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文化的两个发展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方向论文,中国论文,两个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考察中国出版文化的历史，存在着两个重要的发展方向，一个是朝着商品经济的方向发展，另一个，是朝着提高中华民族文化水平的方向发展。下面分述之。
一、中国出版文化朝着商品经济方向发展的问题。
我们是否能说，20世纪中国出版文化的第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向着商品经济的方向发展。换一句话说，中国20世纪的出版文化只有朝着商品经济的方向，只有把书籍的生产即视为商品的生产，出版文化才有可能走向繁荣。羞羞答答，扭扭捏捏，不敢完全彻底地承认书籍是商品，又躲不开书籍的商品对出版者的制约和诱导，反而办不好出版文化事业。
出版文化事业，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生产事业，它既是物质文化的生产，又是精神文化的生产。
从物质文化生产的角度看问题，出版物是一种物质生产产品，与其它的物质产品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它在进行生产的过程中，也必须具有其他一切物质生产部门所具有的条件，不可能因为出版物同时又是一种精神文明的生产，就可以忽略物质生产部门的任何需求和环节。
大略观之，它需要耗费劳动者的劳动力，它又需要耗费许多的生产资料。它需要编著，编撰者创造性脑力劳动，又需要编辑的加工和整理等脑力劳动，它还需要排字、印刷、装订、库存、运输、上架、出售等一系列的生产手段和工序。这点看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它是那样明确地表明，书籍的生产，是完全的物质生产，是一种商品的生产，因此，书籍是一种商品。
从精神文化生产的角度看问题，书籍又是一种精神的产品，说它是精神的产品，包括三重的意义。
首先，它是著作人的精神的产物，是著作人头脑里思想的物质化。
第二，成为书籍以后，著作人的精神或者说思想已经转化为文字被保存在出版物中间，可以永远地留存下去，也可以成为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买卖和流通。正是由于出版，才使得人们的精神和思想有可能进入商品领域，精神和思想赖出版得以传播，得以成为商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有了著作权的观念，才有了著作权中的精神权益和物质权益，才有了知识产权。
第三，书籍中的精神和思想可以转化为读者的精神和思想，更有意义的是，读者产生的精神和思想将可能大于书籍中传播出的精神和思想，还可以通过书籍把作者的精神和思想变为读者的实际行动，这，也许可以说是书籍这个精神产品的最大的富有革命性的意义。“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从广义的角度来讲，革命的科学的理论，如马克思主义，到目前为止，还是通过书籍的媒体，才得以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再变化为人们的革命行动的。
书籍的这种特性，是书籍作为出版文化的特性。书籍的本身仍然是商品，它并不会因为具有出版文化的性质而变成了与众不同的商品。
没有必要把书籍从一般的商品中划分出来，入于“另册”。我们说书籍的质量，就是指它的所有的本质性格所包含的质量，即，除了它的“硬”的质量外，如，书籍的纸张、书籍的版式、书籍的装帧、书籍的装订等，还有它的“软”的质量，那就是，书籍的思想性、艺术性、实用性、娱乐性、科学性。而这后一项性质，已经包含在这本书的质量之中了，如果把它们分析出来进行评论，反而不太适宜，因为破坏了书籍的整体性。也就譬如把一件文艺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割裂开来，说它的思想性是好的，而艺术性太差，或者说它的艺术性是好的而思想性太差一样，是不符合逻辑的。
书籍，作为文化的商品，它的质量包含以下两个方面：1.形式的质量。2.内容的质量。这二者的结合，其实就是作为书籍的商品的品质。一般商品有使用价值，出版物也有使用价值，一般商品有数量的品格和质量的品格，出版物也有数量的品格和质量的品格。出版物中所含有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其实也就是书籍作为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之所在。教科书的使用价值在于可以把其中所含有的文化知识传播给学生们；科技书籍的使用价值在于可以向要求获得科学技术的人们提供科技知识；不错，出版物是一种精神的产品，是一种文化的产品，但它的质量指的就是这种内含的精神文明的质量与品格。
如果用两种标准来衡量出版物，说出版物的质量有两个标准，一个物质标准，包括书籍的纸张、包装、装帧、印刷等，另一个是精神标准，包括思想内容、文明程度等等。这就将书籍的整体效应割裂开了，出现了同体的错位。多头的标准，只能使人糊涂而无法把握，也会给一些混水摸鱼者进行折衷主义的开脱，打开方便之门。因此，实在还不如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才更有助于人们对出版文化的认识。
