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与中国抗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梁漱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中间党派的政治主张，从总体上和主流上来看，是积极的，进步的。其基本点是坚持进步，坚持团结，坚持民主的路线。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以及国民党对抗战态度的变化，某些人对蒋介石抱有的幻想随之破灭，转而逐渐向共产党靠拢，并进行了许多于国于民有益的抗日救亡活动。梁漱溟及其“乡村建设派”就是比较典型的代表。但是过去有些人认为“梁漱溟是孔家店人，在抗战中，不反日，而把矛头指向共产党和中国人民”①，甚至有人还说“梁漱溟一生中，包括抗战中，没有做过一件好事”②。时至今日，不少学者也仅据梁漱溟正直坦率敬重他的人格和人品，而对他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影响、地位讳莫如深。上述观点和看法除了因某些客观因素限制外，更多的是由于在研究梁漱溟的过程中的历史偏见和误解造成的。
由于梁漱溟一生的经历十分丰富而复杂，作者仅就抗战一题，从他对抗战的主张及其实践，以及奔走于国共团结抗战等三个方面，对梁漱溟的功过是非作一评述，就教于学术界。
（一）
“九一八”事变导致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救亡成为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民族资产阶级开始转变政治态度，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在不同程度上进行批评和反对，积极主张抗战，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争，开放政权，实行民主。整个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当时，正在山东邹平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梁漱溟也“不得不对此事件发言”③。1931年10月7日，他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对于东省事件之感言》一文，第一次公开阐述了他的抗日主张，明确提出仿效印度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使国人向理性方面发展。梁漱溟指出：从历史上看，“总有一种奇怪的事情，即侵略中国之民族，武力虽战胜了中国，强并了中国之土地，但在文化上是不能战胜中国的，终必为中国文化所同化，而服属于中国。”④这说明，“在武力上强权上暴威上，我们有时要落后，但在和平上文明上公理上，我们是不落后的，不能被征服的”⑤。从现实看，“我国非工商业国家，财力亦不充足，无力增加军备”，“尤其是近数十年来，国防毫无……，既无国防与军备，对外打仗是谈不到的。”⑥基于这种认识，梁漱溟反对武力反抗，并指出暴力是“最可卑贱的”，“我人之前途，在武力反面，向武力反面去求”⑦，即以非暴力反对暴力。
从理论上看，梁漱溟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分析是比较客观的，但是其结论和主张是错误的，甚至有些荒唐。首先，他把暴力单纯看作“卑贱”是不正确的。暴力是一种社会现象和历史范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它在中外历史上，既有过破坏作用，又有过进步作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过：“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讲，是每一个孕育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政治形式的工具。”⑧很显然，梁漱溟由于对历史上的“暴力”的不正确认识而想让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甘地式的非暴力主义，纯属生搬硬套、个人意志的体现。再者，梁漱溟的这一主张之所以不切实际还在于他对中印两国不同的历史特点缺乏深刻的认识。
首先，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印度人民被剥夺了掌握武装的权利，在一个多世纪的长时间里，英国疯狂地掠夺印度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使印度人民遭受了空前的劫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殖民当局颁布旨在镇压人民的“罗拉特法”，同时还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惨案，以镇压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从某种程度上讲，印度人民局部的武装起义非但不能促进全民族争取独立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反倒增添了人民群众的恐惧感。被称为“印度骚乱之父”的资产阶级激进派领袖提拉克，也怀疑暴力斗争在印度成功的可能性。⑨与印度相反，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数十年来虽遭西方列强多次侵略，但它们始终未能把中国变成完全的殖民地。日本虽曾企图独占全中国，但在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下，并未完全成为事实。特别是在现代中国，不但中国国民党拥有武装力量，更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拖不垮打不烂的工农红军。这是中国人民武装反抗日本侵略的重要条件和巨大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梁漱溟提出仿效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实际上是对中国人民反抗精神和力量的一种蔑视。
