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蒂夫#183;富勒的科学治理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富勒论文,思想论文,科学论文,论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204(2013)05-0001-05
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具有反思意味的“科学技术研究”(STS)，正在逐渐影响一味推崇大科学的美国化新实用主义，从而成为可以选择的意识形态或政策理论之一。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治理理论的逐渐成长与发展，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的治理问题，逐渐被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们重视，相关研究大量出现。英国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又译作“沃里克大学”)教授史蒂夫·富勒(Steve Fuller)是研究科学治理思想的著名学者，其思想集中体现在其一系列相关专著和论文中。富勒围绕科学家的犯错权展开研究，阐明了科学治理所信赖的意识形态应是开放社会中的共和主义。他深刻论述了在科学与工业相结合的背景下，日益庞大的大科学和科学共同体中日益严重的精英主义如何对科学中的共和主义进行腐蚀，科学自身的地位也因此面临严峻挑战。同时，富勒也以科学治理的最主要场所——大学为重点，提出科学世俗化与民主化，以实现科学治理的共和主义理想的复兴。
一、富勒的科学治理思想
(一)科学治理的思想逻辑：开放社会—犯错权—共和主义
随着科学与技术、工程乃至工业的逐步融合，科学与社会的结合越来越紧密，要想实现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依靠传统的政府机制实现的“科学统治”(government of science)难以为继，向科学、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认可的共同目标所引导的“科学治理”(governance of science)转变势在必行。“与统治相比，治理是一种内涵更为丰富的现象。它既包括政府机制，但同时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治理的实质在于，它强调的是机制，强调的是不同社会角色为了共同目标的协调行为，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权威和制裁。”[1]实现科学治理的一个理论基础就是要找到一种科学家和公众共同信赖的意识形态。富勒认为，这种意识形态就是开放社会中的“共和主义”，其关键环节是对犯错权的宽容。因此，富勒科学治理思想贯穿始终的逻辑主线就是：科学界是一个开放社会，必须维护科学家的犯错权，实行科学共和主义策略。
富勒开放社会的理念与其思想渊源有关。富勒在阐述自己的思想时，继承了波普尔和费耶阿本德关于19世纪科学的规范性传统，认为科学必须作为一个开放社会而得到支持并作为一个模式服务于全社会。[2]尤其是对于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的共和主义价值，富勒坚信不疑。开放社会是相对于封闭社会的一个概念，其思想主要包括三点：第一，认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并没有明显的边界，两者是可以协调在一起的，从而可以推出两者所代表的自由和平等同样也是可以相互融合的。第二，科学具有普遍适用性，处于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具有凭借自己的能力获得知识的权利；第三，反对封闭社会中“过去超决定地影响未来”的观点，认为未来总是开放的和令人好奇的，科学允许人们在探索未来的过程中不断犯错并从错误中积累经验。[3]49—52富勒通过选择开放社会作为自己的理论基底，为进一步提出犯错权及共和主义做好了理论准备。
富勒认为，开放社会最根本的原则就是保障出错的权利——犯错权。犯错权在科学认识论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科学理论的价值判断可分为长期和短期。从短期来看，科学理论可能被当时的证据和社会环境所证伪。但从长期来看，随着科学的进步，同样的一个理论可能被随后的研究和经验所证实。可以说，没有犯错权，科学将停滞不前。波普尔也很看重犯错权，甚至认为区别人们与动物的人性存在于这样一种可能之中：一个成功的理论由先前曾经失败过的科学家提出来。[3]116可见，保证犯错权的实现对于科学发展十分重要。它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广阔视野保障了科学家不断探索的勇气，指引着科学不断前进的方向。
