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哲学的复兴与黑格尔哲学的新发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黑格尔论文,哲学论文,新发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9年，正当苏东剧变进行着的时候，F ·福山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论文（后扩充成书），对苏东剧变的后果作出了思想史的总结。福山说，共产主义的失败表明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注：福山：《历史的终结》，第3、4、1页。远方出版社，1998。）
耐人寻味的是，福山是以一个黑格尔主义者的身份宣布自由主义已定于一尊的“好消息”的，那篇使他一夜之间暴得大名的论文的题目“历史的终结”，就是借用黑格尔哲学的术语。福山还特别指出，他的理解“与德国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关系最为密切”（注：福山：《历史的终结》，第2页。远方出版社，1998。）。然而我们总不该忘记的是，就在自由主义不断取得胜利（从而形成乐观主义）之19世纪，黑格尔与马克思尖锐地批判了它，他们二人也成了批判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时至今日，黑格尔主义被用来论证自由主义的全面胜利，是黑格尔对自由主义的批判终被否证，黑格尔主义与自由主义握手言欢了呢？抑或是当代自由主义接住了黑格尔以来的对自由主义的重重挑战，黑格尔们所揭示的自由主义现实的、潜在的种种困境已被化解？抑或福山兴高采烈地宣布自由主义的胜利，是觉得有必要向自己隐瞒自由资本主义比任何时候都脆弱、都危险、在某些方面甚至灾难重重这个事实，有必要向自己隐瞒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原则或“精神”的潜力？（注：参看 Jacques Derrida.Spectres of Marx.New Left Reuiew,No.204.March/April,1994.）
就这样，福山以“煽动的（Provocative）（注：福山自述。 见《历史的终结》中译本“访谈作者”，第387页。 ）方式延续的却是一个十分严肃的话题，它突出体现了二次大战后在西方世界出现的黑格尔哲学热特别是黑格尔政治哲学热，同样，黑格尔哲学热也因此获取了新的含意。
一、从马克思到黑格尔
如果说19世纪末在英、美产生并流行，尔后又在德意等国产生强大影响的新黑格尔主义，是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这一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那么二次大战后在西方世界出现的黑格尔哲学热，则直接与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相关联。
1831年，黑格尔逝世。曾经在19世纪20年代在德国盛极一时的黑格尔哲学于40年代后迅速衰落。这里有学理上的原因，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矛盾，黑格尔学派中的内部争论，外来的批评，等等，使黑格尔哲学遭遇到了直接的危机。但政府的反动在黑格尔哲学的衰落方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848年欧洲爆发资产阶级革命。革命失败后，德国资产阶级进一步失去革命热情。在哲学领域中，对德国古典哲学再也没有显示出昔日的兴趣，黑格尔哲学被弃之不顾。对此，恩格斯曾经这样写道：“随着1848年革命而来的是，‘有教养的’德国抛弃了理论，转入了实践的领域。……但是，思辨在多大程度上离开哲学家的书房而在证券交易所筑起自己的殿堂，有教养的德国也就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在德国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时代曾经是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理论兴趣……在包括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的领域内，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没有头脑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7—258页。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则愤怒地指出德国知识界已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页。人民出版社，1995。）。
“复兴黑格尔”的口号首先出现在19世纪后期的英国。盛行了几个世纪的经验主义传统突然为黑格尔主义所取代。斯特林（J.H.Stirling）于1865年发表《黑格尔的秘密》，在书中， 斯特林花了很大篇幅来清除公众中普遍存在的对“德国哲学”怀有的反感，肯定在德国哲学中“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格林（T.H.Green）、布拉德雷（F.H.Bradley）、鲍桑葵（B.Bosanquet）、麦克泰加特（J.Mctaggart ）等新黑格尔主义者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20年左右，几乎把持了各主要大学的哲学讲坛。在美、德、意等国，也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美国的罗伊斯（J.Royce）、德国的克朗纳（R.Kroner）、意大利的克罗齐（B.Croce）等成了新黑格尔主义的代表人物。在法国， 黑格尔的复兴要晚一些。20世纪30年代，黑格尔主义者科杰夫（A.Kojeve）、伊波里特（J.Hyppolite）等开始潜心研究黑格尔哲学， 他们的思想主要对战后法国左翼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黑格尔主义在19世纪后期开始复兴，从历史根源上看，是因为在19世纪后期，西方各国开始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正在形成中的垄断资产阶级在哲学上已不再满足于强调原子式个体的经验主义，而强调整体，赋予国家很高地位的黑格尔哲学较好地满足了垄断资产阶级强化国家机器的需要。所以，黑格尔哲学与其说被复兴了，还不如说被发现了，被传入到德国外的国家。
说黑格尔哲学重新被“发现”，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在这个时期，黑格尔早期著作的许多手稿、残篇被发表出来。1907年，狄尔泰（W.Diltlhey）发表《青年黑格尔的历史》一书。同年，在狄尔泰的赞助和领导下，诺尔（H.Nohl）仔细读完了黑格尔遗稿中的早期作品，并将它们整理出来，以《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为名出版。这是对黑格尔早期思想的研究的滥觞。
