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高利贷资本活动形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利贷论文,明代论文,形式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比较系统地探讨了明代高利贷资本运营中的存款、放款两种活动形式。第一部分说明了自从北宋时期产生正式的有利存款之后，至明代又得到了发展和普遍化的情况；第二部分分别叙述了典当业中的专业动产抵押放贷；一般私人及商铺的动产、不动产及人身抵押放贷；及各种信用放贷，如个人信用，他人担保信用等等。
关键词 明代 存款 放款 抵押放贷 信用 担保
中国古代至少在西周时期已有放贷取息之事，而得到比较大的发展，则是在春秋、战国之后。以后各代高利贷资本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并不断得到发展，活动形式也日益复杂起来。自宋代以后，因资本积累的发展及流通的加快，在放贷之外，存款也随之产生。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尚无专门探讨，本文拟从存、放两个方面对明代高利贷资本活动形式作一考察。
一
因安全、保密或使用等方面的需要，至少在秦汉时期便有了货币及其他财物的窖藏之事，唐代以后，还有了比较专门的经营货币寄存的柜坊。但是这种寄存，不论是由私人偶然进行的，还是由柜坊专门经营的，都还只是一种因人的关系而导致的保管，或是一种需要支付费用的寄存，还不是正式的存款。
正式的存款是在北宋中期以后，在官营抵当所中产生的。熙宁四年，宋朝政府设立抵当所，以检校库的财物放贷取利，不久以后，首都东京的一些衙门如开封府杂供库、国子监、都水监、律武学都拿出了一笔为数不少的钱财存于抵当所，委托它生息。明代尤其是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正式的存款得到了发展和普及。
明代存款多是因为生活的需要存于财主或商铺之中。其中有些看不出有取利息的痕迹，可能还只是一种保管式的寄存，而接受寄存的财主或商铺也不以之为资本进行营运；多数则是要求利息的，接受存储的财主或商铺也以之作为营运的资本。
前者如嘉靖左右，南京人顾澄，家饶于财，“有友劳君自东粤来南游，曾以重赀托公而归，归更数年取识，其笥封识宛然……无锡太学周公以千金寄公处，周君死，人无知者，呼其家人还之”〔1〕。
松江府华亭县杨周，家赀丰腴，“有侠贾者持金三千斤寄公所……迟十年而贾至，公倍其子母钱贡之……坚谢不受”〔2〕。
此二例，均未见有用这些存金投入经营的痕迹，甚至还表现为一种侠义性的行为。
后者如松江府上海人浦泽，以农起家，“尝储金二斤在故人顾君德、唐君赟处，托为子母以自给”〔3〕。
万历左右，“南京大中桥有吴姓者，父子为庠生，家业不窘，门前开一铺，请一先生教子有年矣。其先生患其妻之善费也，乃积赀变产，得二百金，密寄于主人家曰：每年取少利以自给，而本常在”〔4〕。
嘉靖左右，“有夏姓者，住嘉兴秋泾桥，夏与徽商吴氏纲纪某甲甚昵，甲有私橐五百金，欲藉主人生息，惧为见疑，乃驾言于吴曰：邻人夏有少积，欲藉主人废著，冀得子钱，然又不欲使人知也。吴信而收置，为经营数年，计子母得一千八百矣”〔5〕。
洞庭商人席祯，明末经营典当于临清，清兵入“临清之破也，悉亡其赀，君恐以累故人之寄橐者，将倒庋还之，绝去什一弗复事……”〔6〕
以上诸例，大体上都是因为日常生活目的而存款的。其中有的是存于有信义的财主之家，如前三例；有的则是存于商铺、典当之中，如第四例。很明显，这些存款者是按比较固定的利率取息的，其利息的多少与一定时期内生活费的多少应该是相适应的。
