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城镇化论文,进程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众所周知，经济增长引起城镇聚集、规模扩大和城镇化水平提高，城镇化反过来对经济增长也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呈现密切的相互促进关系。从经济角度看，城市化是在空间体系下的一种经济转换过程，人口和经济之所以向城市集中是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双重作用的结果，经济增长必然带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无疑又会推动经济增长。但就我国目前发展阶段而言，城镇化到底对经济增长起到多大的推动作用、经济发展对城镇化到底又起到多大的拉动作用？到底是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大，还是经济发展对城镇化的拉动作用大？这是社会各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在目前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形势下，搞清楚现阶段二者之间的关系对服务政府的宏观决策意义重大。为此，笔者在借鉴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取了城镇化率和人均GDP两个指标，对我国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定量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二、国内外已有相关研究成果概述
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在国外已有较长时间，如美国学者Lampard(1956)研究指出，美国城市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一种非常显著的正相关，经济发展程度与城市化阶段之间有很大的一致性[1]；Berry(1965)在选用95个国家的cross-section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时，也揭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的相关性[2]；Northam(1975)通过panel数据分析后，提出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线性经验关系式[3]；城市经济学家Vernon Henderson(2000)计算出世界各国的城镇化率与人均GDP(对数)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85。
就我国而言，也有许多学者对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如周一星(1997)对1977年世界157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料进行分析，发现除了科威特、新加坡、瑞士、乌拉圭等大约20个国家因受某种特殊因素的强烈影响、两种水平不匹配外，其余137个国家和地区的城镇化率与人均GDP之间是一种十分明显的对数曲线关系[4]；郭松利用单位根和协整检验方法探讨了1978年到2003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即长期均衡关系[5]；张颖和赵民(2003)从对广为引用的钱纳里关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城市化率关系论述的辨析出发，在实证统计研究的基础上，得出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一般关系模型与发展指标[6]；刘耀彬(2006)利用协整关系检验和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格兰杰因果方法，分时段地对我国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目前我国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增长是互为推进的关系，着眼于多要素的综合是协调好二者关系的有效途径[7]；易善策(2008)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分析了城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认为城镇化发展不仅与工业化的结构转型发展存在着互动关系，同时还深受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的影响[8]。
现有研究成果大都是基于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可能存在一种先验的互为因果关系为基础的，但经济学中变量间的相关性并不能代表它们之间的因果关联性，固然这种推断可以对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出某种判断，但是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检验城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果城镇化发展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国家就应该采取优先推进城市化战略，进而通过城市化发展来推动其经济增长；如果是经济增长带动城市化发展的作用大，则应该将重心放在经济增长方面；如果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是双向作用关系，则应着眼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调控。
三、基于时间序列的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目前确定城镇化指标及测度方法通常有两种，即主要指标法和复合指标法，角度不同，指标也不一样。城镇化的本质是集聚，综观各类指标从更一般的经济意义上讲，在借鉴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虑到全国历史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选取了最常用的城镇化率测度城镇化水平，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GDP、人均收入等指标皆可反映经济增长，考虑到人均GDP剔除了人口规模的影响，本文选择人均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变量。城镇化率和人均GDP分别记为u和g。在参与计量分析时，采用它们的对数形式来考察，因为对数形式有以下优点：一是符合经济增长理论的一般形式(如扩展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二是可以包含上述文献有关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的成果；三是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指标进行自然对数处理，记为lnu和lng。
