阶层、群体的利益关系是复杂、多元的，既有一致，也有冲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社会矛盾的累积，阶层分化与利益分化也在逐渐加剧，很多具有特殊利益的民众加入社会组织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特殊利益，实际上这就是政党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变得较为复杂的主要原因。
政党必须适应社会组织的挑战，成为西方政党改革创新的一个方面。自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政党就一直在失掉选民支持，从而为社会组织扩展影响力，动员选民参加选举提供了途径与机会。在美国，越来越少的人把自己看作是坚挺的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以前拥有政党职位，曾经是一种职业，现在是变成了志愿者的业余爱好。这些制度变化正在为社会组织创造挑战各种政治运动和选举政治中政党曾经的主导型统治地位的机会。例如美国工会、工商联合会、女权组织以及其他许多组织向他们的会员编辑信息，宣传其钟意的候选人，这成为社会组织的一种选举途径。在基层，为了推荐自己的候选人，相关社会组织增加各种活动让选民走出家门去投票。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意识到仅仅把精力过多地集中在传统的游说、信息传递以及签名支持等是远远不够的。社会组织通过借用与更新许多政党的技巧，比如倡导问题、财政以及提供志愿者等方式，对于候选人的成功当选，社会组织能起到了杠杆作用。实际上，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在改良与采用“政党”的策略，这正是社会组织与政党关系性质变化的证据。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全国性政党在逐步地成为政党候选人的服务商，成功地应付了当前以候选人为中心的选战运动。社会组织，尤其是政治行动委员等利益团体与政党的关系变得冲突少了、合作更多了。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接纳了他们正在出现的角色——代理人，即通过与许多政治行动委员会形成松散的筹款联盟以及开始在对某选战运动的指导性作用中，主动提供固定支持，并且帮助候选人从潜在的捐献者——政治行动委员获得资金。有些政党担心社会利益组织(通过政治行动委员)在选举中取代政党，但是这种担心从没有实现。
20世纪90年代，政党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出现了另一个参考点，半个多世纪以选举政治为特点的候选人主导体制，面临着严峻挑战。选举中有组织性金钱的急剧增长，并且一些金钱的筹集与开销是不受联邦选举运动津贴法案控制的。尽管政治行动委员会金钱的增多及独立花费，但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发展是社会利益团体对全国性政党的软钱的广泛捐助——政党花费金钱超出了联邦选举运动津贴法案的控制。这些捐助，在某些情况下的100多万美元，并不典型地来自于利益集团本身，而是大多来自于私有公司。软钱对政党越来越重要，这增强了社会利益集团在个人选战运动中的作用，同样对政党也如此。新的社会组织加入这种争斗，社会组织提供的总体财政支持也已随之扩展。例如美国癌症协会，也捐献了3万美元给民主党与共和党，据其联邦与州事务协会副董事所说，其目的就是与其他组织一样获得联系政府的途径，“我们想要看起来像个游戏参与者，并要成为游戏参与者。”尽管这样的行为很容易触犯法律，但是免税社团把其看作是对政党合适的礼物，因为资金只是用在政党的年会与餐会上，而非选举活动上。
