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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次白受命投石问路
1950年5月初，台湾的天气已经十分热了， 而民众的情绪这几天却骤然凉了许多。在高雄市“凯歌归”饭店，几位常来的顾客，正在私下低声惶然地议论“国军丢失海南岛”的话题。
“凯歌归”饭店的老板李次白，50岁左右年纪。他虽然也看了报，却装着没有听见顾客的言论。他是黄埔军校出身的老军人，刚才从报上看到有关海南岛失守的消息，特别是蒋经国以“总政治作战部”主任身分出席政府发言人茶话会所作的阐释，不禁哑然失笑。
此时，“凯歌归”饭店门口驶来一辆军用小车，下来了3 位不速之客。李次白赶迎了上去，其中有2位他认识，是他在大陆黄埔军校6期的老同学，如今跟着蒋经国，官运亨通，分别担任“陆军”司令部和战车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寒暄介绍之后，李次白得知，为首的那位是蒋经国属下的厅长胡伟克。
刚一就坐，胡伟克就开门见山，讲起了形势：“实不相瞒，目前党国的处境非常困难，而美国总统杜鲁门乘人之危，说什么‘不予蒋保护’，任其自生自灭。美国人要看蒋总统的笑话，目前我们如在火山之巅。经国主任既被倚长城，当然更加深感不安。”
那两位老同学向李次白亮了底：“次白兄，令妹是陈毅的大嫂子，这就是请你和共产党对话的资本。你如能出山，到大陆走一趟，就等于救了我们的性命。不，应该说是整个党国的命运。”
李次白十分惊异：“我……能起那么大的作用吗？”
胡伟克说：“李兄，你虽说脱了军装，也还是黄埔子弟。我们从台北专程来找你，当然是希望你能为党国效劳。”
李次白没有理由拒绝。
蒋经国受蒋介石委托，5月3日飞赴舟山群岛为国民党守岛部队撤出舟山作调查摸底，回到台北后就召见了李次白。
蒋经国对李次白说：“李先生，现在谈国共合作，我看希望不大，共产党席卷大陆，踌躇满志，幸金门一仗全歼抢滩登陆的共军，显示了国军潜在的威力，尚不容小看。你和陈毅是至亲，我看可以深谈。最低限度，希望不进攻台湾。”
李次白信心不足地说：“此次若去的话，能不能达到目的，说句实话，我心中没有谱，我当然是尽力去争取就是啦。”
李次白应见之后，蒋经国又说：“李兄，这次请你出马，并非我的意思，而是胡伟克他们3位的设计，以后诸事均直接由你与胡联系。”
李次白听了心中有些犯堵：蒋经国既要搞国共接触，又不敢承担责任。不过他没有将不满表露出来。
既已受命，就不能不去。李次白告别了妻子家庭和经营了数年的饭店，于5月下旬乘船离开台湾。在驶往香港的航程中， 他在甲板凭栏感慨有如波涛。他跟汤恩伯一样，也是黄埔军校6期毕业， 深受教育长张治中的赏识，本来也有飞黄腾达的前程，但因为哥嫂是留学法国的中共党员，自己的妹子又嫁给陈毅的胞兄陈孟熙，连他自己也被认为是中共党员。可怕的株连使他整个前半生处于颠沛流离的厄运之中。抗战胜利，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谈判，也给他带来新的希望，不料谈判之后，战火又起，蔓延全国，他灰心丧气了。1946年下半年，他脱离了军队。渡海跑到当时还没有战火的台湾，在高雄开了这家“凯歌归”饭店，只盼后半生能平安无事，现在又因为他与陈毅的亲戚关系，突然被蒋经国选中“出使”大陆。李次白非常清楚，自己又将被卷入政治漩涡之中。此身虽有一点使用价值，但能不能如愿以偿，也不好说。只是他也能借此机会到大陆探访亲友，试试运气如何？
1950年5月底，陈毅市长的情绪特别好， 正值从国民党代理市长赵祖康手中接管市政权一周年，他又接到毛泽东的来电，请他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及政协全国委员会开会之前赴京。陈毅痛痛快快地剃光了头，看上去容光焕发。这时他在上海的胞兄陈孟熙来电话：“我的妻兄李次白近日从台湾绕道香港过来了，想去你那儿拜访。”
陈毅听说有亲戚从台湾来，便让孟熙领到家里作客。陈亲自搬椅子，拿香烟水果，热情地招待。言归正题后，孟熙说：“次白这次来，是有任务的。”
陈毅心中一怔：“什么任务？”
李次白介绍说：“台湾要我给你谈国共合作的事，共走美国两党制民主的道路，最低限度要求不进攻台湾。”
此外，他还表示，希望通过陈毅将此意转达给北京方面。
