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代国际贫困、反贫困与国际安全问题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论文,国际论文,安全问题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03)01-0055-06
一、当今世界的社会财富倍增特征
20世纪中后期，高新技术的崛起成为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载体和实践内涵。研究资料表明，从60年代至90年代的30年间，人类的新发现、新发明为过去两千年的总和，到2003年人类所拥有的知识将比90年代增加一倍，而2010年又将增加3-4倍，并将呈爆炸性的突破与拓展。20世纪人类社会真正出现了一个面向大众的、由汽车、家电、通信、电脑等工业类发明所组成的工业群体，以及支持这个工业群体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钢铁和石化等原材料工业、火力发电与核电等动力工业、建筑和建材工业等。而目前的信息网络技术、超导技术、基因工程技术、纳米技术、宇宙空间技术、海洋开发等高新技术及产业，正在将人类带入一个全新的生产领域和生活空间。
伴随着高新技术时代的到来，人类社会财富呈现出以指数递增的态势，以此为标志，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20世纪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充满艰辛苦难的世纪，也是人类有史以来创造无与伦比的社会财富的世纪。这个世纪前50年，相继发生了30年代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使世界经济遭受了重大挫折。尽管如此，此期世界经济增速还是超过了上两个世纪，年增长率达到了2.1%（18世纪世界经济年增长率为0.5%，19世纪为1.0%）。在随后的50年，在和平与发展的主流环境中，在席卷全球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世界经济年增长率达到了3.4%。全球经济年产出从1950年的5万亿美元增加到世纪末的30多万亿美元，增幅达6倍多。仅1953年到1973年的20年内，世界工业产量就相当于1800年以后一个世纪工业产量的总和。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在公布所主编的《1998年世界状况报告》时预测：“如果全球经济年增长保持3%，那么整个经济产出将从1997年的29万亿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57万亿美元，几乎翻一番。而后到2050年将不止翻一番，达到139万亿美元。”[1](P4)当今时代，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是现代文明成果层出不穷的时代，也是倍增的社会财富全面进入人类生活的年代。在这一时代，人类享受着现代文明进程中诸多的发明创造为其所带来的各种利益，感受着现代文明成果在驱赶贫穷、创造幸福生活中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希望。假如这些社会财富普惠于整个人类，那么，以目前世界经济30多万亿美元的年产出量计算，全球60亿人口平均每人每年将分享到5000美元的财富份额。这一份额的公平分配如果能够成为现实，它将使全部人类真正能够过上无愧于人类尊严的殷实、富裕的文明生活。
二、当今世界贫困问题加剧化特征
（一）财富占有中的“马太效应”再现
《圣经》中“马太效应”原本就是针对财富分配而言的，其含义为“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与以往各时代相比，这种效应在当今世界获得了最充分的再现。2000年2月联合国在日内瓦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全世界最富有的三个人（该报告未指明是哪三个人）的财富超过全世界35个穷国和这些国家6亿人口的国民收入；而全世界最富有的200个人所拥有的资产竟然超过全世界41%的人口的收入总和。在过去9年间，富国与穷国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扩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全世界最富有的5个国家与最贫穷的5个国家之间，国民收入差距已经从9年前的60:1扩大到74:1[2](P24)。美国经济学家戴维·S·兰德斯研究发现，在250年以前，最富和最穷国家的人均收入之比大约是5:1，欧洲与东亚或南亚的人均收入之比约1.5:1或2:1，而今天最富有的工业化国家（如瑞士）和最贫穷的非工业国（如莫桑比克）相比，人均收入之比是400:1[3](P4)。
（二）全球贫困范围逐步扩大化趋势