富勒认为，犯错权只能在共和主义中存在，这是由于“自由主义发现错误的前景由个体承担实在太危险，而共产主义将承认错误描绘成对集体的背叛”[4]9。只有在共和主义中，对于不同见解的自由表达的宽容可以保护社会成员的犯错权，使得犯错权不仅是一种真正的权利也是一项义务。与封闭社会的具体化——罗马独裁主义不同，开放社会的具体化形式为雅典的共和主义。[3]50共和主义汲取了雅典共和制度中的精髓，将个人自由与集体责任融合在一起。富勒将共和主义概括为三点：“第一，由于倾听反面的意见，人们的判断可以变得更好；第二，人们不需要害怕由于表达了意见，而影响他们的物质福利；第三，人们可以诉求于‘公共利益’或‘公民理想’，进行超越特定个人和集团利益的审慎思考。”[4]21共和主义具体运用到科学研究时，一方面，要求在科学共同体内科学家都是平等的，并鼓励他们进行开放性的交流、批评与借鉴，产生错误的责任由科学共同体集体承担，从而促进新科学知识的探索和发展；另一方面，重视公众的参与，使公众的独到见解能与科学家的专业优势相结合。
(二)科学治理的现实指向：大科学与精英主义
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社会建制的发展，科学与社会的互动愈加频繁，仿照现代工业形式组织起来的大科学逐渐取代了18，19世纪的小科学，成为当代科学组织系统的主要形式，物质化与路径依赖性是其两个主要特征。同时，科学内部机制在运行过程中，也难以避免地出现了与其他社会组织相同的社会分层现象，且等级差距逐渐拉大，直接导致了科学界的精英主义。富勒认为，大科学和精英主义的出现，逐渐腐蚀了科学的共和主义形态，对科学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大科学的首要特征就是物质化。在科学与技术研究中，法国科学哲学家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最早把物质化的大科学称为“技性科学”(technoscience)；法国学者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发展了这一概念，强调科学具备技术产品特性——实用性及物质性。[5]富勒在研究中引用了这一概念。[3]2富勒认为，原子弹被发明出来之后，物理学、生物学乃至社会科学呈现出令人生畏的技术性，这使得涉及大科学的研究成本和竞争激烈程度飞速上升。[6]由此可见，现代科技活动规模巨大，往往需要大量的仪器设备，需要社会大量的投入，不可逆的启动投入中包含的人力和财力总量成为科学进步的指标，而科学研究实际取得的效益却没被考虑。物质化的大科学造成的后果是：除非科学家进人大科学复杂的自组织系统，否则他们将被排除在主流前沿研究之外；而大科学对于公众而言更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领域，公众难以参与。知识生产的主要场所——大学，也受到物质化的影响，将知识生产的意义等同于知识产品的数量——书和文章越多越好。
大科学的另一个特征是路径依赖性。这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是大科学物质化特征的进一步延伸。在大科学的科研项目中，社会在仪器设备、人力成本上大量投入，项目一旦启动，这些投入全部成为“沉没成本”，这使得项目只能不断进行而很少中途取消，因此，大科学时代的科研项目具有不可逆性。同时，大科学所代表的当代科学为人们提供了所需要的食物、服务等，人们逐渐适应了大科学，也没有动力去改变已选择的大科学的发展路径。富勒将此称为“适应偏好结构”[3]112。但从科学与人类发展的大视野来看，大科学的路径依赖性使得大科学所代表的观念、价值、技术和设备等限制了人类选择未来发展道路的可能方向，这就重演了封闭社会中“过去超决定地影响未来”的情景，与开放社会理念完全相悖。达尔文主义生物学家将此称为“过度适应性”，大科学本身的严重弊端将使科学走向衰落，进而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3]120
富勒认为，随着科学活动成为巨大而复杂的社会建制，等级造成的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社会分层日益严重，科学活动中盛行精英主义；精英主义不仅在科学共同体内部，还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对科学治理的进程制造了巨大的阻碍。首先，在科学共同体的内部，尤其是在大学之中，精英主义更加印证了默顿的累积优势原理。毕业于精英大学和已经获得声望的科学家在获得科研资金、项目、职位和荣誉等方面拥有绝对的优势，这使得普通科学家的犯错权难以保证，普通科学家的研究自由受到严格约束，稍有不慎就会被科学界精英所孤立，甚至危及自己的职业前途。其次，在科学家与公众的关系上，精英主义造成了科学家与公众沟通、交流的障碍。在处理科学社会问题时，科学家往往借口公众缺乏相关的科学素养，代表公众做出判断与决议，并通过学科术语、自治组织及专业论坛等学术专业网络阻碍公众参与科学治理，这与共和主义背道而驰。最后，从新兴的生物社会学视角来看，科学中的精英主义通过赋予自然科学以社会性，为政治社会中的歧视、孤立等现象提供了虚伪的理论依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既得利益者的强势地位，这与开放社会的原则相悖。[3]125—126
