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的中国国家定位与国际责任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体系论文,责任论文,国家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5-0037-43
近代以来，中国被迫进入了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从1840年以降的百年屈辱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和平发展，实践证明中国的命运与国际体系是密不可分的。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不仅决定着中国能否和平发展，同时也关乎世界的和平与未来。因此，分析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把握中国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的定位，准确进行角色和政策选择，妥善处理与体系主导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外交必须正视和回答的问题。
一、当代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及相关理论争论
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国际体系的变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冷战走向终结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总体稳定的国际环境。从1979年至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9.8％，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经济总量的扩张缩小了中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从1978年的1.8％(全球第10位)上升到2011年的10.48％(第2位)。中国经济总量相当于美国经济的比重，从19784F的6.5％、2001年的11.5％提高到2011年的约50％。①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经济的成功在过去30年里主要在于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互联互通，“改革开放”与“全球化”进程相辅相成。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一方面，中国民族经济越来越外向化和国际化；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日益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变革的重要外部力量。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相联和互动，促使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相通和融合，中国由此成功地走上了一条与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适应的发展道路。人们普遍把中国看成是全球化方面成功的例子—一个通过放宽国内政策和向外国资本开放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榜样。②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资本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和生产国际化，其核心是跨国直接投资(FDI)。全球化之所以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它成功地推动了跨国资本与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结合，同时带动了技术和管理的提升。可以说，只要全球化进程不中断，且中国自身保持稳定和开放，中国的和平发展就将持续。
中国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从地理和文化上颠覆了“欧洲中心论”，改变了国际政治东西、南北关系严重失衡的格局。就本质而言，当代中国的崛起将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国际体系发展中的最重大事件之一。当代不少西方著作因此不时表达对“未来超级大国”的深深疑虑，其核心关注是忧虑未来的中国到底是西方秩序的挑战国(修正国家)，还是现状的维持国。持悲观态度的学者，如米尔斯海默从进攻性现实主义出发，认为凡是崛起的国家必然是体系的挑战者，而不可能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历史上的崛起国皆是如此，中国也概莫能外。③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理论强烈质疑均势理论，认为大国实力的接近是引发战争的最重要的原因，特别是当大国间权力的再分配出现“持平”(power parity)趋势时，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是最高的。具体到中国的崛起，他的学生古格勒登等人认为，只要中国继续对其在国际局势中所担任的角色不满，中国就将是美国唯一潜在的挑战者。④巴里·布赞从文化角度强调，中国是国际体系内一个改革型的修正国，虽然融入了国际经济体系，但是中国并没有接受具有普世主义价值的西方民主和人权等规范。因而，对于国际社会来说，中国的未来发展仍然是不确定的。⑤持乐观观点的学者从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中，看到中国日益成为一个体系内的现状国，中国外交越来越强调遵守国际规范，扮演“负责任大国”的角色。江忆恩因此认为，与过去相比，中国至少目前表现得更像“现状国”。⑥温特认为，国际体系主导国与新兴大国“原则上可以成为朋友”⑦；在国际体系主导国与新崛起大国互动中，国家领导人选择什么样的政策工具有关键作用，即双方关系互动的方向是可以选择的。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在于，双方能否化解相互间敌对的观念结构，建立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共有观念。尽管灰色的理论常常不能准确预判常青的未来，然而理论的歧义，包括中国学术界自身对“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表述的争议，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误解，强化了中国威胁论，为中国外交制造了现时难题。
