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战略取向与中国经济增长绩效_投资率论文

分配战略取向与中国经济增长绩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绩效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分配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十一五”规划中，“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实现又快又好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普遍提高”①，这实际上已经通俗地概括了经济增长绩效的含义——高速而平稳的增长，并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那么，消费、投资与“大起大落”、“又快又好”有何关系？

刘向农(2002)认为投资需求对国家政策措施敏感，对短期经济拉动作用明显，但长期内需要消费需求的协调增长来支持。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2003)的分析结果表明，转轨期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收入差距扩大、就业形势严峻等，消费乘数作用减弱，投资和消费之间还未完全形成良性循环机制。刘立峰(2004)通过国际比较，认为很难为消费率定一个合理的标准，合理的消费和投资的关系必须视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国情而不同。国家统计局综合司(2005)则认为目前的高投资率不利于投资与消费的协调增长，不利于可持续发展。许多文献也指出在当前内需不足的情况下需扩大消费需求（例如：尹世杰，2002；王政露，2003；陈鸣，2003；周学，2003等）。纵观现有的文献和国内的经验，主流观点普遍认为投资消费必须互相促进以保持可持续的发展，因而在目前主要靠投入型增长（王小鲁，2000；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5；李杨和殷剑峰，2005；等）的宏观环境下，我们可以理解“促进消费”政策取向的现实背景。

关于消费、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有许多文献做了实证的分析，Gregory C.Chow:(1985,2002)在持久收入假说和乘数模型的基础之上构造了中国GDP的计量模型，进而说明消费、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更多的研究是在凯思斯需求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协整理论、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ECM)等分析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这几个变量之间或两两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关系，以获得消费、投资对GDP的作用分析（例如，刘学武，2000；杭斌，申春兰，2004；等）。然而，当我们关注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可忽略政府意志的决定性作用。消费率和投资率的变化关系反应了国家分配战略的意志，而在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进程中，发展战略的推进或扭转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在现有的文献中，鲜见从战略取向的角度探讨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关系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仅仅是从消费或投资的绝对增长对经济拉动作用进行分析，并且在讨论消费率和投资率的关系时，也仅仅是定性地说明二者之间应该促进，而没有给出定量分析的理论框架。

基于这些空白，本文首先按照我国经济起飞的现实，将分配战略取向归纳为重积累轻消费战略和积累消费共同促进战略，构造了一个两部门的二期模型，分析两种分配战略下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较的定量关系。接着在实证中，构造积累率增长率和消费率增长率之差与GDP增长率的增长率的VAR，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和方差分解等证明，积累消费比例变化的波动将影响经济增长的波动，说明改革的战略目标应是在促进积累和促进消费之间合理加权。文章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给出了战略取向分析的理论框架，第三、四部分构建了一个两部门的二期模型并分析战略取向的扭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推导出【推论1】和【推论2】，以及【命题】。第五部分对【推论】进行实证检验，给【命题】提供实证证据。最后是总结和政策建议，附录说明了本文所引用数据的来源和处理方式。

二、理论框架

林毅夫等(1999)称改革以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为违背我国资源禀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为了扶持不具自生能力的国有重工业企业，国家采取了低投入品价格、低工资率、低生活必需品价格等措施，最大限度提高积累水平，致使人民生活水平在长期得不到改善或改善甚微，显然，这违背了经济增长绩效地含义。罗斯托（中译本，2001）的经济增长阶段论认为自经济起飞以后，将迈向成熟和大众高消费时代，社会的主要注意力从供给转到需求，从生产问题转到消费问题和广义的福利问题，例如美国二战以来家庭汽车、真空吸尘器等高档电器消费的增长和西欧福利国家的发展都属于这一种情况，他将中国的起飞阶段定于1952年以后。②