其次，印度是一个宗教盛行的国家，人们浓厚的宗教意识，为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提供了社会基础。甘地关于“非暴力是强者的武器”的宣传，对于有过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而又遭受殖民统治的印度人民是一种心理补偿，也是有着浓厚宗教意识的印度人民更容易接受的。与此相反，中国人民的宗教意识则要淡薄得多。
第三，印度人民面对的是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它有相当长的议会民主传统。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也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较早地为社会所接受，因而在政治上，多少带有一些虚伪温和开明的色彩。从20年代开始，英国殖民当局就改变了以往的单纯武力镇压的政策，对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采取了以宪政欺骗为主，以武力镇压为辅的策略，这在实践上为开展非暴力主义的斗争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而中国人民所面对的是多个帝国主义国家。一方面，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中国，其间矛盾错综复杂，它们与各自在中国的代理人的勾结中，不可能给中国人民什么民主和自由；另一方面，在众多帝国主义国家中，封建法西斯军国主义特点极为严重的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就是想把中国变成它的独占殖民地。为此，它对中国采取的是实实在在的军事侵略，野蛮的武力征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行非暴力主义，无异于束手待毙。
此外，我们还应看到，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不是在会议厅空喊口号，而是直接行动”⑩。它使英殖民当局在道义上、经济上和政治上都遭受打击。梁漱溟在国民党对日妥协，共产党力主武装抗日的情况下，主张仿效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无疑在客观上助长了国民党妥协势力的气焰，也妨碍了抗日民主运动兴起和发展，从而会导致中华民族滑向灭亡的深渊。
仔细分析梁漱溟的上述主张，可以看出，他之所以提出仿效甘地非暴力主义绝非偶然。因为厌恶武力是梁漱溟一贯思想的特点之一。早在20年代初，出于痛恨军阀内战为祸之烈，他就曾企图从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库中搬出改良主义，准备同北洋政府的恶势力作斗争。1922年他附和胡适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就是一例。1930年7月，他在《建设新社会才算革命——答晴中君》一文中指出：中国国防不强，与帝国主义相比，根本无法以武力与之对抗。可以这样讲，梁漱溟在武力方面，是一个自卑论者，然而在文化方面，他又是一个优越论者，这构成了他崇拜甘地非暴力主义的思想基础。此外，梁漱溟提出这个主张的时候，也正是甘地取得胜利的时候——即甘地正在伦敦与英国政府举行第二次圆桌会议，这不能不说对梁漱溟是一种启发和鼓舞。
但是，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一方面甘地的非暴力主义进入低潮，另一方面也由于“西安事变”和“七七事变”的出现，梁漱溟于1937年6月和8月连续发表了《我们如何抗敌？》的演讲和《怎样应付当前的大战》等文章，彻底抛弃了仿效甘地非暴力主义的思想，逐步提出了新的抗日主张，其主要内容包括：(1)抗日战争不能依靠有限的兵力，而要依靠无限的兵力。(2)抗日战争应该是持久战。(3)实行“一切国力化”。(4)国共两党要实现进一步的团结。
1938年5月，他又在徐州发表了近万言的《山东乡村工作人员抗敌工作指南》，提出许多重要的观点。他说：“乡村工作，在平时其目标为建设新社会，完成中国革命。但在今日，则应转移其目标于抗战，于抗敌之中，进行新社会之建设，为总目标。”(11)此外，他还提出了乡村工作人员抗敌工作的几个原则，如“严敌我之界”，“以政治工作为主，而军事工作次之”(12)等。
从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梁漱溟的主张有一个从非暴力抵抗到武装抗日的思想转变过程。然而，有些学者在批判他的时候说：“梁漱溟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关头，不顾严重的民族危机，顽固坚持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立场，从未单独地在乡村工作中提出过抗日口号。”(13)作者认为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从前面所谈的情况可以看到，梁漱溟作为一个民主人士，他为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可谓煞费苦心，其精神令人钦佩。