总体上说，明代的商铺及财主家庭均接受存款，从地域上看也是比较广泛的，有北京、南京、浙江等地，反映出存款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但其信用发展的程度还是很低的，绝大部分还被人的关系所束缚，表现在存款者与接受存款者之间多数是主仆、亲朋故吏、同乡人等关系，因而其发展的局限性很大。而对这种关系的一定程度的突破则是到清代以后。
至于明代存款的利率，尚未见有明确记载。
二
明代高利贷资本的主要业务当然是放款，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抵押借贷，一是信用借贷。
抵押借贷大致又可分为两种：一是由典当铺（有时包括印子铺）所进行的比较专门化的动产抵押放款；二是由商铺、私人所兼营的一般的抵押放款。
由前者看，自南北朝、隋唐以来，典当业均经营动产抵押借贷，自宋以后其业务逐渐丰富，开始向经营存款、放款、钱票发行、货币兑换、信用放款的综合性金融机构转变。就明代典当业看，当铺也与其他各类商铺一样经营了存款，这一点已如上述。明代典当业主要业务仍是动产抵押放款。就抵押的物品来看，似以衣物为主，包括金银珠宝、名人字画、家具器皿、待销的商品等，笔者于《中国典当制度史》中已有所论。
典当铺之外，其他一般抵押借贷情况更为复杂，依抵押的物品之不同，大体有动产抵押借贷、不动产抵押借贷，还有人身抵押借贷。
从动产抵押借贷看，有以金银首饰、古玩、名人字画为质者，有以日常衣物、器皿、工具甚至以牲畜为质者，种类极多，除此之外还有不少特殊的东西。总体上说，地主、商人、官僚、贵族之家以前者居多，一般的农民、手工业者及一些下层知识分子则以后者为多。下面先举一些具体例子。
嘉靖左右，陕西三原有胡汝宽，常常放债，“人困者多仰给，公又放宽期约，即有以田畜质者固辞不取”〔7〕。
明末江西抚州“乡村农户，身无余钱，方其仰求富民，高下惟命，或质衣物，或为庸力以谷准直……”〔8〕
王敬臣“尝命仆以银器质子钱家，逾年赎之，而子钱家误与金器，促仆还之”〔9〕。
松江府上海县大官绅地主潘允端经常接受别人动产抵押，其抵押品主要是古玩、字画、砚石、玉杯、文献典籍等。这由其万历十四年至二十二年的日记得到了反映。〔10〕
一些官员和军官则常以应得俸禄为抵借钱。弘治三年七月十八日，兵部尚书马在题本中言：“各卫所指挥千百户等官额该见任军政、其余带俸并多余见任俱在各营操练，带俸都指挥亦在其内，各因家道贫难，预将俸粮立约与人揭借使用……”〔11〕
顾清记载：有一年夏天，因官府征敛峻急，“米价翔贵，民以青苗一亩，典银三钱，纳粮一石，至典田五亩以上。”〔12〕这是以田亩中的青苗，也即秋天的收成为抵押借银。
徽州府歙县岩镇有商人阮弼，其父家饶，乐于赈人之急，“诸告急者至，无虑赢诎应之，无以应则为之出所有而质子钱家，质穷则假他人之有以为质”〔13〕。在自己没有适合的抵押物品时，竟至于借物作为抵押，充分反映了动产抵押借贷的普遍性。
不动产抵押借贷也很常见，包括房屋、田土、山塘、坟地等。
明初钱唐夏姓者“生殖颇殷，未始乘约以规利，里有以大宅一区质钱，久之，质直与屋等”〔14〕。
明后期南京军官因袭替武职，候选于京师，拖延时日，“一切资斧措办，尽将祖父以来几亩之硗地，几间之破房，多方求质于子母钱家，而后得世袭一官……”〔15〕
江西临川县有广寿寺，明崇祯左右，“僧讼连，半废其产，时时持产券质子钱家，子钱家皆豪右，以值半收上氓之利……”〔16〕
相比之下，田地抵押借贷比房屋更为普遍。
明代佛山霍氏族产有“尝本”、土地，进行放债、收租，其尝例规定“嗣后生揭，凡子孙揭用，不及一两，不论有无产业，只是登簿。……一两以上，即要产业为按，写立文契。……计其利与这业时价相当，即要立明卖契，离业开税。……如外人生揭，必须通知父老，写立田地文契……”其家训更细致，要求贷放之时，“务要写田地立约，或银钱交手，才有凭据。收债之时，耕田者禾熟催取；窑租者，见卖缸瓦即问……”〔17〕。