因此，经济增长不能脱离消费水平这个作为度量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而纯粹追求积累，必须在高增长地同时关注提高居民消费水平，这是经济起飞阶段积累消费必须共同促进的出发点。因此，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最大化积累的战略只是过渡式的战略，它将最终让位于积累消费共同促进的战略，以回归经济增长绩效的真正内涵：高速而平稳的增长，并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本文将战略取向归纳为重积累轻消费战略和积累消费共同促进战略，显然，1979年开始的渐进式改革扭转了重积累轻消费的战略而迈向积累消费共同促进战略。由表1得知战略取向扭转前后的GDP增长与消费情况：从1952年到1978年，居民消费水平增幅大大落后于GDP的增幅，而在战略扭转以后，1985年至2003年继续保持高增长，但从弹性的比较中（表1中的Y/X列）可以看出，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有了较大的改善。

随着战略取向的改变，产出的分配格局和经济增长的态势均发生了改变。由图1可知，1979年以前，在重积累轻消费战略下，国家意志的影响反应在投资增长的大幅起落上，消费增长率则保持在低而稳定的水平，因此二者差距很大，而在1979年改革以后，战略扭转为积累消费共同促进，二者增长率走向趋同。从图2也可以明显地观察到这个趋势，在1979年以前，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波动较大。而在1979年以后则走向趋同。同时由图3可以看出，1979年以后GDP保持了高速增长，而增长速度与改革以前相比明显地趋于稳定。那么，当战略取向由重积累轻消费扭转为积累消费共同促进，是否达成经济又快又平稳发展的绩效？在第二部分我们建立的模型将讨论这个问题。

图1 1952～2004年资本形成总额增长率和最终消费增长率比较（当年价）

图2 1953～2004年消费率和投资率波动情况比较

图3 1953～2004年实际GDP增长率（可比价）

三、模型

在重积累轻消费的战略下，重工业部门资本大量积累，而轻工业部门几乎停滞，经济增长主要来自重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忽视了消费品部门的增长。当战略取向扭转为积累消费共同促进，工业部门和消费品部门同时吸纳资本投入，从而增加全社会资本存量总额，实现经济增长。

我们通过一个两期的模型来描述改革发展的规划者在第0期产出给定的条件下面向第1期的增长而进行的战略取向问题。设Y,C,K,S,I分别表示产出、消费、资本、储蓄和投资，生产瞬时完成，分配和投资策略在生产之后立即进行，忽略人口增长，无初始资本和交易成本，因而第0期的储蓄完全转变为第1期的投资。用下标0和1代表第0期和第1期。假设，厂商或生产单位的真实决策人对于投资决策是适应性预期的，将根据本期的需求决定下期的投资。首先考虑在第0期产出给定下的分配问题：。第0期的储蓄将转变为第1期的投资，则。假定只存在工业品部门和消费品部门，则分别表示投入工业品品部门的资本和投入消费品部门的资本，则进一步得到。消费品生产由消费需求拉动，在适应性预期下，生产者将根据第0期的消费预期第1期的消费水平，因此投入的大小是第0期的消费水平的函数，设其关系为是由对最终产品需求而派生的生产要素需求所需的资本，因此也是消费的函数，在适应性预期下，设其关系为则由国家发展战略、政治环境等外生因素决定，则进一步得到分配关系：

如果改革规划者在考虑战略取向时，只关注(2)式，则抑制当期消费C[,0]的战略将提高下期资本存量K[,1]，实现第1期的经济增长，如果这一发展战略不发生改变，则第1期的消费同样遭受抑制；如果改革规划者关注(3)式，则发现第0期消费C[,0]的提升同样可能提高K[,1]，实现第1期的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消费倾向不变，则第1期的消费C[,1]得到提高，这样便同时实现了经济增长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显然，改革以前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只是关注了(2)式忽略(3)式，是重积累轻消费的战略，没有认识到促进消费同样能够在长期内提高资本存量，而当改革者目光由(2)改变为(3)，则发现消费增长同样能提高社会资本存量，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当改革规划者同时关注 (2)和(3)式，他将同时关注积累和消费，力图把增加积累和促进消费统一到经济增长的目标之下，这时候便是本文所称的积累消费共同促进战略。