（二）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国民党在国内外重重压力下，于1937年8月成立了“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延揽各界知名人士共商国事。梁漱溟作为乡村建设派的著名领袖，被聘为参议员。这使得他的抗日主张有了实践的机会。
1937年8月17日，国防最高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南京举行。会上，梁漱溟提出要建立一个担负全国民众总动员的系统机构，“其目的在于一切事要有计划地行之。反对零零碎碎，枝枝节节，东一个工作队，西一个服务团，又是动员又是后援，权责不清，系统不明，有人无事作，无人有事作，这里穷乏，那里浪费，杂乱的现象。”(14)基于这种看法，梁漱溟还专门拟出了一个具体计划，主要内容包括：(1)于直接作战之军队编制系统外，全国军民应都纳入一大组织系统中，而配合于军事系统，一为前方直接作战，一为后方间接作战。(2)此组织系统大致因其社会生活之地段区域，划为单位，以大统小，上下相属，节节相制。(3)将所有的人粗分为“军事人才”，“知识分子”，“普通民众”三大类，适宜地分布，有机地配合。(4)军事人才除大部分属于军事系统外，大多数配制于第二系统，对内维持治安，稳定秩序，对外则随时策应协助军队。(5)知识分子，除一部分属军事系统外，余者统属于第二系统，匀称地普遍于社会之间，对一般民众起领导作用，随时运用教育功夫，完成最高军事计划的一切军令政令所付予之任务。(6)一切计划必须依靠知识分子领导民众进行实际调查统计而成。(7)今之学校制度必须打破，整个教育皆当改造，纳入第二系统，不应自为一系统而于军事政治之外。总之，全国在当今只有作战和动员两件事，向着唯一的目标前进，一切活动合理化。(15)
梁漱溟的主张和计划，当时出席会议的参议员们都不以为然，他们强调应集中讨论紧要问题——外交和军事。其实，从我们今天研究的角度来看，梁漱溟的主张和计划是比较有远见的。首先他从战时的形势出发，从宏观上提出统一指挥，系统组织，全民动员，这对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抗战，无疑是正确的。他不像有些参议员（如傅斯年等），只注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强调整体抗战，一切为抗战服务。
10月下旬，梁漱溟和晏阳初、黄炎培一起晋见蒋介石，明确提出抗战必须得到广大社会支持，必须动员民众参加。当时，蒋介石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并指定他们拟定一个民众动员计划。10月下旬，由于上海战事吃紧，晏阳初、黄炎培等相继离开南京，梁漱溟独自一人起草民众动员计划，待其完成之时，正值国民党军队撤离了上海，国民党政府忙于西迁，而无人顾及此事，故梁漱溟的努力顿成泡影。当然，最主要地还是国民党内负责民众动员工作的陈立夫百般阻挠，不允许外人插手他所主管的工作。这次努力的失败，对梁漱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使他认识到：“党派问题不解，动员民众的工作是无法进行的，因而要动员民众，必须先解决党派问题。”(16)
关于国民党所实行的征兵制度，董必武曾指出：“国民党为了表示自己是一个现代国家，因而实行所谓征兵制度，但这种征兵制度是依靠其封建的保甲制度来推行的，表面上虽然做些抽签的样式，实际上有钱有势人家的子弟，就是中了签也还是不去，保甲长就把最穷苦的人或过路人捆去塞责，结果征兵变成了掠夫和绑索。”(17)梁漱溟因民众动员计划失败后，1938年6月来到四川，作为一个致力于乡村建设工作的人来说，对严重的兵役问题给乡村所造成的痛苦难以坐视。他指出：“在西南大后方，当然以补兵员，大量征集，加紧训练为第一事；而兵役问题，恰办得不好，谈者莫不疾首蹙额。在乡村已痛苦不堪，而国家亦没得到好壮丁。”(18)于是，他“留心兵役问题改善的研究，而思所以尽力之道”(19)。
同月，四川省政府召集所属18个行政专员和保安司令开会，商讨兵役问题。恰在此时，梁漱溟由重庆到达成都，省政府主席王缵绪邀请他出席指导。会上，梁漱溟第一次就兵役问题公开阐述了他的主张。他提出要改善兵役需要有四大条件，即政令统一，事权统一；秩序久定；地方制度健全，下层机构充实；人口户籍清楚。他认为，以往征兵工作做得不好，皆因这四大条件不具备，四川也一样。
为了进一步研究兵役问题，1938年9月，梁漱溟邀请王寅生、孔庚和吕超等人在重庆发起组织兵役座谈会，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国民党政府兵役负责机关官员也经常出席。在此期间，梁漱溟发现，以往征兵过程中，国家征兵法令与政府颁布的命令以及地方办理者完全脱离，“所谓兵役一事，竟可析而为三。”(20)他认为，必须使政府政令和地方办理办法符合国家征兵法令，“还三为一”，即认真依法征兵。据此，梁漱溟拟定了具体计划，并且拜会了重庆行营主任张群、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和著名无党派人士张澜，赢得了他们的同意与支持。1938年10月7日，梁漱溟和上述三人同机飞抵成都，计划组织四川全省总动员委员会。但由于受到以黄埔系蓝衣社，川省政府法制室主任张云伏等人的强烈反对，梁漱溟这一努力又成泡影。
