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俊卫[1]2010年在《大众传媒的公共政策参与》文中指出大众传媒参与公共政策的本质不仅是促进实现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同时也是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话语表达机制的体现。本文以新医改政策过程中的传媒参与实践为研究个案,考察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媒的公共参与所呈现的复杂形态与特征,探究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大众传媒如何参与并影响公共政策过程,以及这一过程背后所呈现的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这项研究,本文力图揭示公共参与中真实、复杂的新闻生产实践和权力规制特征,为处于复杂权力关系网络中的大众传媒公共话语实践提供生动的现实依据。本文运用质化研究的方法,主要选取了国内五家报纸在新医改过程中的新闻报道及其与其他媒体间的互动关系展开研究,从政策过程中的政策议题建构、政策商议和政策认同叁个阶段来考察传媒的表现。在政策议题的建构阶段,大众传媒通过媒介议程的建构,使社会问题实现了从公共议题到政策议程的转化,在这一过程中,传媒作为问题凝聚的机制、话语框架的策略呈现以及媒体间的互动呼应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政策商议阶段,不同类型的传媒成为不同利益群体话语表达的空间,尽管官方话语控制仍然存在,但社会公众和传媒的能动表现起到了打破话语霸权的作用；社会利益表达中公共知识分子话语占据主导,普通民众话语存在弱化表现。在政策认同阶段,大众传媒“宣导”功能的主导地位没有改变,并依然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强化,传媒的意见沟通与反馈功能被约制,但不同类别的媒体在意见沟通与反馈中强弱表现有所不同。本文认为不同媒体的公共话语表达有所不同,主要是取决于政治、市场、传媒自身的能动以及公众参与意识等因素及其相互间的制衡关系。中国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话语表达是在现有制度框架中力所能及的“即兴表演”,具有偶发性。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民主功能的实现,需要积极而理性地探索传媒与政府、市场、公众之间的平衡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一愿望的实现取决于当今社会向政治民主化、国家法治化、经济市场化以及文化多元化的现代社会转型。
许阳[2]2014年在《协商民主理论视阈下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研究》文中指出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是政策过程的逻辑起点,对政策运行全过程具有重要作用。公共政策过程的根本目标是解决政策问题,实现公共利益。公共政策议程是公共政策问题的“生成机制”,是社会问题转变为政策问题的“关节点”,是公共利益表达与整合的平台。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公共性、科学性、民主性、合法性决定了政策问题是否真正体现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直接影响政策制定、政治执行、政策评估和政策终结等环节的运行效果,最终影响公共政策的成效。因此,作为公共政策过程的第一环节,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在公共政策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政策科学创始人拉斯韦尔构建了政策过程的“概念图系”并提出阶段式的政策过程模型至今,政策制定、执行及其后续过程一直是政策科学研究的重点。然而,随着政策理论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发现以政策制定和执行为核心的公共政策研究范式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既有政策分析框架对一些复杂现象无力做出正确解释,基于“理性人”假设的经验主义政策建构过程逐渐失效。在此背景下,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作为“政策之窗”凭借其对社会问题的筛选作用和对公共利益的分配功能,逐渐获得学者们的青睐并成为当前政策科学的研究热点问题之一。公正与公平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景下公共政策的核心价值取向。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公共政策议程设置过程具有明显的精英主义倾向,即有关社会公共生活的政策问题主要是由政府及政府所邀请的专家提出,以各类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和社会精英为主要参与主体,社会大众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社会利益逐渐分化并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既有的政策议程设置过程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协商民主理论是一个生命力极强的新兴民主政治理论。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十八届叁中全会提出要“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协商民主强调公民之间权利和机会的平等以及公民自我意识的独立和充分表达,强调所有相关利益主体都应参与公共决策和讨论,通过多元利益主体平等、理性的协商,通过民主和反思过程实现偏好转换,凭借程序正义追求结果合法。协商民主理论的价值取向与转型期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价值取向具有内在契合性。基于此,本文将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核心价值与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思想精华有机结合,并依此为理论基础对当前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首先,本文探讨了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和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关系,指出了该理论对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研究的具体价值；其次,通过对中西方经典政策议程设置分析框架的评价,以协商民主理论为指导,创建了更加全面、科学、合理的“叁环模型”作为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再次,依托于该分析模型,对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发展所需的政策环境支持、主体功能结构和具体运行过程的应然状态进行了分析描述;第四,运用案例分析法,选取近年来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经典案例进行实然分析,比照政策议程设置的应然状态,总结出我国政策议程设置存在的现实问题；最后,在协商民主理论的指导下,提出优化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具体对策建议。