总起来说，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期前，黑格尔开始摆脱了“死狗”的形象，黑格尔主义传入其他国家，并得到发展。这一时期（注：出于分析的方便，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黑格尔主义的发展我们放在下一阶段中论及。）通常被称为新黑格尔主义阶段，黑格尔哲学中的逻辑学、辩证法得到了重视，其社会政治理论则仅仅在整体至高无上，个人要服从整体的意义上被发挥。又由于黑格尔早期作品的整理出版，其宗教神秘主义、非理性主义的倾向也得到了强调。这是黑格尔主义复兴时期的大致情况。
二次大战后，黑格尔哲学的被“发现”，演变成了经久不衰的黑格尔哲学热。这一“热”结果就是使黑格尔哲学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黑格尔得到了更为确切的理解与阐释，在某种意义上犹如出现了一个全新的黑格尔。
黑格尔哲学热的出现，与战后共产主义力量的巨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剧增直接相关。欧亚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建立，与苏联一起构成了社会主义阵营。西欧的共产党活动十分活跃，象意共、法共、西共等都是议会中的大党，有的还是第一大党。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潮风起云涌，象“西方马克思主义”甚至在60年代的社会风暴中被造反学生和工人奉为自己的思想武器，等等。这样，马克思主义——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即“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广泛流行——和黑格尔主义，成为了显学。
这是一条从马克思到黑格尔的线索。黑格尔哲学热，首先就“热”在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真正关系，黑格尔哲学遗产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等问题的讨论中。事实上，直至当前，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解与阐释最为关心的仍属马克思主义阵营。
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60年代的走红，是黑格尔哲学热出现的直接背景。但是，追溯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我们得回到20年代。1923年，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G.Lukacs）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发表。在这本引起许多争论的著作中，卢卡奇开创了一种既不同于第二国际又不同于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传统。在卢卡奇看来，第三国际是在第二国际破产后产生的，但两者的理论基础并无不同，即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为经济决定论。这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回答不了西欧工人阶级为什么没有能阻止1914年的战争并代之以进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到1923年的革命为什么遭到失败这样一些问题。卢卡奇认为，要解答这些问题，必须克服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化、实证化的倾问，恢复其革命的、批判的功能。而这需要拯救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需要揭示马克思社会主义观的黑格尔根源。
卢卡奇的“拯救”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努力结出了果实。同一年，科尔施（K.Korsch）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在这本书的后记中，科尔施说他“幸运地”“与卢卡奇的论点基本一致”。这以后，围绕着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作出理解和阐释，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线索。正如安德森（P.Anderson）所指出，卢卡奇“第一次把黑格尔提高到在马克思思想以前历史上占绝对主导地位的高度，对黑格尔进行这种重新估价的影响，对于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传统是深刻而持久的。”（注：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第80页。人民出版社，1981。）这种深刻而持久，既表现为赞同卢卡奇开创的把马克思哲学黑格尔化的倾向，也表现在反对和批评这种倾向的思想家那里，比如阿尔都塞（L.Althusser ）也认为“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关系是当前一个带有决定性的理论和政治问题。”（注： L.Althusser,Marx's relation to Hegel,inG.W.F.Hegel:Critical Assessments,cd,by Robert Stern.Vol.11,P512.Routledge.1993.）科莱蒂（
L.Colletti）专门写了《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注：阿尔都塞、科莱蒂（某种程度上加上他的老师德拉一沃尔佩，G.Della-Volpe ）可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反对把马克思哲学黑格尔化最激烈的人。但是，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由于强调了总体性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所以他的观点与其批判的卢卡奇的观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实际上阿尔都塞不自觉地回到了从卢卡奇到萨特的这种“完全的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之中。”见
M.