即便如此，梁漱溟也并未彻底灰心。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大会在重庆召开。梁漱溟又向大会提交了《改善兵役实施办法建议案》，并亲自作审查报告。1939年2月12日，他又托人向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大会提交《办理兵役亟应改善各点分别提出建议案》，结果石沉大海。改善兵役问题的努力再告失败，使梁漱溟进一步“认清了党派问题是一切事情的总障碍。此后用力的方向所以转移到要求团结统一上”(21)。
梁漱溟的抗战实践活动，历来是学术界争议比较大的问题之一。不少学者认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抗日主张及其实践，只有反共性，没有进步性。他的“乡治计划”是妄想以“乡村建设”来对抗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革命和乡村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他的抗战主张和实践都是为国民党蒋介石张目等等。不可否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也罢，抗战主张和实践也罢，不是一个真正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有效途径，甚至有些观点和看法是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其消极影响早有定论。然而作者认为，作为一个介于国共两党之外的民主党派人士，其主张和理论是从国家和民族的立场出发的，在大敌当前之时，他提出“统一指挥，系统组织，全民动员”，并不是为国民党张目，也不存在借抗战之名消解共产党，而是出于上下一致，共同御敌的目的。当然，国民党当时是执政党，共产党是在野党，梁漱溟抗战主张的重点向国民党偏移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列宁曾经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22)从这一角度出发，作者认为，梁漱溟的抗战主张和实践更多是具有进步性而非落后性和反动性。
（三）
整个抗战时期，梁漱溟除为发动民众尽力外，另有一件值得充分肯定的事情，即为国共两党的团结抗战而奔走。他自己曾经说过：“我第一个念头原在发动民众，因为意想中国一致对外不成问题。后来才晓得事情不这么简单，还必须先求团结才行。否则彼此（指国共两党——引者注）猜防之心未泯遂动手发动民众，愈发动愈冲突，冲突大了，国事便不可为。”(23)
1938年1月5日到26日，梁漱溟为促进国共合作而访问延安。过去有人说，梁漱溟访问延安，实际上是冒充调人，是作国民党的说客，劝告中共彻底放弃武装斗争。(24)作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首先，梁漱溟反对中共的武装斗争，与国民党没有关系，正如他本人所讲的那样：“我有一套‘既从今以追古又由古而达今，事事与外国相比较，纵横往复’而建立起来的理论作根据。”(25)他之所以在抗战之初访问延安，是因为他认为：中共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不仅是结束长达十年的内战，促进国家统一的大好机会，而且也是使中共从根本上改变“革命而不建设”的大好时机。所以，延安之行，是基于他的政治主张而绝非他人所指使。其次，在抗战初期，由于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的高涨和共同抗战的需要，梁漱溟虽表面上与国民党接近，但在思想理论上并未沟通，更何况他正是在其发动民众的努力遭到国民党内部的阻力而失败的情况下访问延安，因此，说他为国民党当说客就更难成立了。
在延安，梁漱溟参观了党政机关、学校，同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多次交谈，尤以毛泽东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及抗日必胜的结论，使他“头脑开窍，一扫悲观情绪。”(26)他与毛泽东会见多达八次，讨论最多的是怎样建设新中国的问题。尽管二人分歧很大，观点也尖锐对立，但就团结统一问题，两人的意见基本上是接近的。总之，梁漱溟认为此次延安之行是颇有收获的。第一，他相信中共的转变“不是假的，不是一时策略手段如此，他们不愿再事内战的情绪很真切”(27)。他同时认为：不过，“他们仍以阶级眼光来看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来解决中国问题，换句话说，根本上没有变。”(28)，第二，他感到他的关于团结统一的许多主张，中共是赞成的，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不可与其他党派合作的，他们将求着与大家合作”(29)。延安之行进一步增强了他今后努力争取国共团结抗战的信心。
1938年12月16日，中国国家社会党领导人张君劢发表了《致毛泽东先生的一封公开信》，要求中共放弃武装，服从国民党政府，皈依三民主义。一时间，党派问题成为热闹话题，梁漱溟也写了《抗战建国中的党派问题》一文，比较集中系统地提出了关于解决党派问题的方案。他认为，中国各党派没有什么不可以合作的。特殊的中国国情，决定了中国各政党不能向西方那样，要么一党独操国权，不容他党并立，要么彼此承认而互相竞争政权。而只能合拢为一。互相排斥既不利抗战，也不能建国。于是，他提出建立“二重组织”的解决党派问题的方案，即“各别党派为第一重组织，全国许多党派之联合作为第二重组织”(30)。他强调，这种组织的特点是“一多相融”，既非多党制，也非一党制，既非有分无合，也非合而不分，乃是合中有分，分而后合。具体说以国民党为第二层组织，即党上之党；而以国民党外各党派，和国民党内之各派系，为第一层组织。实际上，这是一个“成立大国民党之计划”(31)。可以看出，梁漱溟为解决党派关系问题煞费苦心。但是各方对他的方案均不欣赏。国民党方面认为：“党派现状固不能令人满意，但无好转的把握，有恶化的可能时，仍以少谈为好。”(32)甚至梁的好友张群也笑其过“迂”(33)。共产党方面的态度也同样令梁漱溟失望。周恩来、董必武、李维汉都称这是一种根本行不通的空想。(34)15年后，毛泽东也批判了这一主张。(35)