作为一件文艺作品，它的思想性应该成为具有艺术的思想性，作为一件文艺作品，它的艺术性应该表现在具有思想的艺术性，这都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正如一把刀的“锋”和由此而产生的“利”是不可分割的一样。也正如书籍既然有物质属性又有精神属性，所以这就和具有这两种不可分割的属性的一种商品一样。
有学者认为：书籍投入市场时，就变成了商品，同其他商品一样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与其他商品不同的是书籍的使用价值，即有用性，主要不在它物质性性能，而在它的思想内容。书籍的这个特殊性也就是它的本质属性，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忽略的。商品性并非书籍的本质属性，因为在古代，在书籍贸易产生以前书籍即已存在，在现代也不是所有的书籍都是商品。
这是不甚确切的，道理很简单，在古代，在贸易出现以前，书籍以外的物质制品也都早已存在，交换和贸易是物质品极端丰富时的产物。同样，在现在社会中，也不是所有的物质制品都是商品。所以，以上理由否定书籍的商品本质属性，是站不住脚的。
有人可能会说，中国古代出版史上那么多的书籍出版并不全都是商品的行为。但是，在此应该注意的是，1.坊刻基本是商业行为；2.家刻本也具有较大的商品性格；3.官刻本则带有国家的文化积累和文化投资性质。另外，最重要的是，那时，资本主义尚未萌芽，商品经济尚未发达，与20世纪发达的商品经济状况下的出版文化又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说书籍是商品，并不是否定书籍的精神产品的属性，但是，属性毕竟是属性，是附属的性质。我们说书籍是商品，也不是不去过问书籍的精神属性的健康问题，不是说可以以商品经济为挡箭牌，任黄色书籍、下流刊物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群魔乱舞。
对于现在书籍市场上的黄水洪流，我们采取了两种办法加以控制，第一是铁腕，即进行大面积的扫黄运动。这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就不能彻底扫除这些出版垃圾；第二是理论上的阐述。即承认书籍是商品、出版是经济活动的同时，大力证明书籍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精神的产品，不是一般的商品，所以要注意出版物的健康，以免流毒社会云云。似乎要把书籍从众多的商品世界中独立出来，以道德化的规劝来维护出版工作的纯洁性。
这样一来，出版人员在图书市场上，明明是在进行书籍的市场竞争，明明是把书籍当做一种普通的商品，却又不敢大胆地采取众多商品的固有规律进行调控，结果在出版的经营中，反而显得缩手缩脚。于是，打“擦边球”的，挂羊头，卖狗肉的小家子气味，皆在夹缝中蔓延滋长起来。
我们以为，书籍的思想内容除了要进行理论上的纯清，更应该以商品经济本身的规律来限制，以新闻出版法、著作权法以及有关的知识产权来管理，而且似乎主要应该由后者来统辖。这就是出版文化中的法治政策。想运作道德化的感悟来促使出版者的良心发现，看来是徒劳的，况且那些理论又有些跛足。
譬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第四条中就有这样的规定：“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
新闻出版法也就是新闻出版管理法。它是保障公民言论出版自由，而又防止滥用言论出版自由的法律规范，属于行政法的范畴。新闻出版法着眼于国家对出版物的管理，侧重于规定国家有关部门管理出版物的权限，以及从国家和公众利益出发，界定哪些出版物可以出版，哪些出版物禁止出版（如黄色淫秽作品等）以及对出版物管理的原则、规则，违反后的处理罚则等。
这样，发表作品这种行为受到两种不同法律规范的保护和约束。作者既具有发表自己精神产品的自由，并且将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但是同时，这位作者又必须受到宪法、法律和新闻出版法的制约，如果他发表了内容反动、淫秽色情的作品，那么，他也将同时受到新闻出版法的或甚至刑法的惩处。
事实上，有了著作权，有了知识产权，精神的产品就有了财产权的认定和商品属性的认定。前面所说的书籍的精神属性，在此得到了充分的保证。同时，著作权、知识产权又给予它的持有者一种标签，一种限制，那就是，社会效果的保证和保险。也即是说，著作权和知识产权的拥有者应该对他的精神制品给予道德的、名誉的和法律上的保证。别人侵犯了他的版权固然是犯法，但是倘若他的精神制品侵犯了大众的利益，违反了社会的道德，违背了法律的准绳，也同样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从这个意义上看问题，似乎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有人不顾社会道德，为了经济利益而编造、出卖以牟利为目的黄色低级书刊书籍的问题。
1991年2月27日，在《新闻出版报》的“探索”版上， 陈景春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图书是一种不完全的商品》的文章。不久，就在4月1日，巢峰先生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意见，与陈景春先生展开积极的论争。巢峰先生文章的题目是《图书是一种完全的商品》。
在20世纪的最后的十年，中国出版界终于把图书是否是商品的问题拿出来在《新闻出版报》上作正面的讨论了，这本身就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出版文化大事，它应该载入中国出版文化大事记中，让我们的后代和研究历史的学者来鉴别其意义。