成化二十二年七月初六礼部等上奏反映民情，其中引用松江府上海县老人陆绪的请求说：“又典当首饰衣服器服（当为‘物’）起三分（当加‘利’字）取赎；损坏者，量还本利取赎；欺赖者听告，不追本利给还；无力取赎者，田与债主再种二年交还田主，或加价绝卖……”朝廷同意了这一请求，并更明确规定：“典当田地器物等项起例（当为‘利’）亦依常例，或备赎取，或计所收花利已勾[够]一本一利者交还田主……无利（当为‘力’）赎取者， 亦听使再种或加价绝卖……”〔18〕显然，在这里抵押的土地已经掌握在债主手里，故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朝廷为了保证税收（“粮”）明确其所有权之所在，要求按照利息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的律例，限定债主在得到相当于原本收入两倍的收益（土地收入）之后，将田地归还田主；如无力赎取，则将土地让与债主再种、或加价绝卖给债主。
从以上诸例看，不动产抵押借贷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借贷发生到偿还期间产权没有转移，这样，债务人到期必须连本带利偿还，因为在此期间债主并未从土地上得到收益；二是在此期间土地已经转移，至期债务人只须偿还原本即可赎回土地。
还有人身抵押借贷，即以自身或家里其他人口为抵押进行借贷，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借贷发生时，人身即已发生转移；另一种是，借贷发生时，人身并不转移，只在债务契约上予以登记。前者如永乐初年，彭志为香山县丞，“有以男女质钱，久不能偿，没而为奴者二十余家，诉于官，官无以理之，公至悉为规划还之”〔19〕。
后者如明末江西建昌，“有巨绅子某甲者，豪横一乡，窥李申妻有色，欲夺之，道无由。因命家人诱与博赌，贷以资而重其息。要使署妻于券，资尽复给，负债数千，积半年，计子母三十余千，申不能偿，强以多人篡夺其妻”〔20〕。
除抵押借贷之外，还有信用借贷。信用借贷亦有两种：一是个人信用，一是担保人（中人）信用，这种信用既有对于债务人财产状况的了解，有些还有对于债务人人品及其社会关系的信赖。关于前者，最为典型的要数一些连契约都不订立的借贷了。
如万历左右有“柳御史名彦晖，入京无资，贷富翁陆坦金五十缗，不立券，家无知者”〔21〕。
有姓孙的徽商，经商于苏州，一次饮酒归，见二客浩叹须五百金，孙乃慨然贷与之，未立券，“左右曰：商者大者积贮倍息，坐列贩卖，未闻有不券而贷者，有贷如此，不如勿往。客曰：第往，余不负若，若岂负余哉”〔22〕。
关于后者，韩大成先生称之为“央中借贷”〔23〕。这是从债务人角度来看的，即债务人急需用钱，要求中人介绍一位债主；但有时也有从债主一方来考试，即债主要求介绍债务人的情况。
如有借贷契约说：“立借契蒋文蕙，系本县医生，为因妻丧，无钱发送，凭保人张胜，借到鲁名下银三十两……”〔24〕
吕坤所揭“告钱债状式”言：“某人因缺用于某年月日向某借去银若干两，粟若干石，加三出利，指中人某，并借约证。”〔25〕
借贷、偿还之际中人的情况还得登记入帐簿，有放债流水帐记载：“癸酉年八月十一日，刘知几解粮上京，借去纹银一百两正，作盘缠，凭中叶文。”“甲戌年八月初三日，收刘知儿本利文银一百三十两，大小六锭，知儿自交，无中……”〔26〕
由此三例，大体上可以说明保人（中人）在高利贷活动中的普遍性和重要性。从有关材料看，保人不但要牵线搭桥，作合交易，而且在延期、偿还、催讨等场合，保人还要负责传达双方的要求，在许多情况下保人还代偿债务，有些甚至因此破产穷困。