超出软钱捐赠之外，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一些社会组织发起的直接的选战具有历史意义。工会组织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投入了3 500万美元改变了1994年民主党在国会的损失；其中的一些资金用来培训工会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旨在组织国会区，增加选民登记，不过大部分资金是用来购买40个国会区的2.7万个电视广告——几乎是每个区800个节目档。1996年美国步枪协会积极参与了地方、州、联邦1万多个政治竞选活动，尽管后来出现了财政赤字，并裁了员。这种正在形成的体制的另一个明显特征是政党与利益团体的角色在选战中逐渐模糊了。例如在1996年，民主党与共和党都成为了社会组织的支持者，因为两大党都使用了他们的软钱资助社会组织的选举活动，诸如选民登记运动与电话银行。共和党资助了一些反税与反堕胎组织，而民主党引导一些资金给那些他们所信任的能够动员少数族裔的选民的社会组织。毫无疑问地是政党正在把他们的动员民众的功能外包给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两大党，特别是共和党，他们已经建立了耀眼而又杰出的一些政策协会、基金会与思想库，这些组织都能从私人利益集团筹集资金，也能以各种方式帮助政党及政党候选人。
在那些原属于政党的领域，很多社会组织一直不断提高他们的活动水平。政党衰败或很难发动同情于他们的投票者，宗教社会组织就是一个替代。像这样的社会组织已经成为重要的选举竞争者与政党委员会、候选人组织和其他传统利益集团的附属组织。因此，在1996年，宗教组织联系的普通选民要比由政党组织与政党候选人以及工商业团体、工会组织联系的投票者显得“更实在”。在1996年美国大选中，5 400多万个选举指南是经由以教堂网络为基础散发的。在很多州，基督教右派支持者加入了正式的共和党组织，估计有大约20万个活动积极分子参与进了1996年的各级大选中。尽管工会组织与基督教右派做了许多工作与政党相协调，或者与候选人力量相协调(多数是非官方的，不过不能违反选战财政法规)，但是20世纪90年代很多社会组织的选举活动就一直是独立于候选人或者政党力量。不过，有时也很难辨别哪些社会组织卷入其中，这是因为很多选举花费与公开没有受当前的选举津贴法律管理。例如1996年大选至少有1.5亿美元被花费在问题辩论运动上。只要广告不倡导投谁的票或者要打败谁，社会利益团体就能通过表达他们对某些主导问题的关注，以半遮半盖地支持或反对既定的候选人。知名的社会组织如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组织联合会、内华达俱乐部、美国教育协会、美国堕胎权利行动联盟、美国独立企业联合会尤其突出。有些社会组织是秘密进行活动。三合会管理，一家政治咨询公司，从保守的捐赠者那里获得了从表面上看至少300万美元用来购买电视广告支持具有竞争能力的共和党候选人。大约有25个社会组织在1996年筹集了1亿美元发起了主题宣传广告，集中力量竞争54个参众议员席位。正如Paul Jacob，美国任期限制的执行董事观察到：如果从政者要控制选战运动，诸如任期限制等类问题就不会被谈论。当前的选举津贴法律已经失去了它们的一些作用，而且要取得具有进步意义的改变，其前景渺茫。可以说，政党与社会利益团体都不多受资金筹集与开销的限制。政党要比以前更有钱了，也更能够扩展它们的力量。法院也裁定允许政党如同利益团体一样独立行使花费，并且其使用软钱进行问题广告宣传，法院没有明确规定。在许多方面，政党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在功能上已经改变了，尤其因为政党现在作为资金筹集者的选举角色已经大大改善了。但是现代政党成为从事以候选人为中心的选举的卖方，在这个进程中，政党已经放弃了一些草根行动主义与动员选民的传统功能，把这些功能大多都给了那些拥有资源的社会组织来执行。
二、西方政党与社会组织：关系与类型
政党与社会组织关系是复杂多元的。在西欧政党与主要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越来越多元化了，政党与社会利益组织的排他性联系越来越少了。从社会组织的独立性程度来看，两者关系有以下几种类型：独立型、合作关联型、依附型与隶属型。