这次论争，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方针政策导致的结果；是出版家，理论家们思想解放的结果；也是出版文化又开始了寻找自身的结构，进行自我认识的结果。
图书是否是商品的讨论，说明了我们对出版文化认识的逐步深化。几年前，恐怕是没有人会提出这个问题的。几十年前，“图书是否商品”的问题，恐怕人们连想也不会去想的。而今天，不但想了而且还做了，不但做了，而且还要在理论上辩一个高下，讨一个真理，进行了商榷和论战，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件！
这预示着，商品经济的春天，已经回到了出版界，市场经济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第二，中国出版文化朝着提高中华民族文化水平的方向发展的问题。
20世纪中，在对待出版文化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是意识形态的视角，另一种是文化的视角。
先看意识形态的视角。
意识形态的视角，在20世纪的中国有着极为宽阔的视野。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的理论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一起，组成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根据。
意识形态，指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一定的社会形态，是一定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并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必然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但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能动作用。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改变后，反映该基础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存在，并发生一定的影响。
自从阶级产生以来，社会意识具有阶级性，并为一定的阶级服务。代表先进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代表反动阶级利益的社会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阻碍的作用，而先进的社会意识是在同旧的社会意识作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之间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是阶级性最强烈、最鲜明的部分，比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对社会经济基础起着更直接的作用。哲学是一定阶级的世界观，它对其他意识形态具有指导的作用。
以上是有关社会意识形态的概括而权威的说明。
根据这一理论，对出版文化进行观照，将得出以下的结论，并将以此来指导出版文化活动的实践。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1.出版部门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制作部门；
2.书籍中反映的思想，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
3.出版的书籍中，存在着阶级、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
4.出版的书籍，也反映着不同阶级的思想和愿望；
5.出版的书籍，有可能成为反动阶级复辟和夺取无产阶级政权的工具。
以上那些我们曾经极为熟悉而今天渐渐变得陌生了的结论性语言，确乎左右了中国出版文化20世纪中段的绝大部分时间。从历史的观点看问题，当时的现实，自有它的合理性。只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的出现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的制定，出版文化也开始了历史性的转变。文化的视角正在而且已经在文化的各个领域发生了取代性的进展。
若从意识形态的视角看问题，精神文明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阶级性的，因为出版物是精神的产物，因此，出版文化就是有阶级性的了。所以，出版文化就具有明确的阶级烙印，就成为阶级的党派的宣传工具。
在这样的视角之下，书籍的出版，带有极为鲜明的阶级动机和阶级利益，这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过程中确实如此。