接连不断的挫折，给梁漱溟以极大的刺激。但他并没有从此消极，而是决心联络各小党派，努力促进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以利抗战。发起并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是梁漱溟为解决党派问题所采取的最重大的行动，是梁漱溟整个政治生涯最光辉的一页。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出现是有深刻历史背景的。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在加紧反共摩擦的同时，不断地压制、打击各小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引起他们普遍的失望和不满。他们不仅深感自己的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而且十分担心国共合作破裂，重开内战贻误抗日。为抵制国民党的压迫，调解国共关系，阻抑形势逆转，他们力谋联合行动。1939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上，中共与其他小党派和无党派的参政员，一致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行宪政。在轰轰烈烈的宪政运动中，各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不仅在政治主张上取得了一致，而且在宪政运动的实际斗争中，已经走上了联合的道路。
当然，梁漱溟和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等人的主张也存在差异。黄炎培等人仍倾向于欧美民主政治，强调民主政治以实现抗敌救国的目标，因此他们全力投入宪政运动。而梁漱溟早已认为欧美式的民主政治不是救世仙方，强调中国只有先统一后宪政，二者不能颠倒。故而他谢绝各方邀请，拒不参加宪政运动，“我只认定我的路线，作我的团结统一运动。”(36)梁漱溟认为：在当前危机下，所有国共两大党以外的人都有其不可逃避的任务，即不允许内战爆发而妨碍抗战，只有各小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团结起来，代表广大人民的意志和要求，才有实力调解国共关系。据此，梁漱溟的“统一运动入手处，在先谋第三者之联合”。1939年10月9日，他在成都与黄炎培、梁仲华、晏阳初、李璜等人聚会上指出：国共关系恶化，影响抗战前途甚大；两党之外，大家如果零零散散，就没有力量说话，没有力量进行调节团结，只有大家先团结起来，构成一个力量才能牵制国共两党，不许他们内战，而要他们团结合作，一致抗战。(37)
经过一系列工作，1939年11月23日，梁漱溟作为乡村建设派领袖和中国青年党的曾琦、左舜生、李璜、余家菊，中国国家社会党的罗隆基、胡石青，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章伯钧、丘哲，全国救国联合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冷，以及无党派的张澜、光明甫等人，在重庆青年会餐厅集会，正式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其宗旨是“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士，共就国事，探讨国事政策，以求意见之统一，促成行动之团结”。组织名称是由梁漱溟提议的，一则是为了争取国民党的认可，二则它也能表达全国人民团结抗战之愿望。大会通过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反映了梁漱溟一贯的思想主张。《信约》提出：“中国唯需以建设完成革命，以进步达到平等，一切国内之暴力斗争及破坏行动，无复必要，在所反对；今日之统一，非出于武力，而为国人之意志集中，意志统一上，求得国家之统一；拥护蒋先生为中华民国最高领袖，一切军队属于国家”(38)等。
可以看出，统一建国同志会虽然还不具备一般政党的特点，但它加强了三党三派以及无党派人士的联系和团结，增强了民主力量，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诞生准备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条件，其中，梁漱溟功不可没。
当然，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成立，并没有为梁漱溟调解国共关系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1939年底到1940年春，国民党对中共由制造局部的惨案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掀起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这一事件对梁漱溟刺激很大，他草拟了“解决党派问题求得进一步团结建议案”，请求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国民参政会参议员联合署名，向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会议提出，但由于意见难以统一，梁漱溟只好以个人名义提出。他深感同志会“未能强调吾人衷心之要求”，故而决心创建一个更有力量的第三方面组织，担负起努力调解国共关系，促进团结抗战的重任。