下面我们来分析改革战略扭转下投资结构改变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

首先，放宽(2)和(3)式，设工业品生产部门和消费品生产部门具有不同的生产技术A[P],A[C]分别为工业品生产部门的资本边际产量和消费品生产部门的资本边际产量。工业品生产部门的生产函数为：

其中，Y[C],Y[P]分别表示消费品生产部门的产出和工业品生产部门的产出。

下面分别考虑重积累轻消费战略和积累消费共同促进战略下的生产问题。各个变量下标的第一个符号代表时期；第二个符号，“0”表示重积累轻消费战略，称为“战略0”，符号“1”表示重积累促进消费战略。称为“战略1”。

（一）重积累轻消费战略

在第0期，为了获得高积累，消费水平被人为地压制为最低水平，设其仅能维持生存：C[,0,0]=，为一常数，则根据(1)式有：

（二）积累消费共同促进战略

四、分析

比较在两种战略下增长率的差异，令(14b)减(9)式，有：

在(15)中，令Δg1＞0，由于，得

因此，只要(16)式得到满足，积累消费共同促进战略下的增长速度高于重积累轻消费战略下的增长速度。因此，改革开放以前重积累轻消费得战略忽略了促进消费亦能促进增长的事实。改革初期，当重积累轻消费战略开始转变为积累消费共同促进战略，消费品生产短缺，在资本边际产量递减规律下，消费品生产的边际产量必然大于工业品生产市场，即，此时(16)式不满足，则，但这与保持绝对量上高的增长率是不矛盾的。可以看到改革以前相当多的年份经济增长率高于改革以后的最高增长率（见图3），但是，这样的高增长是牺牲消费为代价的，是靠行政手段提高积累实现的，并不符合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也难以摆脱行政行为不连续所带来的波动。由此得到【推论1】。

【推论1】当重积累轻消费战略扭转为积累消费共同促进战略，消费品生产的边际产量和工业品生产的边际产量的比较关系，使得经济得以保持或高于战略扭转以前的增长速度。同时由于摆脱了行政于预而走向市场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有所降低，但这并不与绝对的高增长率相矛盾。

下面考虑消费积累分配变动引起的经济增长波动情况。将(14a)重新写成：

若在第0期积累消费分配比例改变，即β发生改变，这将改变第1期投入消费品生产的资本和投入工业品生产的资本，引起两个部门的资本边际产出发生变化，得到：

因此，第0期积累消费分配关系β的改变将引起第1期增长波动。由于β变动改变了K[C,1,1]和 K[P,1,1]此消彼长的关系，因而，＜0，则，(18)式说明了：当β改变，则两部门资本和资本边际产出对β的边际效应乘积的比较，以及两部门资本边际产出的比较，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波动。从(18)式看出，β波动的幅度以及A[C]，A[P]对β的弹性将决定波动幅度的大小，而β的动态正是战略取向的转变过程。由此得到【推论2】。

【推论2】分配战略的取向改变积累和消费分配比例关系变动，将影响将来GDP的波动。

综合以上的分析，由(15)知，当(16)式满足，则β上升将提高增长速度，相反，若(16)式不满足，则β上升反而降低增长速度，因此，对β的取向需考虑消费品部门和工业品部门的资本边际产出。另一方面，β的变动和变动的幅度、速度将引起市场的预期，改变市场行为，这将改变两部门的资本投入量、边际产出对β的敏感度和边际产出，进而由(18)式，影响将来的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因此，在转轨时期，为了实现高增长，不能盲目促进消费，也不能盲目注重资本积累，改革者必须权衡消费品生产的资本边际产量和工业品生产的资本边际产量之间的比较关系式(16)和战略取向所引起的波动(18)式，在促进消费和促进积累在这两个目标之间进行权衡，选择最佳战略β，同时控制β的变动幅度和速度。由此得到本文的【命题】。

