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俊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贡献论文,李汉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史中，李汉俊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从1919-1922年间，他在报刊上发表了100余篇文章，十分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择取方向时候的指南针”，只要有了这个指南针，“我们就可以随时施设，应机修正，不至于死守盲撞了。”（注：汉俊：《自由批评与社会问题》，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0年5月30日。）在他与李大钊、陈独秀等的合作下，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正如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所指出的那样，李汉俊是中共“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注：《马林致生产国际的工作报告》（1923年5月31日），译自斯内夫利特档案第297/3060号。）。本文对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进行一些分析与探索。
（一）
先进的中国人首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是唯物史观，这是因为它向中国人民揭示了拯救国家的正确道路。李汉俊十分重视对唯物史观的传播，不仅帮助李达翻译了《唯物史观》，还写了《怎么样进化？》、《唯物史观不是什么？》、《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其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等文章，并第一个在我国高等学院开设唯物史观的课程，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在这方面的建树，他除了与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作了相同的工作外，有两点犹为突出。
其一，在传播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传播了辩证唯物主义。他在《唯物史观不是什么？》（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2年1月23、31日）中指出，在对待思维与存在、精神与自然这基本问题上，哲学界自古以来就分成两个阵营，中间夹着折衷派（物心并行）。马克思主义是承认物质为第一性的，但它不是“物质唯一主义”，也不是折衷派。它与旧唯物论的区别在于：首先唯物史观主张物质支配精神，但并不否认精神的作用。其次它没有将社会的发展看成是一种机械运动，而是一种不停顿的物质运动。再次旧唯物论在对待“人类底进化及其制度的进化”时，认为是“思想发达固有的法则”发生作用的结果，而唯物史观认为是“社会底物质的条件发达的结果”，“经济的条件是历史——进化底根本动力”，劳动者是创造历史和社会财富的主体。最后它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思索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的观察法“巧妙地结合”来观察历史和社会，所以唯物史观也叫作“辩证法的唯物论”。
针对有人错解辩证法是诡辩，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诡辩的唯物论的认识，李汉俊批评了这种“错解”，指出辩证唯物论与形而上学是对立的。形而上学将一切事物不作“活的观察”，而作“死的观察”；事物从根本上讲是静止的，没有变化的。他承认形而上学在一定范围内，“是必要的方法”，但若一旦超出了所限的范围，就成为“偏见”、“空想”，陷入不解的矛盾中，结果是“只见树而不见林了”。他用近代科学的最新成果，特别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证明形而上学的荒谬，指出事物内部的运动是不停顿的，其两端是“相反”，“又是不能相离的”。一切事物的运动决不会永久的循环，而是不断地作历史的进化。所以辩证法是“合理的思索法”，而不是什么诡辩。
其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中国的社会，突出体现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分析上。他通过对清末商人、实业家的考察，指出中国经济上同样发生了由家庭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再向机械工业的移动。随着这个过程，中国产生了第三阶级（资产阶级）。他们不仅要求获得经济上的利益，还要求政治上的民主，于是要与封建贵族斗争，以期推翻封建制度。
他看到中国资产阶级与西方资产阶级的不同点。中国资本主义还很不发达，并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帝国主义为了占领中国市场，必然与中国资产阶级发生“争夺战”。他们为了“制服中国底资产阶级，就要去帮助中国底封建贵族，妨碍中国底资本阶级握得政权。”（注：《社会主义讨论集》，新青年社1922年出版，第336页。）
中国资产阶级虽然与世界落后了三四百年，但世界已经成为一个有机体（尤其是交通发达的近代），而中国是世界的一个局部，可能“追随世界进化”而“发生资本主义”。然而中国特殊的国情，造成它不必沿着欧美资本主义的老路走。在欧洲，进化和蝉蜕是“按步就班，循次而进”的，但中国却不同，由于“急速进化”，使一切事件、思想变化之快、激烈的程度是欧美所没有的，第一个刚蝉蜕，还没有结果，第二个又发生了，“风涌云起，如走马灯一班（般）”。这正是中国赶上世界步伐，结束“混乱”的希望所在。中国发生在资本主义总“崩坏”的时代，要赶上世界，完全不必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可以直接“进化”到社会主义（注：《社会主义讨论集》，新青年社1922年出版，第361页。）。
应该指出在这方面的分析，表明他并没有认清中国社会性质，因而导致他将中国社会列为资本主义社会，提出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命题。这一认识当然不是他一个人的思想，而是反映了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水平。但是他研究马克思主义力求联系实际的学风，则是应该肯定的。其中许多思想火花，无疑为中国共产党人后来正确认识中国革命规律，提供了可贵的思想材料。
（二）