郑涛[3]2013年在《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大量失地农民,同时出现了严峻的失地农民问题。在失地农民问题已经成为当下的中国需要严肃面对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今天,对这一庞大群体予以关注,系统研究其利益诉求,探寻其利益诉求表达不畅的成因,寻求畅通失地农民利益诉求表达渠道的有效途径,推动对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及时有效回应,无疑是紧迫和必要的。本文以城镇化为研究背景,以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产生、表达为研究主线,以城镇化理论、物质利益理论和人民主权理论等作为研究的理论支撑,以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产生与成因、基本构成与特点、表达方式的选择与成因为叙事脉络。因为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属于失地农民问题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导论部分对失地农民问题包括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研究的现状、背景、基于本文研究相关视角下值得关注的研究空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考察了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学术谱系,并简要说明了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假说、理论支撑、研究方法和内容框架。本文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与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产生的关系,考察了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的产生,描述了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规模、增速与分布,闸述了城镇化何以成为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产生的直接推手。同时,勾勒了我国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存在的普遍性与严重性,对城镇化进程与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产生关系的考察是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研究的一个基础性工作。从经济、政治、教育文化、身份认同的视角,论文全面阐述了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基本构成与主要特征。我国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主要内容包括失地农民的经济利益诉求、政治利益诉求、教育文化利益诉求、身份认同利益诉求。以经济利益诉求为主导、多元利益诉求并存的失地农民利益诉求格局已经形成,并已成为当前失地农民利益诉求构成的一个基本特征。以制度供给为视角,本文考察、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诉求产生的顶层设计成因。研究认为,我国现行征地补偿制度、土地产权制度和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缺陷是造成我国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的制度原因,也是我国失地农民利益诉求产生的制度成因,是顶层设计的缺陷。权利贫困是我国失地农民利益诉求产生的根源。在这一视角上,本文探讨了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过程中农民权利拥有和行使的实际状况,认为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权利贫困。具体表现为失地农民在土地被征用过程中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自主选择权以及失地农民获得救济权利贫困。以利益相关者困境为视角,本文对城镇化进程中我国乡村治理格局下失地农民利益诉求代言人缺席进行了成因探讨。认为在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过程中,村委会、基层政府、基层人大、政党以及大众传媒都身处利益相关者困境,造成失地农民利益诉求代言人缺席,这些理论上的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代言人的普遍“不在场”,既无法阻止失地农民利益受损,又把失地农民推向了利益维护和争取的亲历亲为者处境。本文探讨了失地农民利益诉求表达方式选择的现状和利益诉求表达方式选择的成因。研究认为,失地农民之所以更经常地选择非正常渠道进行利益诉求表达,寻求利益诉求回应,其直接原因在于利益诉求表达不畅,制度化表达低效或无效,非制度化表达具有“相对有效性”,根本原因在于权利贫困境遇下,失地农民无法对相关机构作出及时有效回应产生压力。我国政府面对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有效回应机制不仅远未建立,而且缺乏强大的压力使之逐步建立和完善。论文以案例分析的方式解读了一个村庄的利益诉求问题。通过以案例分析的方式,解读乌坎事件,对一个村庄的利益诉求的产生、表达与回应作出了描述。