Jay,Marxism and Totality,P188—191.University of Califonia Press,1984.）。 既表现为有的思想家写出全面探讨黑格尔与马克思关系的著作，如马尔库塞（H.Marcase ）的《理性与革命》，也表现为思想家们以黑格尔式的概念作为“范式”，来研究当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如“总体性”（totality）概念之为从卢卡奇到哈贝马斯（J.Habermas）的许多思想家所阐发。（注：M.Jay 在Marxism and Totality中把“总体性”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范式”，论述了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K.Gerlach）、布洛赫（E.Bloch）、霍克海默（M.Horkheimer）、马尔库塞、阿多诺（T.W.Adorno）、 列菲伏尔（L.Lowenthal）、戈德曼（L.Goldmann）、萨特（J.P.Sartre ）、梅洛—庞蒂（M.Merleau-Ponty）、阿尔都塞、德拉一沃尔佩、科莱蒂、哈贝马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关于总体性的思想。）此外，卢卡奇复兴黑格尔还具有象征意义，它使黑格尔哲学完成了一个辩证的转折，黑格尔哲学不仅从“死狗”变成了“活着的哲学”（新黑格主义），而且还成为本世纪“一切学派之祖”，即成为本世纪思想的重要源泉。伽达默尔（H.G.Gadamer ）曾论述过解释学的历史学派——兰克（Ranke）、乔伊森（Droysen）、狄尔泰——与黑格尔的关系，也曾详细探究过海德格尔（M.Heidegger ）对“来自黑格尔方面的吸引力”的“感受”。（注：参看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第二、三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伽达默尔论黑格尔》中“黑格尔与海德格尔”一文。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如果我们不拘泥于梅洛一庞蒂说这句话的时间（1948），那么这句话放在今天说也仍然是完全恰当的：“过去百年中所有伟大的哲学理论……都源自黑格尔。”（注：M.Meleau-Ponty,Hegel's existentialism,in G.W.F.Hegel:Critical Assessments,ed,by Robert Stern,Vol,11,P426,Routledge,1993.）作为对第二国际以来马克思主义科学化实证化倾向的反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即预示了黑格尔哲学热的到来。但是，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许多代表人物是共产党人，这股既批判第二国际意识形态又批判第三国际意识形态的思潮自然受到了两个国际的夹击。特别是第三国际将它斥之为“异端”或修正主义，它的代表人物或被开除出党，如德国的科尔施、赖希（W.Reich），法国的列菲伏尔，或作自我批判，如匈牙利的卢卡奇，或自行退党，如意大利的科莱蒂，等等。在第三国际所属党内，这股思潮是非法的。西方有些人因此把它称之为“地下的传统”。（注：萨特曾经说过：“在1968年以前，共产主义运动似乎代表整个左翼，以至于与共产党决裂使你处于一种流放境地。”《七十岁自画像》，载于《萨特研究》，第6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即使是纯粹的学术组织，如法兰克福学派，其影响也基本上停留于一个较小的范围内。30年代由于纳粹的迫害，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横渡大西洋，托庇于美国，但由于他们坚持用德语写作，“意味着不可能争取大量的美国读者”，“法兰克福学派基本上独立于美国学术主流之外。”（注：M.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1923—1950）》， 第32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二次大战后，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1950年，法兰克福学派从美国回迁德国，受到热烈欢迎，霍克海默于同年出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主任，并于次年当选大学校长，这表明法兰克福学派终于成了德国社会学和哲学的主流之一。留在美国用英语写作的马尔库塞获得了巨大成功，由于他的影响导致60年代美国新读者对法兰克福学派著作产生了兴趣。在法国，“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萨特和梅洛一庞蒂“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关于把黑格尔和马克思综合在一起的理论。”（注：B.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第382页。中国人民出版社，1991。 ）
更为重要的是，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着力于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研究（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的岁月里已开始做了，但未广为人知）。与早期的代表人物较少对西方与东方的特点作出区分（葛兰西是例外）相比，战后的代表人物特别强调理论要适应现时代的特征，强调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现状的分析和西方革命途径的探索，无疑增加了它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在60年代后期西方世界的动荡特别是“五月风暴”中表现到了极致。“西方马克思主义”被新左派运动奉为思想武器，萨特、列菲伏尔、马尔库塞、阿尔都塞等人的著作成了青年学生们的枕边书。
