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判断改革成败的两个标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败论文,两个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改革已成为我们时代的标志，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成为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基本国策。然而，同任何人间事物一样，改革并非如某些人所说的是神话传说中的“活命水”，是衡量一切的终极尺度，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一种手段，其成败要由两个标准来判断：一是是否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一是是否使中国人民达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这正是易于为时下人们有意无意忽略的邓小平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前者是为时下人们一再重复强调的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实质也就是生产力标准，后者则是从邓小平多次的严重警告中引伸出来的“三个如果”标准，这其实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包括上层建筑）的标准。
一、两个标准以社会主义本质为依据
社会主义，作为根本对立于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社会运动和社会制度，使人类在资本主义痛苦的“卡夫丁峡谷”之上，搭起了一条通向现代化的现实可能的桥梁。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最终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错过新科学技术革命的机会，由于片面强调重工业忽略轻工业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由于人民群众长期缺乏民主，特别是由于党内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为代表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背叛，而最终失败。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高积累、低消费，人民长期勒着裤腰带搞建设，由于片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犯了“左”的错误，所以才物极必反，有1978年以后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邓小平以伟大的无产阶级实干家的勇气，以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为依据，反思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他在南巡讲话中，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这一深刻的理论论断，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继承，更主要的是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总结升华。邓小平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角度阐述的社会主义的本质，一方面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前者中的“发展生产力”的提法，继承了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思想：“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而“解放生产力”的提法，这是邓小平的理论创新，这是针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压抑生产力发展的现实而提出的。只有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引进曾经被自由主义思想家和马克思主义者不约而同地当作资本主义制度核心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人类文明的成果，才能扫除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的障碍，极大地解放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但是，“生产力标准”并不是判断社会主义本质的根本标准，因为这是所有社会制度都具有的中性标准、共性标准，无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在它们作为对旧的社会制度否定的上升阶段，都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的。“女人能生孩子”，并不等于“凡能生孩子的都是女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并不等于“凡发展生产力的都是社会主义”。因此，唯生产力论在逻辑上是十分荒谬的，逻辑上荒谬的东西在实践上的后果就不言而喻了。邓小平不是唯生产力者，他在强调“生产力标准”的同时，提出了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最本质的根本特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公有制”、“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特征并不矛盾。邓小平多次强调了“公有制”等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强调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在邓小平看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方向），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共同富裕”。因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和“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这一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产物。改革作为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一种方式，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也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一种方式。我们说改革是一场革命，这与说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并不是自相矛盾的，而是同一问题的不同说法。改革作为“革命”的含义，并不是要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制度，并不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而是从要根本上改“计划经济体制”为“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角度上阐明的。这仍然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一种方式。如果我们以改革是一场“革命”为借口，无限夸大“革命”的含义，为根本改变我国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架空共产党的领导，这就是如邓小平所说是“走了邪路”了。因此，既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的手段，自然而然以邓小平有关社会主义本质的两个方面为依据，或者作为判断成败的标准，这是邓小平理论题中应有之义。
二、两个标准是指导改革的实践规范
邓小平是实干家，或如他自己所说的“实事求是派”，他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同，不喜欢建构长篇大论的严谨的理论体系，而是紧紧把握社会主义现实实践的脉博，针对实践中发生的问题，抓住机遇，提出现实的充满实践智慧的、具有全局的指导意义的策略方针和事关全局的大是大非的言简意概的根本理论要点。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历史条件下，他提出判断改革成败的“三个如果”的生产关系标准；在“左”倾思潮危及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他提出判断改革成败的“三个有利于”的生产力标准，但在任何情况下，邓小平实际一贯坚持“两个标准”的有机统一。因此邓小平判断改革成败的两个标准，不是抽象的理论教条，而是形成于防“左”反右改革实践中的具有可操作意义的实践规范。
自1978年以来的中国改革，首先是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表现为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一系列否定，表现为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自发性与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的创造性的良性互动，表现为实践和理论的双重突破：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特征的我国农村的改革，首先是以凤阳农民为代表的广大农民自下而上的自发的越轨行为，然后是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的认可的政策导向，将两个积极性结合起来，由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84年开始的中国城市的改革是对农村小生产“承包”方式的简单模仿，以及其后对西方经济理论政策的借鉴搬用，另一方面是体制外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双轨制的空隙中的迅速崛起，形成了以国有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期间经历了一系列激烈的意识形态之争和政治风波，反映了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难。这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仅仅是观念问题，而实际上是生产力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归大多数人所有，还是为极少数人瓜分的根本的利益冲突问题。邓小平作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出生入死奋斗终身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和脚踏实地的改革的总设计师，努力探索一条超越传统教条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正确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并非是马克思所设想的根本超越对立于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而是要同时完成“循常”（循现代化、市场化发展生产力之常）与“超越”（资本主义）双重使命的现实社会主义，既要顶住世界资本主义一体化的压力，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弊端与痛苦，又要学习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政治经济文化成果，这是一个两难之境。在冷战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为了巩固社会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大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可避免地犯了“左”的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坚持实事求是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冲破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阻遏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自发趋势，防“左”反右。既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坚持共同富裕，又要改革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允许包括私人资本在内的多种经济成份的发展；既要顺应世界一体化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坚持对外开放，又要千方百计地化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必然产生的金融经济危机，避免对国际垄断资本的依附。这需要一种如走钢丝绳般维持平衡的实践智慧。在同“左”右倾激进主义的较量中，邓小平形成了成熟的改革观。