一方面从本研究的逻辑理路对乌坎事件进行审视,把乌坎事件放在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产生、表达与回应的框架内进行研究、比对,以印证本文在失地农民利益诉求方面的研究是否符合逻辑进路；另一方面,通过对乌坎村利益诉求现象的研究,回应本研究的一个核心结论：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将虚置的公民权利回归于公民,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策。在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的解决提出了对策与建议,对于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提出了讨论。具体表现为有序推进城镇化,完善土地产权制度和征用制度以构筑减少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基础,赋予失地农民在土地被征用过程中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自主选择权,保证失地农民获得权利救济,促进体制改革,推动利益相关者走出困境,实现失地农民利益诉求代言人身份的回归,畅通失地农民利益诉求表达回应渠道,提高失地农民利益诉求表达的有效性。
谢念[4]2015年在《互联网背景下的区域传播力提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为了更好地探究互联网背景下的区域传播力提升,本研究以地处我国西南地区的贵州省为例切入对此问题的思考,并主要采用传播学、区域传播学等相关学科视角,以及整合营销传播理论、区域发展理论等相关理论,对此问题进行了客观审视。包括贵州在内的广大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事关到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和现代化建设“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而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软实力,区域传播力的提升,既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又将为此一发展提供舆论等方面的重要支撑。在传统传播环境下,由于种种原因,相较于东、中部地区,贵州等西部地区的区域传播力处于弱势地位。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西部地区区域传播力的提升,既面临更大挑战,也迎来了新起点上的极大机遇。因而,将西部省份区域传播力置于互联网背景下展开研究,分析现状、查找问题与原因,提出战胜挑战、抓住机遇、实现有效提升的对策,体现了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影响力。本研究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在绪论,主要对研究对象、研究问题、研究思路及相关理论背景进行阐释,以便为后续研究夯实基础。在第一章,主要对互联网背景下的区域传播力进行解构。经过认真审视区域与区域传播、传播力与区域传播力,以及互联网背景下的区域传播力等叁个方面的问题,对区域传播力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认为,品牌要素等是衡量区域传播力的主要标准。在第二章,主要对互联网背景下贵州区域传播力的现状进行考察。经过对贵州在互联网上的信息传播状况,区域大众传媒发展状况等的认真分析,以及互联网背景下贵州区域品牌传播,贵州传媒及其品牌所处的市场环境、传媒品牌的建构状况等的详细考察,认为,目前贵州的区域传播力虽然较以往有很大提升,但总体仍表现为发展层次低、核心竞争力偏弱等特征。在第叁章,主要对互联网背景下贵州区域传播力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进行分析。经过深入分析,认为,传媒品牌建构不够、互联网新媒体发展不充分、区域传播系统资源整合不足,以及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尚待加强等,是制约贵州区域传播力提升的主要问题,并从媒介生态学等学术视角出发,提出,区域传播力生态系统失衡导致的经济、文化、传媒及其他有关因素,是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第四章,主要探讨了互联网背景下贵州区域传播力的提升策略。经过深入探讨,认为,可以通过强化互联网背景下区域传播力建设战略规划、深化贵州区域品牌的“微传播”、推动有贵州特色的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进程、优化整合区域传播力系统要素资源,以及建构区域传媒品牌的核心价值等措施,实现在互联网背景下贵州区域传播力的快速、有效提升。在各个部分之间,始终围绕互联网背景下贵州区域传播力提升这个研究的主线,对相关各种现象予以认真审视,对相关各种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以求对问题实质有较为清晰的了解,进而促使问题的解决。总之,本研究力图把对互联网背景下贵州区域传播力提升的研究放在更为完整的社会建构中进行,并试图对其实质及可取性路径进行客观论证,期待关于贵州区域传播力的美好想象能够通过实际行动变成可以触摸的现实。
聂静虹[5]2009年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大众媒体功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媒体与政治的关系,由来已久。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研究媒体与政治的作用与反作用,一方面是因为,公共政策作为“治理手段”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另一方面是因为,“新闻执政”已然成为“媒介化社会”的主流话语。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大众媒介不但能够传递公共政策信息,还以其特有的“建构现实”功能对公共政策系统的运行发挥着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本文从政策学、传播学“两个维度”,研究了大众传媒在政府完善决策机制、提高决策水平、推进民主与科学决策、增强政策效能方面的作用,提出构建良好的政府、媒体、公众关系的设想和途径。现代社会公共问题的大量性,与政府掌握的公共资源和具有的政策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客观上要求大众传媒承担起重要的政治与行政功能,特别是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随着社会转型、利益分化,以及公众利益诉求的回归和增强,政策环境和媒体生态环境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媒体已经成为推动政策系统改进和政策质量提高、维系利益分配恰当性和有效性的重要社会机制。