如有邵铨者，“弘治乙丑待试南省，昌化有时姓者，寓京告囊罄，铨怜之，而不能济，乃介时诣同试生假白金数十两，约抵家偿之，后时竟负约，铨慨然倾已赀以偿。”〔27〕
“成化六年，常熟梅里周泾包眉村徐悌者，尝为所亲周熙假人白金六两，熙无还，债主逼悌偿，其妻又相怨詈， 悌乘忿往缢熙家。 ”〔28〕
正因为保人（中人）付出了劳动，利用了自身的人际关系，又有代赔的风险，故做保多有保人钱、中人钱等。
林见素言：江西多有害民的“光棍喇虎”、“牙行经纪”、校尉、书手等，其中书手“擅入府第保债、勒取信钱，名曰领头”〔29〕。
《金瓶梅》载：应伯爵替吴典恩作中借西门庆银一百两，应得银十两为“保头钱”〔30〕；后来又替李四、黄智作保借西门庆银一千五百两，黄智给了应伯爵银十两为谢礼。〔31〕《金瓶梅》虽是文学作品，但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则应是真实可信的。
因为高利贷放款的普遍化，产生了许多以作保说合为生的人，尤其是在所谓的官吏债的借债中。如在京师北京“又有一等京城小人专一于在部前打听举放官债，每遇选时，寻探新除官员邀请到家，置酒说合，强要借与金帛银段疋。其不才官员
其肥饱，立约借取钱财……”〔32〕
除京城外，下面各级城市似亦存在此类中保之人，如福建淳安县南村有何进贵，“家贫，惟作中保以度活，思欲买卖，又无钱本，难以措手，若独以作保，觅些小微利趁口，怎能勾[够]发达，心下思忖……”〔33〕
当然，所谓“中人、中见人、保人”等在抵押借贷中也是存在的，但其重要性不如在信用借贷中重要。
从以上所述可见，明代高利贷资本放款的形式大致可归纳如下：
注释：
〔1〕《续金陵琐事》下卷，“还金逢杜裕。”
〔2〕《云间志略》卷8，“杨处士西崖公传”。
〔3〕《云间志略》卷8，“浦散小痴传。”
〔4〕《近事丛残》，“吴庠生赖银”。
〔5〕《见只编》卷中。
〔6〕《梅村家藏稿》卷47，“太仆寺少卿席宁侯墓志铭”。
〔7〕《温恭毅公文集》卷10，“明寿官胡公行状”。
〔8〕《天佣子集》卷10，“平籴或问”。
〔9〕《西园闻见录》卷7，“临财”。
〔10〕请参阅《明史研究论丛》第五辑，张安奇文。
〔11〕《皇明条法事类纂》卷20，第507—508页。（影印本）
〔12〕《东江家藏集》卷39，“回吴巡抚禁戢家人书”。
〔13〕《太函集》卷35，“明赐级阮长公传”。
〔14〕《始丰稿》卷13，“钱塘夏君墓志铭”。
〔15〕《续金陵琐事》上卷，“武弁袭替疏”。
〔16〕《天佣子集》卷9，“重修广寿谱序”。
〔17〕石湾：《太原霍氏崇本堂族谱》卷3，“霍氏尝例小引”、“太原霍氏仲房世祖晚节公家箴”。
〔18〕《皇明条法事类纂》卷20，影印本第503页。
〔19〕《泊庵集》卷11，“彭县丞墓志铭”。
〔20〕《聊斋志异》卷8，“崔猛”，小说中的具体人物、地点、 事件均未必真实存在，本文列出时间、地点等，意在叙述方便而已，以下同此。
〔21〕《三家村老委谈》卷1，“柳布衣”，亦见《花当阁丛谈》卷2。
〔22〕《明文海》卷409，“拙客传”。
〔23〕见《明代社会经济初探》第127页。
〔24〕《金瓶梅词话》第19回。
〔25〕《实政录》卷6，“风宪约”。
〔26〕《郭青螺六省听讼录新民公案》卷1，“富户重骗私债”。
〔27〕正德：《琼台志》卷37，“人物·高行”。
〔28〕《石田杂记》。
〔29〕《见素集》卷28，“禁约民害”。
〔30〕〔31〕《金瓶梅词话》第34回；第38回、第45回。
〔32〕《皇明条法事类纂》卷20，影印本第496—497页。
〔33〕《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卷3，第54 回公案“决何进贵开赵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