从社会组织与政党联系的紧密程度看，社会组织有从充分独立到紧密的组织熔合等类型(见表1)。独立性最强的社会组织，与政党没有正式联系。独立型社会组织与特定政党或某政治阵营的特殊联系取决于他们对广泛的共同性利益能够互相理解。由于一些社会组织进入不了政党的决策层，这种组织关系模式使一些社会组织拥有了最大化的自治。政党与社会组织，对双方关注的政策或政治事件能够进行协商谈判，是因为双方都明白，没有涉及任何正式组织联系，双方都可能会收回支持。比如雇主联盟或教会组织的强势利益集团，与通常同情他们事业或利益的政党间的关系，他们基本上更愿意保持一定距离，不愿意走得太近。一旦与自己目标和诉求不一致，社会组织会反对政党提出的政策。英国工党于1997年11月解除了一级方程式赛车不准为烟草做广告的禁令。对此，英国ASH(反对吸烟与健康行动组织)、BMA(英国医师学会)以及其他几个慈善组织，指责烟草协会利用赛车做广告，并怀疑工党是对其竞选资助的政策回报。最后，工党不得不退还政治献金。意大利的天主教组织就从来没有与基督教民主党有正式联系。还比如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经济委员会就从来没有与德国基督教民主党发生过联系。美国禁酒联盟既支持民主党也支持共和党，前提是他们要支持宪法修正案规定的生产和销售酒精饮料是违法行为。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人联合会(简称劳联-产联AFL-CIO)的政治教育委员会，为同情组织化劳工的候选人(部分民主党候选人，但也不全是民主党人)提供数以百万计的竞选资金和数以千计的志愿者帮助选举。[4]849还有一些独立型的社会组织，其行为根本不考虑是否对政党有无益处。美国全国妇女组织(NOW)反对民主党的一项决定，以阻止该党帮助那些不赞成《平等法案修正案》的候选人参加选举。1984年，NOW认为它应当拒绝支持民主党的全国大选，除非民主党提名一名女性副总统参加选举(而事实上，杰拉尔丁·费拉特罗因而被提名)。很多商业或企业性的社会组织，尽管政治价值观接近共和党，但是他们对民主党的捐款要多于对共和党的捐款。共和党的全国性组织党魁常常苦涩地抱怨说，它们会为自己的叛党和背叛信仰的行为而感到遗憾。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联合会主席对此反驳：我们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我们的利益是房地产和住房项目；它不是给反对派进行的资助、不是堕胎、不是最低工资……我们成员需要的是多得多的责任。我们免费花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过去的我们把金钱倒入了一个被称之为“候选人挑战者”的黑洞。我们PAC捐款的动机非常明确：停止对失败者投资，那是浪费。[4]852-853成为执政党后，政党对与自己价值取向、政策等相左的独立型社会组织可能会采取严厉态度与做法，比如英国保守党曾把各种压力集团称为“令人窒息的毒蛇”，对此，结束了新社团主义制度，消减工会权力，削弱地方政府协会、职业集团(如医生和教师集团)以及目标集团(绿色和平组织、儿童贫穷行动组织、大赦国际等)的影响。[5]222-223
通过团体会员与政党进行联系的社会组织，属于合作关联型关系。这涉及政党成员中的集体会员，并且通过这类组织的精英来实现政党对集体会员的全面控制。这种合作关联型关系的模式是一种特殊关系，并非普遍现象。此外瑞典和挪威也曾存在这种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挪威和瑞典也在分阶段地终止这种模式。以英国工党和工会为例，自工党1900年成立以来，工会就是工党的机构性组成部分。英国工党原在1899年职工大会上动议产生；在其初期，归功于工会支持。从历史看，该党绝大多数党员原是工会会员。各工会从地方到全国都参加各级工党。工会在工党最高权力决策机构年会上以及在工党执行和管理机构全国执行委员会选择上，拥有正式多数成员。各个工会提议若干工党候选人，因此保证一批工会提议的下院议员为议会党团的一部分。在财政方面，工会通过接纳会员，提议候选人和竞选捐献，成为该党资金的主要捐献者。工会会员对该党选举提供了牢固的支持基础。但两者关系在事实上则是灵活和复杂的。从最早时期起，工党和职工大会之间在组织上的附属概念就被否决了。他们只通过联系的委员会(全国联合委员会，以后是全国劳工委员会)松散地维持联系，其余联系方式是经常更改和特定的。职工大会全国组织成员不得向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提名。1923年后，当职工大会总书记成为专职工会职位时，1931年后，工会高级官员不参加议会成为趋势时，工会领袖和议会领袖间的重叠便减少了。[6]91-93工会与工党这种合作关联型关系，不利于工党意识形态与体制的变革以及自由决策。20世纪90年代后，英国工党进行了影响深远的党内改革，布莱尔成功地保持了自己与工会的距离，但是这也导致工会领导人攻击工党政府，并威胁要撤回现金捐款，一些小工会也甚至离开工党。