【命题】为了保持经济增长的绩效，战略取向必须在促进积累和促进消费两个目标之间加权，找到最佳的分配关系，并控制战略推进的最佳速度。

五、实证

根据中国的经验，我们将1979年改革前后的分配战略近似归纳为重积累轻消费和积累消费共同促进战略。由图3可知，1953年到1978年GDP平均增长速度为6.7%，1979年到2003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为9.4%，改革以后并没有降低高增长的态势，同时发现，1979年改革以前，相当多的年份高于改革以后的最好增长水平，例如，1958年、1964年、1965年1969年和1970年的增长率均高于改革以后的最好水平，这与【推论1】相符。已有相当多的文献论述了消费、投资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本文不再重复这些工作，下面我们检验【推论2】，为【命题】提供实证根据。

观察图1发现1979年以后增长的波动减小了，符合【推论2】。为了进一步验证【推论2】，我们使用GDP增长率的增长率表示增长的波动，从图4的散点图可以看出来，1979年以后，GDP增长率的波动相对1979年以前更小。

图4 经济增长的波动③

另一方面，投资率增长率和消费率增长率之差衡量了促进消费和促进积累之间的战略取向关系，它代表模型中的β的动态。由图5可看出，1979年以前，在重积累轻消费战略下，最终消费受到忽略，在扭曲地要素市场上人为地促进积累造成了积累率波动幅度受政府意志影响大，因而波动幅度较大。随着扭转为积累消费共同促进战略，政府强调积累和消费合理地促进，使消费的增长与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长和谐推进，此时，投资率和消费率增长速度趋同，因此二者的差异较小。

下面我们使用eViews 5.0进行实证分析，检验分配战略取向和经济增长波动之间的关系。我们使用G代表GDP增长率的增长率，表示经济增长的波动情况；S代表投资率增长率减消费率增长率之差，说明了跨年间产出在投资和消费之间分配比率的波动情况，代表国家分配战略的取向改变，样本期为1952～1978年。我们使用Granger因果检验、VAR分析和方差分解来解释G和S之间的动态关系。经过ADF单位根检验，发现G和S是水平平稳的，首先我们构造G和S的水平 VAR，在对VAR进行滞后期选择检验中，LR、FPE、AIC、SC、HQ指标均表示第3期为最佳滞后期。我们考察滞后3期的VAR：

图5 投资率波动和消费率波动的差异

由(19)和(20)可知，系数绝对值较大，说明投资和消费之间分配比例变化的波动对未来GDP增长的波动效应明显。这符合【推论2】。其中，系数β[,12](-1)为负，说明滞后1期的投资率增长率快于消费率的增长率将促进GDP增长率降低，而在滞后2期和3期的情况下，消费率的增长率快于投资率的增长率将促进GDP增长率提高。基于这样一个矛盾的事实，为了保持GDP长期持续稳定的增长，消费率增长率和投资率增长率应该保持某一个动态均衡的关系，协调促进，即改革者目标必须在促进积累和促进消费两个目标之间找到最佳的加权水平，这给【命题】提供了实证证据。下面给出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见表2。

(P Value为F统计量的P值：*：第3期为最佳滞后期)

分析表2的结果。第2行和第4行表明，在1952～2004期间，除了滞后1期以外，均拒绝原假设“投资率增长率与消费率增长率之差不是GDP增长率之增长率的Granger原因”，说明滞后2期到6期的投资和消费之间分配比例的波动影响了GDP增长的增长。这些分析均与【推论2】相符。另外，第1行和第3行表明，在1952～2004期间，滞后1-4期内，不能拒绝原假设“GDP增长率之增长率不是投资率增长率与消费率增长率之差的Granger原因”，说明滞后1期到4期的GDP增长波动没有对投资和消费之间分配比例的波动造成影响，而滞后5期和滞后6期的GDP增长波动则对投资和消费之间分配比例的波动造成影响。由于滞后3期是最优滞后期，我们特别关注滞后3期的Granger检验结果，原假设“S does not Granger Cause G”的F统计量的P值为0.00016，为各个滞后期中最小的，显著说明投资和消费之间分配比例变化的波动将影响未来GDP增长的波动。