充分发挥媒体在利益表达渠道与利益平衡机制方面的政治功能,准确传达不同阶层的声音,及时协调各方利益,促进政策制定的民主化与科学化,不仅必要而且可能。本文主要采取规范方法和系统分析方法,运用议程设置理论、媒介框架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知识沟理论、协商民主理论、公共领域理论等探讨大众传媒在政策活动中的作用。具体方法以案例分析法为主。在行文中提及的有代表性的案例较多,鉴于篇幅问题,在具体论证中仅选取了叁则,即“1953—1957年之间的新华社”、“圆明园防渗工程”和“厦门PX事件”作细致剖析,以期能对相应观点给予佐证,同时有所深化。全文由引言、五章正文及结语构成,约16万字。引言部分着重介绍了研究缘起、研究现状、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主要理论及研究方法,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等。第一章,公共性视野下的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视角。认为正是因为公共政策及大众传媒都具有公共性这一本质属性,决定了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联性。公共性是研究政策制定中媒体功效的逻辑起点和终极目的。集中表现为：新闻政策对大众传媒的规范,即作为公共政策系统和新闻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政策职能的确立和发挥,在“传媒社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众传媒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即作为连接政府与社会的重要桥梁和中介,扩大公众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参与程度,使分散的公众更便于集中公开表达自己的诉求,增强公共政策的科学性,提高公共政策的民主性,实现公共政策的程序正义,保障公共政策中的公民话语权等。第二章,社会变迁中的媒体功效。主要论述媒体功效的时空背景。我国媒体在政策过程中作用的发挥及其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和政府特别是党对媒体属性与功能的认识,取决于党和政府特别是党制定的一系列新闻政策与法规。本章分四节展开。第一节,媒体变迁中的政策话语流变,以改革开放为界,分为两大时期,回顾我国新闻媒介在政策制定中发挥作用的情况,并以“1953—1957年之间的新华社”为例,佐证媒体担当政策“宣传工具”的同时,在把社会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并提上政策议程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二节,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以及社会结构的变迁两个方面论述社会转型对传媒的影响。第叁节,从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民主化背景下政策的治理特征、政策对象主体意识的回归与增强、政策问题的复杂化与难缠性质等角度,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政策传播环境的深刻变化。第四节,关注了媒体生态环境的变化。第叁章,大众媒体与政策制定。主要探讨了大众传媒在公共政策制定领域发挥的具体作用,并提供了传播学的理论支撑。指出,在政策制定的所有环节,大众传媒均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议程创建阶段的发现问题及利益表达,以及方案规划阶段的智识提供等。本章在探讨政策议程及其建立途径,以及作为协商民主讨论“平台”的基础上,从政策问题的认定和“不决定”两个方面,探讨大众传媒发挥作用的机理。最后,以“圆明园防渗工程”为例,剖析了媒体介入公共政策制定环节的的途径、方式和力度。第四章,新媒体环境中的政策制定。首先,探讨了新媒体环境对公共政策制定的机遇与挑战。认为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具有即时性、开放性、个性化、分众性、信息的海量性、低成本全球传播、检索便捷、融合性等特点,其本质特征是技术上的数字化、传播上的互动性及内容上的海量与易检性。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媒生态图景,也改变了作为政策制定重要影响因素的公共领域。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关键区别在于“信源的扩张”,这里的信源是“参与主体”,扩张是“参与程度”。由于无与伦比的传播特性,无论是政策参与的深度还是广度,互联网对当前现实社会的影响更大更深。由此改变了传统公共政策的决策模式,使政府决策呈现出从经验决策到民主科学决策、从精英决策向大众与平民参与决策的转变之势。其次,为更好地研究新媒体环境下,政策制定的路径发生的变化及影响因素,同时更为详尽地阐释政策领域“制定”与“非制定”过程中的媒体责任,本章第叁节对厦门“PX事件”与成都“PX事件”进行了比较研究,特别是注意到了公共知识分子,借助媒体“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构建公共议程、作用政治生活的新现象。第五章,构建良性互动的政府、媒体、公众关系。主要探讨了导致大众传媒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应然状态与实然状态差距的原因,并提出了构建政府、媒体、公众关系新模式的设想和着力点。由于受政府与市场双重制约,加之大量民众欠缺媒介素养和公共决策参与意识,媒体在政策制定领域发挥作用受到局限。本章从利益表达中的媒体限度入手,分析了传媒公共性缺失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认为,建立大众传媒与政策议程的良性互动关系,有着异乎寻常的现实意义。应在社会主义法制框架内,从大众传媒、政府、公众叁个主体切入,多管齐下、整体推进：大众传媒要提高公信力,增强议题设置功能；政府要创新监管方式,营造宽松的传媒发展环境；公众要提高素质,增强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当务之急是尽快出台《新闻法》,规范叁者的权利和义务。结语,主要是展望公共成员关系重构的实践：公共新闻。本文认为,公共新闻是对传统观念的革新与颠覆,对媒体、政府、公众叁者之间关系的重新定位。“大众”强调受者的无意识状态,“受众”强调受者的被动状态,“公众”强调传者与受者的对话状态。大众—受众—公众是“以人为本”的回归,更多体现了公众作为社会主体的属性。中国公共新闻时代的到来,有现实基础,也面临严峻挑战。从一定意义上说,公共新闻丰富了公共领域的内涵,更有利于和谐公共空间的构建。公共新闻运动带给人们更多憧憬与期盼,中国“公共新闻”的建构应有自己的鲜明特色。我们距离理想的公共领域的距离越来越近。