第一，1978～1984年，邓小平主要是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极“左”的错误教训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坚持反对左右倾势力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干扰。邓小平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含义是什么？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要体现在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的更高一些、更快一些。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方面的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需要逐步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第二，1985～1989年，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开始流行，出现了两次右倾动乱，邓小平开始着重强调在青年中的反右问题，提出了判断改革成败的“三个如果”的生产关系标准。邓小平在1985年3 月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他在1985年5、6月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页。）8月， 他指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139页。）1987年4月邓小平指出：“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第三个“如果”）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得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对青年人来说，右的东西值得警惕，特别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1990年12月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的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64页。 ）（这与第三个“如果”相同）邓小平在上述讲话中提出了判断改革成败的“三个如果”的生产关系标准：如果产生两极分化，我们的改革就算失败了；如果产生什么资产阶级，那我们就走上邪路了；如果搞资本主义，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三个如果”的主旨是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防止两极分化和资本主义道路，并指出了改革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导致改革失败的严重后果是，社会矛盾激化，发生闹革命的问题。这体现了邓小平坚定的无产阶级党性立场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
第三，1990～1992年社会趋于安定，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势力得到了遏制，但是“左”的思想也开始抬头，有人认为反自由化最主要的是在经济领域，这是一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邓小平所不能容忍的。为了遏制“左”倾思想的泛滥，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着重强调判断改革开放成败的“三个有利于”的生产力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这是他一贯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生产力标准。与前一个阶段强调在青年中主要反右不同，而主要是防止“左”。但是邓小平并没有放弃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防止两极分化、防止资产阶级产生、反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判断改革成败的“三个如果”的生产关系的标准，他在强调生产力标准同时，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得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他还指出：“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护社会主义制度，”“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社会主义经历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而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创新，也为改革提供了实践规范：只要我们的改革措施，推动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没有产生两极分化，那我们的改革就是成功的。邓小平关于判断改革成败的“三个有利于”和“三个如果”的两个标准，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改革的成功，对于防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改革的左倾观点，以及反对“改革就是一切”、“为改革而改革”的“改革乌托邦”右倾观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三、两个标准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价值尺度和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并不是追求自己目的的神秘的历史过程，而是现实的人追求自己目的的主体实践过程，是人类“自由自觉的”“类本质”的人道价值实现的过程。但是，历史的辩证法在于，人类的主体实践过程，却产生了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社会矛盾运动和社会结构，主要是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而在真正的人类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到来之前，表现为主体与客体的二重分裂，表现为以“异化劳动”为基础的人和社会的异化，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条件下，人和社会的异化达到了极端、全面的地步。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尺度就有两个：一是主体的无产阶级人道主义价值尺度，二是客观的经济尺度，主要是生产力标准。主体的价值尺度，在现代的历史条件下，主要表现为无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大众的争取人类解放的斗争，是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是片面强调历史必然性、片面强调生产力标准的客观主义者、宿命论主义者。马克思尽管比谁都清楚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上的巨大积极推动作用，但是仍然在自由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历史阶段，坚定不移的举起批判资本主义的理性的旗帜，坚定不移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批判资产阶级的贪婪、剥削、侵略和非人道，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奔走呼号，尽量争取对无产阶级有利的资产阶级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特别是他在晚年，在大量研究人类学基础上，探索着人类特别是俄国等东方民族在继承原始公有制残余和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跨越资本主义痛苦的“卡夫丁峡谷”，加快人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伐。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列宁同叫嚷“运动就是一切”、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决裂，开辟了在落后生产力条件下，在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主体努力下，利用资本主义的先进文明成果，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大大改变了世界阶级力量的对比，使世界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变化。资本主义也在社会主义强有力的挑战下，被迫向人民群众让步，采用福利资本主义和国家干预的方式，从而大大延缓了它自身的灭亡。
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尽管不得不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引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允许资本主义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基础上发展，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生产力标准，但时刻不能忘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背叛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因此，邓小平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一再强调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强调如果发生两极分化，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就走上邪路了，就会引起阶级矛盾的激化，就会导致大乱。判断改革成败的两个标准，充分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价值尺度，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四、两个标准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两道警戒线
1987～1989年邓小平形成了“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这是他1975年以来，“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不可少的条件和保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页。）的一贯思想，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发展与体现。他有关稳定的论点包括：（1 ）“要维护稳定最根本要把经济搞上去。”（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355页。）（2）“要坚持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否则改革就算失败了，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3）“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365页。）（4）“反左防腐，加强党的组织、思想建设，是保持中国稳定的关键。”（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169～171页。）（5）“如果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82页。）（6）“中国稳定的基础在农村。”（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6页。）（7 ）“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改革，保持中国持续稳定的发展。”“加强舆论宣传和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5页。）（8）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必要时采取果断措施，保卫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页。）（9）“西方世界确实希望中国动乱”，而中国大乱，就会发生内战，成万难民外逃，“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0～ 361页。）上述9点最关键的是前两点，后面的7点，均可化约为前两点或与前两点有密切联系。由此可见，判断改革成败的两个标准，可以说是维护社会稳定理论的两个基本点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两道警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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