当今世界在生产力跳跃式发展，社会财富倍增的同时，也客观存在并明显表现出贫困范围逐步扩大的趋势。1998年1月18日，在联合国总部大厅里，竖起了一个两米多高的电子数字显示钟。钟面上的红色数字一分钟增加47个，一天增加6.7万多个，一年增加2400多万个。钟的周围用联合国6种工作语言告诉人们：“时钟上每一个数字代表着又一个人在贫困中诞生。”这既是—种无奈的说明，又是一种强烈的提示。20世纪末联合国的统计数字表明，全世界大约60亿人口中，有13亿贫困人口，比1990年增加了3亿。1990年最不发达国家有40个，而10年后这个数字增至48个，其中非洲32个，亚洲10个，大洋洲5个，拉丁美洲1个。这种可怕的增速，是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贫困人类的不幸，更是现代文明时代整个人类社会的悲哀。这一问题如果还是不能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那么等待人类的将是更大的悲哀与不幸。
（三）绝对贫困中的饥饿问题突出
民以食为天。饥饿是人类贫困的最原始、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哪里有饥饿的人群，就意味着哪里有严重的贫困问题发生。自1974年世界食品会议召开以来，人类在反饥饿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确实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绩，主要表现是营养不良儿童的百分比在一些国家呈下降趋势。但不幸的是近30年来全球营养不良儿童的绝对数量却在增加。尤其当一些国家因战争、内乱或自然灾害发生大面积饥荒，而穷人又无力抵御时，由于饥饿直接导致死亡的现象就更加突出。在过去的20年中，人类目睹了发生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可怕的灾难。80年代中期，埃塞俄比亚爆发了大规模的饥荒；90年代饥馑在索马里、苏丹等国蔓延，其规模及对社会的冲击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一些西方报刊在报道20世纪90年代初非洲一些国家的饥荒时写道：“非洲的惨状不能再惨了。这场灾难如此深重，如此复杂，走出灾难实在比登天还难。”仅在苏丹，在那场大饥荒中，全国2500万人口中，其中有50万被饿死，700万人面临饥荒威胁。1990年大约420万非洲儿童因饥饿而死亡，另有3000万忍受饥饿之苦。苏丹内乱、科索沃战争和正在进行的阿富汗战争使无数人陷入饥饿、绝望的境地。从全球范围看，目前世界上有10亿多人口严重营养不良，而这些饱受饥饿之苦的穷人半数以上是未满5岁的儿童。尽管90年代召开了两次国际会议，即1992年的国际营养会议和1996年的世界食品首脑会议，而且会议都试图采取统一行动来减缓饥饿的危害，但这些努力并未产生特别明显的行动效果。
（四）绝对贫困者群体中妇女儿童的高比例特征
当今世界的13亿贫困人口中，有3亿属于赤贫，而在赤贫人口中，70%的比例是妇女和儿童。发展中国家死亡人数的一半是不满5岁的儿童。据联合国1991年8月发表的报告表明，全世界1亿无家可归者，妇女儿童占80%，在过去的20年中，发展中国家妇女的贫困率上升了50%。在目前发展中国家的9.3亿贫困人口中，妇女占了5.5亿，其中亚洲3.63亿，非洲1300万，南美4300万，近东和北非1800万。从贫困程度看，妇女比男子更为严重。她们几乎没有与男子相同的受教育机会，社会地位低下，就业难度大，失业率高，即使能就业，工资也极低。据调查，尼泊尔的妇女每天工作达11小时以上，才能勉强维持温饱生活[4](P24)。另外，受70年代粮食危机的影响，发展中国家有1/4至1/2的儿童处于营养不良状态。据第4次世界粮农组织的调查，发展中国家每年有1.25亿儿童出生，有50%的婴儿出生时体重不足，1.2亿儿童营养不良。发展中国家每年有1500万5岁以下的儿童因饥饿或生病无钱医治而死亡，其中850万婴儿存活期不到一年。
贫困问题的日益恶化和其特征的最突出表现，使人类陷入了道德的困境之中。当人类文明时代的车轮已驶入21世纪时，当目前全球的社会财富已多至足以使几倍的现存地球人类过上像样的生活时，包括高比例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数以亿计的人类却正在遭受着贫困中形态最原始、对生命最具威胁力的饥饿问题的折磨，这不得不使人类反思自己，反思现存人类制度的缺陷与障碍。
三、反贫困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
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现象，贫困问题是全球面临的共同难题。“国际贫困”现象不仅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灾难，也是当今世界冲突、国际恐怖、社会动荡和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它也直接影响到发达国家的利益和持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反贫困是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
（一）反贫困是缓解国家间关系尤其是南北关系的必然选择