(三)科学治理的实现路径：科学的世俗化与民主化
面对当代大科学和精英主义对于科学意识形态的挑战，富勒着重论述了对科学共和理念和犯错权的重构。富勒主要从科学的世俗化和民主化来实现科学治理。
世俗化最初是由西方宗教社会学提出来的概念，即教会及宗教组织失去了对法律、政治、公共福利、文化、教育和科学的影响，宗教修行变成个人之私事，基本丧失了公共意义，即宗教的“祛魅”。[7]一方面，与16世纪宗教权威对社会造成的迷惑类似，社会学家认为当代科学权威也具有很大的神秘性。[8]另一方面，“科学发挥着世俗世界理性秩序源泉的功能……科学已经变成一种多方关注并得到物质投资的事业”[4]141，这些特点使得科学本身应是社会性的。因此，在探究科学的共和理念重构时，必须对科学进行世俗化，消除科学对于社会的神秘性，使科学与社会更加良性地发展。
富勒对科学世俗化的阐述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逐步将科学与国家相分离。取消科学研究的国家拨款，推动公众参与可供选择的科研项目，科学家需寻求社会各方面对于其科研项目的支持，这将使科学经费的根本原则从“为努力而支付”(制度相对封闭，基于科学家的资历和以前的工作，而不是研究计划的前景)转向“为结果而支付”(制度边界具有更大的渗透性，以奖励为基础的资金制度)，激励科学家在进行科研项目时选择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可替代性方案，有效遏制大科学的物质化倾向。[4]152—153
第二，物质化的削弱使得科学能够以较小的规模进行。这与人们可以合理期望的一个研究共同体的规模水平相符合(这正是费耶阿本德以“猜想与反驳”形式存在的科学所需要的小而融洽的环境)，也可以使科学家同时展开多种不同路线的科学研究，并敢于对已有的主流研究范式提出质疑和批评，以免科学家仅仅因为在某一方向上已经投入过多资源，而不得不顺着一条道走到黑。[4]150
第三，重塑科学发现与论证的概念与环境。传统科学的发现与论让过程被认为是支流(每一项发现)汇入主河道(主导论证范例)，而富勒则认为科学论证的目的是把发现整合到实践中去，从而筛除与发现相关的背景文化的任何优势，科学发现与论证的关系应是主河道(有偏差的发现)汇入三角洲(发现的多重论证)。[3]80—81[4]161—162
第四，大学应成为科学研究的各种范式相融合的世俗化空间。以科学的真理为标准而不是以科学家的累积优势为标准对科学进行评价，明确自身作为批判地检验知识最可靠场所的角色；逐步改变在课堂上只讲授主流科学范式的传统做法，允许不同的科学理论在课堂上出现，将思考的空间留给学生，这样可将学生培养成通才；突破大学科学共同体内部狭隘的争斗，鼓励科学家将自己的主张与公众利益联系起来。[3]39后两点都是针对科学中出现的精英主义而提出的。
同时，富勒还提出了科学治理的民主化建议：
第一，通过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科学家实行民主的同行评议。富勒借鉴美国新政时期的一些成功经验，建议通过招聘更多的科学家来扩展科学评议人的范围，即提倡由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科学家组成科学界的“贵族院”，通过同行评议的民主化，消除非精英科学家对于触犯同行评审者的担忧，使他们重获自己的犯错权。[4]173
第二，建立广泛的科学政策论坛。富勒认为，在大科学时代要想获得科学的良好治理，实现共和理念的重构，必须提供这样的科学政策论坛，使得科学家、高校管理者和普通教师等科学工作者能够参与确定所在领域的发展方向，而公众也能以兴趣为基础参与、发表意见，参与投票。不同的科学家在这个开放的论坛上就自己的提案进行辩论，由于有公众的广泛参与，论坛的辩论必须使用“公民语言”，从而使得隐藏在技术性术语中的夸张和欺骗暴露在公众面前。科学工作者和公众共同选出并通过的科研项目将能最大限度地代表公共利益，从而实现科学的良好治理和开放社会中共和主义的重构。[4]206—212
二、富勒科学治理思想的贡献与不足
(一)富勒科学治理思想的理论贡献
富勒基于共和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科学治理研究，形成了完整的科学治理思想体系，具有重要的哲学理论价值。
第一，富勒以“开放社会—犯错权—共和主义”为逻辑主线阐述其科学治理思想，对科学技术研究领域进行了新的探索和有益的开拓，并尝试将科学技术研究中的史学、哲学和社会学三个维度进行统一。面对大科学时代，各个学科相互竞争并日益疏远的情况，富勒并不是将科学技术研究定位为一个新的学科，而是将其定位成一个重新融合学术界各个学科的“发动机”。[3]124—125在其大力宣扬的科学治理思想中，富勒首先从哲学的维度重申，体现共和主义和犯错权应是科学治理的精髓和主线，并从社会学的维度分析了负载着社会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大科学如何对这一主线构成了挑战，进而提出科学政策建议，而贯穿始终的是富勒从史学维度建构的开放社会理念——过去并不决定未来、学习科学的过去经验是为了更好地选择未来。富勒将科学技术研究的三个维度统一到自己的研究之中，有力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研究自身的发展，也有利于科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