1941年1月初，“皖南事变”发生，中外震惊。中共党内极少数人将此事变估计为“四一二”政变或“马日事变”。各小党派领导人也认为形势严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已迫在眉睫，中华民族前途危在旦夕。于是，他们奔走于国共双方，力求和解。与此同时，“民盟组织也在秘密进行，夹杂在那些为新四军事件奔走的许多聚会之间”(39)。各小党派推举梁漱溟、左舜生、罗隆基起草政治纲领，并酝酿了领导人选。
1941年3月19日，在中共的支持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成立大会，梁漱溟、黄炎培、张澜、张君劢等13人出席。大会讨论了政治形势，同盟的基本任务，组织原则和机构设置。黄炎培当选为主席，梁漱溟等五人为中央常务委员。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进一步扩大了进步势力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发展。1941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社论曾说：“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更大的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
梁漱溟晚年在谈到他筹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动机时说：“说到我自己，当时亦有一段记述文字，颇能说明我参与发起组织民盟之动机和认识。这段文字是党派不协，妨碍抗战，因又从一般朋友之后，努力团结运动。中国民主同盟之组织，托始于此。”(40)无可否认，梁漱溟为民盟的创建是做了大量工作的，其功绩不容抹煞。张君劢曾称他为“民盟之父”是有一定道理的。
纵观梁漱溟在整个抗战时期的所作所为，其思想、言论及行为都充满一种救国救民的精神。尽管在国共两党的矛盾斗争中，他没有所谓“鲜明”的倾向性立场，或者在行为方式上委曲求全，中立调解，甚至对国共两党各打五十大板，但他为团结抗战，避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裂而所做的大量的艰苦努力和工作，充分体现了一位爱国者的责任感，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注释：
①(23)李达：《梁漱溟政治思想批判》，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1页。
②晓亮：《梁漱溟和他的反动思想》，1955年9月7日《工人日报》。
③④⑤⑥⑦梁漱溟：《对东省事件之感言》，1931年10月7日《大公报》。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3页。
⑨任鸣皋、宁明编：《论甘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69页。
⑩林承节：《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88页。
(11)梁漱溟：《山东乡村工作人员抗敌工作指南》，1938年3月。
(12)李紫翔：《梁漱溟的四十年》，《新建设》1955年10月号。
(13)(14)(18)(19)梁漱溟：《抗战与乡村》，1940年重庆版，第4、5、13、15页。
(15)(36)梁漱溟：《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70、171页。
(16)董必武：《大后方的一般情况》，1945年春。
(17)(20)(22)(24)(26)(27)(28)(29)(31)(35)(38)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162、357、99、404、152、144、144、171、168、187-191、364页。
(21)《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
(25)梁漱溟：《试说明毛泽东晚年许多过错的根源》，香港《百姓》1982年第1期。
(30)(32)黄承勋：《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论集》，龙山书局1949年版，第5页。
(33)周恩来：《对出席民盟四中全会扩大会议人员的讲话》，1949年12月6日；董必武：《大后方的一般情况》，1945年春；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688页。
(34)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1953年9月16-18日讲话。
(37)许汉之：《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页。
(39)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4-75页。
(40)《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第6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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