“风暴”很快过去，“西方马克思主义”却广泛流传开来。与此相应，对黑格尔的研究从苍白的学院式复述中解脱出来，回到了他那些最具特色的主题的时代情境中去。黑格尔哲学遂成为哲学与社会政治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在今天，一位德国哲学家说：试图成为黑格尔主义者的困难已被试图不成为黑格尔主义者的困难所压倒。即使这里的“黑格尔主义者”泛指从黑格尔那里取得启发的人，或特指黑格尔的研究者，我们也同样可以感受到黑格尔的无所不在。
从衰败到复活到成为热点，黑格尔哲学在百余年间的历史命运，让人想起他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所说的精神“敢于丧失其自身”而走同成熟的话，（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第6页。 商务印书馆，1983。）是可以作为严格的隐喻的。黑格尔曾被当作“死狗”，黑格尔哲学曾被放置一旁，这只不过是通向“成熟的”读者和时代的中介环节而已。
二、从康德到黑格尔
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为黑格尔哲学受到广泛关注提供了一个时代情境，但是，无论如何，这只是一个必要而不是充分的条件。因此，我们需要弄清楚黑格尔能为这个“时代情境”中的思想提供怎样的资源。
这提出了黑格尔哲学的深度和广度问题。一位“黑格尔主义者”说得好：“不论我们是否同意黑格尔，他的问题、他的解答、他的方法所引起的兴趣，仍然是独一无二的。他毕竟在我们面前摆下了世界上最丰盛的智力筵席，尽管这种筵席也许也是最难消化的。”（注：芬德莱（J.N.Findley）：《黑格尔的目的论的应用》，载《黑格尔哲学新研究》，第134页。商务印书馆，1990。）
具体说来，在我们这个“时代情境”的思想领域中，出现了“实践哲学”的复兴（马克思主义影响扩大是其表现之一）。二次大战后，“对人的自我理解，对人的意识发展的研究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马克思主义到存在哲学，从解释学到现象学，都在致力于说明和揭示人的意识的发展。”（注：薛华：《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第75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这一新阶段的发展过程，展示了近代哲学的主体性原则已步入“黄昏”，“实践哲学”成为哲学发展的新方向。
什么是实践哲学？由于实践概念在历史上有过十分复杂的含义，这就“决定了实践哲学范围的广阔性。”“但无论多么繁复，实践哲学始终围绕着实践—行为概念，始终把人的实践—行为问题作为其基本问题是毫无疑问的。……当亚里士多德将实践与理论和生产相区别时，他心目中的实践实际上就是人际行为，而人际行为或道德伦理行为正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主题”，因此，“伦理学和政治学，理所当然地成为实践哲学的基本内容。”同时，由于“实践行为不只是人的一种特殊的活动方式和生存方式，而且构成了人存在的基本内容，”因此，实践哲学还需“进一步深入人类生存的具体境况和条件，”“探讨人自由的本质及其根据这样的问题。”（注：张汝伦：《历史与实践》，第93—10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本节下面的论述也多参考此书。）
实践哲学的优先性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明确的，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也奠定了西方实践哲学的基础。但是，由于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实践”问题一度遗忘，近代哲学中的主体成了一个超历史、无时间、自主的和单一的思维主体。德国古典哲学重新确立实践哲学的优先性，在它的继承者马克思哲学中，“实践”几乎成了新哲学的标识。当代哲学家着眼于人的命运，全面反思人的实践行为，前所未有地扩展了实践哲学的问题域与理论包容量，从而实现了实践哲学的复兴。（注：多尔迈在考察了当代哲学家们超出传统认识论和个人主义的思想后，认为一种新的哲学的可能性，可以称为“批判性后现象学”，亦即“实践本体论”，“假如本体论没有与一种实体性客观主义混淆起来，而且也不把‘实践的’这一术语狭隘地或专门地与主观一意向性活动同一化的话。”《主体性的黄昏》，第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实践哲学的复兴，亚里士多德和德国古典哲学家自然得到了重视。就德国古典哲学家而言，康德的重要性是无疑的。康德创立先验逻辑把自由领域（即社会领域）从自然领域中划分出来，并确立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的原则，（注：参看谢遐龄《康德对本体论的扬弃》，第4 、266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从而接应了古代实践哲学的传统，甚至可以说，康德与亚里士多德“共同塑造了西方实践哲学的传统。”（注：张汝伦：《历史与实践》，第138页。）另一方面， 黑格尔通过对康德实践哲学的批判，极大地推进了实践哲学的发展。如果说康德剥离出纯粹自我意识，强调了道德意识的自主性、主体性，那么黑格尔则在自我意识理论中确立了互主体性的原则，强调了理性与历史的综合，并使互主体性成为其实践哲学也是历史哲学的核心观念。对于这一点的意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为人们所忽视，人们甚至常常认为康德哲学优于黑格尔哲学，求助于康德哲学去讨伐黑格尔。