陈毅听了颇觉意外。他对党内情况及台湾海峡的形势一清二楚，这是最敏感的问题。海南岛和舟山群岛解放以后，如何渡过台湾海峡进攻台湾已是中央军委及他所负责的华东军区研究的重点。在江浙沿海，担任渡海攻台任务的第七、第九兵团正在开展海上大练兵活动，华东海军部队则逐个攻击浙江国民党军所占的岛屿，为大军船队南下福建扫除航道上的障碍。空军装备了源源运至的苏制飞机，已使国民党的飞机不敢进入上海地区。对台湾的情况陈毅也十分了解，自海南岛被攻占及舟山撤守，台湾当局极为恐慌，相当多的国民党要员对防守台湾根本不抱希望，争相逃往海外。蒋介石在大陆时的两个最有力的经济台柱与亲戚都离去了：孔祥熙去南美洲经营橡胶园，宋子文去美国当了寓公，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李宗仁飞美后托病不归。连蒋介石嫡系的军事将领也有相当大一部分自奔海外或寓居香港。当陈毅得知大名鼎鼎的徐州“剿总”司令官刘峙竟不顾上将之尊，跑到印尼当了华侨中学教员时，不禁哑然失笑。国民党陆军总共才30余万人，其中只有从舟山撤退的几个军和孙立人训练的两个新军还算完整，其余均残破不堪，军事上的败势是凭蒋介石的力量所无法挽回的。
陈毅觉得此时谈国共合作时机甚不适宜，便斩钉截铁地说：“国共合作的话题，现在先不提。现在提为时尚早，以后会有机会的。”
陈毅向二人谈了海峡两岸的形势，着重介绍了新中国的国民经济状况正在开始好转，他最后说：“孟熙兄和次白需要立即进革命大学学习，明天就去，你们的亲友们都去，你们把名单开来，我明天就告诉市委统战部。哦，我还要欢迎次白回来，请你吃饭。至于台湾嘛，让它烂下去！”
会见陈毅后，李次白随即按规定的联络地址发信到香港，转致胡伟克，根据陈毅“让它烂下去”那句话复命。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台湾感到又有了靠山。胡伟克给李次白发出急信，通知“国共合作之事不必说了”。
从此，台湾方面不再理会这位派到大陆的秘密使者。
二、派遣宋宜山进京摸底
1956年春，中共托章士钊老人捎信，发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呼吁。蒋介石对从大陆捎来给他的信，没有立即回信，也没有马上答复，事关重大，他不能不反复考虑。
在这封信中，中共方面提出了台湾与大陆统一的具体办法：
1.除了外交统一于中共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
2 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予以补助；
3.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协商；
4.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
信的结尾写道：“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信中用这样的字句，是想告诉他蒋家墓地和住宅均完整无损，并不像港澳有的报纸说的“蒋氏墓庐已在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的运动中荡然无存”。
据说，蒋介石将这封信反复看了许多遍，每逢再看时，都独自沉思，不许人打扰。
蒋介石考虑了1年，1957年初， 他终于决定派人到大陆去进行试探性接触。为了留有余地，将来进退自如，他考虑从岛外物色人选。为此，他约了在香港主持国民党宣传工作的许孝炎来谈话。
他对许孝炎说：“基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针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到北平去走一趟，实际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至于人选，不拟从台湾派出，而是海外选择。你考虑一下，提出两三个人选来，香港或是南洋的，都可以。”
许孝炎当时经过斟酌，提出了3个人选，请蒋介石圈定一人。 他们是曾任“立法院长”的童冠贤，曾任“立法院”秘书长的陈克文和“立法委员”宋宜山。许孝炎说：“这3个都是立法院的， 是中央民意机构的代表，身份比较灵活。”