翻开21世纪的世界经济地图，人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一边是基本上位于北半球的经济上极度发达、富裕的北美、西欧和日本等工业化国家，另一边是基本上位于南半球的穷人密布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联合国权威机构的统计报告显示：发达国家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为15%，而占世界总收入的比例却达到70%；发展中国家占世界总人口的77%，但却占世界总收入的20%，其中占世界人口半数左右的穷国的收入仅占世界总收入的5.6%。从生存和发展角度思考问题，穷国和富国都有各自的政治经济利益，由于在制度体制、国际分工、双边贸易、能源消耗、消费方式、价值取向等诸多方面均存在着较大差异，在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的情况下，国家间各种矛盾、分歧便日益显现化，2000年77国集团首届南方首脑会议的召开，西雅图会议及多哈会议的失败，均表明穷国和富国间的矛盾正渐渐演变成南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对于国际间正常的经济合作将构成重大障碍，它将严重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认为：现在确实有30亿人每天挣的钱不到2美元，而且，在25年之后，全球将增加20亿人，也就是说，人口将达到80亿。这一前景迫使我们所有人不得不同贫困做斗争。因为，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将不再存在一方面是富人的世界，而另一方面是穷人的世界。由于人口朝最富有的国家迁移，就这一原因，贫困问题也不再仅仅是那些不发达国家的问题[5](P54)。自70年代起，从贫穷国家向周边发达国家的非法移民浪潮开始兴起，这些非法移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战乱或穷困而逃出国界的难民。目前，国际难民的境地每况愈下，而其数量却越来越大，为了能流入到发达国家，他们甚至以生命为赌注，近年来频繁发生于难民越境过程中的灾难性事件，给人以极大的震撼与警示。它迫使穷国和富国在尴尬的同时进行深刻的反思：贫困问题必须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反贫困的意义绝不单纯体现在贫穷国家的利益上，它对于缓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对于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均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反贫困是发达国家缓解国内矛盾的迫切需要
在发达国家内部，由于收入差距过分悬殊，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被无情地推到贫困者的行列。在欧洲，有15%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欧盟12个成员国中，有5000万穷人，有500万人无家可归，他们终日挣扎在生命线上，被剥夺了住房权、医疗权、受教育权、工作权。美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始终在3000万以上，在这3000万人中，有1200万是儿童，其中6岁以下的儿童占600万；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有378万人生活在贫困中，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2.4%。据美国无家可归者联盟估计，美国每年有200余万人有过无家可归的经历。1994年2月17日，克林顿政府宣布，美国有700万人无家可归，这些赤贫阶层占美国人口总数的2.8%，这个数字是以往官方统计数的10倍。克林顿政府为此承认说，无家可归者问题已经成为美国最头疼和最令人难堪的问题之一[5](P149)。据纽约大学爱德华·沃尔夫教授的研究，1995-1998年100多万美国人进入百万富翁行列。在美国1%的人拥有全国家庭财富的40%左右，美国家庭中将近20%没有净资产，即他们的债务抵消了其资产价值，或者是债务超过了他们的资产价值。1979年，收入最高的5%家庭的平均所得是最低的20%家庭的10倍以上。到1999年，这个比例已经增加到19:1。这是人口普查局1947年开始跟踪这个问题以来差距最大的一次，这也是发达工业国家最高的差距比例[6](P48)。这种越来越悬殊的财富差距，使得生活在底层的越来越多的穷人心态失衡，由此所产生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强烈。