第二，富勒揭示了当代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一些学者运用科学为自己服务时所忽视的。大科学中的物质化倾向，使得科学研究需投入大量资金以购买设备，富勒在研究中所提到的超级超导对撞机即是一例；而有人却将这视为知识生产良性发展的标志。大科学路径的依赖性使得人们陶醉于大科学所带来的物质福利，但却对核危机、气候变化等深层次问题视而不见。科学中的精英主义将使科学界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最终窒息科学的活力，阻碍科学的进步。富勒的理论将这些问题深刻地揭示出来，启示人们只有及时发现问题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否则当问题积重难返时，就会错失挽救的最佳时机，甚至阻碍人类的进步与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富勒在分析问题时所运用的视角十分宽广，有助于人们对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与研究。正如拉维兹(Jerome R Ravetz)在评论富勒的著作时所说的：“史蒂夫·富勒和我探讨了共同的话题，但他将科学的兴起和可能的衰败放在了更加宽广的历史和文化视角下来进行分析。”[9]
第三，富勒通过对科学治理思想的阐述，重塑了科学发现与论证的语境与概念。富勒反对库恩传统的科学发现与论证过程，即每一项科学发现必须按照所在领域的主导范式加以合理化，提出了关于科学发现与论证的新观点：科学发现的起源都是清晰的，科学论证的目的是使发现能够适应尽可能多的不同文化，以认识各自文化中的科学发现潜力。[4]161—162这为消除西方国家的文化优势、激励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国科学事业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富勒用主河道(有偏差的发现)汇入三角洲(发现的多重论证)的修辞，用三角洲比喻各个科学范式交流、融合、统一的空间，从而表达了其复兴科学的统一特质的愿望。[3]81
第四，富勒通过把科学治理思想建立在共和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上，强调了在科学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公众参与的重要性。富勒认为，一方面，公众的参与可以改善科学共同体长期以来的内部“自治”传统，从而打破了现有科学共同体内部长期形成的引用文化(即奉行论文引用率评价标准)、等级分化和精英主义等固有顽疾，有力地推动了科学共同体内部向着默顿所提出的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有组织的怀疑科学精神的回归。[10]另一方面，在处理社会问题时，科学专家的观点难免受到自身利益和利害关系的影响，难以做到完全中立，同时专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之外与普通公众无异。[11]所以，公众对于科学政策的及时参与，可以打破单独依靠科学家进行决策的偏见和片面，选择最能代表公众利益的政策议程，将科学家的专业性与公众的广泛代表性相结合，从而推动科学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与发展。
(二)富勒科学治理思想对大学建设的启示
富勒认为，大学既是历史上知识生产的主要平台，也是科学治理的起点和主要场所。因此，富勒的思想对大学建设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第一，大学应明确其自身的定位，卸除与自身定位不符的社会功能，恢复其促进科学探索、交流、融合、传播的社会角色。富勒构建了理想的大学图景：大学应当财政相对独立，保持科学批判的独立性，依靠科学研究的“苦行和禁欲”生存而不是依靠财富生存；卸除其颁发资格证书等次要功能，明确自身作为批判地检验知识最可靠场所的角色；促进大学与社会的互动，及时将大学生产的知识传播到社会中去。[4]164—165此外，富勒特别强调，大学应复兴逻辑实证主义者所倡导的“百科全书”传统。[3]80即大学应跳出学科之内的狭隘利益，从更大范围的社会利益出发，为不同科学研究范式的交锋、批判、融合和交叉引用等活动提供一个平台，使各种各样的思想凝聚成统一的知识力量，使得大学就像一部“百科全书”一样为人类的进步与发展提供能量。