蒋介石听了说：“这3个人都可以，都还靠得住。 宋宜山是宋希濂的兄弟，据说宋希濂给共产党关在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可以说是去那里探亲，还是毛泽东的湖南老乡。当然，童冠贤和陈克文亦可以。他们都在香港？”
许孝炎说：“他们都在香港，联系方便。”
蒋介石说：“首先要本人自愿，你回香港找他们3 个人都联系一下，我再最后决定派谁去。”
4月份是北京天气最糟糕的时候，冷风夹着沙子扑面吹来， 出门一趟回来，满身都是沙末。可是1957年的4月，风沙刮得早，也去得早， 已经使人觉得暖融融了。
宋宜山从香港经广州乘火车来到北京，特地带了大衣、围巾，准备穿得严严实实的。他一下火车就意识到自己失算了，天气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冷，在站台上迎接他的唐生明接过他手上的大衣，说：“宜山兄竟然全副武装，害怕给冻坏了！”
“北……”宋宜山尽管事先有所准备，还差一点将北京按国民党老习惯说成北平，“北京的气候想不到也有了变化。”
宋宜山和唐生明是湖南同乡，在国民党南京政权时代就认识。前几年，在香港的湖南同乡会活动中2人常见面。宋宜山在接受任务时， 已被告之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将从旁联络，协助对话。
当许孝炎来找他时，说是蒋介石交待任务，他就同意了。当时陈克文也表示愿意从命，童冠贤则拒绝接受这一使命。最后许孝炎将宋、陈2人呈报蒋介石圈定。结果蒋介石选中了他。 过去他曾经是蒋介石的学生，从南京中央党校毕业后，被蒋介石选派到英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中央党部工作，曾出任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人事处长的关键职务，还担任过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国民党迁台后，他留在香港，仍挂着台湾方面“立法委员”的头衔。他觉得自己是受过蒋介石栽培的人，现在是报效的时候。他自己也希望回大陆看一看，这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他住在香港的这些年头，听到不少有关大陆的消息。中共左派的报纸总说大陆这几年这么好那么好。另外的报纸和消息又说民不聊生、食不果腹，地主资本家被共产，国民党的人挨抓、挨关、挨镇压，连老人、妇女、亲属都不放过。可是，从他进入深圳开始，看到的农民脸上红扑扑，有笑容，有衣穿，面无饥色。深圳到广州，一路看到田里正热气腾腾插秧，广州商店摆满货物，街头熙熙攘攘，十分繁华，比撤退前那几年广州街头的景色，真是有天壤之别。
唐生明陪他到新侨饭店，安顿住下后，告诉他说：“这两天，周恩来总理要请你吃一顿饭。至于具体的问题，则由统战部的部长李维汉先生出面跟你商谈。李部长亦是湖南老乡。”
宋宜山望着唐生明，迟疑了片刻，终于开了口：“生明兄，我想问一句老乡的话，我难得来一次，我探望我胞弟希濂，不会有困难吧？”
唐生明说：“我看不成问题。”
宋宜山半信半疑：“是吗？”
唐生明说：“你不是说来探亲吗？共产党让你来探亲，怎么会不给见面呢？吃饭的时候，你可以跟周总理提出来。”
宋宜山在饭店里休息了两天，不敢轻易出门，等着与周恩来见面。
第3天，唐生明陪同他来到北京有名的东兴楼饭庄用膳。 周恩来会见他时亲切地说：“宋先生，欢迎你来北京，我特地让生明兄来接待，他和你是老乡，前几年在香港又见过面，他跟我们做朋友的历史已经不短了。”
宋宜山说：“抗战时期，生明兄忍受了误会与委屈，执行‘特殊任务’打到汪精卫汉奸政府里去，为国家与民族做了许多工作，不但蒋先生与国人赞赏，连我也十分敬仰。”
周恩来笑道：“我们共产党人也忘不了他。1927年大革命受挫，我们党处于最困难的时候，得到了生明兄的同情与支持。我们举行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得到了他给予枪支、弹药和物资的支援，一些伤员也得到了他的营救和保护。”
宋宜山第一次听说唐生明的这些旧事， 流露出一点惊异， 联系起1949年唐生明辅佐程潜在湖南投向毛泽东，就不觉得奇怪了。1950年，唐生明去香港做生意，1956年才重返北京，在国务院参事室任参事。宋宜山说：“生明兄的经历真是丰富多采的。”