Granger检验说明了统计上的显著性，我们必须通过考察方差分解来进一步了解更多的经济含义(Sims,1980; Abdullah and Rangazas,1988)，结果见表3和表4：

表3 方差分解结果(Cholesky Ordering:S G)

Variance Decomposition of G Variance Decomposition of S

Period G S GS

1 85.88461

14.11539 0.000000 100.0000

2 80.37689

19.62311 0.478517 99.52148

3 72.69994

27.30006 1.309626 98.69037

4 70.60513

29.39487 7.108020 92.89198

5 70.51617

29.48383 7.071149 92.92885

6 69.84913

30.15087 6.863364 93.13664

表4 方差分解结果(Cholesky Ordering:G S)

Variance Decomposition of G

Variance Decomposition of S

Period G SG S

1 100.0000 0.000000 14.11539

85.88461

2 88.66307 11.33693 16.06860

83.93140

3 75.31481 24.68519 18.31256

81.68744

4 68.80026 31.19974 13.34818

86.65182

5 68.75685 31.24315 13.28569

86.71431

6 68.66996 31.33004 13.15768

86.84232

在表3和表4中第2、3列发现，改变Cholesky顺序，投资率增长率和消费率增长率之差(S)对 GDP增长率的增长(G)的影响结果基本不变：在表3中，G的方差波动中，S的扰动从滞后1期的 14%左右上升到滞后6期的30%左右，在表4中，则从滞后2期的11%左右上升到滞后6期的 31%左右，这说明了跨年内投资消费比例变化的波动明显影响GDP增长率的增长，从而进一步验证了【推论2】。另外从第4、5列发现，GDP增长的波动(G)也影响了投资率增长率和消费率增长率之差(S)。

由此，我们验证了【推论2】，并为【命题】提供了实证证据。

六、结论

在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进程中，消费率和投资率的变化波动关系反应了国家分配战略的意志。本文从分配战略取向的角度分析了高积累轻消费战略和积累消费共同促进战略下的经济增长的定量比较关系，得出以下推论：当重积累轻消费战略扭转为积累消费共同促进战略，消费品生产的边际产量和工业品生产的边际产量的比较关系，使得经济得以保持或高于战略扭转以前的增长速度，同时由于摆脱了行政干预而走向市场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有所降低，但这并不与绝对的高增长率相矛盾；分配战略的取向改变积累和消费分配比例关系变动，将影响将来GDP的波动。基于以上的推论，我们得到的命题是：为了保持经济增长的绩效，战略取向必须在促进积累和促进消费两个目标之间加权，找到最佳的分配关系，并控制战略推进的最佳速度。在实证中，本文构造了积累率增长率和消费率增长率之差与GDP增长率的增长率的VAR，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和方差分解等证明了推论并给命题提供实证证据。

“十一五”规划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④，这实际上是分配战略的取向问题。根据本文的结论，我们提出的政策建议是：改革规划者的战略目标不能只关注于追求积累，也不能只关注于促进消费，而是根据市场不同部门的资本边际产出的比较关系，在这两个目标之间寻求最佳的加权水平，并保证分配战略稳步推进，从而保证稳健的高增长和消费水平提高良性互动，提高经济增长的绩效。

附录 数据、数据来源和处理

所有原始数据和各种价格指数来源于中国统计出版社《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GDP采用支出法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所有数据的可比价均为1952年不变价。最终消费按照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换算的，资本形成总额使用上海市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换算（张军和章元论述了使用该指标的合理性，参见《对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经济研究》，2003年第7期）。

收稿日期：2002-03-20

注释：

①参见2005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②参见罗斯托（中译本，2001），第38页。

③其中1961年的波动幅度为7913%，这当然很大程度上归因于1959-1961年为大饥荒时期，为了更直观地观察到波动的趋势，图2中忽略了1961年的数值。

④参见2005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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