这种对黑格尔实践哲学估计不足的情形在当代哲学中得到了改变。换言之，黑格尔实践哲学的意义在当代哲学家那里得到了维护。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批判中，对于“使先验规定和经验规定、有效性和创造性之间界限的先验划定显得无可怀疑的那种先验意识的确定基础”的摧毁作用，正逐步显现出来。伽达默尔说：“黑格尔的综合所具有的强大力量，确是朝着这个方向起作用的，而且我们确实也感受到这种影响贯穿了被称为历史主义世纪的那一整个世纪。马克思、尼采、弗洛依德都揭示了思考自身之思想的自我确信的局限性。”因此，这位当代解释学的代表人物“又一次与论述了具体的普遍的伟大老师——黑格尔走到了一起。”（注：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第44、43页。）
多尔迈通过对现象学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这两种我们时代“主要的理智趋势”的考察后认定，“与现代政治思想仅依赖于一种原子式的自然状态——它具有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解释前提之功能——的作法相反”，现象学和批判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是主体性的前认识基础，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强调社会对个体自律的优先性。”多尔迈接着指出：“我们可以把这种强调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发表的，我们所评论到的那些作品之间的主要联系。”（注：多尔迈：《主体性的黄昏》，第54、207页。 ）在《主体性的黄昏》一书中，他成功地描述了当代哲学中“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社会行动和相互作用概念到一种非主观主义和非唯心主义的交互主体性观点的过渡。”（注：多尔迈：《主体性的黄昏》，第54页。）
当然，黑格尔哲学对战后实践哲学的重要影响，并非在所有方面都已被哲学家们所认识到。这一影响，也并非是一下子就被认识到的，它是在回应挑战，解决当代际遇问题的过程中才逐步显现的。在这方面，当代自由主义理论的重建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背景。
自由主义一直是西方近代以来的主流意识形态。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其含义有很大的差别，但在一些基本观念上是共同的，比如在个人与社会关系理解上的个人主义，国家观中的工具主义等等。经过两次世界大战，马克思主义运动以及内部种种危机的冲击，“几十年来，自由主义几乎仅仅局限于全力进行自我辩护，抵御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干预哲学的攻击，而几乎从未成功”。（注：马斯泰罗内（ S.Mastellone）主编：《当代欧洲政治思潮（1945—1989）》，第5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因此，战后自由主义理论的重建也就成了一个重要事件。
如果说于1941、1945年相继推出两卷《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作者波普尔（K.L.Popper）不惜否认黑格尔是一个有才华的人（注：K. L.Popper,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Vol.11P32.Routledge,1974.），通过破坏性的方式揭示马克思主义的每一个已知的来源， 以达到摧毁马克思主义之目的，还只能算作复兴自由主义运动之起点；1958年伯林（I.Berlin）发表的《两种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Liberty）作为一篇“自由主义宣言”，和1960年哈耶克（F.A.Hayak）发表的系统探讨政治哲学基本问题的《自由秩序原理》（ TheConstitution of Liberty），成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获得“复兴” 的标志；那么，1971年罗尔斯（J.Rawls）发表《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他通过重新确立康德式的义务论伦理学，把传统的自由主义从功利主义改造成为“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从而完成了自由主义理论的当代重建，罗尔斯也成了当代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
罗尔斯重建自由主义理论所带来的令自由主义者兴奋不已的景象并没有消除其基本命题中固有的困难，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理论很快招致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在70年代，以诺齐克（R.Nozick）为代表的右翼自由主义与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左翼自由主义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到了80年代，则形成了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与自由主义的对立，社群主义者的“社群”（Community ）取代新自由主义者的“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成了80年代政治哲学的主要话题。 进入90年代，“社会正义”、“社群”则同时成了政治哲学的主要话题。 从这一基本脉络大致可以看出在当代政治哲学中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相互颉颃的发展态势。