周恩来说：“宋先生， 如果我没有记错， 今年该是你希濂老弟过50岁的生日。”
宋宜山手拍额头：“哟，周先生记忆力真好。你不提起，连我这个当兄长的都想不起。”
周恩来说：“希濂兄是黄埔1期嘛！他跟你们的湖南老乡陈赓一起在长沙应考合格后，绕了一大弯，经武汉、上海来到广州的。抗战时期，他在大别山和滇西通惠桥，重创日军，立下了卓著战功，人民都不会忘记的。”
宋宜山听了十分感动：“周先生，我想……”
周恩来当即表示：“50岁是人生的大日子，你来看他正是时候。”
宋宜山连忙表示：“感谢周先生关心。”
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总的来说，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我们都是一家人嘛。抗战胜利在重庆谈判的时候，蒋先生说过，大革命的时代，国共两党的同志们曾在一个屋里开会，共一个大锅吃饭。我希望我们还会在一起合作的。具体的问题。李维汉先生跟你商谈。”
由于宋宜山只是奉命来了解中共方面对于台湾及国共合作的意图，没有带来台湾当局的具体意见。中共方面则由李维汉等向宋宜山提出下列几点：
1.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
2.台湾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
3.台湾地区的政务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干预，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政务的领导。
4.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不容许外国干涉中国内政。
宋宜山在北京过得很愉快。
他不仅与中共的代表进行了商谈，还去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探访了胞弟宋希濂。宋希濂告诉他，自己有希望不久就可以特赦出来了。
唐生明等陪同他参观了石景山钢厂、四季青高级农业合作社，还游览了故宫、颐和园等名胜古迹。当时，反右斗争尚未展开，大陆正广泛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经济建设热气腾腾，整个政治气氛和社会面貌，显得有生气和活力，给宋宜山以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印象。
宋宜山在北京停留了两周，便返回香港。他根据此次大陆之行的印象，如实地写了一份约有1.5万字的书面报告。 根据他对蒋介石的了解，估计蒋看了报告不会有好的结果，但他觉得还是直言禀报为好，不然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他将报告交许孝炎转呈蒋介石。这份报告记述了与周恩来、李维汉见面和商谈的详情，记录了中共的提议，还叙述了自己沿途及在北京的各种见闻，把共产党治理下的新中国写得很有一番气势。在报告中他还表示，我认为，中共意图尚属诚恳，应当响应。大陆从工厂到农村，所到之年，但见政通人和，百业俱兴，民众安居乐业，与中共鱼水相依。以前提的“反共复国”，似已无望。
报告送到台北，蒋介石一看叫自己成为地方自治区便火冒三丈，越看越生气。据说不等看完，就把报告往桌上一摔说：“他把共产党说得那么好，半个月就被赤化了！”并吩咐许孝炎转告宋宜山：不必回台湾了，就留在香港算了，以免影响他人。将立法委员的薪饷每月寄给他。
1973年，宋宜山与另外3 位“立法委员”在香港参加了章士钊逝世的追悼会，国民党台湾当局便以“附共”的罪名，宣布撤销他的“立法委员”职务。
三、毛泽东请章士钊赴港架桥
1973年大陆与香港之间尚未通航，5月中旬的一天， 一架来自于北京的中国民航专机破天荒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乘坐这架中国政府专机的不是中共要员，而是往日国共和谈中作为国民党政府代表的章士钊及其一家人。此一意味深长之举，轰动了香港。