二、关于中国国际定位理解中的矛盾和错位
伴随中国的发展，人们争论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将是怎样的国家？中国期待怎样的世界？国家的角色定位决定国家的政策选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认为自身是国际体系中的革命国家，因此强调“反帝”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并由此选择了对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美苏争霸、苏攻美守的背景下，中国与苏联拉开距离，强调自身是“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并因此选择了“反霸”的“一条线”战略。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当代中国最大的变化是“中国已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中国”，中国的国家身份从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变为国际体系中的参与者与建构者，中国的国家实力正从大国转变为强国。尽管国家的身份永远是多元复杂的，然而从国际体系的视角来看，“负责任的大国”无疑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角色定位。从总体上看，中国外交的“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合作观”、“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理论都与这一定位的变化紧密相连。
对怀疑者而言，“负责任的大国”仍需要解决对谁负责，如何负责的问题。2005年9月21日，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作了《中国往何处去——从成员到责任》的演讲，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欢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在国际舆论中掀起了“中国责任论”。2006年10月24日，欧盟发表《欧盟与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承担更多责任》的对华政策文件，也提出了欧洲版本的“中国责任论”。佐利克希望，“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中国将不仅只是一个成员，它将会和我们一起维护促使中国获得成功的国际体系。”⑧2009年1月12日，在北京举办的庆祝中美建交30周年晚餐会上，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表示，“应当召开由美中两国参与的G2峰会”。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则首次由官方提出希望中国扮演“负责任的领导角色”。⑨
很显然，一方面，“中国责任论”的提出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近年来国际地位上升事实的接受；另一方面，“中国责任论”的提出者忽视了中国的国情和发展水平，在市场开放度、贸易平衡、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对中国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希望崛起的中国能更加顺从于西方的政策和利益。让中国担当“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不仅可以让中国分担西方更多的责任，更重要的是把中国纳入西方的秩序轨道中来。2008年，约翰·埃克伯里在美国《外交》季刊撰文《中国的崛起和西方的未来：自由制度能否生存？》⑩文章在肯定中国的崛起无疑将是21世纪世界舞台上一幕大戏的同时，对中国是否会抛弃现存秩序还是成为该秩序中的一分子，以及美国能否在中国崛起的同时保持自己的地位表达了关切。文章代表了美国和西方世界的普遍看法，从美国近年来的政策取向来看，面对中国等国家的崛起，美国希望中国和它一起维持现有的国际体系，也就是美国霸权下的国际秩序。当然，在此过程中，如同美国的其他外交政策一样，不管它针对哪一国家，不管采取何种手段，都服从于一个最高目标——维持美国在现有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中国可以成为“利益相关者”，甚至和美国组成“G2”，但不能损害美国主导权，更不能挑战美国及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正如2009年1月17日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接受日本《读卖新闻》专访时所说：“在双边关系方面，美国应该加强与中国的关系，确立G2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应是‘团队中的发言人’。”(11)其实，美国的真实想法是想借中国急于融入国际社会的机会“收编”中国，把中国变成为美国主宰世界的一个支撑点，成为美国主宰世界的“轮轴—辐条”体系中的一个辐条。(12)
长期以来，美国对华采取“接触”加“遏制”的两面下注手法，中国对此十分清楚。美国要求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实际上是希望中国成为维护“美国利益”的相关者。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起，中国就提出了做“负责任的大国”。所谓负责是指对中国人民负责，对中国所承诺的国际义务负责，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负责。作为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国家，中国不会背离自己的外交原则。因此，2009年5月，温家宝总理在访问欧洲时明确表示中国不赞成“G2”的提法。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将中国推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为避免全球经济的恶化做出了贡献。然而，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综合影响力的跃升，中美之间从先前中方主动调适对美关系的互动态势，转向了要求美国更多地向中国调适其对华关系，这也加剧了美方对双边互动模式变化的不适应。