近年来，发生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与贫困问题有关的吸毒、抢劫、绑架、凶杀等案件接连不断，且有上升趋势，正是这一问题的反映。20世纪上半叶以前，由于受基督教新教伦理的影响，西方一些人认为，贫穷往往是因为个人无能和懒惰所致，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鼓励人们学习和勤奋。20世纪30年代始于美国的经济大危机使西方失业人数骤然大增，许多勤奋、上进且有一技之长的人也加入到领取救济金的贫困者队伍之列，这一现象，迫使人们对贫困问题进行新的反思。于是，各国政府开始将危机与贫困问题联系起来，将反贫困视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及社会问题的重要内容和手段。“罗斯福新政”中明确提出政府要干预经济，要扶持贫困者以解决国内严重的贫困问题。从此，贫困问题引起许多发达国家政府的重视，消除贫困也成为许多政府执政前和执政中所要努力解决的问题。
（三）消除贫困是解决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重要前提
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是当今世界的敏感问题、热点问题，是人类社会不安定的最主要动因，它对全球的影响涉及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其矛盾冲突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战争与恐怖。这恰是与人性相背违的文明时代发生于人类社会的最可怕、最残酷的问题。目前，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是反战争、反恐怖的问题，而对战争与恐怖发生的深层原因却研究不足。如果不从深层的背景原因角度加以探究，就难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最终答案。民族与宗教问题既是历史问题又是现实问题，其矛盾尖锐化的条件纷繁复杂，其中既有外部的又有内部的，既有人文资源的又有自然环境的，既有政策的又有制度的，但所有问题的终极原因却都是经济的。冷战结束后，宗教势力发展得十分迅猛，特别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中东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大。他们不仅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巨大的政治能量，而且对一些政治、经济机构也能进行有效的操纵和控制。他们的存在及所从事的各种活动，对许多国家的政府构成了颠覆性的威胁。一些宗教极端主义者不断制造暗杀、绑架、劫机、爆炸等流血事件，使许多国家和地区时时处于极度的危险与恐怖之中，甚至它危及着整个人类的安全。“9·11”恐怖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它是现代文明人类的一场空前的灾难。在严惩恐怖分子的同时，人们是否更应冷静地分析宗教极端主义者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在搜寻本·拉丹和奥马尔的同时，人们是否应透过他们藏身环境的背后更深层次地观测到些什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之所以能在中东、北非、南亚地区拥有市场，主要是因为伊斯兰倡导的“社会宗教主义”思想得到了一些穷苦大众的共鸣，许多穷人在得不到物质财富的情况下，便力图借助于教义获得精神上的慰藉。一无所有的贫困者在宗教旗帜的感召下，可以不顾一切地为追求所谓“公平”和“正义”而“圣战”，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目前发生在中东等地区的接连不断的自杀性爆炸事件就足以说明一切。而在拥有大量财富的发达国家，这种情况就很难想象。
财富意义上的两极分化越严重，人们的心理越失衡，这种社会问题体现的就越突出，人类的安全与社会的稳定就越没有保障。巴西前总统科洛尔曾作过一个发人深省的比喻，他认为第三世界的贫困问题是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真正的核弹头”，“不消除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巨大的贫富差距，即使冷战和核军备竞赛结束，世界也不会安宁。”法国《解放报》1995年3月6日在评论联合国社会发展首脑会议时指出：“人们终于可以对100来位国家元首大声地谈论一些年来人们只能在各种场合低声议论的话题，富国与穷国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已不再仅仅是一个道义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国际安全问题。”[6](P11-12)“9·11”悲剧警示人类：这个世界并不太平，尽管“冷战”不复存在，但新的问题与矛盾却以变换的形式越来越多地积存下来，用“危机四伏”形容当今世界，绝非危言耸听。打击一个本·拉丹，决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世界性的恐怖问题，维持世界和平、促进发展仍是各国的共同目标[7](P53-54)，反贫困应成为全世界各国事务中的重中之重的问题。
［收稿日期］2002-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