回顾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线明显地可以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1978年以前是城镇化的停滞和低速增长阶段；1978年以后城镇化进程在理论和实践等方面均受到了社会各界前所未有的关注，是加速推进阶段[9]。由于1978年以前城镇化水平低、波动大、进程缓慢，有关变量的数据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故本文只对1978年以后我国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单整检验
由人均GDP和城镇比率取对数后的时序图(图略)可以定性地判断它们不是平稳序列，接下来采用ADF单位根检验的方法来检验变量的平稳性，避免“伪回归”现象，采用ADF检验方法检验序列是否平稳，滞后阶数的确定采用SC准则。
由表1可知，变量lnu和lng的ADF统计量都大于临界值，表明序列是非平稳的，存在单位根；而其一阶差分dlnu和dlng序列的ADF统计量都小于临界值，表明序列是平稳的。因此得出结论：lnu和lng均是一阶单整变量。
(二)VAR模型的建立与估计
由于现存的经济理论没有提供城镇化率与人均GDP之间动态关系的严格定义，所以不能用建立结构模型的方法来研究两者的关系。而向量自回归模型是非结构化的多方程模型，通常用于相关时间序列系统的预测和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影响。城镇化率与人均GDP的传导关系恰可用VAR模型拟合。
最一般的VAR模型数学表达式为：
从以上的方程可以看出：当前dlnu与其自身的滞后值有较大的联系，且呈现增强趋势；当前dlng主要受其自身滞后一阶的影响，其滞后二阶对其影响逐步减弱，同时与滞后二阶的dlnu有较大联系。
(三)Granger因果检验
在经济变量中有一些变量显著相关，但未必是有意义的。Granger提出一个判断因果关系的检验，解决了x是否引起y的问题，其实质是检验一个变量的滞后变量是否可以引入到其他变量方程中。一个变量如果受到其他变量的滞后影响，则称它们具有Granger因果关系。根据实际情况，基于VAR(2)模型，检验dlnu与dlng之间是否有显著的Granger关系。
上述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经济发展不是城镇化的格兰杰原因。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我国现阶段而言，城镇化水平对推动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作用，而经济增长拉动城镇化发展的贡献却不是很大。从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这可能是由于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和外生性所致。目前，我国城镇化进程处于历史上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人口和经济活动迅速向城镇集中，必然会由于规模效应而产生多方面的外部经济性，如需求关联和成本关联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劳动力市场的共享效应、信息技术的外溢效应等。另外，转移到城镇的人口相对于一般农村人口整体素质高、消费水平也高，由此带来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消费需求的增加；农民进城后由于城镇居民的增加将促进城镇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带来投资需求增加；农民转为城镇居民后为剩余的农民增加了更多的生产要素，会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进城后劳动力的非农化程度提高，将会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些多重效应叠加在一起必然会有力促进经济增长。
至于经济增长拉动城镇化发展的贡献不大，说明我国现阶段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不协调，分析其原因是我国长期以来城镇化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并由此影响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动。有学者研究认为，目前制约我国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增长相协调的因素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缓慢、土地政策与户籍管理制度存在弊端、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耗方式不合理、投资体系不健全和信贷支持不足、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意识淡薄等[9]。
(四)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VAR模型的主要功能并不是解释回归系数的意义，而是说明一个随机新变量的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影响和其相对重要性，这就需要用脉冲响应函数对其作进一步分析。脉冲响应函数可以描述一个内生变量对误差的反应，刻画的是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对VAR模型中内生变量当期值和未来值的影响。由于在VAR模型中，所有的变量都与其他的变量相关，因此，任何一个变量的冲击不仅会影响到自己的变化，而且会对其他向量中所有的变量产生影响。本文选择广义脉冲响应分析，脉冲响应检验结果分析如下：
首先，人均GDP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响应总体是波动的，在前三期处于正向响应波动状态，且开始时波动幅度较大，第三期之后呈现负向响应，随后的负响应先增大后减小，逐渐转为正向响应，强度逐步减弱。这表明当前的GDP与其滞后值存在一定的关联，并且关联度逐渐弱化及至趋于稳定。
其次，人均GDP对城镇化水平新息的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反应：前七期处于微调阶段波动幅度较大，一直持续到第七期；在第一期城镇化的正冲击对人均GDP波动就有一个负的影响，在第四期达到负的最大，然后开始逐步减弱，逐步趋于0，但其影响都是负的。分析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不难解释产生负效应的原因：地方政府在城镇化发展中存在较强的短期行为，热衷于搞“形象工程”；在现有的产业结构前提下，城乡都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存在理论上重视城镇化数量而忽视城镇化质量的现象。
再次，城镇化水平对人均GDP新息的一个标准差扰动在前七期也有一个微调的阶段，随后持续形成对人均GDP增长的正向响应；在第一期左右的时间形成负的响应，在第二期达到最大，到第四期时城镇化对人均GDP的响应开始转为正并且在第五期时达到最大，其后响应程度开始减弱，并趋于稳定，但始终都对人均GDP增长产生正向响应，延续时间也相当长。
最后，城镇化水平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响应程度较为强烈，一直呈现正向响应，并有一个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最后趋于稳定的过程，这说明当前的城镇化水平与其滞后值具有较强的关联度。