孙珏[6]2003年在《大众传媒及其理论与政府决策》文中指出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的形势下，大众传媒已经日益渗透到我国的政治生活当中。作为政府活动的核心——决策更是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本文对大众传媒与政府决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特别是用传媒理论来解释当代中国政府决策的现实状况及问题。文章分为四个部分：一为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和文章的研究方法，二为用传播理论分析决策问题，叁是大众传媒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四是传媒参与政府决策过程的局限。笔者试图用传媒运作中的基本理论来解释决策中的问题，尝试发现在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和动机。
钱亚梅[7]2008年在《风险社会的责任担当问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有关现代化发展中蕴涵的“风险”问题日益为人们所关注。事实上,近代以来,在全球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现代性释放中,人类自身也成为现代风险的主要生产者,风险的结构和特征都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风险社会理论所揭示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一是尽管现代社会制度高度发达,几乎覆盖了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但在风险社会来临的时候却无法有效应对,难以承担事前预防和事后处置的责任;二是就人类环境来说,由于长期以来以物质财富增长为发展的评价体系,鼓吹“消费社会”,累积、制造了大量社会风险,使几个世纪以来环境破坏的责任主体无从追究。针对风险社会及其所引发的责任担当问题,探寻一种有组织的负责任的体制就成为我们时代的新课题。就政府组织而言,当务之急,是要明确政府自身的风险责任所在,改革风险决策和治理的结构体制机制;特别是对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迫切需要实现政府风险治理体制的刷新,历史形成的“强国家—弱社会”格局也决定了快速变迁的中国社会必须以政府为主导的风险治理。就社会力量而言,需要通过教育重塑公民的风险责任意识;支持非政府组织努力克服现实局限性、以理想主义的情怀发挥其社会公益影响;从政策法规、社会监督、自律机制以及专设机构等途径增强企业的风险责任能力。就风险责任的话语体系而言,需要重建知识系统的价值理性,加强专家的道德感;媒体要成为合格的“社会守望者和环境监测者”,审慎处理风险信息,引导公众监督风险决策和治理等等。就风险责任的价值层面而言,应根据各责任主体的实际能力合理配置风险责任,积极推动它们之间的合作互动,在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专家和媒体之间构筑起共同担当风险责任的网络联系和信任关系。
梁庆婷[8]2011年在《大众传媒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这句话暗含了这样的意思:每一个统治阶级总是对其所统治的社会成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因为当一个阶级在社会中占有统治地位的时候,其思想并不是自然的就成为了全体社会成员共同认同的思想。因此,统治阶级要运用国家统治的手段与社会资源对社会成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从本质上讲,思想政治教育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传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思想政治教育义不容辞的责任,阶级性或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从思想政治教育媒介的历时性演进来看,人类社会经历了口语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这样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媒介都在承担着对人的建构与解构功能。20世纪以来,大众传媒凭借其庞大的信息传播网络以及对信息等文化资本绝对的级差式占有的先天优势,架构起与受众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显示出具有支配性和替代性的力量。在我国,大众传媒已然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个角落。生活在传媒环境之中,接触大众传媒,已经成为现代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和必不可少的生活内容。同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相比,大众传媒拥有更为多样化的符号表达系统,这些符号系统不仅极大的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感知方式,同时也极大的丰富和深化了人们自我表达的方式。这些全新的表达符号,诉诸人的感官,又大大强化了人对媒介的依赖。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传媒身份也在发生变化。其身份属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从符号中介到组织中介、从单纯的工具性到主体性的变化。这样的身份是社会系统间力量博弈的结果,并成为人们期待传媒行动的依据。新时期传媒的身份表现为传媒中介化,即联结社会与个体的主体性组织。这一身份为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提供了认知视角。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决定了我国大众传媒的阶级属性是中国共产党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这意味着大众传媒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是政府和公众沟通的桥梁,它承担着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和载体的双重角色。大众传媒可以采用议程设置、理论灌输、典型示范、情感激励、身体力行、双向互动、舆论引导等方法对受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然而,大众传媒本身既是一种可以为善的工具,也是一种可以为恶的工具。它对人的思想既有建构功能又有解构功能。