马克思、恩格斯将无产阶级世界观运用于对人类社会经济关系发展规律的研究，使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而形成的政治经济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李汉俊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体系，不能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分开来，它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经济学说底参照，就只能得出空洞的观念，而且不能了解现在的社会，尤其不能了解将来社会底组织。”（注：汉俊：《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2年6月6日。）
《资本论》是马克思花费了毕生精力的研究成果和最主要的著作，引起了李汉俊高度的重视。他将该书与《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为每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必须“拿来详详细细读一读不可”的著作。由于《资本论》“里面材料理论都太复杂，不是脑筋稍微迟钝的人所能了解”的，因此国际工人协会评论联合编辑米里·伊·马尔西撰写了《Shop Talkson Economics》，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用很通俗的语言和方法加以“说得这样平易而又说得这样得要领的，在西洋书籍中也要以这本书为第一。”
日本远藤无水将本书译成日文，李汉俊据此译成中文，以《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的书名，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2种，在1920年9月出版。为了使中国读者更好地学习和掌握，他又将书中“有点抽象之处，非略有经济学常识者不能了解”，令读者“非费点思索不能了解的地方，又略略加了点注解。”为了同样的原因，他还希望中国读者在学习这本书的同时，阅读马克思的《工资、价格和利润》，因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都在这里。
第一，李汉俊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用唯物史观对历史考察的结果，所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也可以叫经济史观。其根本的一条就是：造就社会的因素很多，但终极原因在经济条件。人的观念（包括善恶正邪、信仰等），均由物质条件决定，并受它的限制，“经济的条件是历史的进化底根本动力”（注：汉俊：《唯物史观不是什么？》。）。具体地说，就是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起支配作用的是物质的生产、交换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品分配。这也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
在阶级社会，生产资料必被一个阶级所私有，从而“支配生产及交换”，进而支配生产者。在现在这个社会，这个阶级就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造就解决这个对抗的物质条件（即无产阶级）。“所以人类社会底前史就以这资本家社会形态而告终。”（注：汉俊：《唯物史观不是什么？》。）这样他就让人们抓住了历史发展的实质，给正在寻求救国的先进中国人指明了一条正确的民族解放之路。
第二，李汉俊还大力宣传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认为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石，是这位伟大历史巨人对人类社会科学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这个伟大理论的创立，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一切主要方面所呈现出的规律，为无产阶级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第三，李汉俊以《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中所获得的知识，去剖析中国的经济问题。他用通俗的语言，分析中国经济运作，以揭示资本家对劳动人民的剥削秘密。他往往从劳动人民几乎每天都要接触到的问题作为突破口，以提问题的方式展开。指出资本就是剩余劳动而投到再生产用的价值。它的最初形式是货币，是劳动的结果。因此不事劳动的资本家不应该拥有资本，一切事业都应该归劳动者所有。
总之，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剩余价值论与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一生在科学上的两个伟大的发现。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发现才使人类摆脱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桎梏。所以包括李汉俊在内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向中国人民传播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重要内容。
（三）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的旗子下，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之在思想战线上展开了大论战。其中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使科学社会主义与行行色色的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基尔特是英语的音译，意即同业联合或行业。所谓基尔特社会主义就是行会社会主义，是英国工联中的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1919年9月，张东荪等人就在《解放与改造》创刊号上，对基尔特社会主义作了介绍，并肯定这种“自治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各派别中“最要善”。同年12月，他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随后又发表了《为促进工界自觉性进一言》，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李汉俊十分敏锐地看出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本质，率先在《星期评论》第20号（1920年5月）上发表《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随后又发表了《自由批评与社会问题》（《民国日报》1920年5月30日）等文章，率先揭开了批判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序幕。