第二，改革大学中科学共同体运行的相关制度，提高科学家科学生活的质量，激励科学家不断进行科学探索和创新。当今大学中科学共同体运行的两个主要制度是同行评议和引用文化，而这两个制度的异化严重阻碍了科学自身的发展，是造成科学界“马太效应”和精英主义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使得科学家一旦没能进入同行评议设定的主流研究范式，或其发表的文章缺乏科学界的引用和回应，其在科学共同体中就将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甚至被迫放弃科研生涯；而那些占据主流的科学家因为最初的著作保证了其学术地位而丧失了继续工作的动力。因此，制度的异化将成为科学前进动力和活力的桎梏，必须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改革。富勒提出了扩大同行评议科学家代表的组成范围、限制科学家准许引用文章的数量、在研究中加注正反两方面的引用等建议。[4]129—130
第三，在对学生的教育培养方面，需注重对学生的“通才”式培养及其社会责任和合作意识的培养。富勒的科学治理思想提倡跨学科研究和学科的融合统一。因此，应当改革现有大学教育中的弊端，严格限制不适当的过早分科和专业学习，避免主流研究范式的灌输，而应将各种学术思想介绍给学生，让学生自己批判、思考、选择。[12]另外，大学生应是未来公众参与科学政策论坛的主力，在教授知识的同时，需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合作意识，鼓励他们承担社会责任，锻炼与人交流沟通的能力，为未来参与科学政策论坛并代表公众发表建议、制定决策做好准备。
(三)富勒科学治理思想的不足
第一，富勒的科学治理思想所建立的意识形态基础是共和主义，而在西方政治哲学理论中，共和主义是介于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中间的一种不稳定的过渡意识形态。富勒在其著作中也承认：“按照约定俗成的说法，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是治理的‘纯粹形态’，共和主义则被看作一个不稳定的‘杂种’。”[4]23—24这使得共和主义在运用中很容易与共产主义或自由主义相混淆，而富勒在以共和主义为主线论述科学治理思想时，忽视了对其所主张的共和主义如何与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相区分做出详细说明。这也是其思想被其他学者所批判的主要方面之一，如查莱兹奥(Jose Lopez Cerezo)就曾经专门撰文质疑在全球范围资本主义占据主导的背景下，富勒所提倡的共和主义和资本主义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是否存在不同。[13]同时，富勒一些重要观点的准确性有待商榷，如其认为“共产主义将承认错误描绘成对集体的背叛”，只反映了其对于特定现实的偏颇看法，显然是难以成立的。
第二，富勒关于科学世俗化的提议有些偏激，他提议科学与国家相分离，却不自觉地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他试图让科学竞赛仿效体育竞赛，强迫科学家为了科研寻求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使得科学知识的研究呈现“顾客化”和“市场化”的倾向。[4]152—153这难免使得科学研究的经济色彩更加浓厚，与科学主要追求真理的基本目标背道而驰。此外，面向市场的应用研究容易得到社会的经济支持，但出于国家政治和公民权益的考虑，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基础研究项目由于难以在短期内取得社会效益，只有靠国家的财政支持才能进行，因此科学和国家应该是“有限度的分离”。
第三，富勒提出的公众参与的科学政策建议仍然具有“乌托邦”色彩，实施的可行性值得商榷。其一，富勒提倡的科学政策论坛是建立在公众对于社会问题乃至科学问题已经具有足够的知识的基础之上的，但现实情况却是公众只了解自己的工作和居住地等小范围知识，若参与国家一级的科学政策论坛，公众的知识储备仍然不足。其二，富勒认为，公众会凭借自己的兴趣积极参加论坛，但现实情况是公众缺乏充分参与论坛的时间、兴趣和积极性。如何运用具体制度保证公民参与的时间和积极性，富勒对此缺乏相关的讨论。其三，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如何使科学政策论坛的决议被现有的政治决策过程所采纳，仍需进一步探讨。
三、结论
富勒的科学治理思想具有多个层面的内容及正负两方面的意义。富勒的科学治理思想呈现从开放社会的犯错权到共和主义理想的逻辑链条，现实指向主要针对大科学及精英主义的改进，实现路径指向科学的世俗化与民主化。富勒的科学治理思想重塑了科学发现与社会参与的互动关系，对当今大学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但对于其过于理想化的科学共和主义思想，应当保持警醒并进行补救。
收稿日期：2013-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