20世纪的前半期，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维持它的反动统治，必须出版为着他们的反动的阶级利益服务的书籍，而反对、查禁共产党人出版的宣传马列主义，鼓吹革命的书籍出版。反之，共产党人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共产主义，也必须出版宣传共产主义，鼓吹革命的书籍。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解释和预见前半个世纪的出版领域的阶级斗争态势。
从20纪初叶一直到20世纪中期，意识形态的出版文化视角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虽然20世纪初叶仍然有文化视角的出版文化判断，如商务印书馆就是这样，它与意识形态的视角平行地发展，但似乎日子并不十分好过。
在旧中国复杂多变的社会条件下，商务印书馆第一是倡言“在商言商”，以商为本，躲开现实政治的冲击，就像一些其他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大企业一样；第二是以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为己任，以便从更高的涵盖面上去进行她的文化活动。但是纷至沓来的爱国浪潮、人民运动、政治风波、文化思潮、阶级斗争、民族矛盾、劳资对立、社会动荡，有些躲得过去，有些却躲不过，或不能躲，或不愿躲。于是出现了曲折离奇的场面。
凡此种种，长期在商务工作过的茅盾和胡愈之在他们的回忆录中都有详细的记载。20年前，（1977）茅公为纪念商务印书馆创业80周年填的一首词就十分形象而生动地表达出来了。他写道：
“世事白云苍狗，风涛荡激；
顺潮流左右应付，稳度过，滩险浪急。”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政治上的大规模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的提出，文化的视角也就几乎退出了出版文化的领域了。只有意识形态的视角在起着决定的作用。
商务印书馆前总经理兼总编辑陈原先生在他的著作《胡愈之》中，曾有一段无可奈何的记叙，同样十分形象地刻划了中国出版界的知识分子在极端的意识形态视角下左右为难，不知所为的心态，他写道：
“1963年9月27日，毛泽东主席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 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这是对我和我的同事们第一个晴天霹雳——虽说批评的是戏剧工作，但是神化的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所有的批评都是适用于一切方面的。我心中暗忖，出版工作怎么做呀，如果不出外国死人的书，不出谈帝王将相的书，不出描写广泛意义的才子佳人的书，那么，我们出什么书呀？……”
以上的局面直到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总方针提出后，才发生改观，文化的视角才慢慢地重新登台亮相，渐渐地受到人们的重视。以至今天，终于被提出，被讨论。
在20世纪的初、中期，由于民族救亡任务大于民族文化提高任务，因此，很自然，对出版文化的批评是阶级论的批评，出版文化的理论指导，也是阶级理论的指导。也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基础上，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我们的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的口号。
不可否认，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应该而且必须调集一切可以调集的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保卫祖国，拯救民族的危亡。
20世纪中后期，新中国已经独立，人民已经开始当家做主，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也已经结束，这时，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就应该而且必须成为最高的目标。改革开放以后，这一目标已经在逐步实现，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出版文化中的阶级论的批评和理论指导已经朝着文化的批评和文化的理论指导和方向转化。
诚然，意识形态的出版文化视角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用文化的视角来看待出版文化的问题，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认为社会文化是社会积累的产物，认为必须用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来武装自己的头脑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也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应该继承。
任何文化，科学文化、出版文化，它的不断形成的积累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建构的过程。建构，不是简单的数量和体积的增加，而是每一层的添加，都会使原来的文化产生出新的内涵和全新的质量。文化或者出版文化的积累过程，将使其中的每一个参加体，只要是进入了这个建构之中，就已经不再是它原来的面目，而是出现了脱胎换骨的根本的改造，成为了一个新的结构、新的模式和新的分子。