正如史密斯（S.B.Smith ）所指出：“如果当代自由主义者们被引向重新发现康德，那么，自由主义的批判家们则被迫使去重新发现黑格尔。” （注： S.B.Smith,Hegel's Critique of Liberalit,P4,The Ll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社群主义者在批判自由主义时，经常借鉴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比如说既是黑格尔主义者又是社群主义者的阿维内里（S.Avuneri）在和德夏里特（A.De-Shalit）合写的一篇文章说：“对于某些当代的社群主义者来说，黑格尔的著作一直是灵感的源泉，尤其是黑格尔关于道德（Moralitat ）与伦理生活 （Sittlichkeit）之间的区别。 ”（注：参看 A.Avineri,Avner De-Shalit,ed.Communitarianism and Individualism,Introduction.Oxford Uuiversity Press,1992.）社群主义的最著名代表人物泰勒（C.Taylor）提出“承认的政治”而构成对权利自由主义的严峻挑战，在那篇被哈贝马斯誉为“杰出而罕见的范作”的《承认的政治》 （ThePolitics of Recognition）中，泰勒追溯了这一思想的源头，他明确指出：“承认的主题早期是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最有影响的阐述的”。（注： C.Taylor,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inMulticulturalism and"The Politics of Recogntion",P. 36.Princeron University Press,1992.中译见《文化与公共性》， 第299页。三联书店，1998。 ）在一篇吁求市民社会以反对专制主义的文章中，泰勒同样指出，分别以洛克（J.Locke）、 孟德斯鸠（C.L. S.Montesquieu ）为代表的两种反专制主义学说“都反映在最终出现于世纪之交的这种区分（按：指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区分）里，并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一书中见到最著名的陈述”。（注：泰勒：《吁求市民社会》（Invoking Civil Society），载《文化与公共性》，第185页。）“社群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麦金太尔（A.Maclntyre ）则声言：“从某些方面把黑格尔看作伦理学史上的顶峰应当是可以的，这部分原因在于黑格尔把哲学史看作是在他那里完成的，而更重要的是因为所有基本观点在黑格尔时代都已提出来了。”（注：A.MacIntyre,A Short History of Ethics,P.199.Routledge,1998.）而社群主义思想家昂格尔 （R.Unger）和桑德尔（M.Sandel）则从黑格尔关于人由历史条件决定的观念出发，拒斥自由主义关于人是自由的和理性的观点。凡此种种表明，当代实践哲学的发展，似乎“再次重复了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历程”。（注：这是伽达默尔评述本世纪初黑格尔主义的复兴时说的话（参见《科学时代的理性》第48页）。这里借用来形容当代西方实践哲学的发展似同样合适。）
值得指出的是，黑格尔的实践哲学的意义在今天“不可能是直接现成的，而是解释学的”（注：薛华：《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 第49页。）。这既是黑格尔实践哲学曾被忽视、轻视的原因之一， 也为我们今天结合时代特点理解和阐释黑格尔实践哲学提供了必要性和重要性。对我们来说，重要的问题是，黑格尔实践哲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可作怎样的概括？它在西方实践哲学传统——如果这一传统不只是指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而且也包括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话——中的恰当位置是什么？黑格尔哲学在当代实践哲学的发展中又具有怎样的地位？在实践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中，黑格尔实践哲学为我们探索新的可能性又能提供怎样的资源意义？
三、实践哲学家黑格尔
以上我们简要论述了黑格尔哲学的历史命运以及在当前的一些情况。可以肯定，战后黑格尔哲学热的出现，还有更多方面的原因，它的表现领域也还要广泛得多，如黑格尔的早期思想、宗教哲学、自然哲学等正越来越引起重视。但是，把黑格尔理解和阐释为实践哲学家，无疑是黑格尔哲学热的最重要的表现，也是最重要的根据。说实践哲学是黑格尔哲学热的热中之热，是完全可以的。
这里首先涉及黑格尔的自由理论。黑格尔的自由观既是作为实践哲学家最深刻的思想表现，也是他遭到后世误解、曲解最多的一个领域。
如前所述，实践哲学研究人的实践——行为，而实践行为又是人存在的基本内容，因此实践哲学必然涉及人的本质问题，必然从实践出发探讨人自由的本质及其根据的问题，它在本质上是人自由的哲学。（注：张汝伦：《历史与实践》，第105页。）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 当黑格尔宣布自由作为他的哲学主题时，就已表明他接上了实践哲学的传统。