(13)面对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的自信心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在对华政策上表现得十分敏感和脆弱。2010年以来，美国政界围绕美国国内失业问题，以及中美两国之间在美国对台军售、“谷歌事件”、“天安舰事件”、贸易保护、人民币汇率、黄海军演、朝韩炮击事件等问题，对中国所谓的“强硬外交”、“傲慢外交”口诛笔伐，甚至还公然插手南海争端和中日钓鱼岛争端等。这些举动无疑为两国关系的前景蒙上了阴影。对于美国来说，从2009年对华的“高期待”到2010年的摩擦不断，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接触”(engagement)受挫，美国担心中国不愿做“小兄弟”，不愿做“G2”，“中国像改变自身一样改变着世界，根本不考虑‘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概念，已然成为了世界体系中的革命性大国”(14)。由此，美国的对华政策迅速被“战略再平衡”所取代。
缺少深层战略互信是中美关系症结所在。事实上，尽管全球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的总体地位和影响力有所提升，然而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北强南弱、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美国相对实力下降，在世界事务中需要中国的合作；中国实力提升，但并没有挑战美国的能力和意愿。今天的世界事务离不开中美合作，中美两国在绝大多数全球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现有的互动模式无法满足中美更高层次合作的要求。正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易明(Elizabeth C.Economy)所说，“任何一方如果试图独自应对世界挑战，华盛顿和北京都注定会失败，而现在的双边关系根本无法满足现实需要”，“当前中美缺乏合作不是因为华盛顿方面没有承认中国多么重要，也不是领导人不重视双边关系，而是因为利益、价值和能力没能相互匹配。”。(15)中美双方既没有在传统的美国对台军售等问题上适应新的形势，找到妥善的解决办法，也没有找到应对全球议题携手合作的新模式。中美缺乏战略互信，特别是美国对华采取接触(Engagement)和对冲风险(Hedge risks)两面下注的政策。“在实践中，对冲风险会危害接触”(16)并加剧中国的疑虑，损害双方战略互信。正如习近平所说：“中美两国利益攸关，战略互信是互利合作的基础。互信程度越深，合作空间越大。双方要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多一些理解、少一些隔阂，多一些信任、少一些猜忌。”(17)解决信任问题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不可逾越的障碍。(18)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最核心的任务是发展。中国和平发展的不懈追求是，对内求发展、求和谐，对外求合作、求和平。(19)中国既不是在冷战时代挑战美国、寻求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的苏联，也不是西方阵营中与美国高度一致的日本和英国。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发展仍然处在第一位。无论是中国关心周边环境还是国际体系，都是为国内发展服务。总体而言，中国所强调的仍然是“当代国际体系中的中国”。冷战的历史教训使中国不会轻易成为挑战者，中国所愿意承担的角色将是应对共同挑战的“合作者”。今天中美的相互依存已经十分深入，两国关系不可能回复到对抗的时代，两国之间所面临的现实困难实际上为两国提升互信，从文化层面理解对方的行为模式创造了条件。
三、以“责任体系”构建未来世界秩序
当前，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中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上。国际体系和中美实力对比的迅速变化，使外交政策很难适时适当地做出调整。
从美国方面来看，奥巴马上台后，美国高调重返亚太，给中美关系带来了很大挑战。美国将亚太定位为全球战略的枢纽。在军事上，进一步加强了与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传统盟友的军事关系，扩大了同印度、菲律宾等国的军事合作，在亚太地区军演频频；在经济上，通过建立TPP而力图主导地区经济合作进程；在地区事务上，通过参加东亚峰会，提出“领导亚洲”，高调关注南海问题，企图挑起地区国家同中国的矛盾。大国政治的悲剧如同“自我实现的预言”似乎正在东亚上演。
从中国方面来看，理论建设滞后，和谐世界的内涵需要进一步丰富。今天的中国外交面临着新问题、新挑战。全球金融危机将中国推上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在聚光灯的照射下，主动的“韬光”变成了被动的“曝光”。中国的优点和缺点无形中都被放大，成为了“中国责任论”和“中国威胁论”的素材。中国责任论者对中国提出了过高的期待，他们不断抬高中国的大国身份，要求中国以“核心大国”的身份重新定义核心利益，大幅度提高承担维护“国际体系利益”的国际责任，一些西方舆论甚至要求中国在诸如“世界经济再平衡”、“全球气候变化”、“伊朗核问题”等领域扮演领导角色(20)；而中国威胁论者不满中国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指责中国“越来越频繁地说‘不’”(21)。
无论是围绕中国责任的讨论，还是有关中美结构矛盾的争论，事实上都和人们对国际体系的理解有关。长期以来，国际体系的结构被认为是一种权力结构，国际制度是这种权力结构的反映。无论是权力、制度还是观念，国家之间事实上是一种以追求利益为目的的竞争关系。根据这种观念，权力和利益而非责任和利益，呈正相关。构建新的国际体系，需要以责任为基础开拓新的思路。从不同角度来看，责任具有三重含义：法律责任是指源于法律规定或当事方之间契约而产生的法律效果；就政治而言，是根据能力做好分内的事情；就道德而言，是责任感，是个体对自己、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主动施以积极有益作用的精神。国际责任体系可以理解为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契约关系，以责任界定权力和利益的政治关系，以及积极主动参与解决全球挑战的道德精神。国际责任体系不否定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家间权力义务关系，强调国家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道德责任，及以应对全球挑战为目的的以责任界定的权力和利益关系。国际责任体系正视近代国际关系中国家间主权平等，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不平等的现实，就结构而言，国际责任体系是根据责任能力、责任意愿和履行国际责任的行动不同而组合起来的层级结构。与近代国际体系是以主权国家平等为基础的无政府秩序不同的是，国际责任体系是以责任为核心的差序秩序。在这一体系中，国家实力表现为责任能力不同，国家观念的差异体现为责任意识的区别，国际制度反映为按照议题或区域条约构成的国际权力义务关系。国际责任体系的单元是根据责任能力、意愿和履行国际义务的行动区别的国家，它们根据具体问题和实际情况，能力有限则“独善其身”，拥有余力则“兼济天下”。以责任解读权力，目的是改变近代国际体系基于“均势”和“制衡”原则的权力模式，致力构建基于合作的权力关系。这里的责任是指责任感，做好分内的事情，同时担当某种职务及职责。