(五)方差分解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了VAR模型中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给其他内生变量所带来的影响，而要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并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则需建立方差分解模型。方差分解不仅是样本期间以外的因果关系检验，而且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并给出对VAR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本文对VAR(2)模型进行方差分解分析，结论如下：
人均GDP的波动在第一期只受自身波动的影响，城镇化进程对人均GDP的波动冲击在第三期才显现出来，这种冲击相对于人均GDP自身的影响非常微弱，只有12.45179%，此后有逐步增强态势，从第六期开始，冲击影响趋于稳定，稳定在30%和31%左右；城镇化水平从第一期开始就受到自身波动和人均GDP波动冲击的影响，受人均GDP波动的影响在第一期表现得相对较弱，此后总体稳定在预测方差的6%和7%之间。以上分析与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的结果基本一致。
四、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由于地区之间资源状况、生产力布局、经济发展速度不平衡，经济状况存在差异，在对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上如果只考虑时间序列模型，势必会忽略各个地区的个体差异；如果单纯考虑横截面数据又会造成无法动态反映经济变化趋势的问题。为克服以上两种缺点，本文进一步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各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增长做实证分析，本文以我国31个省市为横截面单元，样本区间为2000—2009年。
一般的线性面板数据模型可表示为：
根据样本数据的性质不同，模型1、模型2又都有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之分，并分别对应不同的估计方法。如果仅以样本自身效应为条件进行推论，宜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如果欲以样本对总体效应进行推论，则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本文对我国31个省市进行比较分析，数据包含了所有省市资料，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一)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开始协整检验之前，首先需要考察模型中的变量是平稳的还是非平稳的，即每个序列是否包含有单位根。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方法包含两类：一类为相同根情形下的单位根检验，假设面板数据中的各截面序列具有相同的单位根过程，如LLC检验、Breitung检验和Hadri检验；另一类为不同根情形下的单位根检验，此类检验方法允许面板数据的各截面序列具有不同的单位根过程，如Im-Pesaran-Skin检验、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除Hadri检验的原假设为时间序列/截面数据中的各截面序列都不含有单位根，其他检验的原假设均是时间序列/截面数据中的各截面序列都含有单位根[15]。
由表4可知，不是所有检验的结果都是一致的，但考虑到拒绝原假设犯第二类错误的风险太大，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断定面板数据中的lnu、lng均为非平稳的I(1)。这一结果说明两变量之间可能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因此有必要进一步验证是否确实存在协整关系。
(二)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
通常认为城镇化与经济增长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城镇化水平上升越快，经济增长速度也越快，而城镇化水平的下降也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从现实经济意义考虑，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伪回归现象。在面板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本文接着对lnu和lng进行面板协整检验，以检验各个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方法有两类：一类是建立在Engle-Granger二步法检验基础上的面板协整检验，主要有Pedroni检验和Kao检验；另一类是建立在Johansen协整检验基础上的面板协整检验。本文Pedroni检验，其优点是允许最大程度的个体差异，不仅每个个体的协整系数可以不同，而且还允许有不同的短期动态学。Pedroni检验对不存在协整关系零假设的检验主要是通过计算假定协整回归的回归余项。该检验在对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时，使用的具体原假设和备择假设分为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维度内检验，检验同质面板数据的协整关系，构造了四个面板统计量对原假设进行检验，包括Panel v、Panel rho、Panel PP、Panel ADF；第二种情形是维度间检验，主要检验异质面板数据的协整关系，构造了三个面板统计量对原假设进行检验，包括Group rho、Group PP、Group ADF[15]。
由表5可以看出，Panel v-Statistic、Panel rho-Statistic和Group rho-Statistic没有通过5%显著性水平的检验，其余统计量都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考虑到本文的小样本性质，在Pedroni检验中Panel ADF-Statistic和Group ADF-Statistic较其他统计量具有更好的小样本性质，因此在小样本模型中主要参照Panel ADF-Statistic和Group ADF-Statistic来判断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本文中Panel ADF-Statistic和Group ADF-Statistic均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的检验，因此可以判断出我国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三)面板数据模型
面板数据协整检验显示了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接下来就是建立面板数据模型。首先需要检验样本数据究竟符合哪种面板数据模型形式，从而避免模型设定误差，改进参数估计的有效性。经常使用的检验是协方差分析检验，在参数不随时间变化的情况下，主要检验如下两个假设：