章士钊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家和学者。时年92岁高龄的他是在专门的医生护士及亲属陪同下，乘着轮椅被人抬下飞机舷梯的。中国古话说“九十不出门”，章老先生绝非仅为探视小夫人而来，报界的揣度并没有错，他是肩负促进国共和谈的使命而来的。
章士钊在国共北平和谈中就曾当过代表。1949年1月， 蒋介石在内外交困中被迫宣布下野，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李宗仁上任后想与中共和谈，找谁从中斡旋呢？想来想去，觉得章士钊是最佳人选，遂委派邵力子到上海请章士钊出面。当邵力子说明来意后，热心的章士钊当即表示赞成，并愿为此效力。
2月22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石家庄接见了他们， 章向毛泽东陈述了李宗仁的愿望。和平之门是打开了，他们带着毛泽东写给李宗仁的信，于24日离开北平。4月1日，解放军渡江前夕，章士钊又参加了国民党政府代表团飞抵北平。经过多次谈判，双方代表在北平达成国内和平协议。后来因为国民党方面拒绝签字，致使和谈破裂。章士钊至此，对国民党已完全失望，决定不回南京，先去香港。
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继续做促进国共和谈的工作。1956年春，中共写了一封关于国共合作的信，由章士钊带到香港交有关人员转蒋介石，促成了蒋介石派宋宜山回大陆参观访问与谈判接触。1962年、1964年，他又2次赴香港，拜访来港、在港故旧，为国共合作做了大量工作。
这次章士钊不辞辛劳来港，是想继中断了8年之后， 在大陆与台湾之间架设起新的桥梁。他女儿章含之女士在谈起父亲最后的香港之行时，曾说：“到了最终那几年，父亲常常谈到他见不到国共和谈，祖国统一，是他一大遗憾。我感到他一生最后的一个愿望是台湾的回归。”
从1927年下半年开始，他向身边的人谈了去香港重新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尽他最后一份力的念头。另外，殷夫人在香港，已阔别9年之久， 自然也希望一晤。他要女儿含之向周恩来总理汇报。
周恩来说：“在台湾方面的对话，行老去是再适合不过了。过去1962年、1964年行老两次赴港，做了大量工作。可惜后来中断了。但是，行老已92高龄，恐怕身体不允许作此长途旅行了。”
当时他头脑虽然异常清晰，耳朵却聋得厉害。同时因为几年前曾从病床上掉下来造成骨折，致使腿部肌肉萎缩行动不便，只能靠轮椅代步。章含之也认为父亲纵有为祖国统一尽力的念头，可惜已力不从心。此事一度作罢，他也只是作为遗憾而谈起，述说此生最大的心愿是想看到台湾回归，祖国统一。
1973年春天，毛泽东在一次会见时突然提到了章行老希望去香港促成国共和谈的事，并问章含之：“行老还有没有这个念头？”
章含之说：“有是有，老人常念叨，不过，总理和我都觉得他年龄太大了，恐怕去不了。”
毛泽东想了一下说：“我们如果准备得好一点，是不是还可以去呢？譬如说派个专机送去？”
章含之在所写《我与父亲章士钊》一书中详细地记叙了当时的情景：
我一时不知如何表示，我确实很怕父亲经不起旅途劳顿，但看来毛主席支持父亲的想法。最后，主席请总理考虑个周到的计划，是否可在保证父亲健康的条件下送父亲去香港。此事实际上就按毛主席的意思定下来了。我转告了父亲，他很高兴，说毛主席懂得他的想法。总理和我开始筹备父亲的香港之行。我们心里很不踏实，毕竟父亲已是92岁高龄了。此行会顺利吗？然而，父亲很坚决，主席又支持，我们也只能照办了。
1973年5月中旬，父亲启程赴港。 周总理安排了中国民航的一架专机送父亲，随机派了警卫并为父亲配备了北京医学院内科张惠芳主任及护士小丁同去。除我和大哥章可外，父亲还带了一个秘书、一名家中女厨工及后来照顾他生活的一个女孩子……。
我到香港后的心情却是复杂的。父亲来港的报界舆论宣传的确证实毛主席和父亲对此次赴港影响的预测是正确的。在中断了8年之后， 大陆与台湾之间又将架设新的和平桥梁。然而我对父亲的健康却忧心忡忡。香港五六月份的气候十分闷热，父亲的住所在闹市区一幢楼房的底层，并不太宽敞，也没有花园可以透点新鲜空气。特别是室内的冷气空调，我真怕老人受不了。