就本质而言，所有的国际体系都存在责任关系。在朝贡体系中，中国在这一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以昌明政教和丰盈物产吸引周边的蛮夷“相化来朝”，其首要的任务是要保持天朝道义地位，维护体系的和平稳定；甸、侯、宾、要、荒“五服”和后来的“蕃”、“属”等围绕中心构成了维护体系和平稳定的同心圆结构。这种结构既是权力结构及以礼仪安排为形式的制度结构，也是一种责任结构。通常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会通过国际责任的变化得到反映和确认，国家承担责任的意愿与国家承担责任的能力同等重要，缺一不可。美国早在1894年就已经是世界经济的第一强国，但是由于奉行孤立主义政策，美国并不是世界体系的主导国家。1947年3月，英国主动放弃自己在土耳其和希腊的“责任”，美国接受“责任”主导地区事务并领导西方开启了冷战之门，责任转移涵盖了权力转移。
以责任为基础，建构未来国际体系，从价值上摒弃国家自利是国际体系发展的内在需要。在当代“人类整体性急速加强，远远超出个别国家的全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体系形成”这一新的历史时期(22)，建构主义关于“国际体系文化是自我实现的预言”观点值得人们深思。近代民族国家体系强调国家利益至上(Raison d'état)，近代国家间矛盾与冲突的根源在某种意义上也缘于此，这也不利于解决现实的全球挑战。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国际关系中的结盟与对抗日益遭到人们的唾弃。在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符合各国的根本利益，这要求各国携手合作，共同承担责任。全球性挑战的内容涵盖领域十分广泛，对于不同的国家挑战不同，参与的意愿也不同，承担的责任也不尽相同。处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很好地说明，各国在全球变暖问题上有着共同目标，但可以根据国力不同承担有区别的责任。在新的国际体系建设中，全球性挑战将责任“强加”给各国，围绕具体问题的责任——利益博弈将成为影响国家间互动的决定性因素。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新国际主义和“普世价值”在现实中呈现不断扩展之势，价值认同推动了责任认同。一是，全球化使利益和挑战全球化，日益深化的相互依存使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模式发生了变化，世界各国更加注重从国际的视角看待自身的利益和角色定位。二是，尽管各国的传统各不相同，但是技术进步及其所带来的现代化进程正在世界各地挑战传统，并创造出新的、共同的“普世文化”。这一进程在各国的发展中都有所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接纳，到对“民主”、“人权”等观念的认可，无不体现这种观念的变化。中国把“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为国际体系建设的理想和目标，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23)这充分体现出，随着中国的发展，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国家发展和世界和谐目标日渐统一。
强调发展国际责任体系对中国而言具有三方面的意义。首先，从理论上填补了中国国际体系的目标模式——“和谐世界”——与当代中国的国家定位——“负责任的大国”——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就性质而言，“和谐世界”既不是权力体系，也非制度和观念体系，而是一种责任体系。它强调的不是权力的均衡，而是责任、对话和协作。责任体系下的国家需要具有世界性的视野；明确“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24)；以合作为手段，既对本同人民负责，也对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负责。它要求国家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同时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其次，从政策上解决了中国国内改革诉求与加强国际联系需要之间相互割裂的问题，使“协调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政策更加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中国派军舰到亚丁湾，既是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也是承担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区、各部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都得到加强，由外交部处理所有涉外事务，既无可能也不现实。然而，“外交无小事”，作为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行为活动，外交要求集中统一的领导。解决这种结构性矛盾、完善外交管理体制，避免政策不一、政出多门，同样也是负责任大国的体现。第三，拓展了政策思路，将中美之间的权力和利益竞争转化为责任协调与合作，为双方建立战略互信创造了条件。不同于冷战时代，当代中美两国不存在共同的敌国，促成两国合作的因素是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以责任体系引领广泛且复杂的问题可以规避“对谁负责的争论”，为中美在新时期增进战略互信、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创造了条件。