自由概念曾是康德实践哲学的拱心石。康德区分现象与本体，乃是区分了自然、自由两大领域，其意在于指出两个领域各有自己的法则，不可混淆。这就为实践理性留出了地盘，接上了“沦为现代的科学概念压力之下的牺牲品”的实践哲学传统（注：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第42页。）。在康德那里，自然世界被降低为纯粹现象，而人的自由上升为基本原则。
黑格尔对康德的自由观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这个原则的建立乃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即认为自由为人所赖以旋转的枢纽，并认自由为最后的顶点，再也不能强加任何东西在它上面。所以人不能承认任何违反他的自由的东西，他不能承认任何权威。”（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第289页。商务印书馆，1978。）在康德的基础上，黑格尔明确宣布他的哲学主题就是“自由”：
“‘物质’的实体是重力或者地心吸力，所以‘精神’的实体或者‘本质’就是‘自由’。我们说‘精神’除有其他属性以外，也赋有‘自由’，这话是任何人都欣然同意的；但是哲学的教训却说‘精神’的一切属性都从‘自由’而得成立；又说一切都是为着要取得‘自由’的手段；又说一切都是在追求‘自由’和产生‘自由’。‘自由’是精神的唯一的真理，乃是思辨的哲学的一种结论。”（注：黑格尔：《历史哲学》，第55页。商务印书馆，1963。）
这两段话明白地告诉我们，黑格尔是意识到他的思辨哲学就是实践哲学的，从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这一点。
康德以理性的自主性原则为出发点，把实践规定为理性规定意志并通过意志达到目的的活动，从而确立了他的自由概念。但这样做也使康德的实践哲学并不以人的实践行为，而是以理性反思实践行为的超历史的先验形式为对象，人的伦理行为的终极基础也被规定为体现为“善良意志”的主体性。其后果是，真正的实践问题在康德的先验哲学中被取消了，康德对行为先验的分析和规定使之成了一个只是证明道德先天原则的形式概念，在他那里很难找到象在实践哲学创始人亚里士多德那里展开的实质伦理。
黑格尔起来批判康德。他在高度评价康德确立的理性自主原则后接着指出：“但这个原则却老是停滞不前。”（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第290页。）这样，“黑格尔虽然以康德为基础，却给予这个自主原则一个全新的转折”（注：泰勒：《黑格尔与近代社会》，第123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这个全新转折就是黑格尔把康德的“心”（Gemüt）学发展为他自己的“精神”（Giest） 之学。
如果说康德之“心”仅仅是体现为“善良意志”的主体性，仅仅是没有具体内容的抽象的自律性，那么，黑格尔的“精神”则不仅存在于主体中，而且也体现在像经济、法律和社会等制度以及行为系统和生活制度中。换言之，“精神”表现互主体，表现为伦理实体。黑格尔说：
“在谈到自由时，不应从单一性、单一的自我意识出发，而必须单从自我意识的本质出发，因为无论人知道与否，这个本质是作为独立的力量而使自己成为实在的，在这种独立的力量中，个别的人只是些环节罢了。”（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58—259页。商务印书馆，1961。）
这里的“自我意识的本质”即是“一个自我意识对一个自我意识”（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第122页。）的互主体性。 就这样，黑格尔通过对自由的具体化、处境化、现实化处理，克服了康德自由概念的抽象性、形式性。不仅如此，黑格尔还把自由之实现理解为一个过程，康德的抽象自律性只不过是自由意识发展的一个阶段、环节。
黑格尔对康德道德自律一自由概念抽象性、空洞性的指责，推进了实践哲学的发展。更由于康德是启蒙运动典型的、最杰出的代表，因此，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也可推衍为对启蒙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即自由主义的反思与批判（注：麦金太尔说：“黑格尔思想的含意总起来说就是启蒙运动的批判。”参看A.Macintyre,Marxism and Christianity,P.7.Duckworth,1968.）。这一反思与批判的全面性，既充分体现了黑格尔的政治哲学观点（他在《哲学全书》中把作为客观精神理论的政治哲学定义为一个实践的和理论的精神的统一体（注：黑格尔实践哲学与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差别， 以及前者对后者的推进，
参见
Andrew Buchwalter,Hegel,Hobbs,Kant,and the Scienticizaton of Practical Philosophy,载Hegel on the Modern World,ed.A.B.Collin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5.）），又充分体现了其哲学的实践性质。
必须指出，由于实践哲学传统在近代科学主义兴起后长期失坠，也由于黑格尔哲学自身始终未脱近代哲学（认识论）的浓重痕迹，黑格尔实践哲学的意义长期处于被掩蔽状态。他的自由观常常在逻辑学、认识论或者自然哲学的意义上阐发，他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及其“国家的理想主义”的理论归宿，常常被解读为保守主义或者普鲁士国家的官方立场。