1920年9月，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到中国讲学，极力兜售基尔特社会主义。张东荪陪他前往湖南讲演，并于11月6日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竭力附和和宣扬罗素的理论。李汉俊与陈独秀、李达等马克思主义者高举起批判的大旗，将这场论战推向高潮。李汉俊写了《跑到内地才睁开眼睛么？》、《冤哉枉也——抨击张东荪先生的人们》等文章，对基尔特社会主义展开了全面的批判。
第一，确定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张东荪在《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中宣称“我们主张社会主义既不象工行的社会主义建立一个全国工行、又不象多数的社会主义组织一个无产者专制政治、更不象无治的社会主义废去一切机关、复不象国家的社会主义把所有生产收归国有。乃是浑朴的趋向。”李汉俊尖锐地质问：“既然是一个主义，一定有一个内窝；断没有只有趋向而无内容的，是可以说是主义。”
他指出凡是主义一定要有具体的内容。主义就是“解决一个特殊问题的基本原理”。它应该具备三个条件，即“在人类生存和幸福上有必要”、“在人类进化上有实现的必要”、“要有能够实现主义的政策”（注：汉俊：《读张闻天先生底〈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民国日报》1922年2月6日。）。这三个是有机的整体，缺一不可，方能成为一个系统完备的主义。张东荪所标榜的社会主义竟没有内容，只有一个“浑朴的趋向”，“这就好比是一个瞎子，手里棍子也没有拿一根，只朝着一个方向，也不晓得前面有路无路，是山是水，只向前面走的一样。瞎子所趋的前面却是浑朴的。到了尽头或是遇着虎豹，或是掉下岩去，或是落下水去，或是走到桃源去，总是要达到比现在不同的一种特别境象的。”所以张东荪的社会主义是走头无路的社会主义，他是走头无路的社会主义者。
五四运动前后，社会主义思潮汹涌而至，令正在寻求真理的广大青年一时“目迷五色”，难辩良莠。中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正是利用这一点，在广大青年中兜售他们的理论，使不少青年上当受骗。李汉俊告诫广大青年，对于新文化，也要看到其中的复杂性，一定要认真分析；社会主义也不是一个严格的主义，而是内容复杂，分成许多种类的主义和制度，但它决不是象张东荪的社会主义那样，只有浑朴的趋向，而无具体的内容。他一一分析了各种社会主义，明确地宣布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号召中国人民应该很好研究西方先进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它们现在的状况就是我们中国将来必然要经过的阶段，所以这对“我们后进的中国人实在是天赐之幸”（注：汉俊：《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2年6月6日。）。中国若要赶上世界进步的步伐，就只有走社会主义这条唯一正确的道路。
第二，揭露基尔特社会主义的阶级本质。张东荪等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子，但他们的社会主义却是没有具体内容的。这不是他们的无知，而是掩盖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实质。李汉俊逐一批驳张东荪的谬论。其一，张东荪等以中国没有劳动者，没有资本家，主要是发展实业为由，反对劳工运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李汉俊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剖析了中国近代社会，指出帝国主义的入侵，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强行将古老的中国拉进了世界资本主义。中国自从有了资本主义，也就有了劳动者和劳动市场，资本主义的经济构架也在中国开始运作，其经济价值规律也就发生作用。李汉俊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中国不仅有劳动阶级，而且由于受到中外资产阶级的两重掠夺，中国的劳动阶级过得比西方同行要悲惨得多的生活；中国的资产阶级，与外国资产阶级一样，都是强盗阶级。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张东荪的所谓发展实业，就是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因为要主张资本主义，于是就反对社会主义”
（注：汉俊：《社会主义是教人穷的么》，《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1日。）。
其二，张东荪鼓吹：“我以为在现在中国不必促进工人对于资本家的敌忾心。而只应促成工人对于工人的同情心。换一句话来说，就是暂且不要提倡工人对于导阶级的反对观念，而只要提倡对于同阶级的互助观念。”对于这种阶级调和的论调，李汉俊指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是根本对立的，其阶级矛盾是无法调和的，应该在工人和国民中“大大地灌输资本家阶级是掠夺阶级或强盗阶级的观念，使社会一班都明了资本家阶级底横暴，劳动者阶级底不合理的痛苦的理由。”他揭露张东荪抽象地谈什么同情心、互助、团结等，实质上是“不希望工人有阶级的觉悟”，甘受强盗阶级的压迫。他号召工人阶级提高阶级觉悟，团结起来，用阶级斗争手段，打倒资产阶级。
李汉俊还通过中国近代史的分析，进一步揭露基尔特社会主义的阶级本质。中国自从鸦片战争后，就被西方列强强行拉进资本主义，这样“中国在经济上已经走到欧洲封建制度破灭后的资本制度了，政治上却还没有脱离欧洲资本制度尚未发生的封建制度。”（注：汉俊：《进了步了！》，《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1日。）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中国的第三阶级（资产阶级）和第四阶级（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攻击的目标都是封建贵族。一些资产阶级的“糊涂虫”竟以无产阶级为“同志”，以社会主义为“主义”。其实这两个阶级的目的是绝对不同的。无产阶级运动的最终目的是造成一个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而资产阶级运动的最终目的是造成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所以张东荪从内地旅行回来，便“恍然大悟”，于是“大大地反对起社会主义，提倡资本主义了。”（注：汉俊：《进了步了！》，《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1日。）
在这场论战中，尽管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中国的国情还缺乏科学的分析，但他们坚决驳斥了张东荪等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和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的谬论，从而进一步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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