以人均GDP为被解释变量，城镇化率为解释变量，固定效应变系数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结果见表6。
该模型的可决系数达0.9330，F统计量为56.6135远远大于临界值，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很高，DW检验值为1.6889，证明残差无严重序列相关，从统计学理论意义说，该模型的整体效果不错。由于以人均GDP为被解释变量，城镇化水平作为解释变量，分别取对数以后进行回归系数的最小二乘估计，所以回归系数就是经济增长对城镇化水平的弹性。
从表6可以看出，模型中除上海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外，其他地区的回归系数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我国31个省市人均GDP对城镇化的弹性均为正，这说明我国并没有出现过度城镇化现象。取全国各省市区弹性系数的算术平均数得出，我国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点，可以维持7.1%的经济增长水平。由于各省市经济发展的侧重点不同，对城镇化的建设力度不一，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是不同的。
表7是根据弹性系数进行31个省市的排名情况。排除系数检验不显著的上海市，吉林省的弹性最高，说明城镇化对该省的经济推动作用最大；西藏的弹性系数最低只有1.812，说明城镇化对经济推动作用最小，这与当地的城镇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水平是基本一致的。
五、结论
本文运用两种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以及方差分解分析一致表明，城镇化水平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作用，而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贡献却不是很大。这一结果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相符。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的发展为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带动了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离不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面对我国目前城镇化水平仍然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客观现实，今后一个时期，城镇化仍然是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对于拉动消费、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以及对缩小城乡差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2.通过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得出我国31个省市的经济增长和城镇化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在协整检验的基础上，建立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继而得到各省市经济增长对于城镇化的弹性。各个省市区经济增长对城镇化发展的弹性均为正，排除系数检验不显著的上海市，吉林省的弹性最高，西藏最低。从全国整体而言加快推进城镇化仍然具有巨大空间。经济增长对于城镇化发展弹性系数的差异反映了各省市区城镇化水平的差异以及城镇化建设力度和政策支持的不同。
基于上述结论，特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从宏观经济政策导向上，走城镇化优先发展并依靠城镇化带动经济发展的路子。我国目前正处于转方式、调结构的关键时期，建议各级政府要把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进程作为今后一个时期“转方式、调结构”的关键措施来抓，使其带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
2.明确城镇化建设的总体思路。根据我国国情，我国城镇化建设应该走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小城镇五个层次城镇体系协调发展的路子。在战略上建议实施“都市圈带动”战略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在工作部署上建议“抓两头、带中间”。一是突出抓好特大型城市建设尤其是全国中心城市和省域中心城市，发挥其在都市圈中的带动作用；二是突出抓好小城镇建设，发挥其在转移农村人口中的主渠道作用；三是在突出特大城市和小城镇主体功能的基础上，带动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发展，努力构筑起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和农村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
3.高度重视城市的圈状发展。现代城市经济理论认为，城市发展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层级发展，即由人口规模、经济影响力乃至政治因素等形成了具有不同地位和作用的全国中心城市、省域中心城市、市域中心城市、县域中心城市以及农村小城镇；二是圈状发展，即具有明显的中心带动城市、地域联系及经济联系紧密的城市组群形成城市圈(一、二层级的城市规模多数为特大型城市和大型城市的称为都市圈)。从我国目前情况看，各个层级的城市均有各级政府作为责任主体，因而对城市的层级发展比较重视，而对城市的圈状发展重视程度不够。建议今后应更加重视城市的圈状发展，并以圈状发展带动层级发展。
4.以统筹县乡村基础设施为总抓手加快小城镇建设。在五个层次的城镇体系中，小城镇是薄弱环节。由于“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以及长期“县事县办、乡事乡办、村事村办”的工作思想，县级政府过多关注县域城区建设，对小城镇建设关注不够，而乡镇虽是小城镇建设的投入主体，然而目前大多数乡镇财政形同虚设。建议要结合目前城乡一体化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赋予县级政府对县域范围内的县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实行统筹的责任，以此来带动小城镇建设。
5.结合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以解决进城农民的后顾之忧为重点，加速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转移。进城农民工之所以在城乡间“摆渡”，主要有“三难”：子女进城上学难、缺少城镇社会保障、购不起房。建议围绕解决这“三难”问题出台相应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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