还是黑格尔在世的时候，他的政治哲学观点就已成了激烈争论的对象。能够正确理解他的政治哲学的人，真是少而又少。据海涅说，“黑格尔临死前曾说：‘只有一个人理解我’；但他立刻烦恼地加了一句：‘就连这个人也不理解我’。”（注：亨利希·海涅：《论德国》，第309页。商务印书馆，1980。 ）恩格斯也曾描绘过黑格尔的这种被广泛误解的情形。恩格斯说：“不论哪一个哲学命题都没有像黑格尔的一个著名命题那样引起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这个命题就是：‘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页。 人民出版社， 1995。）黑格尔去世后，对黑格尔政治思想的争论继续进行着。继海涅以非凡的眼光洞察出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性之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黑格尔政治哲学“宣布了德国中间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刻即将到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92页。人民出版社，1995。），而不能把它归结为普鲁士的官方哲学。但是，把黑格尔政治哲学宣判为“复辟哲学”、“反动哲学”的说法从未间断过，并且影响很大。特别在二战期间，由于其些纳粹理论家对黑格尔哲学的利用，战后不少英美哲学家把黑格尔看作是以卢梭为起点、最终发展出极权主义的思想史线索的重要环节。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本世纪四、五十年代黑格尔哲学也被宣布为“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唯物论的贵族反动”。这就掩蔽了黑格尔政治哲学的真实意义。现在我们已有足够的材料证明：“黑格尔是上升时期德国资产阶级的进步哲学家，不是普鲁士王朝的官方哲学家。”“黑格尔哲学是德国资产阶级的革命哲学，不是普鲁士王国容克地主的复辟哲学。”（注：薛华：《黑格尔和普鲁士王国的关系》，《哲学研究》1979年第7期。并参见薛华著《黑格尔政治著作选》“译序”。商务印书馆，1981。）如果说过去看到这一点需要眼光，今天则主要要求尊重事实。
认识到黑格尔并不是浪漫主义、普鲁士专制主义、基督正教的朋友（注：参看 A. W. Wood, Hegel's
Ethical Thought, P207.Cambridge Umversity Press,1990.）， 黑格尔实践哲学的意义才逐渐显示出来。如前所述，黑格尔实践哲学的意义在当代哲学家那里得到维护。但是正如谬误的对立面并不是就是真理一样，不简单地把黑格尔当作自由主义、启蒙运动的敌人，并不意味着黑格尔就成了自由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黑格尔在什么意义上成了资产阶级的革命哲学家，这一点仍需作出阐述。
在本文的开头，我们曾提到福山，他借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来论证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全面胜利。福山说：“黑格尔宣称历史在一八○六年的耶拿战役之后结束，可是他显然并没有因此主张自由国家在世界上的胜利。”（注：福山：《历史的终结》，第 83 页。）在福山看来，1806年后至今的近200 年“历史”只不过是自由主义在“世界上”实现“胜利”的过程：黑格尔成了自由主义的同路人。对福山此论的详细检讨，显然超出了这篇文章的范围。我们要指出的是，黑格尔说历史于1806年耶拿战役之后结束，他是说，历史，作为一个概念，第一次在他自己所处的当代，作为整体性被把握了。在这点上也仅仅在这一点上，历史终结了。因为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是自由意识的发展过程，而历史的行动者自身对于这种发展的意识（自我意识）是有差别的，有的能完全意识到历史的观念及其发展，有的仅仅本能意识到，有的则完全不知道。据科杰夫——福山以他为精神导师——分析，耶拿战后，拿破仑被黑格尔视为“完美的人”，“他唯一所缺的东西就是自我意识”，“他还不知道自我意识”，现在这一缺陷得以弥补，那就是哲学家自己，“《精神现象学》的作者黑格尔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拿破仑的自我意识”（注：参看A.Kojeue,Introduction of the Reading of Hegel,PP.69 —70.Comell University Press,1969.）。因此，导致历史终结并从而使绝对科学成为可能的是自我意识的发展。无疑，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并不是自由主义的宣言。而且对黑格尔来说，未来仍然是开放的，只是他认为哲学不能推测和构造未来因而不能预言罢了。
从上可见，黑格尔与自由主义、启蒙思想的真实关系等等，仍在一些当代论者的视野之外。黑格尔的实践哲学，虽然启发了当代诸多论者并经他们的一再论及而形成热点。但仍未能让我们见其全貌。不同思想阵营中的论点从不同角度借鉴黑格尔哲学，有时甚至模糊了其理论自身的边界。福山引黑格尔为自由主义的同路人就是一例。
因此，这篇报导性的文字仅仅是提出了全面系统地解读黑格尔实践哲学的任务，更艰巨的工作还在后面。我们知道，无论是揭示黑格尔实践哲学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还是通过以其身后之历史作为语境展开与他的对话，都是思想的历险。但我们期望，今天关于黑格尔的种种理解，能真正成为进入黑格尔“精神王国”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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