这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媒介化社会里,应该如何趋利避害,使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正向功能得到充分发挥,而使其负向功能逐渐弱化甚至消解。而解决这个问题必然需要我们对导致大众传媒产生思想政治教育负向功能的原因进行综合分析,同时对当代大众传媒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大众传媒对受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大众传播的过程,提升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路径设计与制度安排需要教育主体、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环境等因素的共同作用。确立和谐统一的传媒身份与传媒人的角色认同、大众传媒的道德自律、大众传媒版图的合理分布与传媒生态的优化可以使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明确身份、健康发展,这是提升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前提;在对受众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对受众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可以使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更好的为教育对象所接收与接受,这是提升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关键;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叙述方式的创新、符号系统的升级可以使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得以优化,这是提升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重点;传媒法律规范的健全、传媒管理水平的提升、传媒监管体系的完善、社会思潮的正确引导则可以使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环境得到改善,这是提升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外在保障。
王法硕[9]2012年在《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网络信息技术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一场轰轰烈烈的互联网科技革命带来了网络信息时代。互联网改变了人类政治生活方式。数量惊人的网民开始形成一股重要的力量参与和影响着中国政治和公共政策。网络参与成为我国当前民意表达、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网络参与的异军突起引起了从事政治学、公共管理学以及公共政策学研究学者的高度关注。与现有的研究不同,本文着重分析网络参与和公共政策过程两个变量的关系,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公民怎样在互联网上参与我国公共政策过程?公民的网络参与对我国公共政策过程产生了什么影响?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本文建构了以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过程所形成的政策网络为核心的分析框架和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过程模型,从宏观环境层面到微观个体层面对该政策网络进行分析。从宏观层面看,公民网络参与的背景和参与途径构成政策网络存在的环境。公民网络参与产生和生长于一定的政治、经济、技术和社会大背景之下。现实途径中公民政治参与的失灵使公民将实现政治参与的希望寄托给互联网,政党执政理念的更新为网络参与提供了合法性；网络经济的发展及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提升了公民网络参与的能力和热情；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为网络参与的实现创造了可能性；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初步孕育和发展更成为了网络参与不断壮大的助推器。网络论坛、政府网站、博客和微博等网络应用是公民网络参与的主要途径。通过实证考察,本文认为作为公民网络参与平台的网络论坛、政府网站、博客、微博等网络应用对塑造网络民意、推动网络民主、增进政治沟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从微观层面看,网民、政府、媒体、社会组织等网络参与的行动者为了实现行动目标展开互动形成了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政策网络。公民个体或群体借助互联网上的各种应用平台向政府进行偏好表达和意见输入,网络参与对包括议程设置、方案选择和政策执行在内的政策过程各阶段施加了影响。本文研究了上海“钓鱼执法”、新拆迁条例和北京治堵网络意见征集及微博打拐等典型案例,从政策网络的行动者、运行机制、网络特征等方面对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过程进行具体分析,揭示公民网络参与对政策过程不同阶段构成的影响。而在网络参与的另一端,面对来势汹涌的网络民意,作为政策制定和执行主体的政府需要做出回应。网络参与具有双重效应,对政府管理来说既构成巨大挑战又发挥积极作用。在网络参与初期,政府主要采取监控为主的应对措施,而随着对网络参与认识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和政治领导人不再视网络参与为洪水猛兽,而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心胸直面网络民意,应对网络参与的策略从严格监控逐渐转变为积极回应和主动引导,政府应对方式的变迁体现为由堵到疏的政策学习过程。通过对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背景、途径、阶段及政府应对的详细考察,本文得出结论：网络民意和政府态度是影响公民网络参与的核心变量,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大众传媒、社会组织、知名人士等是外围变量。政府和政治精英的态度是影响网络参与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本文根据网络民意和政府态度的不同划分出高效型、低效型、倒逼型、孤立型、受阻型和公敌型等六种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基本类型；根据网络参与发起主体的不同区分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参与机制；基于实证案例的考察,抽象出公民网络参与政策议程、政策方案与政策执行的叁种参与模型,对导论中所建构的过程模型进行了修复与拓展。