父亲到达香港后情绪并不热烈和兴奋，我觉得他出奇的冷静，甚至很严肃，话语不多。他似乎意识到他是在履行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次伟大使命，他是在一场最后的拼搏中使尽自己的最后一点余力。到香港的第二天，他就急匆匆安排会见各方面的旧友。殷夫人和我都劝他休息些日子，然而父亲却急不可待。一周后，我带妞妞离港回京。离行前，父亲单独与我谈了一会儿。他要我转告毛主席和周总理，他在香港最多停留3个月就要回北京。他深情地对我说：“告诉周总理我很想北京， 事情办好我就回去，叫周总理不要忘记派飞机来接我。”人也许真有一种第六感觉，会对未来发生的事情有种预感。在我同父亲的30年相处中，我很少见他动感情。他是个感情极深邃的人。他的诗作洋溢着强烈的激情而在生活中却极少动情。我在香港寓所辞别父亲时，不知怎么我产生了一种悲哀，对老父亲依依不舍。父亲也是这样，他特别舍不得妞妞，临别前再三抚摸她的手和脸，要她“3个月后来接爷爷！”
冷酷的时间没有给父亲留下3个月的生命。1个半月后，我和妞妞去香港迎回的竟是他的骨灰！
四、蒋介石发出和谈邀请
1975年春节前后，蒋介石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但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想为打通国共和谈之渠道作其最后的尝试，即通过已经从美国返回台湾担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先生，经秘密通道向中共中央发来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陈立夫和谈心切，在没有得到回音的情况下，就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陈立夫在文中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陈立夫特别呼吁毛泽东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先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大陆的信息还没有反馈过来，蒋介石已溘然长逝。他在死前声言日后“光复大陆”，要将遗体移返南京，葬于中山先生之侧。
经过1950年、1955年和1958年的三次，“台湾海峡危机”，毛泽东已经将对台方针从“武装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调整为“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
在1958年的金门炮战结束后，1959年2月2日，毛泽东曾对省市委书记们说：台湾还是要胡适、陈诚，还是要蒋介石？在这个中间选择，我看还是选蒋介石。
“文化大革命”发起后，在林彪与“四人帮”的干扰下，探讨国共合作与和平统一祖国的活动中断了，重新提出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这个反复，破坏了和平统一祖国的进程，不能不说是政治上的重大损失。
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晚年的毛泽东又在进行促进国共和谈与和平统一祖国的工作。
1972年春，毛泽东在会见尼克松总统时首先谈起了蒋介石。称其为他和尼克松“共同的朋友”，并说他与蒋介石作朋友的历史要比尼克松与蒋作朋友的历史长得多。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他表现出十分赞赏蒋介石在维护中国统一问题上的一贯态度。
紧接着1973年春天，他又动了念头派专机送章士钊老先生赴香港，要架设沟通大陆与台湾的和平之桥。章士钊老先生不幸病逝于香港，使此一壮举成为历史的遗憾！毛泽东早在1956年就提出了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这个意愿一直到他临终也未能实现。但是，国共和谈的促进工作一直断断续续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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