依附型社会组织，是一种独立性较强的外围组织。他们与政党的关系，是以组织精英间联系为途径。比如法国社会党极为重视在青年、企业和学术团体中做工作。这三个群体都有自身单独的组织并遵从社会党的统一领导，例如青年社会党人运动就是这样一个组织，青年社会党人运动内部的运行规则需经过社会党的全国理事会批准。为了使党和青年社会党人运动的行动保持一致，当选为青年社会党人运动的负责人有充分的权利在其负责的群体中协助社会党的有关机构进行工作。[7]“社会党学术联盟”是奥地利社会党的一个重要支柱。这个组织80%～90%的成员是党员。许多“社会党学术联盟”的成员在国有化工业、国有化银行和议会内占据了重要地位。1976年社会党政府的18名阁员中有12名是“社会党学术联盟”的成员；国民议会内有93名社会党议员中有37名是它的成员，联邦议会内有29名社会党议员中的8名是它的成员。加入“社会党学术联盟”，有时候在促进发展公职上可能是有益的，特别在社会党执政期间。这种铨选官职的方式，为奥地利社会党吸引了知识分子[6]147。这种途径是依附型社会组织的领导通过在政党官僚机构中拥有发言权的官席，并且部分重叠的会员是较为典型的，这意味着社会组织实际上能够跨越他们政党的自然选区。依附型与辅助型社会组织的自治程度各不相同，但是由于独立的组织结构，确保了他们最小化自治。辅助型社会组织，他们与主体政党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没有独立的会员。因此，他们至少非常适合扩展政党需求，但也很容易受严密的政党纪律约束。
依附型与辅助型社会组织也存在着自身的政治利益，一方面他们有独立存在的外部利益，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优先于政党的。这些利益是与典型的分化的社会经济结构相关联的，另外一些利益与新政治议程活动相关。这包括工会代表的工人阶级利益，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代表的农业利益、教会利益、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等。通常来看，政党的利益基础由一些外部利益团体所发起，这为政党提供了外部立法支持。这种方式并不是强制性的。政党创设依附型组织是为了组织党员和那些认同政党的工团主义者；或者政党创办一个生态NGO，能够联系环保运动。另一方面看，内部利益通过政党的组织活动来建立。政党创设卫星社会组织是为了让社会经济特殊利益和相当一致政治偏好的选举群体保持在一定规模内。这种“目标团体”形式的组织战略试图为潜在的利益建立一个组织论坛。[8]397-398
当然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并不是都与政党有正式的组织联系。很多社会组织往往会分散其赌注，不会同某个政党建立或发展过于密切的联系。政党与社会组织之间所常见的是一种松散的、实用主义的联系。但是对于有着共同理念、价值与目标的政党与社会组织，只要两者能够共同意识到他们属于相同政治阵营，那么就能保持或多或少的长期协商联系，这允许政党以政策誓约来换取社会组织支持。这里的主要机制是压力回应机制，即在能否达成政党首选的政策妥协为基础的支持方面，政党精英需要承认相关的社会组织实际上能动员或撤换这些支持的能力。对此，政党与社会组织的正式联系主要是以组织渗透为主，即社会组织精英有制度化途径进入政党决策层。比如有些社会组织有一定比例代表的组织会员在一个或几个政党统治机构中。由于要终止两者联系需要的条件或门槛很高，这就使交易关系更有预见性(至少能分享信息)、更持久。这不仅需要正式规则的改变，而规则改变通常涉及到诸如相对多数的程序问题，并且这也代表两者当前关系的明确政治宣言。唯一可能的结果：如果双方都认为长期的行政联系是有害的，或者如果一方决定另外一方不再需要。总之，高度透明的政治举动意味着组织间的正式联系通常将存在关系受到约束的阶段。很明显，以正式的组织关系为基础的联系要比非正式的联系更持久、稳定和有效，也就是说，对政党精英而言这样做更具有价值。然而，这也有不利之处：政党与力量强大的社会组织的紧密联系也许限制了政党精英的回旋自由度，比如英国工党与工会关系就证明了这点。[8]399