虽然当前公民网络参与对公共政策过程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但是其纵深发展仍然面临若干困难和瓶颈的制约：网络参与存在代表性结构失衡；互联网自由、开放等特性容易滋生无序网络参与；充斥于互联网上的西方意识形态和多元价值观有瓦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危险；作为新媒体的互联网容易诱发网络参与出现“沉默螺旋”和“反沉默螺旋”效应；网络参与过程中可能产生群体极化等非理性群体心理。要推动公民网络参与的良性发展,本文提出制度、法律、道德叁位一体的优化建议：要构建公民网络参与保障体系,缩小网络数字鸿沟、提升政府网站和政务微博水平、加强对网络参与的回应；要推动公民网络参与立法进程,保护公民网络言论自由权；要塑造公民网络参与伦理道德,倡导网络参与道德自律、培育公民网络参与精神、建构网络时代行政伦理。近十年的公民网络参与实践证明了现阶段在我国政府与公民完全可以通过互联网上的交流、协商与合作实现良性互动,为构建更加民主的决策过程和公共治理而共同努力。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当前的网络参与往往由政府主导,网络参与的积极功能尚未充分发挥。本文认为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过程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依托较为成熟的网络社团,实现一定程度的网络直接民主,建立覆盖公共政策全过程的公民网络投票制度,切实保障公民参与权。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有效的网络参与我国公共政策的民主基础将更为宽广,距离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目标将更为接近。
刘必荣[10]2011年在《大众传媒公众参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大众传媒在世界各国社会与政治发展中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在信息化时代,大众传媒正以令人惊叹的力量全方位地影响政治过程。大众传媒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政治民主化、现代化建设今天,公众参与需要借助传媒的力量实现对公共议题处理的公开和透明。从逻辑上来说,民主政治发展需要公众参与,公众参与需要大众传媒为平台。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媒体通过信息的收集、传播,提供了公众了解政府决策、参与决策制定、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途径,同时,通过媒体也保证了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民主性,增强了公共决策的可行性。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公众参与也塑造了新的公民品格,激发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意识,也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虽然大众传媒在公众参与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仍然存在大众传媒在公众参与过程中的缺乏明确的角色定位,大众传媒参与的真实性,公民社会组织媒体呈现的缺失,媒体动员与信息不对称,大众传媒参与的社会环境等一些问题。因此,要提高大众传媒在公众参与中真实作用的对策,必须明确大众传媒的角色定位,充分协调公众、市场、政治叁大领域的合力,改变传统的政策制定模式,防止政策制定成为政府的“独角戏”,让政策制定的主体向多元化发展,特别是明确大众传媒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及其角色的定位。对公众网络参与进行规范,规范公众网络参与,提高公众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加强传媒信息的对称性,应转变政府观念,提高政府对信息公开重要性的认识。必须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完善,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上升到法律层面,对公众的知情权,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方式和程序,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责任以及法律救济机制都进行明确说明,应制定《隐私权保护法》。完善信息公开制度的监督机制,要建立责任监督制度和公开评价体系,加强各级政府网站建设,保证信息公开的质量。并努力营造良好和谐的社会环境,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 大众传媒的公共政策参与[D]. 路俊卫. 武汉大学. 2010
[2]. 协商民主理论视阈下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研究[D]. 许阳. 东北大学. 2014
[3]. 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研究[D]. 郑涛. 华东师范大学. 2013
[4]. 互联网背景下的区域传播力提升研究[D]. 谢念. 武汉大学. 2015
[5].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大众媒体功效研究[D]. 聂静虹. 武汉大学. 2009
[6]. 大众传媒及其理论与政府决策[D]. 孙珏. 上海师范大学. 2003
[7]. 风险社会的责任担当问题[D]. 钱亚梅. 复旦大学. 2008
[8]. 大众传媒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D]. 梁庆婷. 中国矿业大学. 2011
[9]. 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研究[D]. 王法硕. 复旦大学. 2012
[10]. 大众传媒公众参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D]. 刘必荣. 湘潭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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