所以，一本《红楼梦》，单个地看只是一本《红楼梦》，然而一旦融入中国出版文化的领域，它就远不是一本《红楼梦》的文学意义了，它具有了中国社会、政治、历史、经济的无比丰富复杂的意义。《鲁迅全集》，单个地看，只是一种《鲁迅全集》，但是一放到整个出版文化的河流中，也并不就是简单的《鲁迅全集》了，它将和已有的出版文化一道，结构出丰富复杂得多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
一部中国出版文化史，从建构的理论来看，就是从前到后不断的包容和涵盖的历史，就是从后向前的不断地隶属和介入的历史。所以，历史文化不可能被割断，所以在文化的研究和继承中，至少在出版文化的研究和继承中，无法以单纯的机械的意识形态理论作简单的阶级的分类。在出版文化中，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出版文化，无产阶级照样必须大胆“拿来”，加以“扬弄”，得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
如果用文化视角的理论来涵盖出版文化，则出版文化部门就担负着梳理、积累、储存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的重任；承接着传播人类所生产的一切为全人类所共同享有的信息资源的历史使命。这是人类文明之共需，这也是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之所求。
回顾商务印书馆一百多年的历史，假如她仅以“商”字来处理出版文化问题，她就不可能成就这样的大业。商务的成功，还有一个也许是更为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商务历来以文化的视角来处理出版文化问题。以文化的视角处理出版文化的问题，就把文化的发展、积累，人民的教育、提高，民族传统的继承，外来文化的借鉴，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以文化为视角，商务就不会视政治气候而投机，不会为金钱利诱所心动，在商务的眼中，中华民族的文化高于一切，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的任务至高无上！
商务印书馆百年的经验，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
又是意识形态的视角，又是文化的视角，我们究竟该如何来看待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呢？
我们以为，正如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方针是在爱国主义和炎黄文化的涵盖下抽象出的更高概括，出版文化也可以并且应该做出更高的概括，那就是，从文化的角度看问题，把出版看成是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的工作。这样一来，出版文化的涵盖面就大大地扩展了。中华文化高于意识形态，在文化视角的观照之下，出版就有了宽阔得多的道路。
因为要提高中华民族文化水平，所以，除了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还应该出版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书籍；不但应该出版哲学社会科学的书籍，还应该出版经济财政类的书籍；不但应该出版优秀的高雅的文学艺术作品，还可以出版通俗的、寓教于乐的通俗文艺作品，以适应人民群众的需要。是的，这样看来，对于出版文化来说，文化的视角要宽松得多。这就该是适合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大力发展的经济、大力提高中国人民文化水平的总任务和大方向的。
以文化视角来处理出版文化问题，是以高瞻远瞩的气概和吐纳四海气度相联系的，是以出版家的文化品位为基础的。既姓“商”，甚至于公开地亮出“商”字的大旗，但又以振兴中国民族的出版文化大业为己任，这才是中国出版业中的大器，中国出版文化的方向。
很显然，在此，主要就是必须提高出版业人员的素质：经营的素质和文化的素质。在我们的出版部门，应该出像张元济那样的出版家，应该学习像商务初期夏惠芳那样的创业的精神，也应该了解像王云五那样的经营之道，这同样是商务给予我们的经验。
如果以上两条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以此来估量中国20世纪的出版文化走向。即，出版文化一直向着商品经济的方向，同时又向着提高中华民族文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一种具有极大的文化内涵的商品经济，这同样又是一种具有极严格的商品规律的文化活动，商务是比较好的运用了这两条原则或者说是遵循这两条发展走向的，所以商务至今仍然是朝气蓬勃的出版先锋。
从世纪初的商品经济、文化视角到否定出版业中的商品经济、文化视角，又回到商品经济、文化视角的轨道上来，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但是，历史毕竟是人民自己书写的，人民自己回过头来去反思历史时，终于看清了历史的走向，然后，调整自己的方向和步伐，朝着宏远的目标，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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