三、西方政党与社会组织关系：发展与挑战
在多数情况下，政党与社会组织的沟通渠道涉及到社会组织成员在政党决策层拥有依据职权的席位。从小部分来看，社会组织成员任职于政党代表大会里，采用了比例代表的形式。但是这些政党主要是一些传统政党，欧洲的一些新兴政党与社会组织缺乏沟通与联系。
20世纪80年代晚期，众多新兴政党已经在西欧政党体制中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但是他们对其核心选区的重要部分仍然缺乏组织联络。绿党、反核党、生态党、女权党等类型的政党，很少建立自己的外围组织以及与其他社会组织建立紧密联系。此外，新社会运动的特殊组织形式及其活动家的行为特点，使新社会运动的活动家非常怀疑政党政治。新兴政党把自己看作是新社会运动的天然政党政治联盟，因此很容易认为创设附属型或辅助型政党来联系新社会运动是多余的。新兴政党不创设自己的组织外围，在选举方面他们的外围空间被纳入新社会运动部门的动员圈中。[8]401-403新兴政党不是唯一缺乏组织基础的。二战后建立的以及无战前组织传统的所有政党都是几乎完全没有与社会组织进行正式联系。从大体上看，不受其意识形态定位支配的新兴政党，已经力图遵循他们不同于传统政党的组织战略：他们专注于政党的核心组织，并不花费很多精力创设外围组织。政党创设外围组织主要是大众化政党时期的政党特点。
当20世纪60年代兼容型战略开始对选举产生有利因素时，欧洲越来越多的大党、老党开始超越自己的核心选区，尽可能地与众多相关利益团体建立联络。当前政党通过独立型或合作型社会组织连接外部利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衰落，但是大众型政党产生了一种适应性压力，能够通过依附型与辅助型社会组织联系外部利益来弥补这种衰落。
新兴政党实际上与社会组织没有正式的组织联系，新社会运动也逐渐与新兴政党渐行渐远。这就使这些政党在选举波动中显得更加脆弱。从本质上看，当涉及政党改革时，新政党精英基本上要比传统政党精英更具有灵活性。政党与社会组织联系的作用全面下降时，新兴政党的选举劣势也减小。
在欧洲，很多传统政党仍然坚持着与社会组织的长期稳定的正式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对政党的作用出现了下降。在多数情况下社会组织属于政党盟友，比如已经被切断的左派政党与工会间仍然存在着紧密联系，不过，两者先前的共生利益关系在当前已变成了一种负担。
此外，随着科技的发展，网络的作用越来越大，社会已经越来越多元化。民众的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越来越多元化，政党与社会组织发现保持其吸引力越来越难。属于单一社会类别的人越来越少，比如体力劳动者、南欧的天主教农民。那些仍然属于政党与社会组织的民众比过去更有自己的独立观点。大众传媒的快速发展，信息不再仅由组织精英控制。尽管众多社会组织仍然是重要的动员与利益综合力量，但是他们的整体作用明显在下降，许多组织面临着会员减少问题。欧洲一些传统政党在设法努力保持他们与各种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联系，通过社会组织获取选票与大众支持。但是，社会分化严重，新兴政党分散了选票，社会组织的利益综合与提供选票的能力也面临着危机。这也给西方传统政党提出了新挑战。
注释：
①具体论述参见笔者《中国共产党与民间组织功能的比较分析——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的视角》，《甘肃理论学刊》2007年第6期；《中国共产党与民间组织功能的互补分析——政治动员的视角》，《甘肃理论学刊》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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