冷战后的国际实践表明，以战争手段控制一个国家或试图改造“流氓国家”创造“民主的样板”等手段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当代世界面临的种种挑战，强调自律、自省的“修齐治平”理念为责任体系下国家的行为模式提供了新的思路。这不仅与中国传统的“家—国—天下体系”的逻辑一致，也与美国学者提出的“如果没有有效的负责国家，则很难解决任何重大的国际问题”(25)相吻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之间合作代替了对抗成为时代的诉求。和谐世界中的中国就是国际责任体系中的负责任大国，事实上中国在全球与地区事务中关注的是合作责任而非领导责任。就此而言，中国与美国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以问题决定议程，以意愿和能力划分责任，有助于世界各国合作应对共同挑战，超越过去因敌人、因利益而促成的狭隘合作，进而增进对彼此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的理解，以战略互信深化国际合作。这不仅有助于解决中美之间的现实问题，对未来国际体系的构建也将具有重要意义。
收稿日期：2013年4月
注释：
①www.IMF.org
②［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著，王振西译：《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162页。
③John J.Mearsheimer,"China's Unpeaceful Rise",Current History,Vol.105,No.690,April 2006,pp.160-162.
④Ronald L.Tammen et al.,Power Transitions: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Chatham House Publishers,2000; Douglas Lemke and Ronald L.Tammen,"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Rise of China",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Vol.29,No.4,2003,pp.269-271.
⑤Barry Buzan,"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Is 'Peaceful Rise' Possibl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3,2010,pp.5-36.
⑥Johnston,Alastair Iain."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No.4(Spring 2003):pp5-56.
⑦［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3页。
⑧Robert B.Zoellick,"Whither China: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http://www.ncuscr.org/files/2005Gala_RobertZoellick_Whither_China1.pdf.
⑨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May 2010,p.43.
⑩G.John 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 2008.
(11)刘延棠：“冷观所谓中美‘G2’时代”，载《瞭望》2009年第10期。
(12)同上。
(13)陈东晓：“国际安全格局的演变及中国与主要大国关系的机遇和挑战”，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6期。
(14)Elizabeth C.Economy,"The Game Changer:Coping with China's Foreign Policy Revolution",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 2010.
(15)Elizabeth C.Economy and Adam Segal,"The G-2 Mirage:Why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not ready to upgrade ties",Foreign Affairs,May/June,2010.
(16)"Friends,or else:Living with China's rise will test America's diplomacy as never before",Economist,Dec 2nd,2010.
(17)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2012年2月15日在华盛顿出席美国友好团体举行的欢迎午宴上的演讲《共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美好明天》，中国政府网站，http://www.gov.cn
(18)Kenneth Lieberthal and Wang Jisi,"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http://www.brookings.edu,John L.Thornton China Center Monograph Series,Number 4,March 2012.
(1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http://www.fmprc.gov.ca
(20)Francois Godement,"A Global China Policy",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June 22,2010,http://ecfr.3cdn.net/126014f261f60e93c0_bam6ib6zd.pdf
(21)Michael Wines and David E.Sanger,"North Korea Is Sign of Chilled U.S.-China Relations",New York Times,December 6,2010.
(22)［俄］根纳季·久加诺夫著，何洪江译：《全球化与人类命运》，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2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6-47页。
(24)同上。
(25)［美］布鲁斯·琼斯，卡洛斯·帕斯夸尔，斯蒂芬·约翰·斯特德曼著：《权力与责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标签：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